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藏早期文明的布局与象雄、雅隆、苏毗三大部落的形成

　　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考古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致情形，那么，与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相对应，西藏高原的历史及社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呢？

　　必须承认，要对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前的西藏高原历史进行深入探讨，目前仍存在一定困难。这主要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藏文文献史料不仅相对匮乏，而且因其大多带有较浓厚的传说色彩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一批藏文古籍的整理、发表，使得藏学界对吐蕃王朝以前西藏历史的研究也随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因而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我们不妨依据已整理发表的藏文史籍的记载，对这一时期西藏高原的历史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小邦时代”

　　通常，在论及新石器时代以后吐蕃王朝以前西藏高原的历史时，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聂赤赞普降世做“吐蕃六牦牛部”首领谈起。事实上，从大量藏文古籍提供的证据来看，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西藏高原的历史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从“小邦时代”逐渐到象雄、吐蕃、苏毗三大部落联盟形成的发展、演变过程。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递变的呢？

　　众所周知，一般而言，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期大体属于母系氏族时代，而父系氏族时代则大致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金属工具的出现相对应。西藏的金属时代，据童恩正先生推测，大致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见《文物》1985年9期。）但从最近拉萨曲贡遗址中已发现青铜器来看，西藏青铜工具出现的时代还应提前。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典籍《五部遗教》、《四洲之源》和《贤者喜宴》等在叙述西藏“王政”统治前的“十个时代”或“七个时代”时都曾谈到金属器械的出现，这恰好与考古发现相吻合。也就是说，从那时起，西藏高原的一些地区已开始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参见褚俊杰《试论吐蕃从部落制向国家制的过渡》，见《西藏研究》1987年3期。）

　　关于西藏文明的源流，《汉藏史集》和《贤者喜宴》叙述了如下演变序列：首先是猕猴变人，然后因谷物分配上产生不和而分成“四氏族”、“六氏族”及各具特征的“四种人”，接着便是玛桑九兄弟即《贤者喜宴》所说的“玛桑九族”统治。（《〈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报》1980年4期。）“四氏族”、“六氏族”和“四种人”等等，可能是指母系氏族的氏族部落血缘团体，而“玛桑九兄弟”统治则有可能已进入了男性统治的父系氏族时代。

　　在进入父系氏族时代后，西藏社会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小邦”时代。《汉藏史集》即记载在“玛桑九兄弟”的统治之后，西藏出现了许多“小邦”，一开始有“二十五小邦”，后来又有“十二小邦”及零星的“四十小邦”。（《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81。）《贤者喜宴》也记载最初有“十二小邦”，后来发展成“四十小邦”。《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在记载聂赤赞普以前的西藏社会时，也谈到“在此之前状况，当初分散原局面即如此说。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家臣如此应世而出。”（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年铅印本。）这些所谓“小邦”，实际上是一些分散的、互不统属的部落和氏族。从《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列的小邦表来看，目前可考出地望的小邦大致有：
　　象雄——在今天的阿里地区，据本教传说，其都城为琼隆银堡，即今天阿里扎达县境内的琼隆。
　　藏——在娘若切卡地方，娘若即今天的年楚河流域。
　　罗昂——在娘若香波地方，娘若同上。
　　森波——在岩波，即今天拉萨河以北的彭波，朗日论赞时改名。
　　吉——在吉若，可能在今天的拉萨河流域。
　　贡——在贡地方，在今林芝地区境内。
　　娘——在娘地方，在今林芝地区的尼洋河流域。
　　达——在达地方，在今林芝地区境内。
　　亚松——在松地方，即后来的苏毗，在今唐古拉山南北一带。（参见褚俊杰《试论吐蕃从部落制向国家制的过渡》，见《西藏研究》1987年3期。）

　　由上可见，小邦的分布范围很广，几乎遍及了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贤者喜宴》还进一步记载了小邦情况：“这些小邦喜欢征战残杀，不分善恶是非，一旦获罪便投入监狱。四边之王（指汉地、印度、大食、格萨尔——引者）时常侵害，……（小邦）战胜不了他们，以至吐蕃地方兵员日减，欲迁徒往别处，各小邦又不允许，于是只好不住平坦大地而去占据坚实山崖，饮食不济，饥渴难忍，吐蕃地方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4期。）从这段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小邦时代”，实际上即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彼此弱内强食、各自为扩大势力而频繁争战的军事民主时代。此外，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各小邦已出现了自己的“王”和“大臣”，《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小邦表都列有十多个小邦的王臣名单；二是各小邦已出现了自己的“堡塞”，《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小邦表》载：“在各小邦境内，遍布着一个个寨”。这说明，在小邦时代，各小邦不仅已出现了与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恩格斯语），而且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地域中心——堡寨。这些堡寨最初大约是用于战争后目的，后来便发展成为都城一类的地域组织中心。我们知道，公共权力的确立与血缘组织向地缘织织（即按地区来划分居民）过渡是文明时代区别于氏族社会的两大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各地的小邦无疑已处于文明时代的边缘，有些小邦则可能已出现了国家政权的雏形。

　　西藏的小邦时代可能延续了相当长时间，假如我们以金属工具的出现作为西藏父系氏族阶段军事民主制时代的开端，那么，小邦时代则有可能延续了四五百年时间，即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五六世纪。当然，不可否认，有些小邦存在的时间更长，一直延续到吐善“王政”统治建立之后。

　　二、象雄、吐蕃、苏毗三大部落联盟的形成

　　在经历小邦时代各小邦之间的长期争战和兼并之后，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西藏高原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三个势力较大的部落联盟，它们分别是象雄、吐蕃。苏毗。这三大部落联盟显然是在不断征服和兼并各小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之中，形成年代最早、历史最古老的要算象雄。
　　（一）象雄部落联盟
　　在小邦时代，据《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列当时比较著名的“十二小邦”中，就已经出现了象雄。这说明，象雄可能是以原“象雄小邦”为基础，在不断兼并和征服周边其它小邦之后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落联盟。同时，象雄也无疑是继小邦时代之后而在西藏高原出现的一个时间最早、统治地域辽阔、势力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象雄最初的地域，据藏族本教学者格桑丹贝见参所著《世界地理概说》记载分为三部，即今天的阿里、拉达克等地为“内象雄”；卫藏等地为“中象雄”；多康等地为“外象雄”。虽然古象雄王室的势力是否曾扩展到这样广阔的地域目前还缺乏证据，但象雄的范围最初包括今天西藏大部分地区则大体可信。也就是说，象雄的势力范围最初可能包括了后来吐蕃部落的一些地区。但在吐蕃部落兴起后，这些地区遂为吐蕃所统治，使象雄的疆域随之缩小。故《世界地理概说》载中象雄“东面和蕃接壤，有时也受蕃的管辖。”加之后来苏毗部落的崛起，切断了象雄王室与东部象雄（多康地区）的联系，这样，后来的象雄就主要只限于今天阿里和克什米尔了。汉文史书称象雄为羊同，《册府元龟》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一》。）这里反映的显然是吐蕃部落兴起后的象雄疆域情况。从“大量的象雄语存在于现在的拉达克、库纳瓦里以及旧时西藏西部地区”（卡尔梅《本教历史及教义概述》，见向红笳、陈庆英译，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第一集，P47。）来看，也与吐蕃部落兴起后的象雄疆域大体吻合。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象雄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尤其是早期的象雄，大约只是一个较大和较松散的部落联盟。《五部遗教》称“一切象雄部落”，说明它是由众多的部落组成。《玛旁湖的历史》也记载，当时除象雄王室外，还有“象雄十八王”，并对每个王及其部落首府都有详细记载。象雄王辛绕的弟子辛唐玛俄杰曾做过十八王之一的赤怀拉杰的古辛相当于护身医）。可见，这十八王代表了彼此不相统属的十八个部落，但它们都臣服于象雄王室，这十八王后来可能陆续被象雄王室统一，因为史书中以后未再出现这十八王王位承袭的记载。

　　据本教传说，象雄的都城为琼隆银城，即今天阿里扎达县境内的琼隆。很明显，在吐蕃和苏毗两大部落联盟崛起以前，古老的象雄曾一度拥有以西藏北部和西部为中心的非常辽阔的疆域，并产生过极高的文明，它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字——象雄文，而且还成为西藏传统土著宗教——本教的发源地。因此，象雄可以说是自小邦时代之后西藏高原形成的最早的文明中心。毫无疑问，象雄所产生的高度文明，尤其是它的宗教与文化对后来的吐蕃和苏毗两大部落联盟都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二）雅隆吐蕃部落联盟
　　雅隆部落通常又称“吐蕃”或“吐蕃部落”，是继象雄之后在雅隆地区（藏南谷地）形成的一个部落联盟。早在雅隆部落以前，雅隆地区已存在六个小部落。《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说：“天神自天空降世，在天空降神之处上面，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赤顿祉共为七人，赤顿祉之子即为聂赤赞普。”接着又说聂赤赞普降世来做“吐蕃六牦牛部”的“王”。《第穆萨摩崖刻石》也说：“天神六兄弟之子聂赤赞普来主人间。”（王尧编《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P101。）这里的“天父六君”、“天神六兄弟”和“吐蕃六牦牛部”，显然都是指六部落而言。这六部落最初可能各自为政，无统一的首领（王），至聂赤赞普时，六部落产生了联盟的需要。《贤者喜宴》记载，聂赤赞普降世时，六族曾共同去迎接，这标志着六部落从此联合为一个整体。原来的“吐蕃六牦牛部”便成了“父王（聂赤赞普）的六族属民”。这样，聂赤赞普即成为雅隆吐蕃部落联盟第一代赞普，号“鹘提悉补野”，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50年。

　　聂赤赞普成为雅隆部落首领后，进一步扩大领地，“将努王所有小邦收为属民”（《＜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4期。）并建雍布拉岗堡，同时还大力引进和提倡本教，在雅隆地区建造了第一座本教寺院——雍仲拉孜寺。聂赤赞普之子木赤赞普也笃信本教，曾从象雄请来木卡布木布到蕃地传教，他自己也苦修“吉邦桑瓦”并获得共同与殊胜成就。至第七代止贡赞普时，本教在雅隆获得了很大发展，赞普身边的本教徒拉本（相当于经师）、古辛等人逐渐控制了相当大的权力，引起止贡赞普的恐惧，决心灭本。他下令说：“在这块土地上，容不下我的王权和你的本权，把本教徒全部驱逐出去。”南喀诺布认为，止贡赞普灭本的主要原因是慑于吐蕃的本教徒及作为其后台的象雄王室的威胁。可见，当时象雄是雅隆部落北方的一个强劲对手。
　　以后不久，止贡赞普被其手下属民杀害，雅隆部落陷入了内乱。经过十余年的斗争，止贡赞普的儿子恰赤赞普（布德贡杰）

　　重新恢复了对雅隆部落的统治。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雅隆部落逐渐强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说：“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如此应世而出，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面之首领，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鹘提悉补野之位势莫敌，最为崇高。”（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年铅印本。）这反映了雅隆部落联盟不断征服周边诸部落的发展过程。至第31代赞普达日年色时，雅隆部落无论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遂成为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一个强大部落联盟。
　　（三）苏毗部落联盟
　　苏毗位于雅隆部落以北，即唐古拉山南北一带。
　　早在“小邦时代”的“十二小邦”中，已有“亚松”小邦，即后来的苏毗。（杨正刚《苏毗初探（续）》，见《中国藏学》1989年4期。）但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苏毗曾长期受象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苏毗作为西藏高原早期的一支，始出现于历史舞台。据《红史》、《贤者喜宴》记载，雅隆聂赤赞普时，曾令蔡木田吉木杰征服了苏毗派本教师阿雍杰瓦，并占领了苏毗的部分领土。

　　苏毗的宗教文化同样受到象雄的强烈影响。据本教经典《集经》记载，最早将本教传到苏毗的是本教前弘期“世界六庄严”之一的苏毗人苟呼里巴勒。继他之后，木邦赛当、阿瓦东、木夏、卫噶等苏毗人皆热心致力

　　于在苏毗传播和发展本教，使苏毗成为当时除象雄之外的本教又一大中心。据《嘉言宝藏》载，当时雅隆悉补野部本教的若干仪轨就是经苏毗而介绍过去的。可见，当时苏毗的文化要比雅隆部落相对发达。

　　苏毗最初的地域中心是在襄曲河流域（即今青海玉树及川西北一带）（杨正刚《苏毗初探（一）》，见《中国藏学》1989年3期。），后逐渐向几曲河（即拉萨河）流域发展。至公元6世纪，以今拉萨迤北彭波为中心的苏毗王赤邦苏将居于今拉萨河下游一带的达甲吾乘其内讧征服。（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铅印本。）自此，苏毗空前统一，成为雅鲁藏布江北岸以今彭波地区为统治中心的一支强大的部落联盟。此时，苏毗的地域大约是东与今四川西部和昌都地区相接，北值突厥，西南境可能在玛旁雍湖与象雄相接，南方以雅鲁藏布江同雅隆悉补野部为界。（杨正刚《苏毗初探（一）》，见《中国藏学》1989年3期。）也就是说，至迟在公元6世纪时，西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南北草原地带的苏毗同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山南河谷地带的雅隆吐蕃和位于阿里及拉达克地区的象雄这三大部落联盟已形成三足鼎立、一争高下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显然是在小邦时代以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非常明显，在三大部落联盟中，象雄和苏毗均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北的藏北和藏西高原区，唯雅隆吐蕃是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南河谷地带。这种地域分布，决定了三大部落联盟彼此在经济类型上的差异。《册府元龟》称象雄“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一》。）

　　苏毗在汉文史料中又称女国。《隋书·女国传》载苏毗“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瑜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从这些记载看，象雄和苏毗显然都应属于游牧和狩猎型的部落，这与它们所处藏北高原气候高寒、草原广袤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宜的。与此相反，位于山南河谷地带的雅隆部落则有着较发达的农业，据《贤者喜宴》记载，雅隆部落第八代赞普布德贡杰在位时，就已“烧木为炭，熬皮为胶，冶炼金、银、铜、铁等，钻木为孔，制作犁和牛轭，开垦土地，引水入渠，犁地耦耕，二牛共轭，垦草原平滩为田亩，建筑桥梁，并创建墓制”。显然，雅隆地区当时的农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雅隆地区的农业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曲贡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双肩石铲、琢制石磨盘、穿孔石刀等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9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雅隆部落的经济类型大致是以农为主而兼有畜牧业。这样的经济生产类型，同样是与雅隆河谷地带宜于农业的自然环境相适宜的。

　　前面已经提到，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即西藏北部和中部地区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前者大体属于游牧狩猎性质的文化，后者则属于农牧性质的文化。根据象雄、苏毗、雅隆三大部落的地域分布及经济生产类型，我们大体可以将象雄与苏毗同分布于西藏北部和中部地区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相联系，或者说它们至少是属于以象雄和苏毗为主体的藏北游牧狩猎型部落的文化遗留。同时，我们也大体可以将雅隆吐蕃部落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相联系。因为在石棺墓中发现有农业生产工具及与农耕定居相联系的大量陶器生活用品，①这与文献中记载雅隆部落有农业生产的情况相吻合。而且，根据《太白济龙经》和《色尔尼》（又译《钥匙》）等藏文本教经典的记载，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吐蕃有“石片为棺”的葬俗，（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133。）《贤者喜宴》也说吐蕃部落在布德贡杰时“创建墓制”，说明雅隆部落可能很早就使用了石棺墓葬式。

　　毫无疑问，象雄、雅隆、苏毗三大部落联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从这三大部落的形成过程来看，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现象：即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并非出现于自然条件优越的雅隆河谷，而是出现于以象雄为中心的西藏西部和北部高原地区。也就是说，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产生于象雄，而不是产生于雅隆吐蕃部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首先，象雄文明在时间上早于雅隆吐蕃文明。在小邦时代，据《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列当时比较著名的“十二小邦”中，就已经出现了象雄。而当时雅隆地区则可能相对落后，因为二十小邦中没有雅隆地区的小邦。另据南喀诺布引用《玛旁湖的历史》的记载，象雄王室的承袭早在聂赤赞普以前就已经存在。据记载，目前所知最早的象雄王辛绕曾是象雄王室的王子，按其世系推算，辛绕比聂赤赞普高五代，约早200年左右。（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见《西藏研究》1985年2期。）从象雄最初所拥有的辽阔地域也不难看出，早在雅隆部落兴起以前，象雄就已经成为一个横跨西藏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十分强大的部落联盟。

　　其次，大量史料说明，象雄不仅先于雅隆部落而兴起，而且它是西藏最早的宗教——本教发祥地和最早产生文字的地方。象雄的高度文明曾对雅隆和苏毗等部落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据本教传说，在辛绕统治时，象雄就已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本教。辛绕本人被认为是本教的创始者和传播人。以后本教不断向周围地区传播，在聂赤赞普前，象雄的本教已经传到雅隆地区，用轿子抬着聂赤赞普登上王位的十二贤人就是本教徒，（《〈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4期。）说明当时雅隆地区已开始吸收象雄的文化。同时，与本教相伴随，象雄还出现了西藏最早的医学和星象学。辛绕教诫中的四门有夏辛、朗辛、楚辛和斯辛，其中每一门都有很庞杂的内容。如夏辛一门就包括卦、占、禳、星算和医学等五个方面，星算实际上就是西藏最初的天文学。象雄文字是我们目前所知西藏最古老的一种文字。从最初的本教经典都使用象雄文尔后才翻译成藏文以及今天有些本教寺院中还存有象雄文和藏文对照的本教经文及两种文字的对照词汇来看，（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见《西藏研究》1985年2期。）象雄文的产生可能与本教有密切关系。它最初可能是专门用来记述本教内容的一种文字。虽然象雄文产生的最早年代现已无从稽考，但从本教文献中记载辛绕既是本教的创始人，又是文字的创造者，可以推断在辛绕的时代象雄文已经得到使用。象雄文有可能是藏文的前身。

　　另外，苏毗的兴起虽晚于象雄，但在止贡赞普以前，苏毗则是除象雄之外的本教的又一大中心，雅隆部落的许多本教仪轨即是经由苏毗传播去的。由此可见，雅隆吐蕃部落不仅在兴起的时间上晚于象雄，而且其真正的强大并与象雄、苏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只是在公元6世纪的事。也就是说，在公元6世纪以前，位于西藏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象雄和苏毗，其文化的发展进程曾高于雅隆部落，并且是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只是从公元6世纪开始，这一文明中心才逐渐从象雄和苏毗转移到以雅隆吐蕃部落为中心的雅隆河谷和拉萨河流域一带。
　　那么，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为何产生于藏北和藏西高原地区，而不是产生于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雅隆河谷地带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众所周知，藏北高原为一系列浑圆而平缓的山丘组成，从丘顶到平地相对高差只有1～400米，其间夹杂着许多盆地和湖泊，整个地势开阔、平缓，草原广袤，是一处辽阔而巨大的天然牧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以从事游牧狩猎经济为主的居民群体和原始部落的活动场所。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些原始部落经常处在逐水草而居的流动迁徙之中。同时，藏北高原开阔、平缓的地理环境又为他们的流动迁徙提供了极大便利。这种由游牧生产方式和开阔的地形环境所决定的流动迁徙特点，使得藏北游牧部落彼此间的交往和融合相对要比雅隆地区以定居农耕经济为主的部落容易得多。因此，在进入小邦时代以后，藏北游牧部落之间的融合和兼并进程自然要比雅隆地区快。这可能是强大的部落联盟最早出现于藏北高原而不是出现于雅隆河谷，亦即象雄先于雅隆部落兴起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大多数古代文明最初都发生于地势开阔的平原地区。如华夏文明的中心发生于华北平原的黄河流域，而不是发生于为崇山峻岭环抱的长江流域。印度文明发生于印度河－恒河平原，西亚文明发生于两河流域平原等等。这除了平原地区大多拥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外，平原地区的开阔地形宜于文化的交往融合显然是导致其文明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由于藏北游牧部落具有经常流动和迁徙的特点，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大，这促进了他们与周边地区的密切交往和商业活动的繁荣。《隋书·裴矩传》便记载了包括苏毗在内的“诸番”在张掖交市的情况：“（隋炀帝时）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胡商至者，矩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隋书·女国传》还记载苏毗“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苏毗“出瑜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这些在当时显然都成为苏毗的重要商品。当时，由西藏销往西亚地区的商品中，“麝香是最佳的商品。”（转引自汶江译（美）柏克韦施《吐蕃与欧亚大陆中世纪初期的繁荣——吐蕃经济史初探》。）在早期的苏毗，狩猎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在销往西亚的麝香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即是出自苏毗。象雄与周边地区的商业贸易虽不见于记载，但象雄作为地近西域的一个强大部落，它与西域诸国保持有密切的商业贸易关系是没有疑问的。

　　这种与周边地区所进行的频繁的商业贸易活动，一方面加速了藏北游牧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和文明进程；另一方面则使它们得以大量吸收周边地区和各种先进文化因素，从而大大加快了自身的文化发展进程。据本教典籍记载，本教起源于达瑟，并记载本教的始祖辛绕来自象雄西部的某个国家。藏族学者才让太在其《古老象雄文明》一文中认为，“达瑟”是对曾经和象雄有过联系的西部国家的统称。据国外学者研究，本教曾受到古波斯袄教二元论的影响，才让太也认为：“辛绕宗教的最初形成和古波斯的袄教可能有着某种关系”。（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见《西藏研究》1985年2期。）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象雄本教的形成与其吸收西亚文化因素有明显关系。此外，本教文献中一致记载象雄文是从西方的达瑟文演变而来，其演变过程为：达瑟的邦钦体和邦琼体演变成象雄文的玛尔钦体和玛尔琼体。达瑟文属哪一国文字现已无法考证，但从古克什米尔语、古旁遮普语和古梵语中却能找到许多与象雄文字母相似或近似的字。对此，才让太在《古老象雄文明》中作了如下解释：“古旁遮普语、古克什米尔语和古梵语都属于印欧语系，故有一些相同的字。象雄文中也有这些字母，正说明同象雄文化发生过联系的“达瑟”曾经是古代印欧民族南迁的必经之路和印欧文化的传播地带。因而象雄文就带有印欧文化的色彩。”（同上）这个解释有相当的道理，它说明象雄文完全可能是在吸收了来自西部的印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藏北地区所以能在很早就产生出如此高的文化，与藏北游牧部落同周边地区所进行的频繁的商业贸易并大量吸收了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此外，从藏北高原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情况看，也极有利于与外界的交往。从藏北高原的东北面，经青海湖可直抵汉地、突厥与西域东部；从西面经拉达克，可直通天竺；从北面经突厥地区，既可通往西域诸国，也可通往汉地。当时有四条著名的国际商道，几乎都横越或靠近藏北高原。（杨正刚《苏毗初探（续）》，见《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这种四通八达的交通状况，使藏北高原诸部落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因素方面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此相反，雅隆河谷与拉萨河谷地带的部落由于农耕成分较大，他们的流动迁徙机会以及活动范围都要相对小得多。加以雅隆河谷地带的地理环境同藏北地区相比要相对闭塞，它的北面有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阻隔，南面有喜马拉雅山脉所形成的巨大屏障，这使得雅隆河谷地带的部落与周边外围地区的交往远不如藏北游牧部落那样频繁和密切，因而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大约是导致辞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出现于藏北地区而不是出现于雅隆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节　西藏文明中心的转移与雅隆部落的统一事业

　　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西藏高原由象雄、雅隆和苏毗三大部联盟的兴起而逐步形成的三足鼎立局面，最终以雅隆吐蓄部落的强大及其对象雄、苏毗两部落的征服而告结束。从而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如果说从象雄、雅隆、苏毗三大部落最初的兴起及其发展程度足以表明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出现于西藏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象雄，那么，为什么最终完成西藏高原统一大业的并非是文明发生最早的象雄，而恰好是文明发生较晚的雅隆部落呢？对这一点，只能有一个解释，这就是后来，尤其是在公元6世纪前后，西藏的文明中心已逐渐发生了转移，即从最初以象雄为中心的藏北和藏西地区逐渐转移到了以雅隆吐蕃部落为中心的河谷地带。毫无疑问，这也正是雅隆吐蕃部落得以最后肩负起统一西藏高原这一历史重任的原因所在。
　　那么，西藏文明中心为什么最终会由藏北地区向雅隆河谷地带发生转移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西藏高原的地理环境以及象、雅隆、苏毗三大部落之间经济类型的差异所决定的。

　　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是整个西藏高原范围内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这里以雅鲁藏布江及其众多支流而形成了许多宽阔的河谷平原，其中尤以雅隆河谷所在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年楚河、拉萨河中、下游河谷平原最为富饶。这里地形开阔、平坦，平均海拔仅为3500米，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沟渠纵横，是整个西藏高原最理想的人类居住场所，同时也是最宜于农耕的地区。众所周知，人类的生存繁衍首先是依靠对自然环境的最优选择来进行的。藏南谷地虽然由于地理上的相对闭塞而未能成为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但是，它在整个西藏高原范围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环境，使它最终必然会在西藏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占据中心的位置。藏语中将拉萨河谷和雅隆河谷一带合称为“卫”，即“中心”之意。《敦煌吐蓄历史文书》中，也称此地是“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围绕一切河流之源头。”雅隆河谷地带的这种中心地位，显然在雅隆吐蕃部落统一西藏高原以前就已确立。与此相比较，藏北地区虽然因其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及游牧部落的流动迁徙特点而成为了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但由于它的自然环境较藏南谷地恶劣，海拔极高，气候干旱、寒冷，地旷人稀，人口相对分散，加以藏北游牧部落常处于流动迁徙之中，这一切都使其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也就是说，藏北地区缺乏使其文明持续发展的优越地理环境和条件。而雅隆部落所处的藏南谷地则具备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这无疑是导致西藏文明中心由藏北向以雅隆部落为中心的藏南谷地转移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经济生产类型上来看，雅隆部落兴起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环境之中，这里“地如砥，原野秀沃”，极适宜农业生产。这样的自然环境也决定了雅隆部落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的经济生产类型。这与藏北地区的象雄和苏毗以游牧和狩猎为主的经济生产类型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我们知道，无论在人口数量增长或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相比，都具有较大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人口居住相对集中，流动迁徙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同时，从事农业往往有比较固定的经济来源。这一切不仅有利于人口的增殖，也有利于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耕社会的人口居住相对密集，生产关系密切，所以社会的整体性较强，其社会组织系统和国家权力的发展也要完善得多。相反，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相比，则处于劣势，这是因为在游牧社会中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并且因游动迁徙频繁，社会的延续性较差，经济来源也远不如农耕社会那样稳定。因此，其人口的增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可以说，雅隆部落与藏北地区的象雄和苏毗在经济生产类型上的差异，亦即雅隆部落所具有的定居农耕优势，同样是导致西藏文明中心最终由藏北地区向雅隆河谷地区转移的重要原因。

　　西藏文明中心向雅隆河谷地区的转移，首先表现在雅隆部落兴起以后，大量吸收和引进了象雄地区以本教为核心的文化。前面已经提到，在聂赤赞普降生前，本教已开始向雅隆地区传播。聂赤赞普在位时，曾大力提倡和引进本教，并在雅隆修建了第一座本教寺院——雍仲拉孜寺。聂赤赞普的儿子木赤赞普也笃信本教，专门从象雄请来木卡布木布到雅隆传教，他自己也苦修“吉邦桑瓦”，并获得共同与殊胜成就。至第七代止贡赞普时，本教已在雅隆地区获得了很大发展。当时赞普身边的本教徒拉本、古辛等人控制了很大权力，几乎达到左右赞普的地步，引起止贡赞普的恐惧，遂下令灭本，可见当时本教徒在雅隆部落内部已拥有很大势力。不久，止贡赞普为部下所杀，他的死可能与其灭本有直接关系。及至止贡赞普的儿子布德贡杰恢复王位后，又重新恢复了本教的地位，他请象雄的敦君吐钦来雅隆传教，挖掘了止贡赞普灭本时的伏藏，并和”六庄严”一道发展了它，使雅隆地区的本教有了进一步发展。《土观宗派源流》引西藏古代史料说，从聂赤赞普起，雅隆部落共有26代赞普都以本教治其国。（《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194。）所谓以“本教治其国”可能是指一些本教的领袖人物参加到统治者行列。他们在赞普左右居高位，参预政治、军事事务的决策，同时也协助赞普威慑、控制臣下属民。（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P1。）也许正是这种将本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做法，才使本教在雅隆地区获得了很大发展。也就是说，雅隆部落之所以大力引进和吸收本教，是与其政治体制的迅速发展紧密联系的。

　　此外，西藏文明中心向雅隆河谷地区的转移，还突出表现于雅隆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迅猛发展。如前所述，雅隆部落在布德贡杰时，就已“烧木为炭，炼矿石而成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做成犁及牛轭。开掘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为耕地。”（《（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4期。）金属治炼、犁耕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出现，标志着农业生产已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到布德贡杰之子埃肖列时代，又出现了“以多卡计算田亩，以脱计算牲口，以沟渠引溪水灌溉，在溪水口，水浇田也从这时开始。”（同上。）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到达日年色时，雅隆地区的经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景象。据藏文史籍载：“这时始有升斗，造量具以称粮油，贸易双方商议互相同意的价格。而在此以前西藏地区无贸易标准——升斗及秤。”（同上。）度量衡的出现及贸易价格的议定，反映了雅隆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这时还出现了犏牛、骡子等杂交牲畜和储存山地草类等新的畜牧技术。犏牛是农耕的主要畜力。牲畜杂交品种的出现和储存山地草类，标志着雅隆地区的畜牧业已开始从原始畜牧业向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定居畜牧业转化。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人口迅速增长，据有人推算，在朗日论赞时代，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沿岸河谷以及从林周、墨竹工卡以南的拉萨河谷地带，人口已达到20万。

　　随着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雅隆部落在政治上也日渐强盛。继聂赤赞普在雅隆河谷兴建第一座宫堡一雍市拉冈宫之后，布德贡杰时代，又以篡位者“罗昂的牧马人”所居的娘若香波宫为基础，建造了著名的青瓦达孜宫，可见当时已把宫堡视为王权的象征。此外，布德贡杰还在雅隆建造了第一座陵墓即止贡赞普墓，并举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有属民参加的祭祖活动。布德贡杰之后，“六列王”（又译“地贤六王”）时代，又连续建造了5座青瓦孜宫堡。据记载，从布德贡杰到达日年色时代，还有十几座小邦王和大臣们居住的堡寨也修筑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山南等地，掀起了营建宫堡的高潮。陵墓的兴起，尤其是宫堡的大肆营造，显然已标志着雅隆部落作为西藏高原新的政治中心的迅速崛起。

　　总之，至迟在公元6世纪前后，位于雅隆河谷的雅隆悉补野部落已经迅速强大和崛起，成为了继象雄之后西藏高原的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逐渐开始了从雅隆河谷向北扩张的活动。从史料记载看，雅隆部落的统一事业应始于达日年色赞普时代。《雍仲本教目录》记载达日年色曾率领其部征服了十二小邦，但在与洛扎王作战时被打败，陷于囹圄，后被本教大师救出，继续征服其它部落。《贤者喜宴》载，雅隆部落在达日年色时，将“诸小邦中的三分之二置于它的统治之下，本巴王、阿柴王、昌格王、森巴王、象雄王等均被治服，娘、巴嫩等亦纳为属民。”《贤者喜宴》这段记载显然有夸大之处。吐谷浑和象雄当时都还未被征服，而且达日年色也不可能越过苏毗去打吐谷浑。但是，雅隆部落其势力在达日年色时开始逐渐向北推进，并征服了若干小部落则是可以肯定的。

　　雅隆部落向北扩张，首先遇到的强大对手，即是地处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苏毗。当时，苏毗的势力与雅隆部落不相上下，《新唐书·苏毗传》载“苏毗，……号孙波，在诸部最大，”对雅隆部落构成很大威胁。然达日年色在位期间，苏毗内部却出现了分裂。苏毗王森波杰·达甲吾为政昏乱，被赤邦苏勾结叛臣念氏灭其国，不久政权又为念氏所把持，因而引起苏毗豪族的不满，内部矛盾重重，势力日衰。不满于念氏专权的苏毗豪族娘氏、韦氏、农氏三姓密相盟誓，阴谋发动叛乱，乃共造遣者渡江拜谒达日年色，称愿归于“悉补野赞普之下，”邀其出师北伐。正处于上升时期的雅隆部落早有觊觎江北的野心，达日年色毅然表示：“余妹虽在森波杰前（即苏毗王女侍——引者），但，愿从诸君之言，共举大事”，这意味着已许诺兴兵北伐。但值此关键时候，达日年色因年迈去世，其子朗日松赞（即朗日论赞）继承王位。

　　朗日松赞继位后，实行了强有力的统治，使雅隆部落的社会经济实力和政治组织进一步增强。为完成其父的未竟之业，他进行了积极准备，他进一步招降纳叛，除娘、农、韦三氏外又取得另一苏毗重要豪姓蔡邦氏的归附，与四姓举行秘密会盟，商议举事策略，又让会盟者各自潜回原地，以作内应。

　　终于，公元600年，朗日松赞亲率精兵万人，在苏毗叛臣的策应下，向苏毗政权发起了猛烈进攻，“遇大河即行涉渡，逢沼泽即绕道而越，遂破宇那堡寨，灭顽敌魁渠森波杰。”完成了击灭苏毗，一统雅鲁藏布江南北的业绩。自此，雅隆部落的势力范围大为扩展，南达雅隆、达保；东到工布、娘波；西北达藏地、朱孤；北到苏毗之北，成为横跨雅鲁藏布江南北的一个强大政权。

　　在平定苏毗之后，朗日松赞进行了大规模的权力再分配。他对北伐有功之臣悉加擢用，原苏毗各地方豪强、外戚象雄家臣皆同雅隆旧臣一起供职宫廷，分享高位。同时将原苏毗的土地及奴隶也分别封赐给北伐有功的苏毗降臣和雅隆旧臣。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朗日松赞赐苏毗降臣娘氏、韦氏、农氏奴隶各1500户，蔡邦氏300户。不久藏蕃小王马尔门叛乱，为外戚象雄家世琼保·邦色击平，“以藏蕃两万户来献”。朗日松赞又把这些民户转赐于琼保氏。琼保氏部将米钦有平定达保之功，亦予重酬。从这些大规模的权力再分配活动来看，很显然，朗日松赞在吞并苏毗后所组建起来的已非过去的吐蕃部落联盟，而是一个扩大了的新的部落联盟。

　　然而，这一新组建的部落联盟并不稳固。由于雅隆旧贵族并未在吞并苏毗过程中捞到多少好处，所以，他们对朗日松赞重用苏毗降臣的政策心怀不满，从而加剧了新、旧贵族之间的矛盾。在朗日松赞统治末期，其“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指原苏毗王——引者）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牛苏毗、聂尼达保、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年铅印本，P5051。）公元629年，朗日松赞被叛党“进毒遇弑而薨逝”。（同上。）

　　王子松赞干布幼年亲政。松赞干布，汉文史籍又记为“弃宗弄赞”。其人“性骁武，多英略”，（《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为人慷慨才雄”。他很快以铁的手腕戡平贵族叛乱，“对进毒为首者诸人等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年铅印本，P51。）又采纳宰相娘·莽布杰尚囊的建议，“对苏毗一切部落不用发兵征讨，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同上。）于是，“叛离之民庶复归辖治之下”，（同上。）国中复定。

　　戡定叛乱后，松赞干布首先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内政、巩固其统治的措施。他先后剪灭了苏毗豪族娘氏和外戚象雄家臣琼保氏等一批位高权重、桀骜难制的强臣。同时恩威兼施，罢黜并安抚韦、鞠、努、岸、蔡邦、俄玛岱等苏毗豪宗，给予优厚待遇。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松赞干布的权力和地位，并由此确立了赞普专制的政体。接着，松赞干布开始积极作征服象雄的准备。他先以其妹赛玛噶公主嫁象雄王李迷夏，并密授机宜，以为内应。公元641年，松赞干布得其妹送来的乘虚兴兵暗语，乃“发兵，灭李迷夏，……统其国政。象雄王李迷夏失国，象雄一切部众咸归于辖下收为编民。”至此，松赞干布最终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大业。并迁都逻些（今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
　　关于“吐蕃”一词，作为地区名称显然是在雅隆悉补野部对西藏高原诸部及其疆域不断兼并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与原来的“雅隆悉补野”已经有着完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内涵。
　　夏，……统其国政，象雄王李迷夏失国，象雄一切部众咸归于辖下收为编民。”（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年铅印本，P61。）至此，松赞干布最终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大业。并迁都逻些（今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
　　关于“吐蕃”一词，作为地区名称显然是在雅隆悉补野部对西藏高原诸部及其疆域不断兼并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与原来的“雅隆悉补野”已经有着完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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