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行过《杨基•杜德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过《马赛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诞生了《国际歌》，俄国十月革命时人们唱《华沙革命歌》、《红旗》，苏联卫国战争中到处传唱《喀秋沙》，中国北伐战争期间响彻《国民革命歌》……

　　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些什么歌曲？它们对时代面貌、社会情绪及人民的命运有过怎样的反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怎样的思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66年5月中旬至月底，在率先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的上海，举行了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据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称：“这是一次空前热烈地歌颂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音乐会；这是一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会；这是一次有广大工农兵奋起参加的，为巩固地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音乐舞蹈阵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挑战的音乐会。”《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称颂这是“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

　　这次音乐会可算是唱出了“文化大革命”歌曲的先声。

　　应运而生的“语录歌”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年6月2日新华社记者有关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述评中，就已提出：“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泛传诵。”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时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以上三段毛泽东语录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10首。

　　该报在《编者按》中称：“林彪同志说，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广大群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形成了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的热潮。他们迫切希望，使毛主席语录家喻户晓，到处传诵。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毛主席语录谱出了许多曲子。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正当国庆前夕，为了祝贺这伟大的节日，我们选登了劫夫同志和中央乐团谱写的十段语录曲，供同志们歌唱。”在发表的10首“毛主席语录歌”后面，该报注明：“以上除《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工作就是斗争》二首是中央乐团谱曲外，其余为劫夫谱曲。”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成名成家”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而搞臭了，所以创作歌曲基本上已不再署个人名字而只署“集体创作”。为什么劫夫要署名？因为他是当时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于是，在国庆节首都天安门广场的庆祝集会游行即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时候，广播中便开始播出了使人们感到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语录歌”。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

　　在短短的20多天里，由“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官方传媒连续三次推出“毛主席语录歌”，自然在群众中煽起了大唱语录歌的热潮。《人民日报》在首次发表“毛主席语录歌”时的《编者按》中说过：“我们相信，在革命的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这句话没有说错。当时已经形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学”与“不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标准了。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出学习的成绩，往往要在写文章或讲话时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但要求广大群众背诵语录并非易事，编成歌来唱，就使得一些语录易记易背，这当然大受欢迎。何况，当时音乐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一些“毛主席语录歌”确实也远比如今的一些流行歌曲更通俗易唱优美动听，更使大众喜闻乐见……

　　1967年第5期《解放军歌曲》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文，有一段话讲到“毛主席语录歌”：

　　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语录歌声。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语录歌的产生，不仅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了新高潮，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之一。

　　这段话的前边几句，确实反映出了当时“毛主席语录歌”流行的情景。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许多“语录”，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除去很少几句话外，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曲，当时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文章演唱完（那几句未谱成曲的“语录”以朗诵串连）。

　　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当时还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在《解放军歌曲》发表时标明是“为毛主席著作谱曲”──自然这已不是“语录歌”，而应称作“著作歌”了。

　　“毛主席语录歌”的作曲者们恐怕是完成了音乐史上最艰难的谱曲工作。有些被谱成歌曲的“毛主席语录”，既无韵律、节奏，又无诗意可言，有的句子全是政治语汇而且又长，真是难为了作曲家。比如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那首“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要谱成有节奏而且易唱好听的歌，真是谈何容易！还有一些长句子的语录，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力量》、《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帝国主义制度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等等，后人将很难想象都是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歌”。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官方传媒宣传的是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歌”。1966年10月率先发表的前两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等都曾在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中起到过极大的鼓动作用。以至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出现“文革”时期的场面时总爱用《造反有理》歌作为背景音乐。实际上，在红卫兵“破四旧”的1966年8、9月里，这些歌还未诞生。当1968年底大陆各地建立起“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1969年初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地位之后，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权、掌权，曾为鼓动群众造反起过作用的那几首“毛主席语录歌”便“鸟尽弓藏”，从官方传媒中消失，而被代之以《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等新的“毛主席语录歌”。在整个“文革”进程中，经常还有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这些新出现的“语录”也都被谱成了歌曲。

　　历史剧中也有“毛主席语录歌”，这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1967年4月，全国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判“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实际是借题发挥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罪行”。为了配合这一批判热潮，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编演了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大型歌舞剧《红灯照》。这样的“历史剧”也必不可少地配上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首语录歌（连同剧中的其他10首歌）由红卫兵专程到北京请著名作曲家李劫夫谱了曲。

　　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中，竟还有一首是由老外谱的曲。那时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和干扰，为了“反帝反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四面树敌，不仅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尖锐对立，而且同“文革”前关系甚好的亚、非、拉美许多新独立国家也关系恶化，同越南、朝鲜等共产党邻国关系也一度紧张，最后只剩下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的最亲密的“战友”。于是，就有了一首由外国人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1966年10月25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因其曲调的外国风味，当时很受群众欢迎。

　　“语录”毕竟不是都可以谱成歌来唱的。尽管当时幸免于被打倒的少数几个作曲家和一些业余爱好者费尽心力，勉为其难地创作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但是真正得到群众认可，广泛传唱的并不多。

　　“伟大统帅”毛泽东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那么“副统帅”林彪的话便自然成了“次高指示”。除去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当时还派生出了为“林副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

　　“林彪语录歌”几乎与“毛主席语录歌”同时出现。在196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时，打头一首就是“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该报并在《编者按》中说明：“今天本报发表的九首歌曲，第一首是林彪同志最近关于学习‘老三篇’的指示”。这应算是第一首由官方推出的“林彪语录歌”。

　　此后，为“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不断出现，较为人们熟悉的有《要带着问题学》、《为人民立新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林彪那段称颂毛泽东“四个伟大”的题词（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被谱成歌曲后，定名为《毛主席万万岁》，还有一首“林彪语录歌”：“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很难从这段话中取出一句或半句来作歌名，只好定名为《毛泽东思想颂歌》，

　　在1967年和1968年间各地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展开全面内战的时候，一些地方还流行过不知谁从林彪的哪篇“著作”中找出来的一段“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交战双方常常会像本世纪初中国民间的大刀会、红枪会一类武装组织上阵时念诵“刀枪不入”之类口诀那样，或高诵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一段语录，或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这段语录谱成了歌曲。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1967年1月18日出版的《革命造反报》第16期上，就发表了题为《要敢于牺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谱曲者注明歌唱完后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毛主席语录”与“林彪语录”结合在一起了。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在各地有不同曲谱。当然都是造反派自己谱写和演唱的，未能登官方传媒大雅之堂。

　　因为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成了类似于封建帝王“圣旨”一样的东西，作曲者的名字就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以避大不敬之嫌。最初发表语录歌是不署作者名字的，有时只在后边说明一下，《人民日报》最早发表的三批语录歌就是如此。后来开始署名了，也不能署在歌曲前边通常的位置上，那里只能署“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一类的话，作曲者名字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这也是当时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现象。

　　除去领袖人物的语录外，语录歌还衍生出了“革命英雄人物”的语录歌。但不好也称“语录”，便称为“革命锦言”。1968年5月，解放军青海省军区某部副指导员门合因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授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光荣称号。于是就有了“为门合同志革命锦言谱曲”的歌《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著作要天天学》、《门合支左工作行动准则》等。

　　进入鼎盛时期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在“文革”前就已出现的，只是那时还只有不多的几首，其在音乐中的地位也同其他歌曲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1965年第3期《红旗》杂志选载推荐的13首革命歌曲中，有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只排在第8位）。但是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便在上海文化广场为上万听众专场演唱了“毛主席诗词歌曲”，引起极大反响。这以后，所有已经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全部被谱成了歌曲（有的是一首多曲）。这些歌曲全都跟语录歌一样成了神圣的东西。

　　同偏重于说教的“毛主席语录”相比，“毛主席诗词”没有那么多的大白话或政治语汇，这些诗词本身又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多系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在“文革”时期，以往的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人们不敢再唱。但是人们在生活中总不能成天只唱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或杀气腾腾的造反歌曲，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作为可以公开演唱的抒情歌曲，自然填补了空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此外，毛泽东的诗词毕竟不像某些“语录”有对“文革”政治形势那么直接的针对性，不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显得过时，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始终流行的。

　　在群众中流行的“毛主席诗词歌曲”主要是“文革”前创作的，而“文革”时期新创作的一些注重“战斗性”、缺乏艺术性的，便较少流行。最没有人唱的，是1976年元旦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尽管这两首词也被谱成了歌曲，而且在当年3月新“创刊”的《人民音乐》杂志上作为重点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五集中被放在开篇的位置（每一首都分别谱有两种不同的曲），谱曲者还颇费了些工夫，较有艺术性，但仍未流行。因为这时广大群众饱受近十年的动乱之苦，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充满怀疑、厌倦和反感，毛泽东的威望也大打折扣。而这两首词里所表达的那种无视人民疾苦、粉饰现实的“到处莺歌燕舞”和赞美动乱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试看天地翻覆”等内容，已很难再引起群众的好感。再加上当时“四人帮”将这两首词当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挥舞，更使得这两首词被蒙上了原本没有的“文革”政治色彩，广大群众更对其“敬而远之”了。

　　虽然“毛主席诗词”没有对“文革”政治形势的针对性，但它毕竟也算是“最高指示”，因此，正如一些“毛主席语录”被人们各取所需地用于不同目的一样，一些“毛主席诗词歌曲”也被派上了不同的用途。

　　在“文革”大规模武斗期间，战死的人都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通常都要举行十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一般还要用汽车载尸游行示威。在这样的会上和游行中，“毛主席诗词歌曲”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便成了“追悼烈士”的通用哀乐。因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当时一些人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关于这首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传说。据长沙造反派中的著名极左派理论家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回忆，当年与他在长沙同狱的一位“联动分子”程德明告诉他，程认识的一位北京女友（“联动分子”）在1967年2月底来信说，毛泽东已下令将全部被捕的联动分子释放。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时，江青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1]因为这首歌是毛泽东怀念前妻杨开慧的。不过，对这一传说，文革后公开发表的一些“联动分子”的有关回忆均未提及，而只说到他们当时如何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

　　《西江月•井冈山》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中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的武斗队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当时奉命“支左”的解放军部队也常遇到这样的窘境：因为要到某一派群众组织驻地去强行办理如搜缴武器之类事情而被阻于屋外时，该群众组织也会在高音喇叭中播放这首歌，照样唱“敌军围困万千重”。解放军战士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人家是在唱“毛主席诗词歌曲”。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当时群众爱唱的歌，也是造反派宣传队的保留节目，有的还编成舞蹈表演。除了因其曲调优美抒情外，更重要的是当时造反派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知道这是毛泽东为江青所摄照片题的诗。而江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在中共高层领导内经常以“为造反派说话”的姿态出现，被造反派视为“知心人”。另一些人喜欢这首歌，则是因为诗句中的“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毛泽东诗词歌曲还有的用途就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了。据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回忆，1973年军宣队撤离五七干校时，一位搞美术的“五七战士”唱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示欢送，事后才有人想起，这首诗名叫《送瘟神》。[2]

　　出自民间的造反派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全面展开的1966年6、7月间，仍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作曲家们迅速行动起来，谱写了一首首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当然，除了极少数几个作曲家或工、农、兵业余作者外，一般都不署名，只作为“集体创作”，如“中国音乐家协会集体创作”、“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集体创作”等。自从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局势逐渐失控，原有的专业作曲家一批批被当作“反动权威”、“黑线人物”打倒。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各地掀起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从这时直到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和中共“九大”召开前后，在中国大陆的官方传媒中，除去“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曲”和一些歌颂毛泽东的颂歌之外，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什么别的创作歌曲了。在这一段一方面是极端的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又近似于“无政府状态”的空白时期，在群众中便流行开了许多造反派自行创作的歌曲。

　　最早流行的是杀气腾腾的造反歌。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也最为知名的造反派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的《革命造反歌》。歌词共有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嘿！”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名的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名声大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统一在红卫兵名号下。此歌作者严恒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宣布退出了“红旗”，“并把‘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很温顺，符合工作组的需要。”[3]这三段流行的歌词是改之前还是之后的？不详。1966年8月6日，红旗战斗小组与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召开有关“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会，应邀到会的江青在讲话中，提到造反歌说：“造反歌，我想找一个作曲家，诗人帮你们忙，但是他们都在整风，不知他们谁能担负这个任务。我的确是想把它流传下去。国歌不就是田汉编的吗？田汉是个叛徒。所以我很谨慎。你们先这样唱着。”[4]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在事后新华社于21日播发（《人民日报》同日刊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中，有这样几句话：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

　　这大概是官方传媒中唯一的一次提到《造反歌》。但这首歌却未能在官方传媒中发表和播放，不过，因其旋律简朴、节奏明快，歌词大致能表达初期一部分青年学生的造反情绪，因此仍然不胫而走，迅速风靡全国，并成为初期各红卫兵宣传队演出时的保留节目。

　　笔者当年曾见到红卫兵翻印的《革命造反歌》传单上署名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笔者闻知彭小蒙大名即始于此），大概是因彭小蒙在北大附中红旗的名气所致（当时是不会有“版权”之争的）。北大附中红旗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属于那批得风气之先，最早起来造反的“高干子女”。只是他们当时造反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意图有所不同，主要是为捍卫父辈打下的“无产阶级江山”而打击经中共中央同意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仅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他们当时所听从、所保卫的“党中央”，也不是后来所说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内的中共中央集体。后来这些高干子女成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成员，被打成“反革命”，也尝到了被专政、被“集中火力打”的滋味。随着“联动”的被批判，加上歌词中的“血统论”意味，逐渐很少有造反派再演唱这首歌了。

　　1971年8月10日，周恩来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文艺演出时，询问演出节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的创作情况，表示不同意原歌词稿中对土豪劣绅用“杀、杀、杀”的口号，说，练兵时可以用这种口号，但对土豪劣绅要有区别；都杀光了，就会变成盲动主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5]这个在唱歌中高喊“杀杀杀”口号的作法，始作俑者就是北大附中红旗的《革命造反歌》。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

　　另一首较为流行的造反歌是《鬼见愁》，此歌有代表了“文革”不同阶段的两种不同版本。

　　前一个版本的《鬼见愁》原是宣扬“血统论”的“联动”对联，上、下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鬼见愁”是横批。这幅对联出现于1966年7月底，大约8月上、中旬被编成歌曲。据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一学生的申晓辉在《文革日记》中8月17日的记载：“64届三班李××是个编歌的人材，据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是他在上厕所时编出来的，现在已流传很广了。”[6]

　　后因“血统论”露骨地“违反毛泽东思想”，也得罪了广大的普通群众（特别是人数不少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后代），“联动”对联不仅遭到中央否定，也遭到群众的鄙弃。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讲话中批判了这幅对联。造反派便将这首歌改了歌词，有了后一个版本：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唱完后通常还要高呼几句“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有的还加上“叫他永世不得把身翻！”或“把他脑袋（或称”狗头“）砸个稀巴烂！”一类口号。这个新版的《鬼见愁》，成了一首典型的造反派歌曲。流行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群众性造反高潮时期。其不同于《革命造反歌》的重要特点是，歌中已看不到《革命造反歌》中那种高干子弟引为自豪的“血统论”（“革命后代举红旗”、“党是我们亲爹娘”）的痕迹。因而更为许多没有“好出身”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背上黑锅、受到株连，长期遭受歧视甚至迫害的群众所欢迎。1966年底，四川某工矿企业第一支职工造反队到上级机关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因造反队负责人之父是已被打倒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大黑帮”，“保守派”工人赤卫队便在会场边起哄，叫喊“狗崽子滚出去！”造反派则理直气壮唱起这首新版《鬼见愁》，“正义”的歌声使赤卫队败下阵去。

　　至于歌中骂人的话，则是从以“联动”为代表的“老”红卫兵那里学来的。因为“老”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们知道他们的父辈（特别是一些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不但平时爱“骂娘”，就是在中共高层会议上也会“骂娘”。为了表明自己是血统纯正的“革命后代”，他们便不仅穿上父辈的旧军装，还学着像父辈那样“骂娘”（连女孩子都如此）。尽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对红卫兵讲话中多次劝告他们不要骂人，但因这一不良现象已被当成了“革命血统”的标志，所以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还“普及”到了后来的造反派当中，成为一种时尚。当时另有一首造反派歌曲更进一步骂道：“混蛋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拦……”

　　继造反歌之后出现了慷慨激昂的群众组织战歌。

　　自近代以来，一些宗教团体为了使信徒们产生认同感，常运用节日、圣人崇拜、历史铨释、定期集会及音乐、绘画等手段来增加凝聚力。在这里，无论是历史还是音乐、绘画，都已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符号体系。这样的符号体系在“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中也能看到。从1966年底到1968年红卫兵运动的鼎盛时期，许多红卫兵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团体或自己这一派的“战歌”，以及歌颂自己的造反纪念日（自定的“节日”）或“战斗历程”（作出“历史铨释”）的颂歌。

　　当时最为走红的“革命作曲家”李劫夫就曾应邀为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卫东》的“战歌”谱曲，歌词是卫东红卫兵所作，颇有代表性：

　　红旗飘飘，炮声隆隆，文化革命战火红。卫东战士迈大步，行进在革命的行列中。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的红司令是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第二段前四句与第一段相同，后四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奔向那共产主义锦绣前程。为了把革命大旗插遍天下，红卫兵永远跟着毛泽东！”

　　在1967年1月夺权之前，重庆的造反派尚未分裂为两大派，统称为八一五派，当时曾流行过一首《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由“中央音乐学院赴川革命串联队”集体创作，歌词第一段是：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可挨打，可挨斗，决不低下革命的头。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

　　第二段歌词除“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一句不变外，其余是：“敢造反，敢革命，革命到底不回头。”“打黑帮，破四旧，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有的群众组织虽然没有专门创作的战歌，但是经常在广播中播放和在集会上齐唱一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自己组织意愿或感情的歌曲，可以视为他们的“代战歌”。如北京大学两大派，“新北大公社”经常广播“文革”前的一首表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歌颂毛主席的流行歌曲《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以彼社代此社，试图以毛泽东是“新北大公社”的人这一虚幻意愿来自慰和打击对方。另一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则经常广播那首“毛主席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以示自己一派虽属少数，但却有如当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而对方尽管人多势众，也只是反动的“敌军”。清华大学的两大派中，井冈山兵团属掌权的多数派，自然不必以这首“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歌来鼓舞士气，有人便创作了一首《井冈山战歌》，歌词为：

　　井冈山是造反的山，井冈山人是造反的英雄汉。舍得一身剐，敢闯阎王殿。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井冈山是红色的山，井冈山人是红色的英雄汉。忠于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彻底砸烂旧世界，创建红色新江山。

　　但是这首歌并未得到“井冈山战士”认同，因而也未能作为“战歌”流行。清华大学另一派“四一四”则经常唱的是那首俗称《完蛋歌》的“林彪语录歌”。

　　1967年夏秋之际，各地造反派两大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因中央文革领导人江青公开讲话提出“文攻武卫”，所以武斗在“武卫”的旗号下变成了正义之举。于是也就有了理直气壮歌颂武斗的歌曲。在江苏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的《红色文化、红色文艺战线》第26号合刊版上就载有一首《文攻武卫之歌》，由江苏文总省锡红反团与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筹）《新上音》《革命楼》红卫兵创作，歌词有两段，第一段是：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我们快快武装起来！

　　江青同志号召我们文攻武卫，我们再也不能天真烂漫。

　　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垂死挣扎疯狂十倍，

　　他们血腥镇压革命派，我们手无寸铁要吃亏。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杀杀杀，嗨！

　　歌词第二段只有“江青同志……”一句改成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其他与第一段同。

　　当时重庆两大派以大型兵工企业生产的援外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各自抢占制高点，坦克上街，“舰队”巡江，展开了炮火连天的全面内战。在重庆南岸黄山上原有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别墅，50年代改建为工人疗养院，此时则被一派群众组织占据作为武斗据点，建立了所谓“黄山警备区”。对此武斗据点居然也有自编歌曲《黄山战歌》，歌词大意为：

　　都爱黄山好风光，我爱黄山是战场。山下长江炮声响，山上松林红旗扬。站在山顶放眼望，五湖四海胸中装。毛泽东光辉思想来武装，红色江山万年长，万年长！

　　歌中唱的“山下长江炮声响”，即指当时这一派以改装舰艇组成的“长江舰队”溯江而上与另一派在江岸上的几处武斗据点展开炮战。时光流逝。不仅后人将不会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的“战歌”，就连当年的造反派也没有多少人能记得起这类歌曲了。

　　稍晚于“战歌”，出现了“史诗”型的造反历程颂歌。

　　由于受到“文革”前《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薰陶影响，造反派组织自己编演的“史诗”型大歌舞一时成为风气。

　　首都中学红卫兵“四三”派于1967年初夏编演的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在北京公演达101场以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观看了演出。7月1日，该剧进入广播剧场摄像，由北京电视台进行了转播。剧中的创作歌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广播。[7]这可能要算是在官方传媒中“露脸”的极个别的造反派创作歌曲之一。此歌未见记载，内容不详。若要了解歌中表达的红卫兵情绪，有另一首同题歌曲可供参考，这是四川著名群众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创作的大型歌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七场《四川很有希望》（“四川很有希望”是毛泽东对四川大动乱所作的评价）中的一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歌词为：

　　巴山蜀水连北京，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毛主席是舵手，江青同志擎大旗。红卫兵战士永作您忠实的红小兵！风险大，浪连天，革命的重担挑在肩。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赴汤蹈火也心甘！山连水，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紧跟舵手毛主席，斗私批修永向前！红卫兵战士永跟中央文革心不变！

　　在1967年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战歌演出办公室编演的“大型革命歌舞”《红卫兵战歌》中，有另一首内容相似的歌曲《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歌词为：

　　像海边的灯塔指引着革命的航程，像高山的青松无比勇敢坚强，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的忠实助手，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英雄的红卫兵革命意志坚，心红甘愿排除万难。大风浪里跟着您，海枯石烂心不变。誓做您的铁拳头，彻底砸烂旧世界！敬爱的中央文革啊，我们永远跟您心相连！我们永远跟您胜利向前，胜利向前！

　　当时首都红卫兵不仅编演了根据“文革”前肖华作词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原曲重新填词的《红卫兵组歌》，另外还创作了一个仿照《长征组歌》体例，词、曲均由红卫兵另行创作的《红卫兵组歌》，由首都红卫兵展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4525部队、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天津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团集体创作。包括《革命烈火连天烧》、《白色恐怖奈我何》、《心中想念毛泽东》、《难忘的八月十八那一天》、《煽风点火革命大串连》、《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等十二首歌曲组成。歌词都很有时代特色。如《革命烈火连天烧》：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革命的烈火连天烧，连天烧！

　　从渤海湾到戈壁滩，从黑龙江到海南岛，

　　斗争的火焰万丈高，万丈高！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吹响了文化革命进军号！

　　拿起笔，作刀枪，意气风发胆气豪！

　　风在啸，山在摇，革命造反杀声高！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卷起红色大风暴！

　　把资本主义彻底埋葬，把修正主义连根拔掉！

　　瞄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炮！开炮！开炮！

　　……

　　群众组织编演大型歌舞之风刮遍各地。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后，又各编各的。如四川成都的两大派，红卫兵成都部队编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则编演《四川很有希望》。但是这些歌舞中的歌曲，以及各群众组织自己的“战歌”，多因其严重的标语口号化，再加上派性的障碍，大多没有得到流传。

　　在大歌舞热潮中，也出现过一个并非歌颂造反派的造反历程，而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历程的大歌舞，就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编演的表现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曾在1967年至1968年间传到全国许多地方，其中第四场《红色政权》中的《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第七场《星火燎原》中的《八角楼的灯光》等歌曲，因艺术水平较高，曲调优美抒情，同时又没有“文革”的派性味道，都曾传唱一时，颇为流行（不久前笔者还在重庆街头听到一中年盲人用二胡演奏此两歌乐曲）。

　　造反派歌曲中还有不少五花八门的类型，如前文提到的为“林彪语录”谱曲的那首《完蛋歌》，以及后文将要提到的一些“重新填词”歌曲。

　　有些造反派歌曲现在看来十分荒唐，但在当年却是颇为严肃地流行过一时的。例如，在1966年12月4日重庆发生了造反派冲击会场造反，与正在集会的“保守派”工人纠察队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流血事件后，在混乱中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一些造反派从火葬场强行拉走几具尸体，认定为“造反烈士”，陈尸展览，大造舆论，重庆文艺界造反派特地为此创作了歌唱“烈士”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词大意为：

　　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亲爱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因其曲调哀婉抒情，一时间到处传唱。但当有关“烈士”的传言被证实是无中生有后，这首歌也就销声匿迹了。

　　后来大规模武斗中真的死了人，一些地方便又出现了歌颂“烈士”的歌曲，但因派性的阻碍和一般群众对武斗的反感，这类歌曲多半只在本派群众组织的宣传队少数人中传唱，难以流行。

　　从造反派歌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深刻影响。红卫兵、造反派大多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对斗争生活的向往，对为真理献身、为正义牺牲的英雄壮举的追求。只可惜他们像堂•吉诃德一样登错了舞台。

　　两首特殊的流行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8]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9]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10]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11]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12]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3]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8日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月1日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月3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因此，当时在各学校中还很少有红卫兵一类群众组织公开出现，即使有也还未能掌权，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肯定而公开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1966年8月20日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14]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这首《嚎歌》实际上应是“文革”初期左倾路线的产物。其“版权”似不应属于后起的群众性红卫兵、造反派。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造反派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造反派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造反派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在刘少奇被正式宣布打倒之后，还出现了一首配合中央决议的歌曲《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这首歌中，除了开头的“怒火在燃烧，铁拳高高举”两句外，全是给刘少奇强加的罪名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什么“反动透顶”、“罪大恶极”，什么“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等等。此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后边几句，在唱“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内奸刘少奇”、“打倒工贼刘少奇”这三句之间，都要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在唱完最后一句“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之后，还要连呼四声“打倒刘少奇”。[15]此歌被选入当时的一些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让青少年学生们放声高唱。可见当时进行政治迫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听说过前苏联有“打倒托洛茨基”、“打倒布哈林”的歌，也没有听说过匈牙利有“打倒纳吉”的歌。在党内镇压所谓“反党集团”并非中共的独创，但在镇压中特地炮制一首歌曲来配合，却似乎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这首歌虽然载入了官方编印的学生课本，但却未能收入后来官方编印的《战地新歌》之类歌曲集中，似乎也未在官方广播电台中播放过。

　　狂热的领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真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东方红》。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并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了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无论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他的一种特权（这是要使许多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东方红》歌曲在“文革”中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叫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16].后来有人又提出在广播电台报时的时候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受到周恩来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17]但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却又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岂止是强加于全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强加于全宇宙了。这年7月初，有中央负责人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而当时被中共称作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的苏联共产党在1944年便已将《国际歌》定为他们的党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回忆到《东方红》乐曲在文革中给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18]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中，此歌为第一首。从歌词中即可以看到当时一般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传达出后来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而这正可以说明那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决非个别邪恶人物的品质所决定，而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非只有林彪等人才在鼓吹，而是笼罩中共全党的一种思潮。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电影片中就有这样的镜头。

　　作家王火在长篇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写到他对这首歌的特殊感受：“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听每日必唱的。直到现在，只要回想一下这歌声，就能使人想起当年‘文革’中那种红色疯狂泛滥的岁月。”[19]

　　在林彪事件发生，领袖崇拜的狂潮略有降温之后，这首歌还在中央高层引发过一场冲突。

　　1973年9月12日，周恩来陪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一向作为终场曲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为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种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20]为什么演奏一首乐曲会被说成是“为林彪一伙翻案”？原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系李劫夫在60年代初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据说毛泽东也很欣赏此歌。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13首革命歌曲中，此歌排名第三（前两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被说成是“林彪集团成员”，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跌而为“反革命”。是周恩来不知道李劫夫已经倒霉而被江青抓住了把柄？还是周恩来对李劫夫一案另有看法或不主张因人废曲？或是考虑到毛泽东喜欢此歌？不得而知。一首老歌竟会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算“文革”十年怪现状之一例。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原名《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原词由南开大学外文系65级学生曹宏岭创作，并由他在北京请李劫夫谱曲。后来歌词不知被何人换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歌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

　　（原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豪迈的歌儿唱给您听。哎──想起您的教导心明眼亮，跟着您前进步伐永不停。我们誓死跟着您老人家永远革命，永远革命，永远革命！

　　（新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誓死永远革命”到“祝您万寿无疆”，这一变化正表明了当时广大群众那种朴素的革命信念已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仰。

　　这首歌在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但是到了1971年秋林彪事件后，因作曲者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而遭审查，他创作的歌也被查禁。在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出版的《战地新歌》（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中，就没有选入曾在“文革”初期独领风骚的李劫夫作曲的歌，而以另一首署名“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李劫夫那首，新歌歌词个别字句略有变动，具有蒙族民歌风格，节奏徐缓，旋律优美抒情，同李劫夫那首的节奏欢快、热情奔放大为不同，在其问世时，正好已值“文革”中期，广大群众已从初期的狂热走向彷徨、厌倦，因而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抒情风格而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流传甚广。在90年代中期风靡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由台湾拍摄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竟“风马牛不相及”地将此歌乐曲用在其《屠龙记》一集中作为背景音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世界性的思潮。在大量狂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中，也有拥护“文革”的“老外”创作的。比如，《歌曲》1966年第6期发表了署名“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贡特•福德等演唱”的《战斗的非洲歌颂毛泽东和他伟大的事业》，歌中称颂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争取解放胜利的战斗号角”、“普照宇宙的光辉思想”。《解放军歌曲》1968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缅共同志集体创作”的“缅甸革命歌曲”《歌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中唱道：“毛泽东，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缅甸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灿烂的阳光，给世界人民指引方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世界无产者拿起刀枪。战必胜，攻必克，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全球。……”在一些当时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可以见到日本、苏联等“帝、修、反”国家的“革命者”创作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但没有作者姓名和歌曲来源，歌词千篇一律，旋律也无外国特色，未见流传，有可能是伪托“老外”之名而作。

　　在“文革”前期和中期，正值造反派歌曲大流行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派中普遍流行过一首“文革”前“黑线专政”时的创作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专门创作的，表现的是中共党内“毛主席革命路线”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革命受到挫折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曲调柔婉、抒情，与“文革”中的其他造反歌曲很不谐调。但它能够渲泻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并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滑稽的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之一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当时已被揪出打倒。而这首歌却仍然到处流行。后来时乐濛谈及此事时感到“啼笑皆非”，他说：“这些‘革命者’唱着我这个‘反革命’写的歌，批斗我这个‘反革命’，真是咄咄怪事。”[21]

　　除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外，当时还出现了歌颂“副统帅”林彪和“旗手”江青的歌。

　　歌颂林彪的歌，最有影响的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首歌流行于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歌名下标明是“队列歌曲”，即军队中用作齐唱的歌曲，可见当时在“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解放军中，每个战士都得唱这首歌。它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家喻户晓，还被选入了一些地方的“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但如今记得起这首歌的人已经很少，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歌，歌谱前边有一大段朗诵，用的就是典型的“时代语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我们要以敬爱的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

　　此歌歌词三段，基本上就是1968年至1969年前后风行的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口号。第一句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的毛主席”（后两段分别是“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边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四字口号，如“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歌颂江青的歌不如歌颂林彪的这首歌流行。主要原因大约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由毛泽东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毛泽东对江青则始终没有表示过“大树特树”的态度，因而官方传媒未敢对歌颂江青的歌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不过，在1967年5月，有过一次歌颂江青的热潮。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官方传媒于5月10日公开发表了江青的《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为此发表了社论，称“京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月下旬又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在北京集中公演了八个“样板戏”。在北京、上海的纪念活动中，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等人都发表了吹捧江青的讲话，说江青“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就在这一次吹捧江青的热潮中，出现了歌颂江青的歌曲。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首都陆海空三军机关两派群众组织为独自举行纪念演出以争功邀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这两派群众组织中，“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造反较早，批斗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因其敢冲敢闯，一向得到江青等人支持，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被视为“中央文革铁拳头”，另一派“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对吴、李、邱等人采取“保”的态度，因而得到他们支持。这一派违背周恩来关于希望两派联合演出的指示，单方面于5月13日抢先演出，“三军革命造反派”闻讯后，在红卫兵首都三司支持下冲击会场“造反”，发生严重武斗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反革命的打砸抢”，“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被打成“打砸抢派”、“反革命”，被迫退出“文革”舞台。这一“五一三事件”被史家称为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

　　事发后，江青转而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与林彪等人一起观看了这一派的重新演出以示支持。就在这次演出中，出现了一首歌颂江青的歌曲。

　　1968年1月，音乐出版社将这次演出节目的文字及歌谱正式出版，名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一次印刷印数为310300册），署名由“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集体创作”，其中第二部分第五个节目是歌舞《歌唱〈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个节目是一段歌颂江青的朗诵，第十一个节目也是整台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歌舞《向江青同志学习》，歌词的主要内容是：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好，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旗，揪出了黑线，牛鬼蛇神现原形。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她百折不挠，忠心耿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她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勤务员，青年的好榜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首歌似乎没有流传。如果不是在正式出版物上白纸黑字保存下来，后人将很难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一首肉麻吹捧江青的歌曲。

　　荒诞年月的“重新填词”歌曲

　　借用已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以“旧瓶装新酒”，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十分普遍的现象。北伐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都是借用旧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而成。

　　在“文革”中成为庄严神圣的颂歌的《东方红》，也是一首“重新填词歌曲”。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原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情歌小调。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出来。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重新填词，由东北文工团首演，正式定名为《东方红》。[22]

　　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歌曲有民间自制的和官方组织的两种。

　　1967年5月，首都红卫兵中原属“联动”一派的“老红卫兵”，在“联动”遭批判，“老红卫兵”的功绩被否定的情况下，以101中学红卫兵为主，编演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以“文革”前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曲调重新填词，由《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连》、《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歌曲组成。重新填进的歌词充满那个时期的特色，如“砸烂八股旧学制，横扫黑帮立奇功。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革命方知担子重，造反更觉主席亲”、“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等。为了表示同已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联动”划清界限，要“爬起来再前进”，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开天辟地头次干，跌跟头是常事情”的词句。这恐怕要算造反派重新填词歌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因“联动”的“唯我独革”及“红色恐怖”等行为得罪了群众中的大多数（不仅因保老干部而得罪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所以这些歌曲很难找到“知音”，未能得到流传。

　　在“文革”前、中期广为流行的一首《远飞的大雁》，是以藏族民歌重新填词而成的。原词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造反派将“翻身的人儿”改成了“造反派战士”，重新填写的第二段歌词是：“亲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造反派战士永远忠于您，忠于您！”各地还有不同的改法，一般不唱“造反派战士”，而唱本派组织名称“×××战士”。这首歌哀婉忧伤的曲调在当时一片火辣辣的欢呼声、打杀声的歌坛上HTTP/1.1 200 OK Server: Huadun-Server/3.0 Content-Length: 273 Content-type: text/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