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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石硕,男,汉族,博士。1957年10月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7年于四川大学历史系隋唐史专业获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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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 第八章 清末至民国西藏与中央关系的演变与性质(上)
来源: 作者:石硕 点击:459次 时间:2006/9/25 10:39:42

第八章 清末至民国西藏与中央关系的演变与性质


  虽然,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极大地巩固和强化了西藏与中原的政治隶属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但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清末以及清朝灭亡以后,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发展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曲折,这些困难和曲折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松弛,西藏方面甚至一度产生了某种独立和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但是,最终结果,西藏既未成为某一外部势力的藩属,亦未走向独立,而是仍然继承和延续了元以来它与中原所形成的传统政治隶属关系。那幺,清末以来,是什幺原因造成了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相对松弛?而西藏方面对它与中原关系的这一变化作出了什幺样的反应?同时,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松弛为何没有导致西藏的独立而是使它最终仍然继承和延续了元以来与中原的政治隶属关系?本章将着重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

  第一节 清末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松弛及其原因


  有一点非常清楚,即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西藏与清朝政治关系所出现的松弛和困难并非由于西藏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由清朝方面的原因所致。众所周知,自进入19世纪以后,清朝的国势开始走向衰落。这一方面表现为19世纪以来清朝内部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因而从内部导致了其统治的逐渐腐朽和动摇;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各列强的武力入侵对清朝统治形成巨大冲击,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开始被迫进入了半殖民地社会。19世纪,尤其1840年以后,清朝自身即开始陷入一种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艰难处境之中。在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中,清朝先后两次惨败于同英国进行的鸦片战争。随后,轰轰烈烈历时13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又几乎予清朝以毁灭性打击。1894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再度失败;1900年西方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造成清政府主权沦丧,国力日衰,其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必须承认,西藏与清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很大程度是以西藏在政治军事上对清朝的依赖以及清朝对西藏的强大政治保护为基础的。确切地说,也是以清朝的绝对强大为基础的。清朝自身的衰落自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它对西藏的施政和政策,同时也必然使清朝与西藏的政治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那幺,清朝的衰落给它同西藏的关系方面带来了什幺样的后果呢?归结起来,至少产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首先,清朝的衰落使其相应地削弱了对西藏的统治。清朝在西藏统治的相对削弱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840年以后,尤其是在1844年,琦善出任驻藏大臣期间,清朝自动放弃了过去在西藏的某些权力。其中包括放弃了驻藏大臣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处商业收支的审核权(即财务监督权),同时还放弃了驻藏大臣巡查边界、校阅营伍、操练番兵权(放弃了部分兵权)。(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P74一75。)这些权力的放弃,反映了清朝对西藏统治的相对松弛。其二,清朝对西藏统治的削弱,表现在其对西藏保护能力的逐步下降。1841年,英国唆使克什米尔统治者道格拉(道格拉族是印度锡克族的属部之一,藏语为“森巴”)军队由拉达克入侵西藏阿里。此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集中全力于沿海战事而无力西顾,只得在驻藏大臣孟保和海朴的督促下,由前后藏派出3000名藏军驰援阿里。战事延续达一年之久,最终以藏军将侵略者赶出阿里而告结束。在此次战事中,清朝除责令西藏地方守土御敌呈报战况外,几乎无所作为。1855年,尼泊尔以噶厦政府苛待其官员和商民为由,派兵袭占了西藏边境的聂拉木和吉隆两地,随后又在英人的唆使下大举北犯,侵入后藏。此时东南沿海正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又值清朝倾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之际,清政府实际上已无力调遣任何援军来保卫西,所以这次战事同样完全由藏军孤军作战。清政府的唯一作为是命驻藏大臣往后藏查办以息纷争而已。在1888年和1904年英国势力对西藏的两次武装侵略中,清政府则表现得更加软弱无能,不但未派军队驰援西藏,而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一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立场。如果说在1791年当西藏遭受廓尔喀入侵之时,清朝曾以极大的军事优势和决心派军入藏驱逐廓尔喀入侵之敌,那幺,在进入19世纪以后,清朝自身内外交困及其国势衰落的境况,显然客观上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它对西藏保护能力的下降。在进入19世纪以后,清朝调遣军队入藏以驱逐外来入侵者的局面基本上已不复存在。


  其次,清朝衰落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清朝与西藏在对待西方殖民势力入侵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隔阂。19世纪,清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各殖民强国武力入侵所带来的强大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衰落的过程也是其殖民化的过程。1840年以来,清朝在同西方列强的武力对抗中一再遭到失败,结果不得不被迫出卖主权以维持其统治。同时,一再失败的现实也使清朝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难以抗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在对待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上便逐步采取了一种以妥协退让为基调的投降主义政策。这一政策既反映了清朝衰落的国势,同时也与清政府作为半殖民地政府的地位相吻合。事实上正是靠这一政策,清朝才能藉以苟延残喘,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但是,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殖民侵略浪潮中,西藏并未能够幸免。而且有一点非常清楚,西方列强对西藏的渗透和侵略往往直接与它们从清政府手中获取利益的多少及战事结果紧密关联。这意味着西方列强对西藏的侵略并不是孤立进行的,乃是其瓜分中国和将整个中国殖民化的一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来实施的。当西藏面临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清政府不但未全力帮助西藏抗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反而将其业已实行的以妥协退让为基调的投降主义政策移植和强加于西藏人民头上。这就导致了西藏与清政府的严重分歧,成为19世纪以来西藏与清朝之间政治关系急剧恶化的一个关键性原因。


  首先,1855年尼泊尔入侵西藏时,当时清政府正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因而急于息事宁人以结束战事,遂命驻藏大臣出面调解,与尼方议和。1856年,在驻藏大臣赫特贺主持调解下签订了《西藏尼泊尔条约》十条。条约虽肯定“对中国皇帝,一如历来,加以尊重”,(王光祈译《西藏外交文件》,P53。)但却现定西藏政府每年向尼方付一万尼币的“馈赠”,尼人在藏享有治外法权,尼人在藏经商有免除商税、路税及其它各税之权。该条约是19世纪清政府直接导演的有关西藏地方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同时也是清朝在西藏执行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政策的一个开端。


  1876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烟台条约》,正式允许英国人派人进入西藏“探访路程”。1884年,英国派马科蕾(C。MaCaulay)率武装卫队由印度入藏行至后藏边境,遭到西藏立面拒绝。英国通过清政府令驻藏大臣转饬达赖喇嘛予以放行,但依然遭到西藏方面的反对。自此,西藏与清政府之间在对待西方殖民势力入侵间题上的分歧和隔阂日渐酝酿。


  1886年(光绪十二年),西藏为防止英国势力入侵,在南部边境的隆吐山派藏军设卡防卫。对西藏方面这一行动英国首先向北京清政府提出“搞议”,称隆吐山乃锡金地界,令清政府“转饬藏番”,撤出驻兵。1887年,英国驻北京公使又向清政府提出照会,并以出兵相威胁。清政府迫于英国的压力,乃令驻藏大臣强迫藏人撤走隆吐驻兵。1887年9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函驻藏大臣文硕,称:“……亟应剀切晓谕藏众僧俗,申明利害,饬将界外踞守藏兵,迅即一律撤回,切无任其滞留。”


  1887年2月,西藏方面与英国的对峙日趋紧张,清政府再次向驻藏大臣下令:“目下事机紧迫,无论隆吐属藏属哲,将来自可辨明,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剀切劝谕,迅速撤卡。”(同上。)


  清政府的这种妥协投降政策遭到了西藏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西藏方面不但拒绝执行清政府的命令,而且在1887年2月,拉萨三大寺、札什伦布寺以及其它寺院和噶厦七品以上全体官员联名向驻藏大臣上递公禀,申述在隆吐设卡的理由。(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卷。)
  同年11月,三大寺和僧俗文武官员又向驻藏大臣上递公禀,反对清政府关于从隆吐哨卡撤退的命令。(同上。)


  同年12月,三大寺和全体僧俗官员再次向驻藏大臣上递公禀,直接批评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同上。)   此时,英方提出限藏军在1888年正月底撤出隆吐,清政府也下令藏军在此期限内撤退。在此最后关头,拉萨三大寺和全体僧俗官员再次向驻藏大臣呈递公禀,公开拒绝执行清政府的命令,称。“隆吐山设卡之事,无论英人展期明年正月底,即使目下有男尽女绝之忧,亦不甘心以门户让人,虽奉严旨,亦不能听从英人之要挟,乞代转奏。”(同上。)


  但是,清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完全漠然置之,仍顽固坚持其违背西藏各阶层利益的妥协退让立场,这不但极大地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而且也使西藏与清政府之间开始出现严重的隔阂和背离。其时,驻藏大臣文硕在致续侍郎的信中写道:“(藏人)遂疑内地官员无一不贪货赂,举凡措置是非,左袒洋人,……种种抗违,皆从此起,且有英人不见汉官,断无进藏之事,英人一见汉官,藏事终无不坏之理之语。”(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卷。)驻藏帮办大臣色楞额在奏犊中也说:“惟自洋人倡议入藏以来,每疑驻藏大臣及驻防官兵,袒护洋人,遇有洋务,番众颇形不驯。”(同上。)

 

  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既遭到西藏全体人民的强烈反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驻藏大臣文硕的抵制。文硕同情和支持西藏人民反英自卫行动,而且这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满族官员当时已预感到清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将会给传统的藏汉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他在1887年10月致朝廷的信中写道:“(藏人)坚定不移,此必强其所难,因而更增疑忌,导之愈力,拒之愈坚,正恐敌情未洽,边计先弛,徒使三百年之藩服,模化离心,而终无补于时局,不更为失计之甚乎?”(同上。)驻藏帮办大臣色楞额在给朝廷奏牍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即如边界通商一事,筹办愈急,该番众愈疑忌而拒志愈坚,倘逼勒过甚,恐生他虞,势必外侮未临,内患先作。”(同上。)


  可是,腐败的清政府对于文硕等人的切切忠告根本置之不理,反于1888年3月以“见识乖谬,不顾大局”为由将文硕革职。文硕的革职进一步扩大了西藏与清政府之间的隔阂。这恰如《清季筹藏奏牍》跋语中所述:


  “文硕筹藏之旨,在抚绥番人使心内向,然后谋共御外侮。故藏人在隆吐设卡,英人借口陈兵威吓,朝廷令文硕命藏人撤卡,文硕力为辩护,谓隆吐为藏境,筑卡系自卫,请推诚与英人交涉,章数十上。虽严旨屡责不稍易其宗旨,于是褫文硕职而以升泰代之。……文硕于国外形势,殊多隔膜,……然保全藏土之苦心,实足多者,……深得藏番之爱戴。自文硕去职,达赖喇嘛谓中朝不知用人,无足依赖,遂谋联俄。”(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跋语。)


  当文硕革职之时,英军在进行充分准备后悍然向隆吐山藏军边卡发动了进攻。藏军奋起反抗,使英军每前进一步均付出极高代价。但此次战役终因藏军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无法与英军的精良武器抗衡,再加上继任驻藏大臣升泰到藏后忠实执行清政府妥协退让政策,他抱定“严束藏兵,不准妄动”的宗旨,首先责令藏军撤回帕里一线,以便造成与英军谈判媾和的形势。随后又利用西藏上层个别人(如第穆呼图克图等)出现的妥协倾向以及卓木一带居民因差役过重出现逃亡的情况,把各地征集的民兵包括拉萨三大寺的僧兵加以遣散,使藏军的抗英锐气和部署受到破坏,前方军队得不到有效支持,最终导致了藏军在整个战事中的失败。


  隆吐山战事失败的结果,是导致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两个条约的签订。《藏印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哲孟雄(锡金)归英国保护,哲孟雄的内政外交完全由英国办理,划分哲、藏地界。《藏印续约》的主要内容则是,西藏亚东开为商埠,英人派员驻扎;英国在亚东享有贸易特权,英商免纳货物进出口税,英人在该地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光绪条约》卷27,英约,十九年癸巳。)但是,这两个条约完全是在以驻藏大臣升泰等人为代表的清政府一手包办下签订的,所以西藏官民概不承认。荣赫鹏在所着《英国侵略西藏史》一书中也指出:“事实上,此次条约已证明毫无效用,西藏人民从未承认之,而中国当局又完全无力强制藏人也。”(参见(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熙初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编印,1983年,P70。)驻藏大臣安成的奏牍也提到:“从前界务一事,藏臣升泰虽订立约章,以支莫挚山南北流分水为界,藏番并未允从,所以迄未勘划。”(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安成卷。)故虽订立条约,英印进口货物仍被课什一之税,英国在藏印边境树立的界碑亦为藏人撤毁。为此,英国遂采取分离西藏与清朝关系办法,企图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涉,曾数次间接和直接致函达赖喇嘛,要求讨论“划界通商”问题,均遭西藏方面“原函退回”。这一局面导致了1904年英国再度对西藏的大规模入侵。


  1903年,英国以谈判为名派兵入侵西藏南部边境岗巴宗,要求西藏及驻藏大臣派代表前来谈判。与此同时却另派出3000人的军队由荣赫鹏电麦克唐纳率领,从疏于防卫的亚东、帕里一线发动了对西藏的大规模入侵。此次战争中,清政府同样采取了出卖西藏人民利益的妥协投降政策。当英军发动侵略前夕,清政府于1903年12月指示驻藏大臣有泰“迅即开导藏番,毋开边衅,无论如何拦阻,赶紧设法前往,亲与英员妥当办理。”(吴丰培用《清季筹藏奏牍》有泰卷。)英军入侵后,清政府外务部也于1904年2月电告有泰:“执事抵任已久,何以与英员尚未接洽?希钦遵迭次谕旨,亲与英员妥速商办,并切实开导藏番。听候开义,毋梗顽生事,致酿巨衅切要。”(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有泰卷。)清政府责令西藏方面“只能理阻,不准与英兵生事”,由此导致了在曲米森谷10D0多名藏军遭到英军的野蛮屠杀。随后,英军向江孜推进,西藏军民奋起抗击,在江孜一线阻击英军达数月之久,进行了著名的极为壮烈的江孜保卫战。最终江孜防线被英军突破,英军于1904年8月攻入拉萨。


  这次抗英战争,进一步使西藏方面与驻藏大臣之间的矛盾达到无可调和的地步。驻藏大臣有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完全采取了与西藏方面对立的立场。他对于西藏方面要他转奏大皇帝请调内地军队、资助军饷、协同御敌的要求,竟斥之为“执拗无理,胆大妄为”,认为西藏方面此次抗英,与昔年隆吐山之战,大致相同。“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从辞令也。”(同上。)待英军进入拉萨,有泰致电外务部称;“冀幸英军进拉萨,为我压服藏众。”(同上。)上述文件证明有泰作为清政府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竟然希望藏人抗英失败,更为荒谬的是,在英军侵入拉萨的当天,有泰竟主动前往“拜访”荣赫鹏,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此番会见作了如此记述:“荣赫鹏抵藏,奴才当即往拜,并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辎员,该英员等深念邦交,与奴才颇称浃洽。”(同上。)清政府对有泰此举完全听之任之。由此可见,1904年西藏的抗英战争,清政府及其驻藏大臣不但袖手旁观,坐视藏人的失败,而且采取了几乎与西藏方面相对立的态度和立场,其结果自然是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了西藏地方与清政府的矛盾。


  在英军进入拉萨前夕,十三世达赖喇嘛率领亲信随从离开拉萨,向北出走蒙古。此时,清政府再次采取了一个激化矛盾的行动,下令暂行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并欲以九世班禅取代达赖喇嘛全藏宗教领袖的地位,召其前来拉萨,但遭到班禅拒绝。1904年9月,英军首领荣赫鹏以武力相威胁,强迫西藏方面以甘丹赤巴为首的上层僧侣官吏和拉萨三大寺代表与其签订了《拉萨条约》,同年9月,英军由拉萨撤出。


  如果说,1888年以来英国对西藏的两次武力入侵为英国在藏取得了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特权,使西藏和中国内地一样开始处于半殖民地状态,那幺,这两次入侵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是酝酿和形成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政府之间的严重隔阂和矛盾。这种隔阂和矛盾的缘起在于清政府在英国对西藏的两次入侵中均采取了为西藏方面所难以容忍的妥协投降政策。而清政府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并非由于统治阶层决策的失误,而是由当时清朝腐败、衰落的国势所决定,是清朝自身衰落在西藏政策上的一种必然反映。


  第三,清朝衰落带来的又一个结果,是造成了驻藏大臣官僚系统的日趋腐败。在清朝后期,清政府所委派的驻藏大臣多数系昏聩无能之辈,或是在内地遭革职失意之人。他们到藏后不是护守印信、专等三年期满转回北京,就是与噶伦勾结,贪图贿赂、渔肉藏民、侵蚀公款。在清朝末年,驻藏大臣系统文武大小官吏几乎没有不在边防报销项内贪污的。与此同时,驻藏大臣也利用会同达赖喇嘛奏补噶伦职权,收取“陋规银1.2万两,挑补代本、甲本等各官,则收陋规银数百两至二三千两不等,这些陋规银自然都由藏官摊派于民间。


  清末驻藏大臣中,最为腐败的典型当数有泰。在英军入侵拉萨时,有泰“犒赏”英军牛、羊、薪、草等项用银一千五六百两,却借端向清政府报销至四万两之多。有泰下属文武官吏欲升官或免罪者,只要向其看门人刘文通施行贿赂,便可如愿以偿。当西藏军民在前方奋力抗英之时,有泰却在拉萨醉生梦死,“白昼携随员等赴柳林子招妓侑酒、跳唱纳凉。”(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张荫棠卷。)清末,以有泰为典型的一些驻藏大臣的行为,恰如后来张荫棠所参奏:“媚外乞怜,颟顸误国,凭权纳贿,卖缺鬻差,纵容门丁,需索舞弊。”(同上。)一藏大臣如此违法乱纪和贪污腐化,显然是清朝自身衰落、腐败的政治在西藏的一种反映。其结果自然使驻藏大臣在藏权力因朝廷的没落和驻藏大臣的昏庸腐败而被大大地降低、削弱。所以,在清末,不但驻藏大臣的声望低落,朝廷命令难以贯彻,而且驻藏大臣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也严重恶化。
  综上所述,19世纪以来西藏与清朝政治关系所出现的松弛和困难主要集中表现于三点:
  一、清朝对西藏统治的相对削弱(亦表现于清朝对西藏保护能力的下降)。
  二、驻藏大臣官僚系统的日趋腐败及其声望与权力的逐渐低落。
  三、西藏地方与清政府之间在对待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上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隔阂。
  非常明显的是,以上三点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上都不是由西藏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直接由清朝方面发生的变化所致。确切地说,这三点客观上都是清朝自身统治日益衰落和腐朽的结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西藏与清朝政治关系发生的上述变化无论主观或客观上都非西藏方面的原因所致,那幺,西藏方面对此变化采取了什幺样的态度和和做出了什幺反应?对这一点,我们从西藏在前后两次抗英战争以来对清政府的一系列要求中不难窥见一个大致的脉络。


  隆吐山战役前夕,西藏地方同清政府在是否撤卡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在此期间,西藏三大寺及全藏僧俗官员曾前后五次联名向驻藏大臣呈递公禀,反复申辩在隆吐山设卡理由。并力图说服清政府改变其立场。公禀称:“无论隆吐山一隅之地,无足重轻,即以全藏而论,亦较畿辅悬殊。但是四肢有病,天君终恐不能泰然,大概割地求全之谋,终恐不能久持,或执政大臣未暇思耳。”(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卷。)又称:“现在哲孟雄所属大吉岭地方,英人修设铺面,安设英兵,据为已有。哲孟雄、布鲁克巴(不丹)两部落,原归汉番版图,本系嫡亲子民,英人岂有不知?该英人当初并未恳求大皇帝赏给,亦未通知唐古忒商上,竟敢擅自夺霸民土,反自以为有理。今我唐古忒在于本境修建房屋,自保疆土,动辄借故冒昧,妄禀大皇帝圣聪,擅弄是非。”(同上。)公禀的上述内容明确反映了西藏各阶层人民在面临外敌入侵时的强烈的“汉番一体”意识和内向决心,同时从西藏方面在不到一年时间五次向驻藏大臣上呈公禀的行动看,当时西藏显然将抗英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清朝,为此自然首先期望求得清朝的支持和理解。尽管清政府在隆吐战役中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最终使西藏地方感到失望,但西藏方面仍未放弃寻求清朝支持与保护的强烈意愿。
  189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他在对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后,即请示清政府派军队入藏,以共同抵御英国的入侵,清政府未允。(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安成、裕钢卷。)


  1899年,因西藏方面与驻藏大臣的矛盾日趋尖锐,十三世达赖喇嘛遂避开驻藏大臣,通过蒙古黄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直接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奏折提出了八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清政府在哲孟雄和尼泊尔的背向上施加影响,提供武器援助,派工匠赴藏制造军械,遇有紧急事件达赖喇嘛应有直接上奏皇帝之权等等,对这些要求清政府不但未予应允,反—一加以驳斥。(牙舍章编着《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152—155。)


  1903年冬,在西藏即将面临英军大规模入侵前夕,拉萨三大寺和噶厦全体僧俗官员再次向驻藏大臣呈递公禀,要求清政府派兵援藏,公禀称:“此案汉番大体一局,……万难束手弃置佛门教务。……恳请钦宪大人,援案准其自炉关(即康定)以下各汉属,派助兵丁,或捐助军资各情,谨当陆续叩恳代邀天恩。”(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有泰卷。)但西藏方面这一恳切要求同样遭到清府拒绝。


  无可否认,在隆吐战事以后,出于对清政府妥协投降政策的极度失望,十三世达赖喇嘛确曾一度产生“联俄抗英”倾向。《清季筹藏奏牍》跋语记,隆吐战事“自文硕去职,达赖喇嘛谓中朝不知用人,无足依赖,遂谋联俄。”(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跋语。)1904年6月11日《时敏报》也指出:“(清廷)竟坐视英兵侵入,而反责藏人不当开战,此真大惑不解之事,则无怪藏人以朝廷不可依赖,而欲依赖于俄也。”在1904年以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堪布德尔智多次往返于拉萨和彼得堡,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沙皇取得联系。当时西藏联俄目的旨在靠俄援以抗英,尚无“独立”意图,且因与俄国的联系未取得实质性结果,西藏方面始终未能从俄国得到实际援助。所以,在第二次抗英战争失败后,西藏方面仍未放弃寻求清朝保护与支持的最后努力。这一点,从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前后的言行可得到证实。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离拉萨出走前夕曾说:“现在,英军即将到拉萨,它将对我的政教大业带来什幺后果?我心中实无把握。如今,我已决定离藏,先去蒙古,再赴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西藏文史资料》第七辑,P68。)西藏代理摄政甘丹赤巴后来对驻藏大臣张荫棠也云:“达赖濒行,曾言拟赴北京吁请陛见,面陈西藏情形,恭请圣训,俾得有所遵循。”(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张阴棠卷。0


  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库伦目的是为了投靠俄国。此说法主要出自日本人山口县君所着《西藏通览》一书,该书称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本欲利用此时机,通赴俄都,故此行由西藏入青海至甘肃省,因据沿道礼拜者议论,以春来日俄在满洲战争,俄连次失败,遂由嘉峪关入蒙古至库伦后欲再还西藏。”((日)山口县君《西藏通览》,民国2年陆军部印行。P287。)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缺乏事实依据的。1904年以前,尽管十三世达赖喇嘛曾通过侍读德尔智多次赴俄联系,欲取得俄国援助,但在1904的抗英战争中,俄国除口头上的表示外并未给予西藏任何帮助,这无疑已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感失望。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俄国的失望情绪,在驻藏大臣于1904年6月21日给外务部的电文中已有所反映:“藏人前此曾以服从俄国人为得计,但达赖喇嘛近日因闻俄军辽东败报,故其信赖俄国之心亦渐薄。”(《东方杂志》,1904:7、P291。)值得注意的是,驻藏大臣的电报是6月21日,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是7月21日,这意味着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出走前对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败绩已有所闻并已对争取俄援感到了失望。所以,从当时情形看,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的目的实际上已不太可能投靠俄国,(郭卫平《清季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考》,载《西藏研究》1986年3期)其真正目的乃是为谋求与清廷的和解作最后的努力和尝试。当然,由于当时西藏与清朝驻藏大臣之间已陷入严重僵局,这决定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可能直接赴京,他必须为自己与清朝达成和解的最后努力留下转圜余地。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选择库伦这一中间地带及到达库伦后仍与沙皇保持着密切联系来看,不能排除他有投俄的准备,但这仅是作为万不得已的退路而已。事实上更主要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出走库伦期间,始终公开表达出与清廷和解的强烈愿望。柏林所撰《阿旺德尔智堪布》一文中指出:


  “在喀尔喀……乌里雅苏台来的中国官员在三音诺颜汗旗查问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因何而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有无放行公文?”达赖喇嘛回答他们,英军进了西藏,横行不法,惨无人道。中国议事大臣不能保护西藏不受外国侵犯,因此,他只好去库伦,亲自由库伦向中国皇帝禀报西藏遭受的灾难。”((俄)柏林《阿旺德尔智堪布》,王远大译,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1期。)


  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库伦后,即发表声明,说他之所以来库伦,是“为了便于联系,主要是便于和朝廷的联系。”(《俄国外交档案》,转引自列昂节夫着《外国在西藏的扩张》,P32。)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给朝廷的电报中亦奏禀道:“由于西藏远离北京,同北京缺乏应有的联系,以及中国当局驻藏人员的罪过和无能,他只得到库伦亲自奏闻皇上。”((俄)柏林《阿旺德尔智堪布》,王远大译,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1期。)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表态并非停留于口头上,实际上他也完全照此行动。《清实录》已载:


  “九月己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库伦办事大臣德磷。电奏悉。达赖喇嘛被难逃出求救,请代奏等语。着德磷迅派员迎护到库伦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清实录》德宗卷535,光绪三十年九月己亥条。)


  由上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抵达库伦前就已派人向清廷驻库伦大臣求助,当其于10月20日抵库伦后,又派出罗藏丹增及绛央顿珠两大喇嘛径赴北京向理藩院呈述西藏情况。(《中英西藏交涉始末》,P177。一说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清廷钦差大臣向皇上呈递奏折,并派遣哲蚌寺巴登活佛和库伦索本、库伦洛桑丹增等人随同钦差大臣赴京禀奏。参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P69。)此间,朝廷也增加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照料和优抚。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由库伦写给西藏甘丹赤巴及各噶伦的信中云:“现居库伦甘丹寺,经库伦大臣代奏,仰蒙皇太后大皇帝恩施赏赐多珍,钦派大臣看视。”(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有泰卷。)


  此后数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辗转于蒙古、青海、五台山一带,1908年遂应朝廷之召赴京。此间,英、俄、法、德及曰、美等国竭力游说和挑拨达赖喇嘛,但从十三世达赖喇嘛毅然赴京的行动看,他对求得与朝廷的和解与支持仍抱有极大希望。他竭力想把与驻藏大臣的嫌隙同朝廷区别开来,故其入京后对清朝的一个主要请求是允许自己有向朝廷直接奏事之权,不必通过驻藏大臣转奏,然此项要求同样遭到清廷拒绝,十三世达赖喇嘛除被朝廷加封“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每年给廪饩银一万两外,几乎一无所获。同年,慈禧、光绪相继去世,清廷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190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最终怀着对清廷的绝望离京返藏。自此,西藏方面不得不最后抛开对清廷的依赖而暂时自谋前途的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一。


  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清朝的统治已濒临崩溃边缘,另一方面在清朝腐朽的躯壳中却已逐渐成长起一种新生社会力量,这就是新兴的代表进步潮流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积极主张推行“新政”,倡导改良社会,以挽救日渐衰败的国势。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及赴京期间,清政府迫于国内舆论的强烈指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巨大压力,为挽救西藏危局,开始在西藏推行振兴藏务的“新政”措施。1906年,清政府派赴美归来的张荫棠“领副都统”衔,以驻藏帮办大臣身份进藏“查办藏事”,次年又派联豫为驻藏大臣进藏与张荫棠共同筹办“新政”。与此同时,清政府也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西康)一带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推行“新政”。这一系列行动是垂死的清政府为重振和更新对西藏的统治所作的最后尝试,同时也是当时内地兴起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西藏的一种反映。不可否认,张荫棠和联豫、赵尔丰等人在西藏和川边推行的“新政”确有其积极和进步的一面(特别是张荫棠的改革,的确给当时封闭、沉睡的西藏社会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这些“新政”措施严重脱离西藏的社会特点,带有较为深厚的满汉大民族主义色彩,同时又包含了很大程度的强制性,尤其是赵尔丰在川边一带的改革,不仅以血腥的武力镇压为先导,还同时沿袭了瞻对事件(瞻对事件是指1848年瞻对(今四川新龙县)土司工布吉父子以武力占据了德格、理塘、巴塘等上司的辖境,不仅阻断川藏交通,而且声言要进军西藏,直捣拉萨。四川几度出兵镇压均无功而返。1865年清政府征调西藏军队联合进剿,藏军从西路攻入中瞻对,将工布朗吉焚死于碉寨内。战事平息后,清政府决定由西藏派官征收瞻对的赋税,以酬补其军费开支。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以瞻对人民不堪藏官虐待,时起反抗,曾二度驱逐藏官,主张把瞻对仍归四川治理,从而引起川藏双方严重争执。由此形成了四川当局与西藏地方之间一个长期纠纷的根源。)以来四川与西藏形成的传统矛盾而带有很大的军事扩张成份,所以,清政府在西藏和川边推行“新政”的结果适得其反,实际上是大大加剧和扩大了汉藏矛盾。1909年,联豫和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为了平息和对付藏人对“新政”的抵触和反抗,奏准清廷调派四川知府钟颖率川军2000人入藏,此举遭到西藏方面的强烈反对。在局势日趋严重的关头,先期返回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希望与清廷驻藏官员达成缓和,约温宗尧到布达拉宫商谈,双方达成川军到藏不骚扰地方、不侵害达赖喇嘛固有权力和西藏方面停止对川军的抵抗、奏谢朝廷封赏、尊重驻藏大臣地位并恢复其一切供应等协议。但川军进入拉萨后军纪极坏,发生抢劫藏人和枪杀喇嘛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感其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被迫于1910年2月由拉萨出走印度。这一事件开始成为西藏脱离清朝转而依赖英国的一个契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清朝驻藏军队随之发生内讧和哗变,并发展到抢劫拉萨官署、寺庙、商店,扰害地方,遂与藏人形成严重对立。此时,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西藏部分上层取得联络,对清朝驻藏军政系统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反抗。1912年,经尼泊尔人调解,驻藏清军全体缴械,由噶厦政府发给路费,所有清朝驻藏官员及军队取道印度返回内地。自此,清朝驻藏大臣系统瓦解,清朝在藏统治势力宣告结束。从此,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暂时的相对松弛的时期。


  综上所述,纵观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藏与清朝政治关系逐渐陷入困难和松弛的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西藏方面与清朝的隔阂和矛盾不断加深与扩大,造成这种隔阂和矛盾的背景在于清朝因自身的衰落和腐朽而对西藏的保护能力下降。这一背景使清朝在西藏方面的两次抗英战争中不但未给予应有的保护和支持,反而采取了严重出卖西藏利益的妥协投降政策。其结果不但导致西藏与驻藏大臣关系的严重恶化,也使西藏方面一度被迫产生“联俄抗英“的倾向和行动。另一个主线则是,尽管西藏方面与清朝的隔阂和矛盾在不断加深和扩大,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清朝的依赖以及寻求清朝保护与支持的强烈意愿。在两次抗英战争前后,西藏方面都曾始终不断地要求清朝改变政策,提供保护及派军队入藏或提供武器协同抗英。即便在1904年抗英失败,西藏方面与驻藏大臣的矛盾严重恶化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于极端困难的处境下被迫出走库伦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仍然未放弃谋求取得与朝廷和解与支持的最后努力和尝试。由此可见19世纪以来,尽管清朝昔日对西藏的强大政治保护地位已随自身的衰落而没落,但作为西藏方面却显然并不情愿接受这一变化,相反,而是强烈地抵制这一变化。尽管清朝的表现不断使他们失望,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力图像过去那样获得清朝的保护与支持。这一事实说明,清末西藏与清朝政治关系出现的曲折与困难不但非西藏方面的原因所致,而且在西藏同清朝政治关系的变化中,西藏方面完全是处于一种从属、被动和被迫的地位。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清末直至清朝灭亡而导致的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松弛,主观和客观上都并不是西藏自身对中原的传统政治向心力淡化的结果(很明显,西藏本身并不主动乐意接受同清朝政治关系的这一变化),自然也不代表西藏对中原向心力的减退,而完全是由外部的客观形势压迫的结果,即:清朝的衰落和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清末及及清朝灭亡之际的松弛,主要是由外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造成的,而非西藏内部的原因所致,更不是西藏内部社会状况及其文化发生根本改变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变化和松弛显然具有暂时性和游离性,因为这一变化在西藏社会内部缺乏根据,当外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这一暂时松弛的政治关系也必将发生相应的改变。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藏的地位


  从大量史实来看,在1912年“壬子事变”——即西藏方面最终驱逐清朝在西藏统治势力以后,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较之过去的确是大大松弛了,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几乎陷于了中断(主要在1919年以前)。那幺,如何来认识和确定自1912年到1949年期间西藏所处的地位?这显然是一个较为复杂和棘手的问题。之所以复杂和棘手,是因为在这期间西藏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在表面上表现了很大的游离性。这种游离性无疑很容易使人们因政治立场、角度乃至文化的差异而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和认识。事实上,要想客观、准确地来认识和确定西藏在1912年到1949年的真实地位,一个无法回避的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在这期间西藏是否获得了“独立“?
  必须承认,在1912年以后,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不但处于一种相对松弛状态,而且西藏的确曾产生了力图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倾向。这种“独立倾向”主要表现在:


  一、1913年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私下委派其侍读堪布德尔智前往外蒙古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与外蒙古签订了互相承认其为“独立国家”的《蒙藏协定》。此协定声称:“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因两国信仰同一宗教,而欲增进古来互相亲爱之关系。”((英)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今后凡遇“内忧外患,皆当永远互相赞助。”


  二、1913年10月,由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在会议一开始,即在英国唆使下提出六点声明,其要旨为:“西藏独立”,扩大西藏地域,中央政府不得派员驻藏,以往由中英双方订立的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等。


  三、自1921年以来,西藏上层中始终有一部分人欲依靠英国势力实现西藏的“独立”。如1943年西藏地方成立“外交局”,1946年受印指使派代表团赴印度出席“泛亚洲会议”,1948年派出“西藏商务代表团”赴美、英、法、意等国,力图为“西藏独立”寻求国际支持。这些行动均说明西藏确有其“独立倾向”。
  但是,如果我们作仔细和系统观察即不难发现,西藏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所表现的“独立倾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最典型地反映了西藏“独立倾向”的两个行动,即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和西藏代表夏札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宣称“西藏独立”的六点声明均发生于同一年,即1913年。1913年的确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西藏产生强烈的“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乃事出有因。当时的形势是,清朝灭亡前夕在西藏采取的一系列极端措施大大激化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矛盾。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军纪极坏的入藏川军的严重威胁下被迫出走印度。1911年,清朝灭亡,其驻藏军队随之发生内讧、哗变,并凭藉武力抢劫寺院、商店,屠杀藏人,给西藏社会造成很大破坏和混乱,从而大大激起了藏人对汉人乃至中原统治的普遍仇视和反抗情绪。这种情绪在1912年驱逐了清朝所有官兵、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度返藏以后依然笼罩着西藏。这一点,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所采取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可得到证实。+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在他流亡期间与清朝官员共事的西藏僧俗上层及寺院进行严厉惩办。丹吉林寺团曾公开支持联豫、钟颖而被解散;哲蚌寺规模最大的罗色林扎仓遭到镇压,大堪布元典喇嘛被暗杀;身为噶伦的大贵族擦绒·汪曲结布因同联豫关系密切,父子两人均被色拉寺僧人杀害,其庄园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没收,其它受牵连而获罪的藏人为数尚多。在这次大规模的报复和清算行动中,甚至连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未能幸免。《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记载,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班禅迎于江孜,达赖恶其助汉,罚银四万两,班禅向英官麦冬梁处借债呈交,从此嫌隙日深矣。”(朱绣编《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刊印本。)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在反对川军战役中有功人员及跟随其流亡印度的随员大加晋升,一些人(如达桑占东等)几乎一夜之间由平民地位升迁要职,并成为札萨贵族。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采取的这些强硬行动来看,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被一种对汉人及中央政权的激烈仇视情绪和心理所驱使,而这种情绪和心理无疑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中占了上风,很显然,这种情绪和心理也正是直接构成西藏在l913年产生强烈的“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的主要背景。无论是签订《蒙藏协定》,还是西藏方面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西藏独立”六点声明,都是与当时西藏对亲汉藏人采取的大规模报复行动相一致的。不过,这种情绪在西藏并未始终延续下去。在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召开的一次征询西藏各方代表对今后外交内政意见的会议上,有不少人指出中断同中央的关系将会产生严重后果,主张保持同中央的关系,(朱绣编《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刊印本。1946,P172。)这些意见很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最初的报复心理和情绪中冷静下来。故在1919年,当民国政府电令甘肃省督派出李仲莲、朱绣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赴拉萨商谈双方关系及有关事宜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不仅亲自接待,而且其立场已明显发生改变。他对朱绣等人称:“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饮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朱绣编〈〈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刊印本。)并指定专人与中央政府联系。自此,西藏方面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逐渐恢复。


  毫无疑问,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后立场发生的这种变化来看,西藏方面在1913年产生强烈的“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带有很大的情绪性色彩,它是当时弥漫于西藏的由清末腐败统治而激起仇汉情绪的一种反映,是一种特定政治形势的产物。但由于这种“独立”倾向在西藏社会中尚缺乏固有的、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与西藏当时处境及所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不相协调,所以仅在数年之后,西藏发面实际上已开始悄悄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由此可见,西藏在1913年所表现的“独立倾向”具有很大的不成熟性。这不仅表现在它自身带有很大的情绪色彩和非理性因素,而且也表现在西藏方面后来微妙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第二,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西藏的一系列“独立倾向”在主观和客观上都表现出受英国殖民势力的蛊惑与挑动,其相应的“独立”行动也无一不是依靠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势力来进行的。例如,《蒙藏协定》是在以特殊身份潜入西藏的俄籍僧人德尔智的一手包揽下签订的。旨在策划“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更是在英国的直接操纵和主持下举行的。会议期间,西藏实际上并不“自主”,它的立场和态度受英国的支配和制约。如西藏代表在会议开始所提出的“西藏独立”的六点声明,后经英国方面的所谓“调解”,西藏代表最后不得不放弃初衷转而接受更符合于英国利益的方案。此外,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西藏再度兴起的“独立”活动,同样是在英、美等殖民势力的指使和策划下进行的。1943年西藏在英国唆使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这一行动首先得到英、美的响应与配合,并争相与其建立联系。1947年,西藏作为一个“国家”被邀请参加印度“泛亚洲会议”,是英印势力一手策划、安排的结果。1948年,西藏为其“独立”寻求国际支持而组织“商务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其出境签证是由美国驻香港领事发给的。


  毫无疑问,西藏方面这种在客观上完全依赖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势力来进行的“独立”不仅表明了西藏本身缺乏一种自主的“独立”意识和“独立”基础,表明了其“独立倾向”的幼稚和不成熟,这种“独立”在根本上也不可能。因为很明显,这种主要依靠英国殖民势力来进行的所谓“独立\”,绝不可能把西藏引向真正的“独立”,其结果只会使西藏在政治和经济上变为英国的附庸和殖民地,变成英国控制下的又一个“印度”。事实上,1912年以来,主要由英国策划和经营的“西藏独立”活动,无一不是以英国自身对西藏的侵略及利益渗透为前提的。


  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以帮助西藏“独立”和收复西康为交换条件,私下利诱和威逼西藏方面承认并同意在由英方私自确定的一条西至不丹东北,东至西藏、云南和缅甸接境处的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上签字,将西藏境内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印度。


  192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帮助和辅佐下施行新政的结果,是导致了次年英国为进一步控制西藏,策划和导演一小撮亲英少壮派军人企图发动推翻西藏地方政府、取十三世达赖喇嘛而代之的政变。政变阴谋事先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察觉,当即下令革去擦绒首席噶伦兼藏军总司令职务,对参预阴谋的青年军官也一律予以革职。平息擦城等人的未遂政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停止了由英人帮助的军官训练,撤消了孟加拉警卫长英人莱登拉在警察局的权力,拒绝英国派使节驻藏的要求;并于翌年封闭了由英人主办的江孜贵族学校。


  1944年,英国派出军队闯人西藏南部的察隅,接着占据了达旺以南的德让宗,并向门隅地区渗透。同时,英国又派出驻锡金长官古德抵拉萨,威胁西藏地方当局承认把白马岗及达旺以南靠边境地区领土割让给英国。西藏地方政府召集僧俗大会讨论,通过了“藏地决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如有祸患,僧俗共之”(转引自郭卫平《民国藏事辑要(四)》,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2期。)的决定。


  由上可见,由于英国所经营和策划的“西藏独立”始终有条件地包含了其自身对西藏的领土要求和利益渗透,包含了极大侵略成份,而这一点显然为西藏方面所不愿接受。所以,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西藏方面与英国始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说明西藏对英国的依赖是有限度的,并始终保持了对英国的一定警惕和防范。这一局面决定了西藏客观上依赖于英国来进行的“独立”本身即存在着严重的障碍,这也同样表明了西藏“独立倾向”的幼稚和不成熟性。


  毫无疑问,仅仅有“独立倾向”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独立”。那幺,问题的关键是: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西藏是否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要判定一个地区是否“独立”,有两个非常简单的衡量标准:第一,该地区本身是否自认为其“独立”?第二,该地区自己确认的“独立”是否得到外界即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同?按照这两个标准衡量,西藏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所处的地位是否是一种“独立地位”呢?


  首先,从1913年西藏与外蒙古签订的互相承认对方为“独立国家”的《蒙藏协定》来看,这一协定披露后,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且英、俄两国也都拒绝承认。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发表声明称:俄国政府遵循1907年的西藏专约,俄国政府并不认为德尔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官方代表,并说,在他看来,此协定是无效的。((俄)柏林《阿旺德尔智堪布》,王远大译,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1期。)1913年3月15日,英国政府照会俄国政府,亦称:英国同俄国一样,认为《蒙藏协定》的签署人不具全权资格,此协定毫无政治意义。(同上。)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西藏代表夏札受命转达西藏地方政府指示:“达赖未尝授德尔智以与蒙古订立任何条约之权,遗德尔智之书,系属普通信札,谨请其努力为佛教谋利益而已。”((英)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由此可见,宣称“西藏独立”的《蒙藏协定》不但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而且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西藏地方政府最终不得不宣布它无效。


  其次,就西姆拉会议来看,西藏代表虽在会议开始曾提出“西藏独立”六点声明,但这最多只能代表西藏的“独立倾向”和愿望(自然也不能排除其中包含了谈判策略的成份),事实上,即便在后来西藏单方面与英国签订的《西姆拉草约》最终亦并未承认西藏的“独立”,而仅提到“外藏自治”,且“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虽然《西姆拉草约》最后未经中国代表正式签字而无效)。所以,西藏尽管单方面与英国在《西姆拉草约》上签字,却并不能代表西藏的“独立”。也不代表西藏自身对其“独立”的确认。这正如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西藏为何在条约上签字,其动机不大清楚。西藏放弃了领土,把宗主地位由中国转给英国。它确实没有实现独立——除非说独立状态单单由有权与其它国家签字缔约来定。实际上,完全可以说西藏之签字本身正是它缺乏独立资格的一个例证。”((加拿大)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P95。)从另一方面来看,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同样并不真正对“西藏独立”感兴趣,“他们只对寻求一种妥协解决办法去取得结果感兴趣,而不愿搞一个有权威的独立的西藏。会议为英国在西藏谋取利益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掩饰其真实意图的门面。”(同上。)


  如果说,西藏在1913年,尤其是在西姆拉会议期间尚表现了某种“独立倾向”(尽管藏、英最后签订的《西姆拉草约》并未承认“西藏独立”,那幺在后来,随着由清末所激化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以及西藏方面仇汉情绪的逐渐淡化和缓和,随着形势的变化及藏英矛盾的酝酿,西藏方面显然已逐渐远离了它在西拉姆会议上的立场。192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公开向朱绣等人表示:“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朱绣编《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刊印本。)


  1929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贡觉仲尼及洛藏娃·楚臣丹增为代表,赴南京接洽恢复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9月贡觉仲尼面谒蒋介石,“声明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主席(指蒋介石)谓此事自当实现,中央应本总理宽大之主义,许藏人完成自治。”(蒙藏委员会档案,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486。)


  193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抵拉萨的民国政府代表刘曼卿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刘曼卿《康藏轺征》,商务印书馆,1933年,pll8—120。)又曰:“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同上。)
  同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致民国政府驻藏办事处长官陆兴棋函,表示:“敝处遵即承认中藏一家,恢复旧制,以副尊嘱。”(陆兴棋编《西藏交涉纪要》下编,P225。)


  同时,噶厦亦致书陆兴棋曰:“中央各当局爱护西藏,尊崇达赖,慧心至深且切。京中原拟番五月内召集西藏会议,即派代表列席,协商藏中苦况,并请求恢复旧制各情,大有裨益,诚为金石之言,不胜铭感之至。当即转邀藏王暨达赖佛爷,恳请速派代表,已蒙允准。……”(蒙藏委员会档案,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493。)


  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噶厦的上述言论,虽不能排除其中有与民国政府搞好关系的粉饰成份,但就这些言论所表明的姿态则至少可说明两点:第一,西藏方面在当时已完全改变了在西姆拉会议时的立场,并的确希望改善同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从当时藏、英矛盾逐渐酝酿,尤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对英人的作法日渐不满的背景来看,西藏方面这种立场和态度的转变大体是真实可信的。第二,西藏方面并非以“独立”的身份来同民国政府交往,相反,而是以“不亲英人,不背中央”、“中藏一家”、“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以及“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等前提来谋求与民国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其唯一愿望仅要求“中央应本总理宽大之主义,许藏人完成自治。”这说明西藏方面仅仅是将当时它与民国中央政府松弛的政治关系视为一种“自治状态”,而并不自认为“独立”。事实上,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1912年以来除了签订《蒙藏协定》(这一协定不但未得到任何一国的承认,而且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西藏方面自己也很快宣布它无效)外,西藏方面从未以任何公开的、法定和有效的形式对外宣称过“独立”。(参见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五章。)


  不可否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尤其是在1940年热振去职及以达扎活佛为首的亲英势力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以后,西藏方面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曾再度趋于紧张,并在此背景下采取了一些相应的“独立”行动,但是我们稍加注意即不难发现,西藏当时所采取的““独立”行动,事实上恰好反映了其地位的不“独立”。


  1946年,西藏地方派代表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当时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黎吉生在策划这一行动时,曾对噶厦“外交局”总管索康·旺清次登说:“如果西藏政府这次派代表出席会议,就能体现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务必要派出代表出席会议。英国政府已经表示要为西藏独立从各方面给予支持。此外,为了预防来自内、外等各方面的干扰,对派代表团一事,要严格保密。”①不久,黎吉生再次向噶厦献策说:中国中央政府已得悉噶厦派人参加“泛亚洲会议”一事,现发表声明反对,建议噶厦马上向该团团长发报,令代表团在中央代表团之前赶到新德里,造成既成事实。②英国对此次行动的策划和前后遮掩的做法实际上很能说明西藏当时所处的实际地位。黎吉生称:“如果西藏政府这次派代表出席会议,就能体现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实际上已承认西藏当时尚未体现出是一个“独立国家”。又称“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这同样是西藏当时尚未“独立”的一种反映。正因为不“独立”,所以才要“搞”“西藏独立”。黎吉生特别提到“为了预防来自内、外等各方面的干扰,对派代表团一事,要严格保密。”所谓“来自内、外等各方面的干扰”,内显然指西藏内部,外则指民国政府及有关国际舆论。既然“要严格保密”以“预防来自内、外等各方面的干扰”,也说明当时西藏的“独立”不但未得到西藏内部的一致认同,同时也未得到外部即民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一致认同。这也正是西藏“独立”活动要进行得如此遮掩和隐秘的原因。
  ①桑颇·单增顿珠等《“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真相》,《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P12—14。
  ②同上。
  说明西藏当时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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