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已被装进死亡列车。如果世界思想界不能立即行动起来，打破成见，携手前行，毁灭将无可避免。

在文明冲突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在中东和欧美大地四处蔓延之际，真正致命的冲突正在中国与美、日（西方）的对峙中迅速发酵——政治家之间交流的失败，已直白地横陈在全世界面前。他们谁都不愿意再让一步，关键是，谁都找不到退后一步的理由。

价值观冲突已是大家公开谈论了很多年的话题——起初双方都有善意来探寻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但在越来越多的讨论之后，积累下来的却是双方都不愿意再去掩饰并已日益深重的疑虑。毋宁说，双方已倾向于确信：对方公开谈论的东西总是另有所指。

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显然已经失控，每一方都在为不可理喻的对方准备对自己而言更为可信的威慑手段。但这场竞争不是西部牛仔之间的决斗——先从口袋里拔出枪来的一方已不可能就此宣布胜利。

中国这三十多年来迅速崛起的规模和走向，无疑是举世皆惊的历史性事件。但中国道路究竟意味着什么，已被中西思想界严重误读。这种从不同方向发生的误读已演化成为媒体、政客和公众的“常识”。这种常识使得我们在迎头相撞之际必得狭路相逢——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比 “生”更值得的追求，和比 “死”更难接受的退让。我们决意在此以死相拼。

关于中国道路，中、西方思想界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误读实际上源自同一个更深层的逻辑——这就是，把普世价值等同于普世道路或普世历史。

对正义的追求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达成正义的路径在古今中外却素无通例。历史处境是经由身处其间的历史生者世代相续的交道形塑，并仍在持续演化的对话场域。这种对话的意涵在正义论意义上的普世价值，是不能身处其间的他者，也可以公知、公度的，普遍有效的“正义”。但所有的正义都无一例外地是某种语境下的正义。而这种语境则只可能是由复杂上下文关系构建起来的只有参与构建这些对话的对话者才在现场的语境。

这正如数学应用题，并非每个面对此题者都在应用现场，而所有求解此题者却会寻获公解。

中国道路的不少论述者在讨论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的时候，有意无意拒绝了这种独特历史道路所追求的公解和其中所展现的普世价值，从而生硬地把自己描绘成了人类的异类。这其实是把自身实际上想要拒斥普世道路的意思，表述成为拒斥普世价值。

而西方思想舆论界和国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则从反面把普世价值等同于普世道路--------试图把基于数千年文明演化形成的西方社会的现存样式，这种实际上可以归结为“西方道路”的独特生活方式，当成不可能身在其中的“别人”的不二模板，把在全人类视野下极为独特的西方道路或西方社会的现存生活方式直接当成普世价值本身。把西方标准的多党竞争、代议制的民主政治样式和法治现状，这种种经由数千年演化形成的在当今西方语境下较完美地表述了西方语境下的“正义” 的，这一普世价值的西方“话语”——当成了全人类千差万别的语境下唯一正确的普世价值“语言”。

在我们面对数学（或物理学）应用题的时候，全世界的学生都会离开具体的应用题处境来思考此题的正解或公解，并且深知尽管那不是我们的处境（我们并未在现场丈量土地或在某个航空基地发射卫星），但有关那些丈量和运算的正解却是全人类可以公知公度的正解，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同时，也没有哪个智力正常的学生会狂妄到，视自己正在其中的某个应用处境的正解，为全人类一切应用场景的正解。

然而，把基于西方独特历史道路的“正解”，当作人类历史演进道路或人类文化的“通解” - --把普世价值直接等同于西方标准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活样态；把这种只有今天的西方才能够持续生长或滔滔不绝地说出其所说之“事”的“正义”，当作是交谈者全然不同、语境和讨论事项全然不同的别的历史道路中的生者，不必顾及其抽身不得的事项而必须去背诵的标准语句——却是我们谈论普世价值或中国道路时的常态。

为什么数学或物理学学生从不会犯上述那种显而易见的错误，而皓首穷经的人文学者和老于世故的时事评论员或政客的日常状态却是沉沦于这种粗浅的错误 ？

因为数学学生从不把那丈量土地的处境当成是自己要去圈起来加以保卫的处境，而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此前我们在肤色或宗教上的区分，却是我们从来不可能借故离开的处境，是我或与我的尊严浑然一体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能对别人混迹其间的生活方式和只是在那个生活方式中才得以展开的那些独特的交谈，抱持足够或者最起码的尊重，我们就根本不会有机会把捉到他那道“应用题”的题意，更别说只有在那个题意下才会达致的“正解”。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会倾向于把我们自己的“应用题”所得正解视为全然不同的别人，在无论何种处境下的通用解脱法门。

傲慢与偏见是人类的大敌，而这个敌人与生俱来。人类以正义的口号相互攻伐也许已经持续了数十万年，而文明冲突自轴心时代以来就是人类文明史的日常状态。十字军战争、殖民战争和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峙（冷战或热战），其实一直就是文明冲突。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不过是这些延续千年的文明冲突的某种或许可以单独命名的样式。

可以说，人类从来不缺少相互毁灭，“与汝偕亡”的意愿，但只是在今天，这种愿望才装备了与之匹配的能力——确保相互摧毁——以核威慑这种严重威胁所有人的手段来似是而非地威慑对手，确乎是只有当代人类才能够充分领会的愚蠢的智慧。

基地组织、塔利班和IS给全世界出的难题只是更大的那个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强大的西方从未彻底清理其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话语，也从未在克服了其民族国家（国民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内部的法西斯主义罪恶（自由人对奴隶的统治、白人对黑人的统治、种族主义政治）之后，向所谓“价值观同盟”这种隐晦的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罪恶道别。

国内和平是那些中东国家的人民当年掌握在手的最基本的人权，而国家主权受到尊重也是所在国人民国民身份受到尊重这种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而西方把自己的解当作了可以抹除任何别人的生活处境的通解——当西方用绝对武力摧毁那些在技术上等同于平民的他国武装部队，并肆意践踏别国主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后来的所有恐怖分子将要采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而当我们赫然看见西方的著名政客把建立“价值观同盟”当作理所当然的国策，媒体和民众也理所当然地以价值观来区分这个世界上的“他们”和“我们”的时候，这种轻慢的谈论和保卫普世价值的英雄主义情绪正在培植的可能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罪恶。

阐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意义，这一任务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

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传统的独特性和独一无二的现实国情并以此为据拒绝公解（独特处境下的普世价值），世界主流舆论和观察家们将会搞不清楚中国在干什么以及将走向何处，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的那些遭遇所揭示的那样。

而遵循我们保持了一百年以上的思考习惯，直接以西人的思想作为中国的思想，以西人的方案作为中国困境的解救之方，实际上就是以西方的道路为普世道路，把西方道路所展现出来的普世价值混同于中国道路所可能展现的普世价值——这的确就是我们百年来屡战屡败仍然未得其妙的全部事情的真相。

中国道路显然陷入了双重的误读而难以自拔。国内的主流话语从未透彻地阐明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中国道路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让多少人口脱离贫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些事实背后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事情——中国人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蓬勃生长却从这些大规模的叙述之网里面滑落出去。

民间的自由主义话语则是以西方的现状为蓝本，以西方现存的思想叙述作为学理根据来反照中国的现实。在这种反照里面，我们会看到中国的现状与“普世价值”的巨大反差，似乎中国道路就是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道路。而左派或主张以中国模式来对抗西方模式的思想叙述，则从否定普世的发展模式进到否定普世价值的论述路径，从反面坐实了自由主义者的判断。

西方的主流舆论、政客，甚至民众怎么看中国道路？他们显然满怀疑虑。公然主张和炫耀价值观同盟，以批评中国来讨好选民，舆论一边倒的喝倒彩（例如，对中国的大阅兵和南海岛礁建设），政客以反对绥靖的历史口号来凸显自己的英雄本色（就像希拉里呼吁以强硬姿态对抗中国的南海主张时所做的那样）。。。。。中国道路即使不是邪恶的，也是在价值观上对西方构成了严重挑战，让人惶恐不安的某种异类的选择。

而当我们和他们以上述方式中的任一种来描述中国道路的时候，中国与西方的战略性对峙就会是这种描述将要指向的宿命。我们已经看到了与这种判断相互匹配的军备竞赛失控的迹象，而且军备竞赛失控的局面正在向看起来已难以逆转的全面冲突转变。

有共同的历史就有分裂的历史。人类普世价值中的的绝大部分只能公知、公度而不能公享，或者说只能以公知、公度的方式公享。从3月13日西方十二国严词批评中国政府拘禁两百多名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导致中国人权现状严重恶化这一事列可见，无视每种处境的当事人主权，混淆可公度之普世价值与可共享之普世价值之间界限的国际政治谈论，已泛滥成灾。两百多位被拘禁的活动人士当然需要在中国法治框架下面的人权保障，这是中国政府、护法机构、国内舆论、当事人，甚至西方舆论和政府可以共同关注和跟进的目标，但活动人士与西方互动的目标如果并非是与中国政府和护法机构在中国法治框架下面来达成保障当事人人权的诉求，那就显然脱离了达成某种“正解”的语境。

而十二国本来大可关注的事情他们却从未认真关注，这就是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绩和未来更可大进一步的那些人权事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建立起来，并日益法治化的广泛的市场经济，以及与此深刻相关的农村改革、国企改革和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已经和将要惠及每个中国人人权的现实和未来。

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国企、民企实际上的二元体制，是中国经济、社会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辐辏之地，同时也是中国人权事业遗留最大赤字的领域。8亿农民与5亿城镇居民享有统一的国民身份，国企和民企取得完全一致的国民待遇，在中国尚有许多坎坷需要迈过。但这正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最操心的当前之事，而这些事情的“正解”，毫无疑问将是人类以波澜壮阔之势彰显普世价值和人类尊严的伟大实践。当然，这肯定不是西方人的当前之事，他们也不可能对城乡二元体制所造就的触目都是的那些困扰有切肤之痛，正如我们对美国人纠结万端的“持枪”的正义问题一头雾水——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共享问题和答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公知、公度的意义上公享那些问题的“正解”，并共享普世价值得到彰显的人类尊严。

十二国的上述指责实际上是试图以西方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来对抗他们定义的那种西式“暴政”，而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一个他们暂时还不能理解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现代转型所面临的内外困扰。这种政治层面的批评与反批评反复沦为口舌与枪炮的对峙，鲜明地揭露了基于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立场相互反对，为人类的未来埋伏了多么巨大的危机！

这里的“中国道路十日谈”，是一群关心国家和人类命运的、真诚的年轻人发起的讨论的现场记录。我和邱小林教授、吴兴明教授、余平教授、熊林教授、曾怡教授等同事先后参与了这场讨论。在长达10天的高强度讨论过程中，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道路”日渐清晰的历史意义。这些讨论显然不是书斋里的名山事业，我们期待它对困扰周遭的各种事情作出强有力的回应，为世界思想界在实践层面的长久缺位做一次有效的补白。

面对这卷充满张力的活生生的讨论记录，首先应该铭记的是论坛的主要组织者吕德馨、周清云，以及来自武汉、广州、北京、成都、上海等地高校的年轻学人，他们是蒋四军，罗东，张家宝，肖珂，赵良杰，叶思奇，杨帆，严媛，王十二，蒋金池，高杰，陈亮，张郑波，辛帅，张正，董方超，陈光绪，范晶晶，江小蓉，唐丹，王雅迪；还有为我们这个论坛落地提供了全程后勤服务的成都明伦书院全体同仁。他们是施文忠院长及施永宏，晏华，刘姝，胡宇，易仕礼，严小蓉，巫若宁，蒲雨薇，张雨晴，牟行伟，王薇，左总，李总,郑惠娟，余品德，肖开新，高胤凯，卫远。

周清云在论坛落幕后的整整半年，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来分配录音、整理和核对各位的录音记录稿，并完成最后的编辑工作。

 

（论坛于2005年7月20 -29日，在成都幸福梅林明伦书院举行）

          

 

 

                        2016年3月15日，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