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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石硕,男,汉族,博士。1957年10月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7年于四川大学历史系隋唐史专业获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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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 第四章 吐蕃时期促成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三大因素
来源: 作者:石硕 点击:328次 时间:2006/9/25 10:34:05

  从上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自公元7世纪以来,不管是在吐蕃王朝时期,还是在吐蕃王朝灭亡后的五代、宋、金时期,西藏的文明无论在地域、种族或文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结果,不但使这一文明逐渐扩散和大体覆盖了整个青藏高原地域,形成了一个整体文化与种族面貌大体一致的藏族文明圈,而且也使这一文明与其东部的中原发生了异常密切的联系,并形成了一种向中原文明倾斜的发展趋势。可以认为,13世纪西藏文明向中原文明体系的归属,即西藏与元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形成绝不是偶然和凭空发生的,它应是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文明不断向东发展,不断与其东部的文明(以中原王朝为主体和核心的文明)发生碰撞、交流、影响和融合后所产生的一个最终和必然的结果。

  那幺,自7世纪以来,西藏文明在总体上为什幺没有形成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的趋势,而是主要形成了一种东向发展趋势呢?或者说,西藏文明为什幺唯独向东部的中原文明发生了倾斜,而没有向印度文明或中亚文明倾斜?这显然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又十分庞大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探讨西藏文明发展轨迹所不可回避的关键性问题。


第一节 地缘性因素

  西藏文明东向发展趋势的形成显然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地缘性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可以认为,地缘性因素是直接促成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最重要的自然因素。

  众所周知,7世纪初叶,吐蕃王朝大抵是以今天西藏的地域范围为基础而向外进行扩张的。因此,西藏本身的地形环境必将对吐蕃王朝的扩张产生较大的制约和影响。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它在地理单元上隶属于东亚地形板块。西藏的总体地形构造是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逐渐向东南倾斜。从西北向东南依次形成了三个地形阶梯:

  一、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约占西藏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

  二,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脉以北。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

  三、藏东峡谷区。即藏东横断山脉和三江流域地区。此地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下。

  令人注目的是,西藏这种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并依次形成三级阶梯的地形构造,与整个中国的地形构造非常近似,而西藏又恰好处于中国由西向东倾斜的三大地形阶梯中的最高一级阶梯的中心地带。因此,西藏这种地处东亚地形板块的最西端、面向内地并向内地倾斜的地形构造,使它在地理单元上天然地与中国成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二者属于同一个地理单元。

  毫无疑问,西藏这种由西向东倾斜并与中国处在同一个地理单元的地形构造,对于吐蕃时期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这种自西向东倾斜的总体地形构造,导致了吐蕃西部、南部和北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封闭。吐蕃的南部和西部边境都横卧着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山脉全长2400公里,宽200~300公里,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喜马拉雅山脉在吐蕃南部和西部与之接壤的天竺,泥婆罗等邻国之间构成了一道巨大的、难以逾越的地形屏障,从而使吐蕃势力向南、向西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而吐蕃的北部边境则有自西向东横亘的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平均海拔6000米左右,其南侧与平均海拔近5000米的藏北高原相连,北侧则以巨大的高差俯临辽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出沙漠约3000~5000米,有如一道巨大的高墙耸立于藏北高原的北端,形成了天然的地形屏障。加之昆仑山南北两面分别延绵着辽阔、干旱的藏北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所以,在吐蕃北部同样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形环境。

  与南部、西部及北部相对封闭的地形环境相反,由于自西向东倾斜的地形构造,吐蕃的东部边境则明显地呈现出相对开放的地形环境。首先,在位于吐蕃东南部的河谷区,分别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大河从吐蕃本土向东南流向横断山区,这些河道实际上成为从吐蕃东南通向内地的天然信道。正是这些信道使吐蕃势力能够居高临下,沿河道轻而易举地进入今天的川西和云南地区。其次,在吐蕃的东北边境,虽有海拔6000余米的唐古拉山脉构成西藏与青海在地形上的分界线,但因唐古拉山脉南北地区本身地势较高,因而降低了唐古拉山的相对高度,同时由于唐古拉山口海拔仅为5220米,翻越唐古拉山并非特别困难。因此,从其东北方向翻越唐古拉山进入青海地区,同样成为吐蕃向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道。((日)左藤长《唐代青海、拉萨间道程》,载《东洋史究》1975年,第34卷第1号。)此外,吐蕃东部边境相对开放的地形环境,还表现在与吐蕃东部边境相连的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都属于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范围,这样,人吐蕃东部边境向东延伸的地形基本上是处于同一高原整体、但又逐渐向东倾斜的缓坡。因此,无论从吐蕃东南方向沿三江河道进入川西高原和滇西北高原,还是从吐蕃东北方向翻越唐古拉山进入青海,都远没有从吐蕃南部和西部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泥婆罗和天竺以及由北部翻越昆仑山进入中亚和西域那种巨大的地形高差,这表明,吐蕃势力向东发展的地形条件要远比其向南、向西和向北发展的地形条件有利得多。

  为上述周边地形环请所决定,在吐蕃王朝时期,西藏与外部的交往主要有以下四条交通路线:

  (1)东南路线:从藏东河谷区经康区通往四川及云南的南诏。(P.伯希和《西藏古代史》,巴黎,1961年版。)
  (2)东北路线:从东北方向越过唐古拉山,经青海湖,通往内地、回纥及西域东部等地。((日)左藤长《唐代青海、拉萨间道程》,载《东洋史究》1975年,第34卷第1号。)
  (3)西北路线:越过昆仑山,通往于阗、喀什噶尔、库车、北庭,并越过阿姆海,到达勃律(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河)、卫密拔特山,再到粟特(布哈拉山及撒马尔干等地),以及通往克什米尔和印度西北部地区。
  (4)南部路线,向南翻越喜马拉雅山,通往尼泊尔和印度的东北部地区。(见《释迦方志·遗迹篇》所载从河州通吐蕃一道至泥婆罗国的路线。)

  以上四条主要交通路线中,以通往内地的东南和东北两条路线最为便利,因而它们也成为吐蕃王朝时期使用最频繁的两条路线。以东北路线而言,此路线翻越唐古拉山即进入广袤、平坦的青海草原,由此经青海湖向东,可通往河陇诸州及唐都长安,向西可进入西域,向北则通往回纥。所以,东北路线不仅成为吐蕃军队长期进犯唐朝河陇诸州乃至攻略长安的主要交通命脉,而且也是吐蕃王朝同唐朝频繁争夺西域并北联回纥的重要信道。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考证,在吐蕃王朝时期,吐蕃对西域的经略的是使用了东北路线。而不是使用西北路线。((日)森安孝夫《吐蕃在中亚的活动》,劳江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通往四川和云南的东南路线则大多是沿河道而下,亦甚为便利,且东南路线还包含了众多的子路线。例如,由东南路线通往四川的道路即主要有南、北两道。北道由松州、维州(大体相当于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南道由巂州、黎州、雅州(大体相当于今川藏公路的南线)。(任乃强、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二)》,见《西藏研究》1982年2期。)任乃强先生认为“吐蕃初与唐接,自松州始,其军往来皆从康区。”(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载《民族研究通讯》1980年1期。)由东南路线通往四川的南、北两道,实际上成为吐蕃征服党项等众部、经营西南并长期进犯唐朝西南边境的主要信道。由东南路通往云南南诏也有东、西两路。东路是沿金沙江而下,于今云南丽江塔城“以够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刘肃《大唐新语》卷11“褒赐”第23。)《蛮书》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百口将来博易,”(《蛮书》卷7。)即指此路。西路则取道高黎贡山以西河谷,《蛮书》称:“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往往有吐蕃至赕贸易,云此山有路,出赞普牙帐不远。”(同上。)可见,这两条由东南方向通南诏的路线,既是吐蕃向云南发展,征服南诏并长期与之结盟的重要信道,同时也是双方贸易往来的孔道。

  由于东北和东南路线都是吐蕃向东通往内地的两条主要信道。因此,这两条路线还相互联系、彼此沟通。当时,由长安通往逻些的二条主道路即横跨和利用了东北和东南两条路线。此道由长安经宝鸡、天水、文县、松潘进入康区,由康定沿河谷西行,抵金沙江河谷,再经邓柯进入青海,经玉树及通天河河谷,逾唐古拉山口,经黑河而至拉萨。由于此路线既避开了北面昆仑山山险,又避开了东面横断山脉的险隘,故成为当时吐蕃对唐用兵及双方使臣往来的重要信道。有人认为,文成公主入藏即是经此路线。(黄显铭《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初探》,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再探》,载《西藏研究》1984年1期。)毫无疑问,由西藏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所构成的向东通往内地的极为便利的交通路线以及由这两大路线相互交汇和沟通而形交通网络,都充分体现了吐蕃东部地形环境的开放特点,从而为吐蕃势力的东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缘条件。

  与东北路线和东南路线相比较,吐蕃的西北路线和南部路线却要相对封闭和困难得多。经拉达克的西北路线,虽是吐蕃通往西域西部、中亚和天竺西北部的重要信道,但因此路线须穿过辽阔的中亚沙漠干旱区,沿途多为荒漠无人之境,且路程遥远,所以,在通行上远不如东北和东南路线便利。公元8世纪初,吐蕃虽经由此道实现了对葱岭以西的小勃律等二十余中亚小国的统治,但当747年,唐高仙芝率步骑万余人远征小勃律之际,吐蕃终因路途遥远,援兵不至而丧失对小勃律等中亚小国的控制。(《旧唐书》卷140《高仙芝传》。)吐蕃势力最终未能有效地向中亚发展,而仅仅在中亚建立过短暂的统治,这除了因受到唐和大食势力的抵制外,其西北路线的遥远和不利通行显然也是重要原因。通往泥婆罗和天竺东北部的南部路线同样较为困难。此路线为横越喜马拉雅之山道,地势高峻,终年积雪,沿途多为人迹罕见的不毛之地,加之山道狭隘,崎岖险恶,通行极为困难,大规模的通行则更为困难。在吐蕃时期,强大的吐蕃王朝对其南部近在咫尺的小国泥婆罗并未实现如同对东部的吐谷浑、党项那种直接的占领和统治,而仅以臣属国的形式对其实行羁縻统治,这可能与双方在地形上较为隔绝和交通条件上的限制也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西藏的总体地形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从而导致了其东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开放以及其南部、西部和北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封闭,进而决定了其东部方向的对外交通极为便利,而其南部、西部和北部方向的对外交通则较为困难,因此,也决定了吐蕃向东发展的可能性要明显地大于其向南、向西和向北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说西藏自西向东倾斜的地形构造及由此所决定的交通条件还仅仅只能说明西藏自身的地形条件为其文明的东向发展提供了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因为向东倾斜的地形及东部便利的交通条件并不等于其文明必然向东发展),那幺,当我们把西藏放在一个更大的地理单元,即整个青藏高原乃至更大的地理范围之中,通过进一步考察藏与其广大的周边环境之间的地理因素上的异同,我们就不难看到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具有地缘上的必然性。

  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吐蕃本土所建立的吐蕃王朝,其初期的地理范围大体只相当今天的西藏地区。但后来吐蕃王朝经过长达两百余年的武力扩张所占领和控制的地区,以及吐蕃王朝灭亡后吐蕃文明逐渐扩散和分布的地区,则大体包括了今天西藏和青海的全部、甘肃大部、川西高原、滇西北高原及新疆南部部分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一辽阔地区正好与整个青藏高原的地理范围相重合。也就是说,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文明由西藏高原向外发展的过程,其最终的结果是这一文明仅仅扩散于整个青藏高原地域,而基本上未越出青藏高原的范围。这一突出现象表明,高原环境因素对于西藏文明在空间上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西藏本身是青藏高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地理单元上与整个青藏高原是一个天然的整体。而西藏的地理位置又恰好处于青藏高原的西端,因此,环绕于西藏东北、东部和东南部的整个外围地区,即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一带实际上都是青藏高原的东延部分,都属于青藏高原的地理范围。这决定了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东部广大外围地区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藏与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和滇西北高原都同属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同其周边的外围地区相比,它们基本上是一个处于同一水平高度但又略微向东倾斜的高原整体。

  二、西藏与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和滇西北高原都同属于高原气候带。其特点是温度低、气温年差较小、太阳辐射强以及垂直分布现象显着等。这一地区的高原气候带又可进一步分为高原寒带、高原亚寒带和高原温带,除唐古拉山至昆仑山之间的藏北羌塘地区是年日平均温度低于10℃的高原寒带外,另外两个气候带即高原亚寒带和高原温带都横贯于西藏及其东部的广大外围地区。如高原亚寒带气候区即包括了西藏冈底斯山以北的南羌塘地区、青海的南部及甘肃的祁连山区。该区每年气温高于10℃的天数少于50天,年降水量东部600~800毫米,中部400~700毫米,西部及祁连山区为100~300毫米。高原温带的分布地区则更为广泛,包括了西藏的阿里地区、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藏东峡谷区、川西地区、青海中部及柴达木盆地;该气候区每年气温高于10℃的天数在50天以上,海拔较低处可达150~180天。年降水量差异较大,从川西高原的500~1000毫米到柴达木盆地的50毫米以下。(图一)

  三、由于西藏与甘青地区、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都处于同样的高原环境,同样的高原气候带,因此,它们在自然生态方面一也基本接近。它们不仅都属于高山始成土一干旱土壤区,同时也都属于高寒植被区。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四个植被带,即高寒荒漠带、高寒草原带、高寒灌丛草甸带和山地寒温性针叶林带。除西藏阿里一昆仑山地一带属于高寒荒漠带外,其余的三个植被带都同样横贯了西藏至甘青及川西北等东部外围地区,表明西藏与东部外围地区在生态植被上大体趋于一致。(图三)此外,整个青藏高原的动物群也都属于高地森林草原和高地草甸草原及高地寒漠动物群,除高地寒漠动物群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地区外,其余的高地草原草甸和高地森林草原等两个动物群的分布,也都同样横贯了西藏及其东部外围地区,说明西藏与甘青和川西高原等地区在动物生态方面也有较大的一致性。(见《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第二章《中国气候特点》;第八章《中国的植被和植物区系》;第九章《中国陆栖脊椎动物地理》和第十七章《青藏高原地区》。中国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图二)

  如果说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东部广大外围地区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那幺与之相反,假如我们将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南部和西北部外围地区的地理环境进行比较,则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在西藏南部外围地区主要有尼泊尔、印度等国,尽管它们都同西藏接壤,但它们却处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南亚地形板块,属于与西藏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南亚板块属濒临海洋的亚洲湿润地区,因受到印度洋热带季风的强烈影响,该地区无论是气候及自然生态都与西藏截然不同。以尼泊尔而论,该地虽号称“高山之国”,但其整个地形是从北向南急骤下降,除北部喜马拉雅山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外,其余70%~80%的地区海拔都在3000米以下,其中南部的特赖平原海拔仅300~600米,首都加德满都海拔也仅为1300米。所以尼泊尔基本上不具备西藏那样的高原地形环境。此外,尼泊尔属山地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中亚寒潮南下,加之受到东南季风影响,故其气候温暖而潮湿,雨量极为丰沛,一年仅分热、雨、寒三季。同时丰沛的雨量又在该地形成了丰富的植被和茂密的森林以及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并有犀牛、大象等亚热带动物。((尼泊尔)N.B.塔帕、D.P.塔帕《尼泊尔地理》,杭州大学外国地理翻译组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由尼泊尔向南进入印度,则海拔高度进一步下降,恒河流域平原海拔仅200米,即便是印度德干高原海拔也只有300~800米。恒河流域属季风型亚热带森林气候,气候炎热潮湿,降雨丰沛,最热月平均温度高达25℃~35℃,最冷月平均温度也多在10℃以上,故其气候和自然生态环境与西藏的差异更为显着。(《世界地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西藏的西北外围地区,主要是以今克什米尔为中心的中亚地区这一带的地理生态环境同样与西藏存在着较大差异。克什米尔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西缘,与青藏高原属于不同的地理单元。它虽有许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但却是一个多谷湖的地区。因谷地垂直下切,海拔较低,故山谷地带往往碧绿如茵、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冬暖夏凉,构成了与西藏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区。同时克什米尔的气候介于南方亚热带和北方内陆草原气候之间,较西藏温暖湿润,生产水稻、小麦、烟草、茶叶等,并有大象、水牛等亚热带动物,(B.A.普利亚尔金《克什米尔》,乐铸译,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足见其气候及地理揽生态环境与西藏的不同。

  由上可见,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东部广大外围规基本趋于一致,而与其南部和西北部外围地区则存在着较大差异,按照生态人类学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总是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相联系。而且一般说来,一种整体文化(非指文化因素)往往更容易在与产生这种文化相似或相近的地域环境中得到传播和发展,而不宜向与其差异较大的地域环境中传播和发展。西藏文明是在独特的高原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高原文明,这种文明自身无疑具有很强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和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这首先集中表现在作为其文明主体的人的方面。这一点,我们在有关吐蕃的文献记载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据。引《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向陇西及关内一带的军事进攻,往往是“恒以秋冬,及春[夏]则多遇疾而退。是来也,方盛暑而无患。”《新唐书,吐蕃传》亦载:“吐蕃盗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公元763年,吐蕃攻陷长安的季节即是冬季十月至十一月之间。(《资治通鉴》卷223《唐纪》39,广德元年条。)公元787年,吐蕃军队再度威逼长安,并大掠汧阳、吴山、华亭(今陕西)一带,其季节也是在秋季的八月到九月。(《资治通鉴》卷233《唐纪》49,贞元三年条。)这就是说,吐蕃在陇西到关内一带(即甘肃东部及陕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已明显受到季节的限制。原因是吐蕃人世代生活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他们在生理上具有适应高寒气候的一系列特点。这主要表现于他们的“皮肤厚且致密,毛孔、汗孔并甚稀少,皮下脂肪发达,以是故能耐寒耐燥,而不宜于溽湿地方居住。”(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新亚细亚学会出版社,1935年版。)而由陇西向东的关内一带因海拔高度大幅度下降,春夏季气温普遍较高,如关中平原一带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其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普遍在24℃以上,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5.2℃。即使是陕北高原区,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也在22℃~24℃。这对习惯于高原环境和干燥寒冷气候的吐蕃人显然难以适应,故多“遇疾疫而退”。吐蕃王朝后期,为克服气候不适和季节限制,曾一度采取启用汉人充军的办法,“及得唐俘,多厚给产,质其孥,故盛夏入边。”(《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但这一措施毕竟受到各种限制,况且汉人组成的军队不可能成为吐蕃完全信赖和依靠的军事力量。因此,吐蕃以其所拥有的强大军事实力虽曾攻占过唐都长安,但最终却未能像后来的蒙古和满族那样逐鹿中原,这与吐吐蕃文明自身的高原特点及对非高原地区的不适应性显然有极大关系。

  既然吐蕃向陇西以东及关内地区的扩张已明显受到季节和气候等地理因素的限制,那幺,吐蕃向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扩张则面临着完全相同的情形,而且其所受到的气候和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则更为显着。南亚地区属非高原地区,其自然生态环境与西藏存在着巨大差异,且气候炎热潮湿,难以为高原人的生理特点所适应。在吐蕃王朝时期,吐蕃军队曾两度攻入过恒河流域地区。一次是公元648年,唐以王玄策率使团出使天竺,遭天竺劫,吐蕃以此为契机,“发精锐一千二百人,泥婆罗国发七千余骑,”(《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向天竺发起进攻。这次南攻天竺,一直打到天竺干陀卫江(今恒河)沿岸,“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资治通鉴》卷119《唐纪》15,贞观二十二年条。)“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旧唐书》卷198《西戎传·泥婆罗》。)吐蕃第二次进攻天竺是赤松德赞在位期间。据《贤者喜宴》和《巴协》记载,此次吐蕃军队远征天竺王,一直进兵至恒河两岸,使夭竺王向吐蕃俯首称臣,(《拔协》佟锦华、黄布凡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P39。)吐着蕃队在恒河岸边树碑以纪武功后班师回朝。很显然,吐蕃两次向南亚的扩张在军事上都获得了极大成功,且大有所向披靡之势。然而,吐蕃这两次进兵,均旋即退兵而未能实现对征服地的占领和统治,最直接的原因显然在于吐蕃军队无法适应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及其自然生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吐蕃对其南部弱小邻国泥婆罗也仅将其作为属国而实行羁縻统治,同样未进行实际占领,这恐怕也与当地的气候等地理因素有关,泥婆罗气候虽不及天竺越炎热,但因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降雨丰沛,这对生活于干燥高寒环境的吐蕃人同样较难以适应。此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亚地区的气候与生态环境也同吐蕃有较大差异,它的气候,同样为西藏人所不适应。一个显着的例证是,公元10世纪末,仁钦桑波受耶歇斡委派,率僧徒21人前往克什米尔学佛,“但是由于西藏人不适应克什米尔的气候,只有两人仁钦桑波与玛雷必喜饶回到阿里。其余的都死在克什米尔了。”(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P30。)因此,吐蕃王朝之所以未能有效地向中亚扩张,除了受到唐与大食势力的牵制以及交通相对不利等原因外,气候及生态环境的限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吐蕃向南亚、中亚乃至陇西以东的中原地区的扩张都受到气候及地理生态环境的限制,那幺,吐蕃由其本土向东部广大外围地区即甘青、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一带的扩张,则完全不存在任何地理因素的限制。前已论及,吐蕃文明是产生于独特的高原环境中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自身具有很强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和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由于西藏的南部、西部及北部外围地区都属非高原地区,它们的气候、地理生态环境和海拔高度都与西藏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吐蕃文明在地缘上明显地具有向这些地区发展的不可能性。而西藏东部广大外围地区,即甘青、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一带,无论是气候、海拔高度或自然生态环境都与西藏大体趋于一致,它们均同属于青藏高愿这一整体地理单元。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吐蕃文明向东而不是向南或向西发展,主要是为其自身高原的高原特点和它所面临的周边地理环境所规定。同时,这种规定反过来也限制了吐蕃文明发展的地域范围。虽然吐蕃的文明曾在空间上全方位地向外进行扩展并力图超越青藏高原的地理界限,但最终结果却仅仅是使其文明扩散于整个青藏高原地域,基本上未超出青藏高原的地域范围。吐蕃文明在空间上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受到自然环境的规定,关键在于这种文明自身所固有的和无法克服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与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可以说,正是这种高原适应性特点及其所面临的周边地理环境,最终从地缘上决定了西藏文明向东发展的必然性。


第二节 文化的相融性因素

  文化因素是构成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西藏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与其东部地区的文明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渊源联系。远在旧石器时代,西藏考古文化就与华北地区的文化存在了某种联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这种联系更为密切和广泛。这一点,从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及横断山脉地区的氐羌系统文化存在的密切联系,以及藏北细石器与北方草原地区细石器在文化系统上的紧密联系,均可得到有力证明。

  而进入金属时代以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古羌人部落和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向西藏高原地区的迁徙则不仅见于文献的记载,而且在考古上也能找到充分证据。相反,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与南亚和中亚文化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都未发生必然联系。因此,西藏文明从大的文化单元上应属于东亚文明体系,它是由发生于西藏高原的土著文化在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来自其东部地区多种文化(主要黄河上游的氐羌系统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西藏文明自身的这种文化构成及从一开始就主要与东部的文明发生渊源联系,而不与西部和南部的文明发生渊源联系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实际上已直接构成了吐蕃时期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某种历史与文化的依据。

  假如我们用“文化的相融性”来表述西藏文明与周边文明的关系,那幺,很显然,由于西藏文明自身在构成和文化内涵上主要与东部地区的文明存在着文化渊源联系,因此决定了它与东部地区文明之间的文化相融性必然要大于它与西部和南部文明之间文化相融性。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种

  对西藏人种问题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最早从事这项研究的是戴烈斯勒(Delisle)、杜纳尔(Turner)、莫仁德三位外国人。他们从1906年到1924年间,先后对60个藏族人头颅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他们把西藏人分为两种不同的种族类型,即藏A型和藏B型,认为康区是藏B型的故乡,藏A型则遍及于整个藏区。藏A型又称“僧侣型”,属于蒙古人种的南蒙分支,居住于中国南部、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等地。其特征表现为:头颅较宽,面孔较宽阔和身材较矮,无蒙古皱襞。藏B型也称“武士型”或“康区型”,属中蒙古人种支系,居住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汉族及朝鲜人等皆属此人种类型,其特征为:头颅较低,面孔较少宽阔,身材较高,有蒙古皱襞但不显着。1950年,在拉萨附近的古代墓葬中还找到了属藏A型和藏B型之间的中间型的西藏人颅骨。((意)古瑟普·詹纳《西藏拉萨出土的古人类遗骸》,杨元芳、陈宗祥译,载《中国藏学》1990年4期。)

  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也为1951年以后由我国学者对西藏人所进行的一系列人种学测定结果所证实。1958底,在西藏塔工地区林芝村附近发现一批古人类遗骸,对它们进行人种学测定的结果表明,它们属于蒙古人种现代人类型,其头颅特征与藏A型相接近。(林一璞《西藏塔工林芝村发现的古代人类遗骸》,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3期。)1975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又在林芝县城附近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林芝人”遗骨,包括属于同一个体的颅骨、下颌骨、寰椎、枢椎、股骨等,另有额骨、下颌骨分别属于另两个体。对他们进行科学测量的各种数据表明,它们属蒙古人种,在分支上与藏A型关系密切,其头骨弦派指数与我国的丽江人和资阳人相接近。(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林芝人及其文化遗物》,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1965年,中国民族体质调查组还对西藏民族学院1542名来自西藏的藏族学员进行了体质测量,据测量所得数据和分析各特征来看,也证明“藏族应属蒙古人种”。(见夏元敏、吴融酉《藏族体质形态的初步研究》,载中国人类学会编《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97—100。)此外,对现代藏族进行的血型调查表明其基因Di4频率平均为0.04%,接近于华北汉族的频率,即t=0.46。(《遗传学报》10卷5期,1983年,P395一405。)现代体质人类学的比较研究也表明,藏族在体质上dij值和O2Q与我国陕西和河北的汉族最接近。(《藏族的体质特征》,见《人类学学报》1985年8月,第4卷第3期。)从遗传距离看,则“藏族与蒙古族的遗传距离最近(0.0104)。”(袁义达、杜若甫《中国十七个民族间的遗传距离的初步研究》,见《遗传学报》,1983年10卷5期,P395一405。)

  总之,迄今为止,无论是对西藏发现的古人类遗骸还是对现代藏族人所进行各种科学测量数据,都证明了如下的事实:

  第一,藏民族属于蒙古人种,并具有蒙古人种的南亚种族类型(藏A型)和东亚种族(藏B型)特征以及两者的混合型特征(即介于藏A型与藏B型之间的中间型)。

  第二,藏族人无论在种族类型、体质、遗传距离和基因频率方面都与东部地区的民族接近,说明藏族人在种族来源上与东部地区各民族之间存在密切的渊源关系。

  与此相异,同西藏西部和南部接壤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人种,即印度人和伊朗人,从大人种上则都属于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中的“印度一阿富汗种族”类型,他们与西藏一蒙古人种属于截然不同的人种类属。以印度而论,该地占主体地位的是雅利安人种。他们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西北方向的伊朗进入印度,并逐渐征服土著人而成为当地的主体居民。其特征是身高、肤白、鼻长、操雅利安语。吠陀时期,雅利安人的势力还达到了阿富汗东部一带的中亚地区。其次是达罗毗荼人种,他们是除雅利安人以外印度最主要的土著人种,使用达罗毗荼语,大部分居住在印度半岛南部。他们的体质面貌与雅利安人稍有不同,并且皮肤黝黑。达罗毗荼人被肯定为非蒙古人种,有人认为他们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属于同一种族来源。((印度)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合着《高级印度史》(上册),张澍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P28。)在尼泊尔及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坡地和阿萨姆山地虽分布有蒙古人种特征的部落,但学者们普遍倾向于他们是由西藏迁徙过去的,并认为尼泊尔人“基本类型是非蒙古人种的”,许多部落只是“呈现某些蒙古人种的因素”,((英)斯蒂芬·法齐斯《印度的土著种族》,吕昭义译,载《南亚译丛》1983年2期。)应是当地人种与蒙古人种发生局部混血的结果。

  由上可见,西藏人在种族上属于东亚的蒙古人种类型,与南亚和中亚的人种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属。某些学者出于政治方面背景所提出的藏族为“印度种源”或“伊朗血统”之说,(如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曾提出西藏人的“印度种源论”。)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


二、语言

  西藏的语言同样与南亚和中亚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与东亚有紧密的渊源关系。

  首先,就语系和语族而言,藏语属于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而南亚和中亚的语言(包括克什米尔语)却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和伊朗语族,二者在语系和语族上都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不少语言学家采用历史比较法来研究亚洲各语言,结果发现汉语、藏语、缅甸语、傣语、苗语、瑶语、壮语……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美国学者肯尼思·卡兹纳(Kennth·Katzner)认为:“在亚洲的主要语言中,藏语和缅甸语最相似。这两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同一个语族。”((美)肯尼思·卡兹纳着《世界的语言》,黄长着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P209。)

  藏族学者南喀诺布通过对今天缅甸语与藏语的比较,也发现缅甸语中的火、手、盐、眼、路、我、犬、耳、一、二、五、六等词的读音与藏语极为相近。(南喀诺布《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西藏研究》1985年3期。)藏语是属藏缅语族的藏语支的一种语言,属于这个语支的语言还有门巴语等,而藏缅语族除藏语支外,还有彝语支、景颇语支等几个语支及语支未定的很多语言。操藏缅语族各种语言的人分布地域很广,主要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及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境内。

  目前,国际语言学界尽管对汉藏语系在类型学和发生学上的看法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如美籍华裔语言学家李方桂认为汉藏语系可分为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和藏缅语四个语族,并把越南语列人苗瑶语族而划进汉藏语系。白保罗(Benedict)教授则主张应把藏语和卡伦语列为“藏卡语族”,他认为侗台语、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应划入澳台语系(也称南岛语系),越南语也不能列入汉藏语系。)但对汉藏语系诸语言具有的下列共同特征,则已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1)有声调,或称为“有字调体系”(SystemofTones),个别语言的方言有例外。
  (2)声调与声母、韵母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3)单音节的根词(或语素)构成基本词汇的大多数。
  (4)词序、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5)具有区别事物特点的量词。

  此外,从区域特征来看,绝大多数使用汉藏语系各种语言的人口居住在东亚、东南亚一带,属蒙古人种。(见王尧《汉藏语系和汉藏语言学研究》,载《语言学资料选编》(上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P64一68。)

  按照语言谱系分类法的观点,同一语系和语族的语言都是亲属语言,都有一个共同来源。因此,语言的亲属关系实际上揭示了历史上民族间的族属关系。近年来,我国语言学者通过对《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录下来的古羌语乐章“白狼歌”的研究,发现了藏缅语族各语言与古羌语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白狼语中有许多与藏语同音同义的词。(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354一355。)白狼语同彝语支的同源词最多,在20个以上,其次与藏语的同源词有16个。(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油印本。)从语音上看,白狼语有辅音的韵尾,分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两套。古代的藏语也有丰富的辅音韵尾,现代藏语三大方言中也都基本保留了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此外,白狼语语法结构与藏语也基本相同。(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355。)故王静如认为:“白狼与西夏、西藏民族有密切关系,自语言学上证明更为确切。”(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载《西夏研究》第一辑。)方国瑜指出:“白狼语是古代羌语,与现在彝语、纳西语、普米语、藏语和西夏语都很相同或相近,语言亲属的关系密切,则可以肯定。”(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P26。)白狼语的研究证明“藏缅语族源于我国古代的氐羌语。”(马曜《云南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载《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根据语言亲缘关系所提供的线索,英国学者埃·哈威在他的《缅甸史》一书中提出,缅甸最初居民的一部分是来自青藏高原。认为他们是自中国西部的藏东地区“顺江而下,无可疑义。唯其移入之路线、程序与年代,均不可考。……藏缅族则分为甚多支族,曰膘(pyu)、曰克伦(kanran)、曰贴(Thet)。……此等民族,由于荒旱与种族之压迫,陆续移入,后入境者遂迫前来者南迁,是故各族均自北而来。”((英)埃·哈威《缅甸史》,姚丹译注,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P35。)

  此外,我国语言学者对除藏语外今天留存于西藏喜马拉雅山区的门巴语和僜人的语言进行了调查,也证明它们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门巴族今天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但这两种门巴语受藏语的影响极大,其特点都和藏语接近,应与藏语划入同一语支。浪人也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自称‘达让’的僜人使用达让语。自称‘格曼’的僜人使用格曼语,这两种语言都属于藏缅语族,从它们的语言结构来看,和景颇语、独龙语相近的特点较多。”(孙宏开、陆绍尊《门巴、珞巴、登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P2。)

  无可否认,今天记录藏语的藏文字母的创制与中亚及南亚印欧系统文字有关,但这本身并不意味藏语同印欧语系之间有任何亲缘关系。因为文字仅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其形成远在语言之后,所以,一种语言具体采用哪一种文字作为其书写符号,它本身既不能代表也不能改变这种语言自身所固有的谱系及其亲缘关系。


三、经济文化类型

  经济文化类型是指人类与一定地域和自然环境相联系的经济生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文化特征。假如我们从这样的观点对西藏与其周边文明地区进行审视和比较,我们同样不难看到西藏文明与南亚和中亚的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与其东部散布于青藏高原东缘和横断山区的氐羌系统文化却非常接近。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谈到西藏的自然环境与南亚和中亚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它们分别有着不同的经济生活,从而也决定了它们各自文明类型的差异。以南亚而论,由于当地海拔较低,气候温暖、潮湿,雨量充足,极宜于农业耕作。所以,南亚产生的文明乃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目前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印度早期文明遗址证明,印度河的早期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农作物有小麦、大麦、椰枣、甜瓜、胡麻、豆类、棉花等,农具有燧石犁头、青铜锄和镰、石磨盘和磨棒等,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农业定居村落和城市。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一种有肩石斧农具,这种农具在我国长江流域、东南亚和日本均有发现,考古学者们认为它与稻作农业有密切关系。(李连、霍巍《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四章“南亚古代文化”。)克什米尔和中亚的古代文明虽带有一定“牧”的成份,但由于海拔较低,气候相对较暖,故其农业的成份要远远地大于西藏。在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时代布尔扎霍姆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大麦、稻、扁豆、豌豆和葡萄等栽培作物。这些作物中的多数品种均为古代西藏所不见,说明克什米尔的古代农业远较西藏发达。中亚地区的考古资料证明,中亚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小麦、大麦、稷等粮食作物的地区之一,且其古代农业具有“非灌溉性质”的特点。也就是说古代中亚的气候条件比现在湿润,春天有许多小溪在土地上泛滥,浸透土壤,农业可以不需要人工灌溉而得到发展。在阿姆河沿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哲通文化的居民,其经济生活即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与渔猎。(李连、霍巍《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五章“中亚、北亚古代文化”。)从史籍记载看,克什米尔的农业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史载::“失密(指克什米尔)……土广人稠,粮食丰足,”“有如天可汗兵(唐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新唐书》卷221《西域传》。)因此,可以认为,克什米尔及中亚的古代文明仍然是一种以农业为主体的文明。

  西藏的文明则全然不同。由于当地海拔极高,气候寒冷干燥,又主要为高寒荒漠、草原植被带,史称“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因此,西藏的文明乃是一种带有浓厚高原特征的农牧混合型文明。由于其文明带有很大的游牧成份,加以受高原环境限制,其农业为高寒农业,水平较低,史载吐蕃“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穅稻,有青稞麦、豆、小麦、乔麦。”(《旧唐书》卷196《吐蕃传》。)因此。从整体上看,西藏文明不仅与南亚典型的农业文明存在着巨大差异,就是与中亚和克什米尔的文明相比,其差异也非常的显着。自然,这种差异不仅表现于经济类型方面,同时也表现于由经济类型所决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上。如吐蕃居民在居处上垒石为屋,“屋皆平头,高者系数十尺”,(《旧唐书》卷196《吐蕃传》。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也发现有用卵石据穴壁由下而上垒砌成的石墙,见《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并“喜居毡帐”。而印度的古代居民则多建造土坯砖墙和泥墙房屋,屋顶作盖顶。(李连、霍巍《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除此而外,吐蕃居民与古代南亚及中亚居民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差异还还表现于诸多方面,这种差异本质上是由各自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不同的文明类型所决定的。

  相反,西藏吐蕃文明的类型与东部的氐羌文明却非常的一致。在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介于吐蕃与唐朝之间的辽阔地区主要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古羌人部落。这些部落是吐谷浑、党项、白兰、东女以及众多的小部落。吐谷浑政权虽为由辽东西迁的慕容鲜卑所建,但在进入西北地区以后,与众羌混杂达200余年,实际上早已“羌”化。由于这些氐羌部落所分布的甘青及川西高原地区与吐蕃本土均同属于青藏高原的地理范围,因此,不仅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与吐蕃本土相类,他们的经济类型也与吐蕃大体相同。如吐谷浑“气候多寒,土宜大麦、蔓青,颇有菽粟,出良马、牛。”(《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党项“畜*牛、马、驴、羊,以供其食。”(同上。)东女“地寒宜麦,畜羊马”。(同上。)白兰也“地宜大麦,而多芜菁,颇有菽粟,出蜀马、牦牛。”(《册府元龟》卷958《外臣·国邑二》。)。可见这些分布于吐蕃东面的诸羌部落都兼有农业和畜牧业,与吐蕃同属于带高原特征的农牧混合的经济类型。这种相同的经济类型导致了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与吐蕃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据何耀华先生考证,古羌人与吐蕃居民在文化和生活习俗上的共同特征至少有以下九点:

  (1)都以猕猴为始祖。
  (2)都垒石为屋。
  (3)都以父(母)名中的某一个字作为子辈名字中的一部分。
  (4)都重诅盟。
  (5)都“重兵死,恶痛终”。
  (6)都喜居毡帐。
  (7)妇人都有“辫发萦后”之俗。
  (8)都笃信巫教。
  (9)都盛行“涂面”之俗。(何耀华《古代羌人与藏区土著居民的融合》,载《中国藏学》1988年3期。另参见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350。)

  自然,上述古羌人与吐蕃居民的共同文化特点,有些是由二者所拥有的相同地域环境和相同的经济类型所决定的,如垒石为屋,喜居毡帐,妇人“辫发萦后”,涂面等。有些共同特点,如以猕猴为始祖,人名命名方法,重诅盟等等,则可能是由双方在其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渊源联系所决定。但这些共同的文化特点无疑表明吐蕃与其东部的氐羌部落之间有着大体相同的文明类型。

  以上述的比较和分析为基础,假如我们把南业、中亚和氐羌这三大文明地区作为西藏吐蕃文明与之交汇和在空间上寻求发展的一个大的文化背景,我们不难想象,在7世纪初叶,当吐蕃的势力蒸蒸日上,并努力向外寻求发展空间之际,它就面临着如下的情形:在它的南面和西面分别是与其差异极大的文明区,这些文明区不仅人种、语言和经济文化类型与吐蕃的文明截然不同,而且,就源流而言,它们之间也几乎不存在文化上的渊源联系。众所周知,印度和中亚的文明在渊源上与西亚的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始终不断地受到西亚文明的强烈影响和冲击。因此,它们同主要与东亚文明有密切渊源联系的西藏文明之间无疑形成了更大的反差和隔阂,所以,南亚和中亚对于吐蕃人可以说是一个陌生而又格格不入的文明地区。尽管吐蕃王朝曾凭藉强大的军事实力两次将势力扩展到恒河流域,同时也竭力向中亚扩张,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这之中文化上的差异和隔阂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与此相反,位于吐蕃东面的氐羌文明却与吐蕃文明相接近,两者之间不仅有深刻的文化渊源联系,而且在种族、语言等基本的文化要素方面都属同一类属,有极密切的亲缘关系。此外,由于氐羌与吐蕃均分布于青藏高原的地域范围,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相同的经济生活导致了它们相同的文明类型。吐蕃文明在空间上的发展方向显然受到了它与周边文明之间这种文化异同的规定。也就是说,西藏吐蕃文明与东部文明之间的文化相融性要远远大于它与南亚和中亚文明之间的文化相融性,这乃是构成西藏吐蕃文明最终向东发展的最重要的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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