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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石硕,男,汉族,博士。1957年10月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7年于四川大学历史系隋唐史专业获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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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 第九章 对元以来西藏被纳入中原政权若干原因的探讨(下)
来源: 作者:石硕 点击:455次 时间:2006/9/25 10:42:41

  第二节 寻求外部政治力量支撑的西藏政权模式


  在元朝以来的西藏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显着的事实:西藏统一地方政权及政教合一制度的整个形成与发展过程,始终是在外部政治力量的介入、推动和直接作用下而得以完成的。例如,西藏自叹蕃王朝以后出现的第二个地方政权——萨迦政权,是在元朝政治力量的扶持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西藏的统一政权——即西藏地方第一个统治全藏的以五世达赖为首的噶丹颇章政权,是于1642年直接依靠蒙古和硕特部的政治、军事力量而建立的;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是以清朝于1751年正式授权七世达赖喇嘛掌握西藏地方政权而最终得到确立和完善的。此外,西藏的噶伦制、摄政制以及军队建制等无一不是由清朝所建立。也就是说,自元朝以来,西藏地方政治的发展,尤其是统一政权及政教合一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其真正的动力并不来自西藏社会内部,而主要是由外部政治力量,即中原政权或蒙古的政治力量所促成的。

 

  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不排除外部政治力量方面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它是元以来中原政权或蒙古势力在政治上统治西藏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却并不完全是由外部政治力量方面所决定,从内在的,更主要的背景来看,它同时也存在着西藏内部方面的深刻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自元朝以来西藏内部的政教力量及其政权在政治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外部政治力量的强烈依赖倾向。这种倾向普遍存在于元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这种倾向明显地呈一种逐步递增与强化的趋势。


  1247年,当阔端同萨迦派领袖萨班会晤于凉州并授权萨迦派管理卫藏政教事务之后,西藏内部很快即呈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以噶玛拔希为代表的西藏其它各教派首领也随之纷纷趋往北方蒙古地区,并通过各种渠道,竞相依附于蒙古王室。这样,在西藏各教派势力内部,为从蒙古人那里获取权力而与萨迦派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虽然这场权力角逐最终并未动摇萨迦派的地位,但它本身则深刻反映了西藏教派势力对外政治力量的强烈依赖。事实上,在整个元代,西藏各教派之间对元朝政治力量的主动依附和权力竞争始终未曾停止过。各教派均有其各自的蒙古皇室后台,止贡派受到蒙哥汗的保护,蔡巴派受到忽必烈的保护,帕竹派和雅桑派托庇于忽必烈之弟旭烈兀,达隆派则托庇于阿里不哥。(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P38。)又如,发生于1290年的“止贡之乱”,即止贡派反对萨迦派的战争,双方均有各自的蒙古后台及蒙古军队的支持持。(同上书,P43一44。)也就是说,止贡派敢于同萨迦势力抗衡,主要并非依靠自身的实力,而同样是依靠了蒙古势力的支持。后来,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也同样是在积极主动地争取元朝承认和支持、并得到册封的前提下才最终确立了其在西藏的地位。


  在元朝灭亡后,西藏与元、明政治关系的迅速嬗变,同样是在西藏内部各教派和地方势力对明朝政治力量的强烈和主动依赖基础上完成的。自1369年,明朝派陕西省员外郎许允德前往藏区宣布中原易主消息,并对故元官吏和藏族上层进行招谕之后,在西藏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各实力派上层人物辗转招引、纷纷遣使或亲自率部入朝,接受明朝官职和封号的局面。仅短短六七年的时间,不仅原西藏法定的所有者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率“吐蕃众部”,归降于明并被迁往南京,而且元末在西藏受元封职并最具代表性的一批藏族实力派上层人物,如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帕竹第悉章阳沙加、萨迦故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坚藏卜等都先后遣使或亲自诣南京朝见。他们本人和大批属员亦分别取得了明朝授予的官职和封号。显然,在元朝灭亡后,西藏各教派领袖和地方实力派人物之所以如此迅速而主动地投入明朝治下,目的显然是为了借助明朝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承认来扩大各自的实力,巩固和加强其在西藏的地位。而这正是元代所形成的西藏各教派势力借助外力(元的力量)来谋求自身发展趋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明末清初,当西藏内部格鲁派与藏巴汗两大实力集团之间为争夺对西藏的控制权而进行激烈冲突与对抗之际,这两大实力集团几乎同时都采取了在政治上主动寻求外部蒙古力量支持并与蒙古势力结盟的行动。当时,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一方与青海的却图汗和康区白利土司结成了政治联盟,格鲁派一方则与新疆一带的蒙古和硕特结成了政治联盟。这样,西藏内部的政治斗争遂最终成为一场受外部政治力量左右和操纵的权力角逐。格鲁派与藏巴汗两大实力集团各自依赖和援引外部政治力量的作法,深刻反映了西藏内部势力在政治上对外部力量的依赖。这场斗争的结果,最终以蒙古和硕特部南下青海和康区,击败却图汗和康区白利土司,并于1642年入藏击败并杀死藏巴汗,建立以五世达赖为首的噶丹颇章政府而告结束。同时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也自然成为了西藏政治上的统治者。


  在桑结嘉措执政时期,桑结嘉措曾试图从西藏驱逐和硕特蒙古的势力。但他所采取的手段,则同样是主动依赖和借助另一支外部势力——以噶尔丹为首的蒙古准噶尔部来达到目的。后因噶尔丹被清朝击败,桑结嘉措本人亦被和硕特蒙古首领拉藏汗所杀,但西藏内部所存在的依赖准噶尔部来排挤和硕特蒙古势力的倾向,最终仍导致了1717年准噶尔部军队南下入侵西藏。从史实来看,准噶尔军进兵西藏的行动最初完全得到了格鲁派上层集团的响应与配合。
  在1721年清朝出兵驱逐准噶尔军,并建立对西藏的直接统治之后,西藏内部各派在政治上对清朝力量的依赖更呈一种日趋强化趋势。这突出表现于以下几点:


  一、1727年的卫藏战争,卫、藏双方从一开始即均主动要求清朝派军队援助自己。此后,当颇罗鼐率领的后藏军队攻占拉萨并完全控制局势后,颇罗鼐并未将其政敌阿尔布巴等人擅自杀掉,而是将其软禁起来,等候清朝的命令和清朝军队的来临。更为有趣的是,在清军抵达拉萨后,阿尔布巴等人甚至仍然相信皇帝会支持他们。可见,在卫藏战争中,实际上形成了卫藏双方均主动并一致将最后仲裁权交给清朝的局面。而清朝的出兵,也主要是应西藏内部两派政治势力的要求而采取的一个对西藏内部冲突作出仲裁以恢复西藏秩序和稳定的行动。


  二、1751年,在对待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上,七世达赖也同样采取了紧密依赖清朝政治力量的做法。事实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驻藏大臣杀掉后,其侍从发动的暴乱并非由清朝所平息,而完全是由以七世达赖为首的西藏方面加以平息的。同时,七世达赖在平息暴乱过程中,不仅全力维护清朝利益,对拉萨的清兵及汉人予以保护,而且在平息暴乱后立即将详情奏报干隆帝,并等待朝廷的命令及军队的来临。七世达赖在对待珠尔默特那批勒事件上,之所以完全与清朝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和立场,原因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但反对清朝,也反对达赖,这使他成了达赖和清朝共同的敌人。这种共同利益也使达赖紧密地依存于清朝并与清朝携手联合,故清朝的出兵完全得到了达赖方面的应允与配合,这一点也正是导致事后清朝正式授权七世达赖掌握西藏地方政权的原因之一。

 

  三、1791年,清朝派军队入藏帮助西藏抵御廓尔喀的入侵。这次出兵符合西藏方面的利益并深得西藏各阶层和全体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它同时也反映了西藏在面临民族危机之际对清朝中央的政治依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内部政教势力及其政权在政治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外部政治力量的强烈和主动的一依赖倾向。并且这种对外部政治力量的依赖也成为13世纪以来推动西藏地方政治及其政治制度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西藏内部政教势力对外部政治力量的依赖,在1642年即西藏地方统一政权形成以前,主要表现在各教派和地方政治势力努力借助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承认来扩大各自的实力,巩固和加强其地位以谋求自身的发展上。而在1642年亦即西藏地方统一政权形成之后,则突出表现在西藏地方政权在其内部面临各种政治和民族危机之际,几乎总是本能地寻求外部政治力量的帮助上。对于这一点,迈克尔·C·范沃尔特·范普拉赫在其《西藏的地位》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谈到1727年卫藏战争期间,卫、藏冲突双方情况时曾写道:“冲突双方都要求皇帝提供帮助(至此,藏人在他们的权力斗争中向外邦统治者请求帮助的习惯已经完全形成人)。”((荷兰)范沃尔特·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翻译组译,1991年铅印本,P45。)


  很显然,13世纪以来,西藏内部所存在的在政治上对外部力量的强烈依赖,既是导致西藏与中原政权在政治结构上发生深刻有机联系的原因,同时它自身也构成了西藏在政治上不断趋向于中原政权的一种内在驱动力。而西藏自身的这种对外部政治力量的强烈依赖性,无疑有着深刻的社会内部机制方面的原因。


  如果说,在公元7~9世纪,西藏吐蕃王朝曾经以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世俗政权形式而获得过巨大的发展,那么,在吐蕃王朝灭亡以后,尤其是随着公元10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兴起及佛教在西藏社会中的极大普及和发展,西藏社会的发展方向也随之被确定了。这就是西藏社会开始逐渐朝着一种与吐蕃时期截然不同的方向即宗教性社会的方向发展,其具体标志有以下三点:


  一、宗教逐渐成为了社会的基本凝聚力。在公元10世纪以后,由于西藏逐步成为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社会,因而也导致了在社会组织系统中,宗教凝聚力开始取代了以往的政治凝聚力而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凝聚力量。大约在9世纪至12世纪期间,在吐蕃王朝解体后处于分散割据状态的西藏社会中,各地原有的、分散的地方割据力量便逐步演变为若干以宗教派别为核心的地方教派势力。这些地方教派势方的形成,正是直接依靠于其宗教的凝聚力。同时,原有地方割据政治力量向教派势力及教派实力团体的演变和转化,本身也是宗教凝聚力上升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凝聚力量的一个重大标志。事实上,从公元13世纪迄至近代,西藏的任何政权或政治力量都是直接以宗教教派组织为基本依托和载体而存在的。如萨迦政权直接依存于萨迦派,帕竹政权直接依存于帕竹派,1642年形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则直接依存于格鲁派。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公元10世纪以后,宗教成为了整个西藏社会基本的、最核心的凝聚力量。


  二、宗教组织成为了西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一。随着藏传佛教的普及与发展,寺院及其宗教组织在西藏社会中相应地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日渐成为西藏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社会组织系统。各教派均有自己的主寺,主寺之下又有着众多的属寺,主、属寺之间在宗教上乃至行政上存在明显的隶属关系。同时无论主寺和属寺之下均有其各自的辖区、寺属溪卡(庄园)和属民。这样,以寺院从属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寺院网络系统则不仅作为一种宗教组织而存在,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地方行政组织功能并成为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系统。


  三、政治上逐步形成了政教合一格局。随着宗教在西藏民间的得势和迅速发展,以及宗教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因而也造就了一批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威望的教派领袖与宗教上层人士。他们在民众中的威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普通世俗领主。但是,一方面,教派领袖和宗教上层通常需要得到世俗领主的资助来扩大各自教派的经济基础,以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教派领袖和宗教上层在民众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世俗领主自然也需要利用他们的威望和影响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在这一背景之下,西藏的僧俗两大社会势力之间,便逐渐走上了相互结合、相互渗透、互为依托、共同发展的道路。这一过程既是世俗势力宗教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宗教势力政治化的过程。其发展结果是导致僧俗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依存与结合,并最终在政治上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政体格局。这种政教合一的政体格局,从元代的萨迦政权开始,历经明、清和民国时代,一直延续了将近700年时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10世纪以来,由于整个西藏社会开始朝着一种宗教性社会的方向发展,因而西藏内部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各个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无可否认,这些变化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西藏社会发展,确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例如随着藏传佛教在全社会的普及与发展,宗教作为西藏全体民众以及整个藏民族的一个强大的凝聚力量和基本联系纽带,不仅加强了西藏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为西藏在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宗教也在此后数百年间,对居住于辽阔的青藏高原,血缘就相对淡薄的藏民族融铸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的文化,起了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西藏向宗教性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同时也给西藏内部政治结构带来了两个显着的变化:


  首先,它导致了世俗政治力量在西藏政治中的弱化和退居从属地位。必须强调的是,西藏向宗教性社会的发展及由此而导致的僧俗结合及政教合一政体格局的形成,并未使僧俗两大社会势力在西藏政治结构中形成平分秋色的局面。相反,而是使世俗势力在政治上逐步成为了宗教教派势力的附庸,也就是说导致了世俗力量在西藏政治中的弱化和退居于从属地位。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喇嘛社会地位的上升和世俗贵族地位的下降。如果说在吐蕃王朝时期,贵族大臣以及拥有军事实力的将领们在西藏社会中尚有着显赫地位,并仅居于藏王之下,那幺在10世纪尤其是13世纪以后,这种情形显然已明显地发生了改变,世俗贵族在西藏社会中的地位逐步跌落于喇嘛阶层之下。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矢崎正见先生在《西藏佛教史考》一书中曾作过如下概括。他认为,13世纪中叶以来,在这前后约700年的时间里,西藏社会逐渐由[A]图向[B]图转变:
  对于上图,矢崎正见先生作了如下阐述。


  “也就是说,当初盘踞于各地的各豪族中,能够将他们统一的最强有力的人成为了国王,故产生了如[A]图所示的纵的关系。着时代的变化,以“法王制”的确立为标志,便可认为西藏社会已向着[B]图所示的社会结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最显着的变化是武士阶级势力的衰退和与此相反的喇嘛势力的上升。这种变化是什幺原因引起的呢?从松赞干布到达磨灭佛的200年间,西藏大体存在着统一的王朝,但这个王朝以达磨灭佛和他被暗杀而崩溃,形成了群雄割据的时代,在统一各豪族的强有力的人物尚未出现的时候,元朝进兵西藏,使西藏处于被解除武装的状态。而且,元朝为了易于对西藏的统治而给喇嘛教以很高的礼遇。并把西藏的宗教主权完全委让给僧侣喇嘛,这使得过去的豪族们要扩大其势力已经不可能采取武力的方法,而只有通过皈依喇嘛教这一形式来进行。这种结果,使得位居西藏社会上层、以元朝这样的外来势力或外来武力为后盾的喇嘛的势力得到了任意的扩张。另一方面,从以农牧业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一般庶民的方面来说,过去,他们依赖于豪族们的强大武力基本上保障了生活上的安定,而当失去这一依赖时,其结果,他们便向依赖喇嘛教这一许诺了现世利益和来世幸福的宗教的方向倾斜,通过这一形式喇嘛教也日益渗透到一般庶民之中。可是,从社会制度的方面来说,在喇嘛教扩展的同时,新的阶级制度也由喇嘛所确立、从而产生了如图所示的西藏社会。在从[A]到[B]的过程中,最显着的社会变动是武族者们的凋落和喇嘛势力的抬头。”((日)矢崎正见《西藏佛教史考》,石硕、张建世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123一125。)


  另一方面,是世俗力量在西藏政治中的弱化和退居从属地位。这突出表现于其独立政治地位的丧失,自13世纪以来,西藏的任何政权或世俗力量都直接以宗教教派组织为基本依托和载体而存在的事实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13世纪以后的西藏社会中,由于宗教主宰了一切,因而,世俗社会力量已经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它只能在政治上紧紧依附于宗教教派势力并作为其附庸而存在。


  其次,西藏向宗教性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使西藏的政权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和不完善的形态。西藏在13世纪以来形成的特殊的政教合一政权实际上代表了其政治的宗教化。在这一政权中,宗教不但始终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且这一政权既主要以宗教凝聚力作为其基础,同时它对社会的控制也更多地是通过了宗教组织系统来进行。所以,这一政权实际上主要是靠宗教的力量来运作和支撑的。在这种政治格局之下,西藏内部世俗政治力量的发展明显受到了严重遏制。他们在政治上不仅丧失了独立性,而且往往只能依附于宗教势力而存在并成为教派势力的附庸。同时,由于在西藏这样一个宗教性的社会中,宗教本身总是存在着一种固有的、本能的对世俗势力的强烈排斥倾向,所以在13世纪以后,西藏内部世俗政治力量的衰退和弱化,尤其是属于世俗范畴的军事武力的衰退和弱化即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世俗政治力量的衰退和弱化自然给西藏政治带来了严重影响,一方面它使西藏政权在其社会内部失去了强大的世俗力量、尤其是世俗军事武力的支撑;同时,也使西藏政权对内的统治缺乏世俗政治力量所建立的那种强有力的行政控制系统,而主要借助宗教凝聚力和宗教组织系统来进行。可见,世俗政治力量的衰退和弱化,不但使西藏政权对内的统治缺乏现实的实力基础、而且由于这一政权在内部缺乏世俗军事武力的支撑,它对外也几乎处于一种解除武装状态。所以,西藏向宗教性社会发展的结果,乃使其政权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和不完善的形态,即形成了一种在宗教作用下发育极不充分、并缺乏成熟性的政治形态。


  综上所述,10世纪以后西藏向宗教性社会方向的发展,既导致了西藏内部世俗政治力量的衰退与弱化,也使其政权呈现出一种特殊和不完善的形态,而这两点无疑都给西藏自身政治的发展带来了严重障碍。必须指出的是,宗教虽然有一种固有的对世俗力量的排斥性倾向,但是宗教本身及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发展,又往往离不开世俗力量的补充和支持,这种补充和支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宗教势力在政治上始终需要得到世俗力量、尤其是世俗武力的保护和支持来维系其地位;二是,宗教势力在经济上也总是以世俗力量的资助来作其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宗教势力与世俗力量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相互补充、互为依存的关系。所以,宗教势力既有对世俗力量加以排斥的一面,也本能地有对世俗政治力量紧密依存的一面。但是,在13世纪前后,我们在西藏社会中所看到的情形则是,由于整个西藏朝着一种宗教性社会的方向发展,由于宗教的力量过于强大并支配和主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因而导致了西藏社会内部世俗政治力量的严重衰退和弱化,在这种情况下,西藏的宗教势力及所代表的政权要靠本土世俗力量的支撑来发展已经日渐困难。


  因此,西藏本土宗教力量及其所代表的政权,客观上必然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寻求与外部更强大的世俗政治力量的结合与支撑来求得发展的需要,而这一需要,在13世纪则恰好以元朝对西藏的统治为契机而获得了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事实上决定了整个西藏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自元朝力量介入西藏以后所发生的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政治力量的迅速结合,特别是西藏各教派势力不但未表现出丝毫的抵触与反抗(事实上元朝的军事实力对于当时的西藏来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不仅由于元朝的军事实力异常强大,也由于西藏自身处于一种解除武装状态),反而对元朝政治力量采取了一种异常积极主动的迎合与依附,并且各教派势力间彼此为获取蒙古人的支持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这一事实深刻反映了西藏内部宗教势力及其政权自身已具有借助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获得发展的需要。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元代,由于元朝统治者最终皈依和信奉了藏传佛教,这使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者之间发生了紧密的结合,同时也使元朝统治者的确成为了西藏宗教势力的强大世俗支持力量。西藏教派势力凭借元朝统治者这一强大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持,不但在宗教上和经济上获得了巨大利益,而且西藏由教派势力所代表的政权同样依靠元朝政治力量的支持而获得了极大发展。在元代,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政权完全依靠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发展的格局,持续了百余年之久。它不仅使西藏宗教势力及其政权与由元朝所代表中原政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政治上的依存关系,而且也给西藏因内部世俗力量的衰退和弱化及以宗教为主体的特殊的和不完善的政权形态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途径,这就是形成了西藏政权及其宗教势力在政治、经济乃至宗教等各方面紧密依靠于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发展的模式。


  由此可见,在西藏归属于中原政权的过程中,元朝对西藏的统治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因为由元朝统治西藏而形成西藏政权及宗教力量依靠于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的发展模式,不但在元代,而且在元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成为西藏自身在政治上趋向于中原政权的一个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西藏最终归属于中原政权,显然很大程度正是受到这种内在驱动力推动的一个结果。


  不过,西藏内部世俗政治力量在13世纪以来的西藏政治中并非寂寂无所闻,它们也曾有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在1720至1751年期间,西藏曾一度形成了以各噶伦贵族为中心的贵族政治格局。但这一格局的形成主要是清朝在西藏实行政教分离政策的结果。通过1727年卫藏战争和1751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清朝最终意识到贵族政治格局与世俗政治力量的崛起,既不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其对西藏的统治。所以,在1751年平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后,清朝遂正式授权七世达赖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从而最终确立了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由此可见,西藏无论是世俗政治力量的发展还是政教合一体制的最后形成,都直接受到中原政治力量的支撑和左右。


  在西藏的大量史籍中,曾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提法,即将13纪以来西藏宗教势力及其政权与中原政治力量的关系概括为一种“施主与福田”,亦即“擅越”关系。当然,这显然是一种以佛教为中心、从佛教徒立场出发的观点。但是,这一提法,从西藏自身的角度来看,则至少反映了两个重要事实:一、自元朝以来,西藏宗教势力及其所代表的政权,并不认为自己是由本土内部世俗政治力量来支撑的,而是始终主动地将外部的中原政治力量(包括蒙古力量)作为了自己赖以依存与发展的主要世俗支持者。二、由于宗教势力总是需要与世俗力量结合以得到其保护和支持,所以,西藏宗教势力始终将中原政治力量作为其“施主”即世俗支持者的观点,本身即反映了13世纪以来,西藏宗教势力及政权方面,是将中原政权作为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的。所以,13世纪以来西藏宗教势力将其与中原政权关系概括为“施主与福田”关系的这一观点,既是西藏政权自身在政治上强烈依赖于中原政治力量支撑的一个反映,也说明了西藏与中原政权发生深刻有机联系的必然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施关系是一种佛教中心观点,是基于宗教立场的解释,是将历史上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一个宗教化的解释。由于历史上元朝统治者和后来的蒙古都曾信仰过藏传佛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西藏与元朝统治者和后来的蒙古之间的确不能排除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这种关系。明朝和清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明朝与清朝统治者严格说并不信奉藏传佛教,明、清两朝统治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采取了元统治者和后来蒙古那种优崇西藏宗教领袖的做法,这使得从表面上看西藏与明、清统治者之间似乎也带有某种浓厚的供施关系色彩。但是明、清统治者之优崇西藏宗教领袖,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统治西藏的需要,是一种基于政策因素的做法。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藏与元朝统治者和后来的蒙古之间的确包含有供施关系,尽管西藏与明、清统治者的关系表面上也带某些供施关系的色彩,但是,自13世纪以来,在西藏与历代中原政权之间本质的、主流的关系,并不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而是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亦即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一点,即便在西藏与皈依了佛法的元朝统治者之间也是如此,蒙古统治者从来不曾因他们对西藏宗教的信仰而放弃对西藏的统治权,放弃在西藏的政治利益。相反,无论是元朝统治者还是和硕物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将自己的政治权力置于了西藏的宗教权威之上,同时还往往有效地利用宗教联系纽带来加强自己对西藏的政治统治权力。而这一做法,一直被明、清两朝统治者加以借鉴和沿袭。


  由此可见,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所代表的政权寻求中原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谋求发展的结果并未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仅仅与中原世俗政治力量保持一种宗教上的“施主与福田”关系。事实上,由于中原政治力量的异常强大,所以,当西藏与中原政治力量一旦发生关系,这一关系的性质就非西藏教派势力的愿望和意志所能规定。因为他们自身的实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这一关系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只能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在这一关系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则无疑是中原政治力量。所以,西藏与中原关系的性质,最终完全是由中原政治力量方面来规定的。中原政治力量充分利用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政权对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强烈依赖而牢固地统治了西藏,将西藏宗教势力及其政权变为在政治结构上完全隶属于中原政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原政治力量最终将它与西藏的关系引向了一种完全政治化的轨道,即结成了牢固的政治隶属关系,而绝非仅仅是西藏宗教势力所期望的那种宗教上的檀越关系。最显着的例证是,自13世纪以来,西藏统一地方政权及其政教合一制度的整个形成与发展过程,完全是在中原及蒙古政治力量的介入、推动和直接作用下而得以建立的。这一事实表明,咱元以来,西藏地方政权在结构上完全依存于中原政权而发展,二者是一个在政治上无法分割的有机整体。


  矢崎正见先生在谈到清朝对西藏地方政权的政治支撑作用时也曾指出:“所谓达赖喇嘛制由于当时清王朝的力量而得以存在并在组织上进一步集中和完善,从而使这唯一的、绝对的组织逐渐向着与清王朝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强化的方向发展。”无可否认,达赖喇嘛制是以西藏佛教独特的教义和信仰为依据的。大体说来,西藏人是从西藏佛教的教义之中创造出了达赖喇嘛制这种形态。然而,如果把达赖喇嘛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来看待,这一制度实际上是由来自西藏本土之外的力量支撑着的。从而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构:即只有迎合这种力量的东西,才能在这一组织中获得稳定的地位。”((日)矢崎正见《西藏佛教史考》,石硕、张建世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75。)
  事实上,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及政权由本土之外的中原政治力量加以支撑的这种结构,也正是自元以来,西藏教派势力不断强烈和主动地迎合与依赖中原政治力量的原因。


  综上所述,西藏最终归属于中原政权,关键在于元以来西藏的政权及其教派势力形成了一种依靠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以获得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在西藏社会内部构成了一种使其不断主动趋向于中原的内在驱动力。而这一模式之所以形成,虽不能排除外部即中原政治力量方面的原因,但真正的内因则在于西藏内部教派势力及其政权自身具有依靠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获得发展的强烈需要。这种需要是由西藏内部社会机制所决定,确切地说,是由西藏自身内部世俗政治力量的衰退与弱化而形成的特殊的、不完善的政治形态所决定。因此,从这一点来看,西藏向中原政权的归属,不但具有其社会内部的深刻原因,而且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节 西藏文明向东发展的内外客观条件与必然性

  纵观整个西藏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文明在地域空间上大体呈现了三次大的向外发展过程:


  第一次是公元7至9世纪以吐蕃王朝的军事扩张为标志的向外发展过程。这一次向外发展的结果,主要导致了吐蕃王朝版图大幅度地向东拓展,使西藏吐蕃文明最终扩散和覆盖于整个青藏高原范围,从而为后来整个青藏高原地区以藏传佛教为共同心理素质和重要联系纽带的、具有多元构成的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地域与文化的基础。


  第二次是公元13至14世纪,以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者的宗教文化联系为基础,导致西藏教派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元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发展。这一次向外发展的结果,不但导致了西藏与中原政权政治隶属关系的正式确立,而且也使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政权形成了一种依靠外部政治力量,即中原政治力量的支撑来发展的模式。


  第三次是从公元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以藏传佛教向整个蒙古地区和蒙古社会的传播为标志的西藏文明在文化上的大规模向外发展过程。这次发展导致了整个喇嘛教文化圈大幅度地向东延伸,也标志了整个西藏文明重心的进一步向东倾斜。
  从西藏文明在地域空间上的这三次向外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首先,在西藏文明这三次向外发展的过程中,西藏自身均表现了极大的主动。吐蕃王朝向外的军事扩张基本上是由其自身的发展需要所决定,因而吐蕃王朝的向外扩张,完全由其自身主动发起和自发进行,这一点自不用说。13世纪在元朝对西藏进行政治统治的同时,西藏教派势力同样对元朝统治者表现了主动和强烈的政治依赖。他们不仅在宗教上竭力对元朝统治者进行渗透和影响,而且最终通过宗教途径实现了与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紧密结合。同时,西藏各教派势力之间为获取元朝统治者的支持始终存在着激烈竞争。16世纪后半叶,在藏传佛教向蒙古社会的传播过程中,西藏教派势力方面亦表现了同样的主动。最突出的例子即是当时作为格鲁派领袖的三世达赖喇嘛,不但应邀前往青海与俺答汗会晤,而且亲自辗转于北方蒙古各部进行了长期、艰苦的传教活动,并圆寂于蒙古地区。


  其次,西藏文明这三次向外发展的结果,均为西藏社会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繁荣。从性质来看,吐蕃王朝的向外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军事武力的扩张。这种武力扩张带有极大的征服性和掠夺性。而后两次向外发展,则主要是以文化的向外发展为基础,而导致其经济和政治的向外发展。但是,无论是以军事武力方式还是以文化传播方式体现的西藏文明这三次向外发展过程,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即都为西藏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利益。也就是使西藏文明在广泛吸收外部文明营养的基础上,为其自身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事实上,西藏文明这三次向外发展时期,即吐蕃王朝时期、元朝和清朝前期,都是西藏社会自身处于迅速发展和相对繁荣的时期。吐蕃王朝的强盛明显是建立在对其周边广大地区、尤其是对唐统治地区频繁的财富掠夺基础之上的。此后,西藏文明向外的发展虽未再以武力扩张方式进行,但自13世纪开始的西藏宗教向元朝统治地区以及蒙古社会的大规模传播,对于西藏方面而言,则取得了与吐蕃王朝时期军事扩张几乎完全相同的效果。自元代开始,迄至明、清两朝,西藏教派势力不但从历代中原统治者和蒙古那里取得了大量物质财富,而且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所代表的政权,也靠中原政权及蒙古势力获得了强大的政治支撑。此外,西藏宗教领袖还依靠中原统治者的尊崇而取得了崇高地位。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历史之所以变得如此有声有色,既是由于西藏文明向外发展并始终与外部文明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所致,也是外部文明不断地为西藏文明注入了强大活力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从西藏文明始终不断地或以武力扩张或以文化传播方式而呈现的强烈的向外发展势头,以及西藏本身在向外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极大主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西藏文明的发展,总是存在着一种突破自身封闭性的高原环境,向其周边外部文明寻求补充与营养的强烈趋势。从宏观意义上说,这种趋势的存在和发展,显然正是从内部直接促成了西藏文明不断地向中原文明倾斜和靠拢,并使得西藏最终归属于中原政权。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文明在地域空间上这三次大规模的向外发展过程,均无一例外地呈现了东向发展的趋势。关于公元7至9世纪吐蕃王朝的扩张主要呈东向趋势的原因,我们在第四章中已分别从地缘因素、文化的相融性和中原文明凝聚力等方面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这里着重需要探讨的是,为何在13世纪以来,西藏文明的发展仍然一再地呈现了向东部方向倾斜的局面?这种局面是由什幺样的历史条件促成的?


  就宏观地域环境而言,西藏文明位于南亚文明、中亚文明和中原文明这三大文明之间,并成为这三大文明的一个交汇点。西藏文明在其孕育与形成过程中,也明显地和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来自这三大文明的许多文化因素。例如,西藏本教的起源即同吸收中亚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载《西藏研究》1985年2期。)西藏的佛教则主要源自印度,同时西藏文化又与中原及其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系文化存在明显的渊源联系等等。从这一格局看,西藏文明在地域空间上的发展似乎具有多种可能性,即不仅具有向中原地区倾斜的可能,同时也存在向南亚或中亚地区倾斜的可能。但是,具体就13世纪以来西藏整个周边外围地区的形势来看,我们则可以明显地发现,西藏文明向南亚和中亚发展的可能性基本上已经不存在。


  在11~12世纪,伊斯兰势力开始以强劲的势头迅速由西亚向中亚地区和印度一带蔓延和发展,并很快在中亚地区和印度占据了主导地位。1190年,阿富汗穆斯林廓尔王朝入侵德里,统治了北印度。


  1290年,突厥人的卡尔基王朝征服南印度。伊斯兰教传入印度的结果,使印度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到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趋于消灭。(王树英《印度文化与民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P32。)这样,西藏与印度之间一个重要的联系纽带(宗教联系纽带)陷于中断。当时一些受到迫害的印度佛教高僧纷纷逃往西藏,这一现象表明了伊斯兰文化对异教文化的强烈排斥性。到14世纪初,整个印度(除少数地区外)归于穆斯林统治者的统治之下,伊斯兰势力在中亚和南亚的迅速得势和发展,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使得当时由喜马拉雅山脉形成阻隔的西藏整个南面、西面和西北面外围地区,均成为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由于伊斯兰教是一种直接把维护种族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作为其最高目标的宗教,而且在伊斯兰教中起核心凝聚作用的不是教义而是教法,是教法的道义权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P545。)因此,伊斯兰教乃是一种对异教具有强烈排斥性的宗教。这样,13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得势及伊斯兰教自身所具有的对异教的强烈排斥性,即决定了以藏传佛教为特点的西藏文明已经完全失去向中亚和南亚地区发展的可能性。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如果说西藏文明的发展自身具有一种对外部文明的依赖倾向的话,那幺很显然,西藏文明决不可能朝着一个对异教文化具有强烈排斥倾向的文明地区去寻求发展。第二,13世纪以来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势力由于受到蒙古强大扩张势头的遏制,使其进一步向东发展成为不可能,所以在13世纪以后,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势力始终难以对西藏形成足够的影响。而南亚地区的伊斯兰势力则因直接受到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巨大地理屏障的阻隔,也同样难以继续向东发展。此外,自13世纪以来,印度自身因不断受到外部势力的入侵,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这使得印度不但在文化、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均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这样,印度文明本身也无力呈现向外发展势头,它对西藏文明也难以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如果说,13世纪以来西藏文明向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发展与相互沟通,因存在严重的文化及地理障碍,基本上已具有不可能性,那幺,与此相反,当时西藏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大规模交汇与联系,则呈现了某种必然之势。这首先表现于13世纪开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强大的蒙古势力的崛起及其入主中原,不但给中原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强大活力,而且也给中原文明本身带来了极大的扩张性。这种扩张性使得由蒙古统治者所代表的中原元朝政权在政治、军事上对西藏的征服和统治,逐渐成为不可抗拒之势。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元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顺利实现了对西藏的征服和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13世纪西藏文明向中原文明体系的倾斜与靠拢,的确受到了中原文明强大扩张力量的牵引。这不但表现在元朝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对西藏的征眼与控制,而且也表现在后来和硕特蒙古以军事力量对西藏政局的介入和清朝数度派大军入藏。也就是说,自13世纪以来,中原方面始终在政治和军事上对西藏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构成了中原文明对西藏文明的一种强大牵引力量。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对于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来说,中原方面对西藏形成的影响和牵引力量仅仅是一个外在原因,真正对西藏文明东向发展起决定性内在作用的却是:西藏文明自身具有突破其封闭性高原环境,向周边外部文明地区寻求补充与营养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在13世纪的西藏社会中,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政治方面。13世纪西藏内部的社会机制,亦即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所代表的特殊的、不完善的政权形态(政教合一形态),因其本土世俗政治力量的衰退与弱化,而本能地需要得到外部强大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获得发展。也就是说,西藏教派势力在政治上本能地需要依赖外部世俗力量的保护、支持来维系和提高其地位,以谋求发展。


  二、经济方面。任何宗教势力总是需要以世俗力量的资助来作为其经济基础。10世纪以来,由于整个西藏社会朝着一种宗教性社会方向发展,这不但直接导致了西藏内部世俗社会力量的衰退与弱化,而且随着大批劳动力流入寺院为僧,也给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加之西藏本土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物产寡薄”,所以西藏社会自身的物质生产便越来越难以维系和满足庞大的僧侣阶层日渐增涨的对物质财富的需求。这样,西藏教派势力也就自然强烈需要依赖于外部世俗力量的资助来作为其经济基础的重要补充。

 

  13世纪前后,西藏社会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的这种向外发展的强烈需求,构成了西藏社会在其发展方向上必然趋向于中原的一个强大的内在驱动力量。首先,就当时西藏的外围形势来看,中原政权几乎是西藏周边所有政治实体中唯一能够对西藏宗教力量及其政权在政治、军事上提供一种切实的强大支撑和保护的政权。这不但由于中原政权异常强大,还由于它自身具有相当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它始终能在政治、军事上对西藏保持其强大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影响力。而这一点中亚及南亚地区的任何政权及政治力量均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假如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所代表的政权需要依赖于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求得发展的话,那幺,中原政治力量即是他们唯一的、必然的选择。其次,中原地区的富庶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但地大物博、出产丰饶,而且中原与西藏两地在经济结构上具有极大的互补性。更重要的是,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迄至于宋代以来,西藏与中原地区之间已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密切的经济联系。所以向中原地区发展,既能使西藏宗教集团的经济基础得到及时的、有力的补充,以满足其不断扩大的物质需求,同时对于整个西藏社会的发展来说也具有某种必然趋势。事实上,西藏文明之所以始终存在—种突破其自身封闭性高原环境而向外发展的趋势,正表明了它自身具有向外部文明地区摄取营养来发展自己的需求。既然如此,西藏文明也就必然朝着最富庶、最发达的文明地区方向发展。而中原地区恰好正是这样的文明地区,它的强盛、繁荣与富庶都是当时南亚与中亚的文明所不能匹敌的。


  此外,西藏向中原发展,不但具有政治、经济上的必然性,同时也具有地缘上的必然性。西藏的整个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并由西逐渐向东倾斜,这种地形构造决定了西藏西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封闭和其东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开放特点。在西藏的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分别有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形成的巨大地形屏障,这不但造成了西藏文明向南亚和中亚地区发展的障碍和困难,而且也使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文明难以向西藏发展,所以南亚和中亚的文明也基本上无力对西藏地区的文明形成强有力的影响。与此相反,西藏东部方向的地形及交通条件则极为开放和便利。这一方面表现在西藏东部的整个地形构造是一个逐次向东倾斜和延伸的缓坡地形,无大的地形屏障;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西藏东部方向存在两个极为便利的对外交通孔道。一是从东北方向可轻易翻越唐古拉山,进入一马平川的青海大草原,此路线即可通往中原及北方蒙古地区。二是,由藏东沿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而下,既可直通四川、云南等地,同时也是西藏通往中原的另一重要交通路线。西藏东部地形环境所呈现的开放特点及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但使西藏文明向东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中原文明得以不断地保持对西藏的强大影响力。所以,西藏文明得以向东发展及其与中原文明发生大规模交汇与联系,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地缘因素所规定,也就是说,它同时具有地缘上的必然性。


  另外,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不仅为其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所决定,而且也有其文化上的必然性。13世纪以来,强大的蒙古势力成为了活跃于中国北方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文化的观点来看,13世纪蒙古入主中原及其在中国辽阔的北方地域进行的扩张,乃是北方游牧系文化的一种扩张。由于历史上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种族与文化上存在密切的渊源联系,而13世纪崛起的蒙古,又是历史上北方游牧系民族一个集大成的结果,所以,藏民族在文化与种族上与蒙古之间自然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这也决定了二者在文化上具有极大的融通性。这一文化背景,同样构成了西藏文明向东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原因。如果说西藏文明自身具有其向外发展的需求,那幺它必定本能地、无可选择地朝着一个与之相近的文明地区去发展,而决不可能朝着一个与之格格不入和差异极大的文明地区去发展。事实上,13世纪以来,西藏与蒙古之间在宗教文化上发生的联系,即无论是13世纪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皈依和崇信,还是16世纪后期西藏宗教向蒙古社会的大规模传播,均无一不是以蒙藏在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及沟通性为基础而实现的。所以,西藏文明向中原的发展,既是其自身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结果。从宏观意义上说,这种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西藏文明自身的内涵及其与中原文明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内在文化联系,尤其是与北方蒙古的文化联系所决定。


  毫无疑问,13世纪前后,西藏社会本身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的向外发展需要因异常切合中原特点并受到地缘和文化等客观条件的规定,故这一需要最终以元朝对西藏的统治为契机而获得了充分实现。在元朝,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政权凭藉元朝政治力量的支撑,不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西藏教派势力也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元朝统治西藏的结果,使西藏宗教势力及其政权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了一种完全依靠中原政治力量进行支撑的发展模式。在元以后的明、清两个朝代,西藏与中原的关系也始终沿着这一模式向前发展。即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政权一方面在政治上依赖于中原政权的支撑来维持和保障其地位,另一方面则在经济上借助中原统治者的强大资助来扩大其经济基础。从而使西藏地方政权最终在政治结构上成为隶属并依托于中原政权而存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很显然,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政权自身在政治、经济上所具有的这种对中原政权的强烈依赖,乃构成了元朝以来西藏不断主动趋向于中原政权的一个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同时它也是促使西藏最终被牢固地纳人中原政权的一个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及最终被纳入中原文明体系,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既有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也有文化与地缘的因素。虽然从表面上看,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中原文明体系强大影响力的牵引,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真正促使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内在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原因,还在于西藏文明自身具有向外发展的强烈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藏最终被纳入中原文明体系,乃是其文明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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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本书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同时也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并分别得到这两方面的资助,特此致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藏学界前辈刘立千先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李绍明先生,西南民族学院民研所徐铭教授,西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志国同志以及我的师兄兼同事张建世副研究员等人的大力帮助。刘立千先生不辞高龄为我解答了不少疑难问题;李绍明先生亲自审阅了本书提纲并提出宝贵意见;徐铭先生认真阅读了书稿,提出独到修改意见;杨志国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并多次与我讨论全书有关问题。在全书写作过程中,张建世及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霍巍、黄伟、高大伦等各位学兄始终给我以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并不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此外,本书的写作还得到学院领导、科研处、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关怀。本书的英文目录和内容提要承蒙我所孙善玲副教授在百忙中挤时间代为译出。在此一并致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当前出版并不景气的情况下,以极大的魄力和胆识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罗润苍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邱焰美同志为提高本书出版质量在审编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劳动。在此深表谢忱!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的一个人是我的妻子孔燕。三年前,当我开始本书写作之时,我们尚是一个两口之家,如今我们的小女儿已一岁有余,满世界乱蹿了。这期间,我妻子在繁忙工作之余不仅承担了抚育、照料孩子的几乎全部重担,而且也默默承担了许多本该由我承担的那份家务并时常为我抄稿。没有她的默默付出和坚强支持,这本书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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