在吐蕃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事实，即从公元七世纪迄至十三世纪以前，吐蕃文明无论在地域、种族和文化上都强烈地表现出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这一东向发展趋势，实际上标志着十三世纪以前，吐蕃文明始终不断地在向其东部的中原文明倾斜和靠拢。可以认为，十三世纪西藏文明向中原的归属，即西藏与元王朝隶属关系的形成绝不是偶然和凭空发生的，它应是自公元七世纪以来，吐蕃文明不断向东发展、不断与其东部的文明（以中原王朝为主体和核心的文明）发生碰撞、交流，影响和融合后所产生的一个最终和必然的结果一吐蕃文明所以会采取东向发展的轨迹并最终汇入中华文明体系，显然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地缘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下面，本文将着重就地缘因素在吐蕃文明东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吐蕃文明的东向发展轨迹

　　公元七世纪初，自吐蕃王朝崛起于西藏高原后，就迅速不断地向其四围地区展开了强大的武力扩张。这种武力扩张活动到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灭亡为止，延续了将近两百余年时间。这种向外的不间断的武力扩张，不仅使吐蕃从一个初期势力仅限于西藏高原的新兴王朝一跃而成为统治疆域辽阔，势力空前强盛并足以与中原唐王朝相抗衡的强大的高原王朝，同时还将青藏高原辽阔地区的众多部落和部族首次在政治、军事上连结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为后来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地域和文化的基础。假如我们把吐蕃王朝向外进行的长达两百余年的武力扩张视为是吐蕃文明在文化上和空间上的扩展那么很显然，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吐蕃的文明主要是采取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轨迹。这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吐蕃向外扩张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绝大多数是在与东面的唐朝之间进行的。不仅吐蕃向东部地区和西域的扩张战争主要是以唐为对象而进行，就是向中亚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吐蕃与唐的争夺。事实上，唐朝成为吐蕃王朝向外进行武力扩张的主要对象。

　　二、吐蕃王朝向外扩张的结果，主要导致了其版图的东向扩展。吐蕃王朝初期，其势力范围大体仅相当于今天西藏高原的范围。当时，在吐蕃东北外围地区，今青海一带有强大的吐谷浑部落；在其东部方向的横断山脉区域则为党项、白兰等诸羌部落所盘据；在其东南方向即今滇西北一带）则是西洱诸蛮的势力范围。然而，随着吐蕃势力的强有力扩张，到八世纪初叶，这些原分布于吐蕃东部外围地区的以吐谷浑及党项、白兰诸羌为首的众多部落和部族均被吐蕃征服，并沦为吐蕃属部，它们的原有领地，即从甘青到横断山区的川西高原及滇西北一带的辽阔地区均并人吐蕃疆域。八世纪中叶，吐蕃又乘唐朝发生“安史之乱”、边防空虚之机，联合南诏、回纥诸部大举东进。数年之间，攻陷唐的西北数十州，唐的河西、陇右完全为吐蕃占领。随后吐蕃军队攻破凤翔、耶州（今陕西彬县），进逼长安，唐代宗仓皇出逃陕州。763年，吐蕃大军攻入长安，立金城公主之弟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至此八吐蕃的东向扩张达到了最高峰。在从长安退出后，吹着又南下联合南诏军队，先后攻破唐藁（西昌）、松、维（理县东）、保等州，占领了剑南西部的大片地区。公元783年。唐不得已同吐蕃订立清水会盟，双方重新划定边界。大体将黄河以北贺兰山区划作闲田（即缓冲区），黄河以南从六盘山、陇山，沿泯江、大渡河，南抵磨些诸蛮（今云南丽动地区）划线，以东属唐朝，以西属吐蕃。这条新边界的划定，意味着唐朝已被迫放弃西北的大片领土并正式承认了吐蕃对河陇地区的占领。这样，吐蕃的东部版图获得了空前扩展，其东部疆域大体包括了今青海的全部、甘肃大部、陕西西部、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等辽阔地区。显然，吐蕃向东部地区扩张所获得的辽阔版图是它在其它任何方向上的扩张所无法比拟的。

　　三、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在吐蕃周边的所有国家或政权中，以吐蕃同东面唐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最为密切。据谭立人、周原孙《唐善交聘表》统计，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唐蕃之间使臣交往共计290余次，其中蕃使180余次，唐使100余次①。假如以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首次遣使入唐到846年吐蕃王朝灭亡的共2 13年来计算，那么，唐蕃之间差不多平均8个月就有一次使臣往来。这种使臣往来的频繁程度显然是吐蕃同周边其它任何国家和政权之间都无法比拟的。唐蕃之间频繁的使臣往来，既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包含了很大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成份。因此，它充分表明了吐蕃文明向中原文明倾斜的东向发展趋势。

　　从吐蕃王朝灭亡到十三世纪，吐蕃的文明也仍然持续地采取了东向发展的轨迹。这主要表现在吐蕃王朝灭亡后，由于大量吐蕃部落在甘、青和川西高原一带（即原吐蕃王朝的东部地域）扩散和巩固，并先后形成了凉州六谷部和角厮罗等吐蕃割据政权；同时由于公元十世纪藏传佛教“后宏期”兴起，藏传佛教不断由吐蕃本土向甘、青和川西高原一带传播和渗透。所以，迄至宋代，甘、青和川西高原一带都最终成为了吐蕃文明圈。此外，这一时期吐蕃地区与中原汉地之间所兴起的大规模茶马贸易，也日渐成为联结中原与藏区的重要经济纽带，从而加速了吐蕃文明的东向发展。

　　那么，自七世纪以来吐蕃文明为什么没有采取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的轨迹？而是恰恰采取了向东发展的轨迹？这与吐蕃文明所处的地缘环境显然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二、向东倾斜的地形均海决定了吐蕃文明东向发展的可能性员大

　　众所周知，七世纪初叶，吐蕃王朝大抵是以今天西藏的地域范围为基础而向外进行扩张的。因此，西藏本身的地形环境必将对吐蕃王朝的扩张产生较大的制约和影响。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在地理单元上隶属于东亚地形板块。西藏的总体地形构造是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逐渐向东南倾斜。从西北向东南依次形成了三个地形阶梯：

　　一、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约占西藏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

　　二、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脉以北。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

　　三、藏东峡谷区即藏东横断山脉和三江流域地区。此地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下。

　　令人注目的是，西藏这种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并依次形成三级阶梯的地形构造，与整个中国的地形构造非常近似，而西藏又恰好处于中国由西向东倾斜的艺大地形阶梯中最高一级阶梯一青藏高原的中心地带，因此，西藏这种地处东亚地形板块的最西端、面向内地并向内地倾斜的地形构造，使它在地理单元上天然地与中国成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二者属于同一个地理单元。

　　毫无疑问，西藏这种由西向东倾斜并与中国处在同一个地理单元的地形构造，对于吐蕃文明的东向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这种自西向东倾斜的总体地形构造，导致了吐蕃西部、南部和北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封闭。吐蕃的南部和西部边境都横卧着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一喜马拉雅山脉，山脉全长2400公里，宽200～300公里，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喜马拉雅山脉在吐蕃南部和西部与之接壤的天竺、泥婆罗等邻国之间构成了一道巨大的、难以逾越的地形屏障，从而使吐蕃势力向南、向西的发展受一到严重扼制。而吐蕃的北部边境则有自西向东横亘的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平均海拔6000米左右，其南侧与平均海拔近5000米的藏北高原相连，北侧则以巨大的高差俯临辽阔的塔克拉玛于沙漠，高出沙漠约3～5千米，有如一道巨大的高墙耸立于藏北高原的北端，形成了天然的地形屏障。加之昆仑山南北两面分别延绵着辽阔、于旱的藏北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所以，在吐蕃北部同样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形环境。

　　与南部、西部及北部相对封闭的地形环境相反。由于自西向东倾斜的地形构造，吐蕃的东部边境则明显地呈现出相对开放的地形环境。首先，在位于吐蕃东南部的河谷区分别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大河从吐蕃本土向东南流向横断山区，这些河道实际上成为从吐蕃东南通向内地的天然通道。正是这些通道使吐蕃势力能够居高临下，沿河道轻而易举地进入今天的川西和云南地区。其次，在吐蕃的东北边境，虽有海拔6000余米的唐古拉山脉构成西藏与青海在地形上的分界线，但因唐古拉山脉南北地区本身地势较高，因而降低了唐古拉山的相对高度，同时由于唐古拉山口海拔仅为5220米，翻越唐古拉山并非特别困难。因此，从其东北方向翻越唐古拉山进入青海地区，同样成为吐蕃向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此外，吐蕃东部边境相对开放的地形环境，还表现在与吐蕃东部边境相连的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都属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范围，这样，从吐蕃东部边境向东延伸的地形基本上是处于同一高原整体，但又逐渐向东斜倾的缓坡。因此，无论从吐蕃东南方向沿三江河道进入川西高原和滇西北高原，还是从吐蕃东北方向翻越唐古拉山进入青海，都远没有从吐蕃南部和西部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泥婆罗和天竺以及由北部翻越昆仑山进人中亚和西域那种巨大的地形高差，这表明，吐蕃文明向东发展的地形条件要远比其向南、向西和向北发展的地形条件有利得多。

　　为上述周边地形环住所决定，在吐蕃时期，西藏与外部的交往主要有以下四条交通路线：

　　（1）东南路线：从藏东河谷区经康区通往四川及云南的南诏3。

　　（2）东北路线：从东北方向越过唐古拉山，经青海湖，通往内地、回纥及西域东部等地。

　　（3）西北路线：越过昆仑山，通往于阗、喀什噶尔、库车、北庭，并越过阿姆海，到达勃律河（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河）、卫密和拔特山，再到粟特（布哈拉以及撤马尔于等地），以及通往克什米尔和印度西北部地区。

　　（4）南部路线：向南翻越喜马拉雅山5通往尼泊尔和印度的东北部地区。

　　在以上四条主要交通路线中，以通往内地的东南和东北两条路线最为便利，因而它们事实上也成为吐蕃王朝时期使用最频繁的两条路线。以东北路线而言，此路线翻越唐古拉山即进人广袤、平坦的青海草原，由此经青海湖向东，可通往河陇诸州及唐都长安，向西可进入西域，向北则通往回纥。 所以，东北路线不仅成为吐蕃军队长期进犯唐的河陇诸州乃至攻略长安的主要交通命脉，而且也是吐蕃王朝同唐朝频繁争夺西域并北联回纥的重要通道。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考证，在吐蕃王朝时期，吐蕃对西域的经略更多的是使用了东北路线，而不是使用西北路线6。通往四川和云南的东南路线则大多是沿河道而下，亦甚为便利，且东南路线还包含了众多的子路线。例如。由东南路线通往四川的道路即主要有南、北两道。北道由松州、维州（大体相当于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南道由湾州、黎州、雅州（大体相当于今川藏公路的南线）7。任乃强先生认为“吐蕃初与唐接，自松州始，其军往来皆从康区”8。由东南路线通往四川的南、北两道，实际上成为吐蕃征服党项等众羌部、经营西南并长期进犯唐朝西南边境的主要通道。由东南路线通往云南南诏也有东、西两路。东路是沿金沙江而下，于今云南丽江塔城“以铁索跨漾水、清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9《蛮书》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百口将来博易”10，即指此路。西路则取道高黎贡山以西河谷，《蛮书》称“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往往有吐蕃至赕贸易，云此山有路、出赞普牙帐不远”11可见，这两条由东南方向通南诏的路线，既是吐蕃向云南发展、征服南诏并长期与之结盟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双方贸易往来的孔道。

　　由于东北和东南路线都同是吐蕃向东通往内地的两个主要通道，因此，这两条路线还相互联系、彼此沟通。当时，由长安通逻些的一条主要道路即横跨和利用了东北和东南两条路线。此道由长安经宝鸡、天水、文县、松潘进入康区，由康定沿河谷西行，抵金沙江河谷，再经邓柯进入青海，经玉树及通天河河谷，逾唐古拉山口，经黑河而至拉萨。由于此路线既避开了北面昆仑山山险，又避开了东面横断山脉的险隘，故成为当时吐蕃对唐用兵及双方使臣往来的重要通道。有人认为，文成公主人藏即是经此路线12。毫无疑问，由西藏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所构成的向东通往内地的极为便利的交通路线以及由这两大路线相互交汇和沟通而形成的交通网络都充分体现了吐蕃东部地形环境的开放特点，从而为吐蕃文明的东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缘条件。

　　与东北路线和东南路线相比较，吐蕃的西北路线和南部路线却要相对封闭和困难得多。经拉达克的西北路线，虽是吐蕃通往西域西部、中亚和天竺西北部的重要通道，但因此路线须穿过辽阔的中亚沙漠干旱区，沿途多为荒漠无人之境，且路程遥远，所以，在通行上远不如东北和东南路线便利。公元八世纪初，吐蕃虽经由此道，实现了对葱岭以西的小勃律等二十余中亚小国的统治，但当747年，唐高仙芝率步骑万余人远征小勃律之际，吐蕃终因路途遥远、援兵不至而丧失对小勃律等中亚小国的控制13。吐蕃势力最终未能有效地向中亚发展，而仅仅在中亚建立过短暂的统治，这除了因受到唐和大食势力的扼制外，其西北路线的遥远和不利通行显然也是重要原因。通往泥婆罗和天竺东北部的南部路线同样较为困难。此路线为横越喜马拉雅之山道、地势高峻，终年积雪，沿途多为人迹罕见的不毛之地，加之山道狭隘，崎岖险恶，通行极为困难，大规模的通行则更为困难。在吐蕃时期，强大的吐蕃王朝对其南部近在飓尺的小国泥婆罗并未实现如同对东部的吐谷浑、党项那种直接的占领和统治，而仅以臣属国的形式实行羁靡统治，这可能与双方在地形上较为隔绝和交通条件上的限制也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吐蕃的总体地形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从而导致了其东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开放以及其南部、西部和北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封闭，进而决定了其东部方向的对外交通极为便利而其南部、西部和北部方向的对外交通则较为困难，因此也决定了吐蕃文明向东发展的可能性要明显地大于其向南、向西和向北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吐蕃自西向东倾斜的地形构造及由此所决定的交通条件还仅仅只能说明吐蕃自身的地形条件为其文明的东向发展提供了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因为向东倾斜的地形及东部便利的交通条件并不等于其文明必然向东发展），那么，当我们把吐蕃放在一个更大的地理单元，即整个青藏高原乃至更大的地理范围之中，通过进一步考察吐蕃与其广大的周边环境之间在地理因素上的异同，我们就不难看到吐蕃文明的东向发展具有地缘上的必然性。

三、吐蕃文明的高原特点决定了其东向发展的必然性

　　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吐蕃本土所建立的吐蕃王朝，其初期的地理范围大体只相当于今天的西藏地区。但后来吐蕃王朝经过长达两百余年的武力扩张所占领和控制的地区以及吐蕃王朝灭亡后吐蕃文明逐渐扩散和分布的地区，则大体包括了今天西藏和青海的全部、甘肃大部、川西高原、滇西北高原及新疆南部部分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一辽阔地区正好与整个青藏高原的地理范围相重合。也就是说，自公元七世纪以来吐蕃文明由西藏高原向外发展的过程，其最终的结果是这一文明仅扩散于整个青藏高原地域，而基本上未超出青藏高原的范围。这一突出现象表明，高原环境因素对于吐蕃文明在空间上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西藏本身是青藏高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地理单元上与整个青藏高原是一个天然的整体。而西藏的地理位置又恰好处于青藏高原的西端，因此，环绕于西藏东北、东部和东南的整个外围地区，即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一带实际上都是青藏高原的东延部分，都属于青藏高原的地理范围。这种状况，决定了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东部广大外围地区的地理环景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藏与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和滇西北高原都同属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同其周边的外围地区相比，它们基本上是一个处于同一水平高度但又略微向东倾斜的高原整体。

　　二、西藏与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都同属于高原气候带。其特点是温度低，气温年差较小、太阳辐射强以及垂直分布现象显著等。这一地区的高原气候带又可进一步分为能寒带、高原亚寒带和高原温带，除唐古拉山至昆仑山之间的北羌塘地区是年日平均温度低于10℃的高原寒带外，另外两个气候带即高原亚寒带和高原温带都横贯于西藏及其东部的广大外围地区。如高原亚寒带气候区即包括了西藏冈底斯山以北的南羌塘地区、青海的南部及甘肃的祁连山区。该区每年≥10℃的天数少于50天，年降水量东部600～800毫米，中部400—700毫米，西部及祁连山区为100～300毫米。高原温带的分布地区则更为广泛，包括了西藏的阿里地区一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藏东峡谷区、川西地区、青海中部及柴达木盆地，该气候区每年≥10℃的天数在50天以上，海拔较低处可达150～180天。年降水量差异较大，从川西高原的500～1000毫米到柴达木盆地的50m毫米以下。，

　　三、由于西藏与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都处于同样的高原环境，同样的高原气候带，因此，它们在自然生态方面也基本接近。它们不仅都属于高山始成土一干旱土壤区，同时也都属于高寒植被区。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四个植被带，即高寒荒漠带、高寒草原带、高寒灌丛草甸带和山地寒温性针叶林带。除西藏阿里一昆仑山地一带属于高寒荒漠带外，其余的三个植被带都同样横贯了西藏至甘青及川西北等东部外围地区，表明西藏与其东部外围地区在生态植被上大体趋于一致。此外，整个青藏高原的动物群也都属于高地森林草原的草甸草原、寒漠动物群，除高地寒模动物群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地区外，其余的高地草原草甸和高地森林草原等两个动物群的分布，也都同样横贯了西藏及其东部外围地区，说明西藏与甘青和川西高原等地区在动物生态方面也有较大的一致性14。

　　如果说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东部广大外围地区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那么与之相反，假如我们将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南部和西北部外围地区的地理环境进行比较，则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在西藏南部外围地区主要有尼泊尔、印度等国，尽管它们都同西藏接壤，但它们却处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南亚地形板块，属于与西藏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南亚板块属濒临海洋的亚洲湿润地区，因受到印度洋热带季风的强烈影响，该地区无论是气候及自然生态都与西藏自截然不同。以尼泊尔而论，该地虽号称“高山之国”，但其整个地形是从北向南急骤下降，除北部喜马拉雅山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外，其余70％～80％的地区海拔都在3000米以下，其中南部的特赖平原海拔仅300～600米，首都加德满都海拔也仅有1300米，所以尼泊尔基本上不具备西藏那样的高原地形环境。此外，尼泊尔属山地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中亚寒潮南下，加之受到东南季风影响，故其气候温暖而潮湿，雨量极为丰沛，一年仅分热、雨、寒三季。同时丰沛的雨量又在该地形成了丰富的植被和茂密的森林以及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并有犀牛、大象等亚热带动物15。由尼泊尔向南进入印度，则海拔高度进一步下降，恒河流域平原海拔仅200米，即便是印度德干高原海拔也只有300～800米。恒河流域属季风型亚热带森林气候，气候炎热潮湿，降雨丰沛，最热月平均温度高达25℃～35℃，最冷月平均温度也多．在10℃以上，故其气候和自然生态环境与西藏的差异更为显著改16。

　　西藏的西北部外围地区，主要是以今克什米尔为中心的中亚地区，这一带的地理生态环境同样与西藏存在着较大差异。克什米尔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西缘，与青藏高原属于不同的地理单元。它虽有许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但却是一个多谷湖的地区。因谷地多垂直下切，海拔较低，故山谷地带往往碧绿如茵、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冬暖夏凉，构成了与西藏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区。同时克什米尔的气侯介于南方亚热带和北方内陆草原气候之间，较西藏温暖湿润，生产水稻、小麦、烟草、茶叶等，并有大象、水牛等亚热带动物17，足见其气候及地理生态环境与西藏的不同。

　　由上可见，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东部广大外围地区基本趋于一致，而与其南部和西北部外围地区则存在着较大差异。按照生态人类学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总是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相联系。而且一般说来，一种整体文化（指文化因素）往往更容易在与产生这种文化相似或相近的地域环境中得到传播和发展，而不宜向与其差异较大的地域环境中传播和发展。吐蕃文明是在独特的高原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高原文明，这种文明自身无疑具有很强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和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这首先集中表现在作为其文明主体的人的方面。这一点，我们在有关吐蕃的文献记载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向陇西及关内一带的军事进攻，往往是“恒以秋冬，及春〔夏〕则多遇疾而退。是来也，方盛暑而无患”。《新唐书·吐蕃传》亦载：“吐蕃盗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公元763年，吐蕃攻陷长安的季节即是冬季十月至十一月之间18。公元787年，吐蕃军队再度威逼长安，并大掠研阳、吴山、华亭（今陕西）一带，其季节也是在秋季的八月至九月19。这就是说，吐蕃在陇西到关内一带（甘肃东部及陕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已明显受到季节的限制。原因是吐蕃人世代生活于海拔 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他们在生理上具有适应高寒气候的一系列特点。这主要表现于他们的“皮肤厚且致密，毛孔、汗孔并甚稀少，皮下脂肪发达，以是故能耐寒耐燥，而不宜于温湿地方居住。”20而由陇西向东的关内一带因海拔高度大幅度下降，春夏季气温普遍较高。如关中平原一带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其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普遍在24℃以上，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5上。即便是陕北高原区，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也在22～24℃。这对习惯于高原环境和干燥寒冷气候的吐蕃人显然难以适应，故多“遇疾疫而退”。吐蕃王朝后期，为克服气候不适和季节限制，曾一度采取启用汉人充军的办法，“及得唐俘，多厚给产、质其孥，故盛夏入边。”21但这一措施毕竟受到各种限制，况且汉人组成的军队不可能成为吐蕃完全信赖和依靠的军事力量。因此，吐蕃以其所拥有的强大军事实力虽曾攻占过唐都长安。但最终却未能象后来的蒙古和满族那样逐鹿中原，这与吐蕃文明自身的高原特点及对非高原地区的不适应性显然够大关系。

　　既然吐蕃向陇西以东及关内地区的扩张已明显受到季节和气候等地理因素的限制，那么，吐蕃向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扩张则面临着完全相同的情形，而且其所受到的气候和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则更为显著。南亚地区属非高原地区一其自然生态环境与西藏存在着巨大差异，且气候炎热潮湿，难以为高原人的生理特点所适应。在吐蕃王朝时期，吐蕃军队曾两度攻人过恒河流域地区。一次是公元648年，唐以王玄策率使团出使天竺，遭天竺劫掠，吐蕃以此为契机，“发精锐一千二百人，泥婆罗国发七千余骑”22，向天竺发起进攻。这次南攻天竺，名义上是助唐的军事行动，但实质应是吐蕃借助唐的声威，率其属国泥婆罗独立地向南亚进行的一次武力扩张。史载吐蕃这次出击，一直打到天竺乾陀卫江（今恒河）沿岸，“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23“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24。吐蕃第二次进攻天竺是赤松德赞在位期间。据《贤者喜宴》和《巴协》记载，此次吐蕃军队远征天竺王，一直进兵至恒河两岸，使天竺王向吐蕃俯首称臣25，吐蕃军队在恒河岸边树碑以纪武功后班师回朝。很显然，吐蕃两次向南亚的扩张在军事上都获得了极大成功，且大有所向披靡之势。然而，吐蕃以其对南亚地区所拥有的这种绝对的军事优势却并未导致它对该地区的控制，吐蕃这两次进兵，均旋即退兵而未能实现对征服地的占领和统治，最直接的原因显然在于吐蕃军队无法适应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及其自然生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吐蕃对其南部弱小邻国泥婆罗也仅将其作为属国而实行羁糜统治，同样未进行实际的占领，这恐怕也与当地的气候等地理因素有关。泥婆罗气候虽不及天竺炎热，但因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降雨丰沛，这对生活于干燥高寒环境的吐蕃人同样较难以适应。此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亚地区的气候与生态环境也同吐蕃有较大差异，它的气候同样为西藏人所不适应。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公元十世纪末，仁钦桑波受耶歇斡委派，率僧徒二十一人前往克什米尔学佛，“但是由于西藏人不适应克什米尔的气候，只有两人仁钦桑波与玛雷必喜饶回到阿里，其余的人都死在克什米尔了。”26因此，吐蕃王朝之所以未能有效地向中亚扩张，除了受到唐与大食势力的扼制以及交通相对不利等原因外，气候及生态环境的限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吐蕃向南亚、中亚乃至陇西以东的中原地区的扩张都受到气候及地理生态环境的限制，那么，吐蕃由其本土向东部广大外围地区即甘青、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一带的扩张，则完全不存在任何地理因素的限制。前已论及，吐蕃文明是产生于独特的高原环境中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自身具有很强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和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由于西藏的南部、西部及北部外围地区都属非高原地区，它们的气候、地理生态环境和海拔高度都与西藏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吐蕃文明在地缘上明显地具有向这些地区发展的不可能性。而西藏东部广大外围地区，即甘青、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一带，无论是气候、海拔高度或自然生态环境都与西藏大体趋于一致，它们均同属于青藏高原这一整体地理单元。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吐蕃文明向东而不是向南或向西发展，主要是为其自身的高原特点和它所面临的周边地严环境所规定。同时，这种规定反过来也限制了吐蕃文明发展的地域范围。虽然吐蕃的文明曾在空间上全方位地向外进行扩展并力图超越青藏高原的地理界线，但最终结果却仅仅是使其文明扩散于整个青藏高原地域，基本上未越出青藏高原的地域范围。吐蕃文明在空间上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受到自然环境的规定，关键在于这种文明自身所固有的和无法克服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与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可以说，正是这种高原适应性特点及其所面临的周边地理环境，最终从地缘上决定了吐蕃文明向东发展的必然性。

　　注释：
　　1谭立人、周原孙《唐善交聘表》、《中国藏学》，1990年2期。
　　2，4 （日）佐藤年《唐代青海、拉萨间四道程》《东洋史研究》第别卷第1号，1975年
　　3 P·伯希和《西藏古代史》，巴黎，1961年版。
　　5见《释迦方志·遗迹篇》所载从河州通吐蕃一道至泥婆罗国的路线。
　　6（日）森安孝夫《吐蕃在中亚的活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劳江泽 西藏人民出版社沙1986。
　　7 任乃强、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M）《西藏研究》1982年2期。
　　8 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民族研究通讯》》1980年
　　9 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一“褒赐”第二十三。
　　10，11《蛮书》卷七。
　　12 黄显铭《文成公主人藏路线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1期，《文成公主人藏路线再探》》，《西藏研究》1984年期。
　　13《旧唐书》卷一四O（高仙芝传）。
　　14见《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第二章《中国气候特点》，第八章《中国的植被和植物区系》，第九章《中国陆栖脊椎动物地理》和第十七章《青藏高原地区》。中国科学出版社，i985年版。
　　15 （尼泊尔）N·B·塔帕、D·P·塔帕《尼泊尔地理》，杭州大学外国地理翻译组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7年。
　　16《世界地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
　　17 B·A·普利亚尔金《克什米尔》，乐铸译，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
　　18《资治通鉴》卷223，《唐纪》39，广德元年条。
　　19《资治通鉴》卷229，《唐纪》9 9，贞元三年条0
　　20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
　　21《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22《册府元龟》卷973 《外臣部·助国讨伐》。
　　23《资治通鉴》卷199（唐纪）15，贞观二十二年条。。
　　24《旧唐书》卷 198《西戎传·泥婆罗》。
　　25见《巴协》，佟锦华、黄布凡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P39
　　26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P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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