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藏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内涵

　　第一节　对西藏高原文明起源的探索

　　青藏高原是当今世界上最高、最年轻、面积最大的内陆高原。它北起昆仑山脉、阿尔金山及祁连山脉，南抵喜马拉雅山脉，西至喀喇昆仑山脉，平均海拔在4O00米以上，行政区划包括了今天西藏和青海的全部以及甘肃、新疆、四川、云南的部分地区，其地域范围今天主要为藏族分布地区。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强。

　　现代地质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青藏高原的形成，与地球最近一次强烈大规模地壳运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密切相关。在地质年代4000万年前的第三纪初期，青藏题尚是一片浅海低陆。大约从渐新世晚期到中新世中期，因印度板块与东亚大陆板块的相互碰撞和挤压，导致了青藏高原的逐渐隆起。但在距今1000多万年的上新世晚期，青湖高原地区尚不过海拔1000米左右，而且“是十分温暖而较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西藏气候》，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5。）而在此以后的几百万年间，即地质年代的上新世晚期到第四纪更新世初期，也就是在距今100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这段时期，青藏高原才发生剧烈隆起，大面积、大幅度地抬升至现在的高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成问题》，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地质科学为我们勾勒的青藏高原这一地质、地貌的演变情况，在藏文古籍中同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贤者喜宴》在谈到西藏远古情况时曾有这样的记载：

　　“其时，上部阿里三围状如池沼，中部卫藏四如形如沟渠，下部朵康三岗宛似田畴，这些均淹没于大海之中。后因观音菩萨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众生祈祷，热海始而冷却、平静，并像注入桶一般，经贡布之曲拉消逝；充满“四如”之水亦在各“如”渗去；它处之水也均渗去，随后方使西藏地区面貌清楚地显露出来。阿里三围为鹿、野驴兽区，中部四如为虎、豹猛兽区，下部六岗为飞禽鸣鸟区。”（《〈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4期。）

　　《红史》也记载：“三千世界形成之时，世界为一大海，海面上有被风吹起的沉渣凝结，状如新鲜酥油，由此形成大陆。”（《红史》，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1。）
　　《青史》也记载：“最初，西藏被水充满。”（转引自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44。）

　　上述藏文古籍对西藏地貌演变情况的记载与现代地质科学结论惊人的接近的确是令人惊奇的。对于这一现象目前我们尚难以作出任何明确的解释，它也许反映了西藏文明的某种神奇性、古老性以及这一文明所蕴藏的独特智慧。

　　此外，现代地质科学的研究结论还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与西藏文明起源有关的重要线索：即青藏高原强烈的、大规模隆起的年代，仅仅是在距今100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之间。这个年代大体与人类形成和产生的年代相当。目前，古人类学界一般认为人类大约出现于300万年前，即地质年代第四纪更新世早期。但人类演化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距今800万年前的上新世晚期。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类的始祖——猿人是在第三纪上新世时开始从腊玛古猿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向人类进化的。因此，青藏高原大幅度隆起的年代，正当从猿向人转变期间。这就向我们暗示了一个重要的可能性：即青藏高原以及西藏地区是否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

　　毫无疑问，要想在西藏文明起源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得出任何实质性结论，都将直接依赖于在西藏的考古发现，尤其是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几乎是一个空白。1951年以前，一些国外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及少数学者虽曾进入西藏，对西藏的文物情况作过某些调查，但在考古方面，他们的调查主要限于对少数地面文物的记录，对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则几乎未曾涉及。（（意）杜齐在《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5）一书中曾记载有在西藏发现磨制石器情况，但系地面采集物，缺乏原生地层。）同时，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也从未在西藏进行过任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石器时代考古更无从谈起。
　　由于历史造成的这些缺陷，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西藏远古文明的认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集中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藏族来源问题。此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且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体有十种说法之多。它们是：西羌说，鲜卑说，印度释迦王系说，弥猴和罗刹女后裔说（即本地起源说），三苗说，马来半岛人说，缅甸说，蒙古人，。伊朗血统说，土著与氐羌融合说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十种说法中，竟有八种认为藏民族的祖先是由西藏以外的地方迁入的（即藏族旅源外来说）。

　　（二）应该承认，这十种关于藏族来源的说法，除个别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之外，大多数都或多或少有藏汉史记记载或民族学、语育学的某些证据，虽然这些证据都不充分。但是，具体采用哪一种说法则不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尤其是国外的个别学者，他们所采用的说法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目的。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一书中就明确提出藏族“印度种源论”。黎吉生的《西藏简史》中也说：“但以科学的准确性来说，西藏人不能被称为中国人。”

　　（二）西藏远古是否有人类居住。对于这个问题，在1951年以前，其答案始终是不明确的。在国外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远古时代的西藏是一片荒芜不毛、高寒干燥的土地。实际上，藏族族源“外来说”之所以如此盛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外有的人类学家甚至认为，直到新石器时代新时代晚期西藏高原才开始有人对以上两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上的局限和不明确性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庆幸的是，在最近40年里，西藏的考古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突破性成就，这些成就中，又以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最为突出。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人们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视野，而且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西藏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素材和依据。同时，以往那些对西藏远古文明带有明显缺陷的模糊认识，也因最近40年西藏高原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而开始逐步得到了澄清。

　　一、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

　　1956年7月至8月，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在那曲以北的长江源头一带首次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其中包括被认为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载《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2卷2—3期。）

　　1966年至1968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在西藏定日县东南10公里的苏热山南坡，发现4O件人工打制的石片以及用石片做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P105—109。）

　　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发现打制石器4件，均为石片石器，器形有边削器、端刮器及尖状器三种。另外，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还先后在藏北的日土、普兰等县发现了一大批旧石器。
　　总之，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打制石器地点，据研究者初步断定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已有五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

　　目前，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均为地面采集，缺乏原生地层证据，因此对他们的年代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不过，根据这些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和同周围地区旧石器特征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这些石器基本上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也就是说，它们的年代是在距今5—1万年之间。关于西藏旧石器的年代问题，1982年因青海柴达木盆地所发现的一批人工打制石制品而获得了有力的旁证。1982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滨阶地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的石制品。①这是目前为止，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唯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遗址，因此能够对它的时代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根据C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制品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它的出现表明在更新世气候条件较为有利的时期，今日不宜人类生存的青藏高原同样有人类活动”。既然距今3万年前青藏高原已有人类活动，那么这些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西藏高原留下他们的遗物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在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这着重表现在：石器类型中，石片石器占有很大的数量，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石器工具的组合则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形最为普遍，这些都是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另外，在藏北申扎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中出现了一种椭圆形的长刮器和长条形回头刮器、尖状器等，这些器形都同样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沁水下川以及宁夏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因此有人认为藏北阿里、那曲地区“旧石器的形制，与黄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系统”。

　　西藏的旧石器也已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西藏旧石器的制作工艺上出现了一种相对两边的错向加工或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方法。此种方法除在下川文化的石器中有所发现外，在我国其它地区似不多见，反映了西藏旧石器的地方特点。

　　但是，将西藏的旧石器同西面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发现的旧石器进行比较的结果，则表明”巴基斯坦的梭安文化和印度聂瓦斯文化都和西藏的发现（指旧石器）有着显著的不同，说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令人注意的是，目前西藏发现旧石器的地点分布极广，各地点之间距离遥远。从地图上看，其范围大体在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以北、横断山脉以西的广阔区域内，即东经80°92°、北纬28～34°之间，大体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区三分之二的地区。
　　纵观上述西藏旧石器的文化面貌和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在远古时代，西藏高原并非是一块空无人迹之地。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距今5￣1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现今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他们无疑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西藏最早的土著居民。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日前我们还难以对他们的生活情况作出更多的实质性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种认为藏族的祖先只能是从西藏以外的地方迁去的传统看法，即所谓藏族族源“外来说”的观点，从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既然西藏高原在几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和居住，那么很显然，历史上任何一个进入西藏高原的民族或部落都不是去开拓一个无人之境，相反，他们最终只能是依附或融合于当地自旧石器时代起就生活在那里的土著居民。

　　第二，西藏的旧石器文明已经不是一种孤立的文明。西藏的旧石器在文化面貌上与黄河流域旧石器传统相接近，二者具有显著的相同文化因素；但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发现的旧石器则显著不同，完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氏族萌芽的重要时期，西藏高原与黄河流域在旧石器时代现文化上所呈现的共同文化因素，说明当时两地的远古居民在文化或种族上已经有了某种密切的联系；而他们同印度恒河流域的远古居民却相对隔绝，没有文化上的联系。

　　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遗物的发现，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史前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它预示了西藏高原地区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目前，在西藏高原周围地区都已发现古猿化石和古人类化石。我国已知最早的古猿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均发现于西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云南，其中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属早上新世，距今约800万年。元谋县的“元谋人”化石距今约170万年，属更新世早期。同样，西藏高原西部边缘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根据这些迹象，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类学家推断西藏高原地区是人类始祖的发祥地。国外人类学家阿玛斗·格列市说：“第三纪晚期喜马拉雅山脉隆起，蒙藏地区森林消灭，迫使人类的远祖——古猿从森林转入地面生活，逐渐演变成为现代的人类。”我国著名人类学者贾兰坡说：“当上新世的时候，喜马拉雅山的高度约在I000米左右，气候屏障作用不明显。南北坡都受到印度洋暖湿季风所滋润，……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正当从猿转变到人期间，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到人的缺环也是有希望的。”西南考古学者童恩正近年来也指出：“中国的西南部，特别是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西藏就可能具有从上新世后期至更新世的古人类遗迹，包括化石材料和石器在内。”

　　无可否认，上述推断不仅有相当的科学依据，而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它标志着人们对西藏远古文明的认识正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如童恩正所描述的那样：“展望这一前景，假如我们将未来可能的发现比喻成海洋中一座庞大的冰山，那么目前已掌握的（西藏）旧石器时代的资料不过是露出水面的一个峰尖而已。”

　　二、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

　　进人新石器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原始文化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已多达50余处，其中包括细石器地点28处。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在论及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往往只讲卡若文化，并以此去概括西藏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实际上这是极其片面和不符合实际的。从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西藏至少存在着三种文化。它们分别是：以藏东河谷区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和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藏北细石器文化。这三种分布于西藏高原不同地域并各具特征的原始文化，构成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格局。

　　（一）卡若文化
　　以昌都县卡若遗址为代表。该遗址1977年和1979年由西藏文管会主持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共发现房屋遗址28座，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629件，骨器366件以及大量陶片。农作物有粟。动物骨骼经鉴定属饲养的品种有猪，属于猎获的品种有鼠、兔、獐、马、鹿、狍、牛、藏绵羊、青羊、羚等。根据文化遗物的差异和地层土质的变化，卡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C14测定年代距今4655＋100年～4280十10O年，晚期距今3930＋80年。

　　卡若文化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这主要表现在陶器以罐、盆、钵为基本组合，均为小平底，不见三足器和圈足器。石器中出有铲形器、有肩砍砸器、剖面呈五边形的石凿及刃开在弓背的半月形石刀等独特类型。另外卡若遗址虽地处澜沧江边，却不见任何捕鱼工具，也未发现鱼骨，了也表现了其地方特点。这说明卡若文化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东部地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但同时，卡若文化又不是一种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它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卡若出土的打制有肩石斧、盘状敲砸器、磨制的条形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在马家窑系统文化中都有大量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特点和器形很大程度上也与马家窑系统相类似。彩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氐羌系统原始文化的主要特征，而卡若也发现了彩陶，其制作风格与马厂类型的彩陶相似。卡若遗址中出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显然也与马家窑文化的传播有关。此外，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
　　（二）曲贡文化
　　此文化因1984年在拉萨市北郊曲贡村发掘的代表性遗址而得名。1990年年，曲贡遗址又有重大发现。在第一阶段发掘的500平方米，就出土近万件成形文物。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极高的棱形纹黑陶罐。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

　　曲贡文化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它文化的特点。在石器中出现了两侧带缺口的鱼网坠和打制的双肩石铲、石刀、琢制石磨盘等农业工具，细石器较少。陶器以泥质黑皮陶具最具特色，器形以罐、盆、豆、碗、壶为主，只见圜底、圈足，不见平底和三足器，陶耳发达。

　　由上可见，曲贡文化与卡若文化有明显的差别。卡若文化有大量细石器，不见鱼网坠，曲贡文化则有鱼网坠而细石器极少。卡若陶器全系夹沙陶，曲贡文化则出现泥质陶、磨光黑陶。陶器组合卡若文化以罐、钵为主，不见壶、圈足碗、豆等曲贡文化的典型器物。卡若陶器均为小平底，陶耳不发达，而曲贡文化则以圜底和圈足为主，不见小平底，陶耳发达。
　　从文化面貌看，曲贡文化要比卡若文化先进。因此考古学者认为曲贡文化的年代晚于卡若文化。
　　因目前曲贡遗址的大批发掘资料尚未发表，将曲贡文化与其它文化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关于曲贡文化与相邻地区其它原始文化的联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藏北细石器文化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范围还存在着一种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分布极为广泛的细石器文化。现已发现的细石器地点有28处，发现细石器标本一千余件。（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见《文物》1985年9期。）这些细石器地点，除聂拉木县的亚里村、羊圈，吉隆县马法木湖岸及卡若和曲贡遗址等5处分布于藏南外，其余23个地点均分布在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藏北高原地区。尽管西藏细石器的分布地域十分广泛，但各地发现的细石器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如申扎、双湖一带的细石器与那曲、聂拉木以及阿里地区发现的细石器都有相同的文化特征。同样，卡若遗址细石器的工艺传统也与其它地点相同，所以，考古学者认为，西藏各地的细石器均属“同一文化系统”，（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见《考古》1979年6期。）它们应是同一种文化。

　　细石器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大传统，即几何形细石器和石叶细石器传统。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南亚等地，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核上打下的窄长石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长方形、梯形等石刀；后者分布于中国、东亚和美洲西北部，其特点是从扁体或圆体的细石核上剥下窄长的细石叶，并用以加工成各类石叶细石器。两者大体以喜马拉雅山为界。目前西藏发现的细石器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都同属于石叶细石器传统，而同印度、巴基斯坦境内广泛分布的几何形细石器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一般认为，石叶细石传统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因为华北旧石器从初期到晚期存在石器从大到小的发展序列，与后来形成的石叶细石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此外，西藏的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加工技术都与我国东北、内蒙、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个系统。即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如在西藏细石器中占有很大比例的楔形石核不但在黄河流域有广泛分布，而且也普遍见于东北、内蒙和新疆一带的细石器之中。所以，安志敏等人认为：“据目前资料观察。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出现较晚，又缺乏更原始的器形，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

　　关于西藏细石器文化的年代，目前考古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藏北的细石器“应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而不可能过晚。”另一种意见认为“综合藏北细石器各方面情况看，主要成份是细石器，类型稳定，制作精巧，已非原始的细石器，以将其归于新石器时代为宜。”从而否定了西藏细石器包括中石器时代的说法。卡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该遗址出土有细石器来看，说明细石器在西藏高原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因此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我国北方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它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的广大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北方草原、沙丘、高原地带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为主的古代民族的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在我国北方分布地域相连，特征一致，故考古学家通常上称为“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我们可以认为，细石器文化是整个新石器时代存在于以藏北高原为中心的原始文化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恰好相反，考古资料表明，当时西藏高原范围至少已存在着三大支系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群体。他们是：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居住于藏东河谷区，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并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卡若居民群体；以曲贡文化为代表居住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为主的曲贡居民群体和以细石器文化为代表，主要活动于藏北高原地区并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

　　从这三大居民群体所遗留的考古文化来分析，他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构成。以卡若文化而言，它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点。卡若石器加工技术中有相对两边和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方法，这种方法在我国其它地区极为罕见，而在西藏旧石器地点中则普遍发现这种加工痕迹的标本，（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见《民族研究》1983年1期。）故此种加工方法可视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西藏石器打制技术的一个特点。卡若文化出现这些地方特点，说明它是承袭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但同时，卡若文化文又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使其无论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呈现出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作物粟，即是一种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

　　粟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我国现已发现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5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其中包括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如甘肃永靖大何庄、马家湾，青海乐都柳湾等地都有发现。但最早的粟则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二者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距今约7000～800O年。其中磁山遗址出土的粟距今73O0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粟。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已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以至传遍整个欧洲。”很明显，这条粟的传播路线是从中原地区沿黄河而上，经甘青地区，一支向西由新疆而进入阿拉伯、中亚细亚；另一支则向南沿岷江而下，进入西藏高原东端的横断山脉河谷区，并从这里向南传往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发现了粟。卡若遗址中的粟则是由马家窑系统文化向南传播而来的。由此可知，卡若文化在当时通过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已经同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某种联系。因此从卡若文化的内涵看，它既不是纯粹的土著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而应是两者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卡若居民群体，其主体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居民融合而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从这段记载看，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氐羌系统的居民就不断从甘、青地区南下，向西藏高原东端的雅警江、岷江流域迁徒。如马家窑系统文化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不仅在卡若遗址中有发现，在沿育藏高原东端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也均有发现，学者们把这两者当作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进入横断山脉区域的直接证据。他们进入横断山区以后，一部分沿澜沧江和怒江而上，进入藏东河谷区，并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其余的大部分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区域始文化所具有的相似性，当是这种共同族系在文化上的反映。

　　曲贡文化大体也应属于西藏土著文化系统。这首先是因为它自身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无法归属现有任何一种新石器时代文系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见《文物》1985年9期。）说明它可能是本地发展起来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化。其次，根据对1958年和1975年两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林芝人骨进行科学鉴定的结果表明，林芝人头骨接近西藏人A组头骨。A组主要分布于卫藏地区，属蒙古人种南蒙分支。因此，林芝人可能与西藏人A组的祖先有密切关系，当是已呈现地方上著特点的人种，这也证明了曲贡文化的土著性。

　　从曲贡文化与卡若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并且都包含有较浓厚的土著文化因素这一点看，二者应同属一个系统，即土著文化系统。但是，不可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的土著文化系统已经因各自的文化内涵及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的不同而出现了分化。

　　从经济生活看，曲贡文化与卡若文化都以定居农耕经济为主，卡若遗址出土有大量石锄、石铲等农业工具并发现村落、陶器、粟等，同样，曲贡文化遗址亦属农业定居村落遗址并发现了双肩石铲、琢制石磨盘和陶器等与农耕有关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可是曲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网坠等捕鱼工具，但细石器极少；而卡若遗址出有不少细石器，却不见任何捕鱼工具。原始社会时期，在一个部落的经济生活中，农耕经济尚难以成为一种独立和单一的经济形式，它往往需要其它形式的经济活动来加以补充。很明显，在曲贡居民群体原经济生活中，主要是以渔业来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这从卡若遗址中发现石矛、石簇、石球、用于切割肉类的刮削器等细石器和狐、獐、马、鹿、狍、牛、黄羊等大量动物骨骼可得到充分证明。对于曲贡居民群体与卡若居民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所出现的差异，尤其对卡若居民群体处于鱼产丰富的澜沧江畔却没有渔业的情况，格勒先生认为很可能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97。）即与他们的原始信仰或巫术有关。他引述了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一段材料来说明这一现象：

　　“赤年松赞与妃没庐萨莫杜杨娴之子为仲年代如。此子因疑虑之病致使身受癫病之苦，俟后，他自达布娶一名为琛萨路杰之美女，此女后来变丑，（赞普）问其原因，美妃答道：我家乡有一种食物，因无此物，是否由此之故？于是赞普遣人取之。随后女仆取回众多油烹青蛙，并置于库中。琛萨路杰因食蛙而复变美。仲年代如想到，我也食之！遂以钥匙打开仓库之门，因见蛙尸，而生疑虑，遂之染疾。其时，吐蕃其它地方不食鱼，而称达布为蛙食之乡。据称，该地食鱼，并称鱼为蛙。”（《〈贤者慕宴〉摘译》，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4期。）

　　格勒先生认为，这段记载说胡远古的西藏社会确实存在着以鱼为禁忌食物和不以鱼为禁忌食物的氏族落，并且这些部落之间已建立起联姻关系。这一看法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卡若居民与曲贡居民在存在的差异的确具有重要价值。事实上，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的材料证明，这种禁忌食鱼和不禁忌食鱼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分化，远在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

　　其次，卡若文化地处西藏高原东部河谷区，是吸收和融合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因此，它在文化因素上与黄河上游以及东部横断山脉区域的原始文化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而曲贡文化地处西藏高原的腹心地带，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相对较少，从而较多地保持了地方土著特点。这种所处地域及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的不同，同样是导致两种文化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土著成份的土著文化系统，只是因为各自所处地域及发展阶段不同以及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而在文化面貌上出现差异，那么广泛分布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则有可能是一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首先，藏北细石器文化与本土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无任何联系。目前发现细石器的地区虽然同样发现了旧石器，但二者并不共存。以同时发现细石器或旧石器的藏北申扎、双湖一带为例，该地细石器多分布在河流古岸的第二级台地上，而旧石器则分布于地势稍高的山麓洪积扇前沿表面，分布地点完全不同。此外西藏细石器与旧石器无论在石器原料、制作工艺和类型等到方面都截然不同，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西藏细石器文化不是从本土旧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西藏高原细石无论在特征、类型或技术传统上都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从西藏高原细石器出现较晚，缺乏原始的器形，同时又与本地旧时期没有继承关系等迹象看，它显然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有可能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

　　一般地讲，游牧和狩猎是所谓细石器文化的主要经济。这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人藏北高原的细石器居民，自然应属北方游牧狩猎系统民族。从西藏细石器分布的自然环境看，28个地点中除卡若和曲贡遗址为海拔3500米左右的农业河谷区外，其余均分布在海拔4500－5200米的适合游牧而不宜农耕的草原地区。其中申扎、双湖境内18个地点的自然环境最为典型，它们“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520O米的湖滨平原、河流阶地和山麓洪积扇上，少数地点位于盆地边缘于随干沟崖上，它们往往与宽阔平坦的盆地或谷地相连。在上述石器地点的附近，常有成片的沼泽草地，有河流通过。有的地方还有泉水或可供居住的天然岩洞。”这样的自然环境是从事狩猎和游牧生产的理想场所。由于游牧的生产方式，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大，并逐渐向西藏高原的南面扩散。从普兰、吉隆和聂拉木发现细石器来看，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已从藏北高原西南端越过冈底斯山进入了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地，并且还由此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了印度东北部。目前在印度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拉普尔高原和西孟加拉邦一带均发现了石叶细石器，这显然是受到西藏高原传统的影响。③这意味着在以喜马拉雅山为界的两大细石器传统的交接地区，细石器文化不是由印度向西藏方向发展，而是由西藏向印度方向发展。此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也从藏北高原东南端沿恕江、澜沧江而下进入藏东河谷区，与当地卡若居民群体发生了融合。卡苦细石器与藏北细石器均属同一文化系统，当为藏北细石器向东南发展的一支。可见，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的三大原始文化彼此并不是相互隔绝和孤立发展的，它们之间已存在某种程度的交流和融合。曲贡文化与卡若文化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见《考古》1991年10期。）藏北系统的细石器在卡若文化中出现，都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假如我们把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显然已非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而形成三元格局——土著文化在主要吸收从黄河上游南下的氐羌系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属典型土著系统的曲贡文化以及源自华北的细石器文化传统经北方草原地区南下进入藏北高原的藏北细石器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与西藏高原文化系统发生渊源关系的外来文化，全都是来自西藏高原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文化，而南亚大陆即西藏高原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却没有能够进人青藏高原地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分界线，同时也成为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西藏高原虽与南亚大陆接壤，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面，在地理单元上属于东亚大陆，所以它在文化系统上与其东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而本不与其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此外，从地形上看，南亚大陆的海拔低，与喜马拉雅山的高差相对较大；而西藏高原因自身海拔较高，与喜马拉雅山的高差相对较小。喜马拉雅山这种南坡高差大，北坡高差相对较小的地形构造，决定了从北面的西藏高原翻越喜马拉雅山相对要比从南面的南亚大陆容易，这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细石器文化传统得以向南发展，影响东北印度地区，而印度几何形细石器却未能进人西藏高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新石器对代存在于西藏高原的卡卡、曲贡和藏北细石器三大原始文化，已分别代表着文化面貌和构成各不相同的三大原始居民群体。这三大居民群体在西藏高原不同区域内分别从事着不同的经游活动，已经奠定了以后西藏文明基本格局的雏形。同时，这三大居民群体也无疑是后来构成藏民族的三个基本来源。因此，现有考古资料已使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藏民族是一个多源的民族，它直接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三大原始居民群体的融合，这三大原始居民群体即是：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群体；由北方草原地区南下的游牧居民群体；从东部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居民群体。
　　根据上述对迄今为止西藏石器时化考古发现及其内涵的分析，我们大体已能够对西藏的远古文明得出如下几点明确的认识：

　　（一）西藏高原在人类的黎明时期——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和活动，他们生活在距今l～5万年以前，是我们目前所知西藏高原最早的土著居民，因此，过去那种认为藏民族的祖先只能或完全是由西藏以外地方迁去的看法，从根本上已不能成立。

　　（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西藏高原东部黄河上游的氐羌系统文化以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已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汇集于西藏高原地区，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而在西藏高原上形成了卡若、曲贡和藏北细石器三大原始文化。这三种原始文化所代表的来源和构成各不相同的三大居民群体，奠定了西藏文明基本格局的雏形，同时也成为后来组成藏民族的三个基本来源。这一事实表明，对藏族来源问题，单纯的“土著说”和单纯的“外来说”都不能成立。事实上，藏民族应是—个多源的民族，它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群体与不断由东部地区迁入的多种外来居民群体长期融合的产物。

　　（三）西藏的远古文明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东部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生了某种联系，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并成为了一种文化上的深刻渊源联系。相反，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与南亚和中亚都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都未发生必然联系。因此，西藏的远古文明从大的文化单元上应属于东亚文明体系。西藏高原文明这种从一开始就与东部的文明发生深刻渊源联系，而不与西部和南部的文明发生渊源联系的发展轨迹，正是导致后来西藏文明不断向东（而不是向西或向南）发展，从而最终归属于中华文明这一大格局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　西藏文明的早期发展与古羌人部落的历史渊源关系

　　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尽管由于其自身的演变以及彼此间融合的进一步加强，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在面貌和性质上变得更为复杂，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从大的格局上发现它们与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存在的某种传承关系。

　　首先，在藏北高原，继细石器文化之后，该地区发现了一批具有北方草原特征的考古文化遗物，即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三种。这些遗物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的部分地区，大体与藏北细石器的分布范围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同样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继细石器之后而出现的文化因素。石丘墓和大石遗迹大体分布于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尤其集中分布于东北和西南两大地区，（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P17—42。）基本上属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此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阿尔泰区及贝加尔区等草原地带也有发现。（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年9期。）西藏的石丘墓发现于霍尔、南茹和那仓等地，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在墓上环绕成一个椭圆形，称“用石头环绕的坟墓”。（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143。）在藏北阿里附近拉达克地方也有类似的墓发现，被称为“牧民坟。”（（意）杜齐《西藏考古》，向红摘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西藏石丘墓的形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境内的石丘墓有相似之处，约相当于阿尔泰区石丘墓中形制最原始的一种，（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年9期，P143。）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5世纪。而动物形纹饰在我国辽宁西北、冀北、内蒙、宁夏等沿长城一带的细石器文化区同样有广泛的分布，被学术界公认为继细石器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遗留。乌恩同志在《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一文中认为，动物纹装饰艺术虽然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流行，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流行的动物纹饰大都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盛行的丰富多彩的多种题材的动物纹，基本上是我国北方草原本土的文化因素。（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见《考古学报》1981年1期。）西藏发现的带动物形纹饰的青铜制品主要是带钩、扣饰、小铃等饰物或小件生活用品，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意）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6－10。）具有一定的地区性。

　　总之，从西藏发现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与藏北细石器文化具有大体相同的分布地域，相同的游牧文化性质以及与北方草原文化在演变上的—致性，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发展演变而来，它们既是与本土细石器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遗留，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承袭了藏北细石器文化与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使西藏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无论在演变上还是内容上与北方草原都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显然不能排除西藏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中许多因素从东北方向传入的可能性。它反映了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藏北地区游牧居民与辽阔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

　　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东峡谷区，继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之后，则出现了一大批吐蕃石棺墓（又称为石棺葬）。所谓“吐蕃石棺墓”，其时代上限可追溯自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则延至吐蕃王朝时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7～8世纪期间。这些石棺墓主要发现于藏东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县，共计20余处，近两千余座墓葬，这些墓葬的分布大致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分布地带相重合。从这些石棺墓的出土器物看，它们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吐蕃石棺墓中常见的一种大口鼓腹罐，与曲贡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球形腹罐极为相似”。另外，吐蕃石棺墓中所出的陶器均为手制，器形也以罐类为主，这些特点都与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相一致。在陶质方面，吐蕃石棺墓中出现了夹砂、泥质两种，陶器既有圜底，也有平底，说明吐蕃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综合继承了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两者的工艺传统。整个吐蕃时期的墓葬中未发现捕鱼工具，这无疑是继承了卡若文化的特点。从吐蕃石棺墓与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既有大致相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文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来看，吐蕃石棺墓很大程度上应是在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相互融合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也就是说，吐蕃石棺墓的主人基本上应是新石器时代卡若与曲贡两大居民群体相互融合的后裔。同时它也表明，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与藏东峡谷区的文化已经大体上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以吐蕃石棺墓为代表的文化。

　　必须指出的是，石棺墓是进入铜器时代以后，我国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葬式，它在东北、华北北部、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均有着广泛分布。（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P17－42。）但石棺墓又有显著的地区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墓均与不同的考古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是石棺墓的集中分布区，这一带的石棺墓虽然分属于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部落和部族，但就族系而言，他们大体都属于氐羌系统的居民。西藏发现的吐蕃石棺墓与横断山脉地区的石棺墓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二者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吐蕃时期的石棺墓，形状有梯形、长方形、材料为长方形石板，但二者均无棺底，又都存在一定的二次葬。其次，西藏石棺墓在年代上晚于横断山区。西藏石棺墓的年代其上限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下限则延续到吐蕃王朝时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见《文物》1985年9期。）横断山区石棺墓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晚期”（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见《考古学报》1980年4期。）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叶。因此，藏东峡谷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吐蕃石棺墓葬式，有很大可能是由横断山脉地区传入。这与卡若文化吸收由甘青地区南下而进入横断山脉地区的氐羌文化因素是相一致的。这意味着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自新石器时代业已形成的横断山脉地区氐羌文化因素不断通过藏东河谷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地带渗透的这一趋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各到了延续和发展。

　　由上可见，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其一，是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包括部分西藏中部地区的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游牧性质文化；其二，是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和藏东峡谷区以石棺墓为特征的带有农耕性质的文化。这南北两大系统文化的主体，显然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各自区域内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但是，无论是藏北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还是藏南和藏东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二者均与同一时代东部和东北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和很大的一致性。这反映了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具有相当开放的特点，并与外部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与东部方向的文化保持着密切交流与联系（当然不能排除这一时期西藏高原的文化也同时与西部和南部外围地区的文化存在着联系）。如果说，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与其东北部北方草原文化及东部黄河上游的氐羌文化已形成了某种密切渊源联系，那么，很显然，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这种渊源联系仍然得以延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汉文史籍的记载中可得到充分的印证。对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古代氐羌族系的部落向西藏高原的迁徒活动，汉文史籍方面已有相当明确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至爱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爱剑是史书记载中最早居今青海境内的羌人领袖。赐支河即析支河，系指黄河发源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地在今青海西部至西藏东北部一带。这支于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因”畏秦之威”而南迁进人西藏高原的羌人部落，在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发（音Bod）羌。
　　及东汉时，“迷唐（羌人一支）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这支羌人部落显然也进入了西藏高原。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
　　“爱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缴北，前史不载口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可见当时迁入西藏高原的古羌部落已经不是一支，而是有若干支。
　　《新唐书·吐蕃传》也称：
　　“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悉勃野”之误），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
　　“鹘提悉勃野”从来就是藏族自称的祖先名号，这里《新唐书》作者把它说成是发先、唐旄等先人部落的祖先名号，显然系张冠李戴之误。但这一记载也说明，吐蕃祖先鹘提悉勃野的发祥地与西迁进人西藏高原的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所居地非常接近。

　　此外，另一种传说则记载了藏族的祖先是由北方南下的“氐人”。“其氐人者，本出葱岭……嗣后南移。”这一传说可能反映了在吐蕃王朝以前，确有一支（或几支）北方游牧部落从北方草原地区向南迁徙，进入了西藏高原。这一时期，藏北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与北方草原地区所表现出的较大的相似性，当与这种北方游牧部落的南迁有密切关系。至于这些由北方南下进入藏北高原地区的游牧部落是否就是“氐人”，目前尚难以确断。

　　从上述汉文史籍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在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一历史时期中，确有来自黄河上游的若干羌人部落和由北方草原地区南下的游牧部落先后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西藏高原地区。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属于氐羌族系的部落在进入西藏高原以后，它们与中原的联系基本上陷于中断。因此，《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它们“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新唐书·吐蕃传》也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从这些记载看，在唐以前，中原地区与西藏高原彼此还处于相当隔绝的状态，中原的史家们对西藏高原的情况也所知甚少。所以，《通典·边防典·吐蕃》在述及吐蕃的来源时，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而明确提出“吐蕃本西羌属”的“发羌”后裔一说，则始于《新唐书·吐蕃传》：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悉勃野之误），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野。”

　　这一说法为历代史家所沿袭，因而流传甚广，影响最大。应该承认，在唐以前从黄河上游“附落而南”，进入西藏高原的若干古羌人部落的确与藏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至少他们是构成后来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把他们断定为藏族的唯一祖先和唯一来源，无疑是一种错误。这一错误的产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乃是唐以前中原地区与西藏高原彼此的相对隔绝所致。由于唐、宋时代的史家们对于古羌人部落西迁以前的西藏高原是否已有部落群体居住并无了解，因此《通典》与《旧唐书》的作者均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以“不知有国之所由”和“其种落莫知所出”而存疑。而《新唐书》作者则大胆推断历史上西迁的古羌人部落是最早进入当地的唯一部落群体，因而很自然地将他们作为藏族的唯一祖先。事实上，今天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西藏高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至金属时代，都始终存在着一种一脉相承，并以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其中氐羌系统的文化因素占有重要比重）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序列，而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汇入这一文化序列中的一支。因此，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藏族族源“西羌说”从根本上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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