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诗人的风格。表现在作品中，或豪迈激越，或激情澎湃，或沉郁顿挫，或含蓄婉约，不一而足。

但诗风与气质之间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诗风还取决于诗人后天的许多因素，如学养、境遇、情感等等。在诗歌史上，具有某一鲜明风格的诗人，有时候，其诗风却呈现出与其常见风格迥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诗风的变奏。

仔细研究这一有趣的现象，在发现一个诗人诗风的多样性的同时，更会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的特征，以及人性的丰富和生活的多彩。

现代心理学一般认为，气质是个体不以活动的目的和内容为转移的典型的、稳定的心理活动特征。气质在心理学范畴中，是属于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之一，它是指在人的认识、情感、言语、行动中，心理活动发生时力量的强弱、灵活性、变化的快慢和均衡程度等稳定的动力特征。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和罗马医生盖伦认为，人体内有血液、黄胆汁、粘液、黑胆汁等4种液体；由于它们的比例不同，构成了人的不同气质。血液占优势的人为多血质，这类人活泼好动、善于交际、反应迅速；黄胆汁占优势的人为胆汁质，这类人热情直率、容易冲动、精力旺盛；粘液占优势的人多为粘液质，他们情绪稳定、沉默寡言；黑胆汁占优势的人多为抑郁质，他们孤僻、多愁善感、动作迟缓。

20世纪30年代，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发现高级神经活动有两个基本过程：兴奋和抑制，在强度、平衡性和灵活性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他根据这3方面特点的变化，划分高级神经活动的4种基本类型，而这些恰好与希波克拉底的4种气质类型相一致，为之找到了科学的自然基础。

有关气质及其生理基础的研究正在深入。怎样划分人的气质类型？也许今后又会提出新的气质类型和分类方法。

中国古代学者就已看到了人与人之间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孔子在《论语·子路篇》第十三中把人分成“狂”、“狷”“中行”三类。他认为，“狂者进取”，这类人对现实的态度是积极的、进取的，他们“志大言大”，言行比较强烈而现于外；“狷者有所不为”，这类人性格比较拘谨；中行者介于“狂”和“狷”之间，“依平庸而行”。《周易》《尚书》也曾用阴阳五行解释人的气质类型，把人分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阴阳平衡5种。其中，“阳”是指性格活跃、兴奋；“阴”是冷静和抑制，根据阴阳在个体身上的比例，又可细分为24种气质类型。

马克思曾援引布封的话：“风格即人”。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人气质与作品风格关系的论述，屡见不鲜。

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章以风格为主宰，风格的或清或浊是由人的气质禀赋决定的，不是勉强所能达到的。”

陆机在《文赋》中也说：“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炫耀辞藻的人，崇尚文词的奢华；重视文章内容的人，着重的是表现内容是否精当；讲究穷形尽相的人，认为在表达的形式上是不受阻碍的；追求文章通达的人，要求文章的内容放旷无束）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也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人的才华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气质有刚强和柔弱之别，学识有浅薄及湛深之异，习惯有雅正跟邪僻之差。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这就造成创作领域内千变万化，奇谲如天上流云，诡秘似海上波涛。）”

刘勰还认为：“触类以推，表里必符27。岂非自然之恒资28，才气之大略哉？（由此推论，内在的性格与表达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这不是作者天赋资质和作品中所体现的才气的一般情况吗？）”

刘勰还进一步总结道：“才性异区，文辞繁诡（由于作者的才华和性格有区别，因而作品的风格也多种多样）。”

最为可贵的是，刘勰认为，一个人的风格不限于一种，而往往有参差错综或前后不同的发展变化，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本文论述的主旨也在于此。

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对于气质类型的划分，不是绝对的。绝大多数人，同时具有两种或者多种气质类型，只不过某一种气质类型的特征较为明显而已。

以之为标准，那么，李商隐明显地倾向于粘液质和抑郁质，而李白的胆汁质和多血质的特色则更为显著。

诗人的气质对于其诗歌风格有无影响？

我们先看看李商隐的《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李商隐的著名研究者、清人朱鹤龄引用前人的话，概括出李诗的特点为：“沉博绝丽”。“绝丽”，在这首诗中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沉博”却很显著。“沉”，是深沉的沉，说明用意的深微细致；“博”，是“博大”的博，说明文辞的丰富多彩。总的来说，这首诗的确具备了“沉博”的特色。表面看来，诗风平易流畅，但寄托却很幽深，情感波澜显得层层回旋，而又层层深入。

历代诗评家，也都注意到了这首诗的风格，与李商隐一贯的诗风有着明显的区别，甚至认为这首诗十分接近杜甫的风格。

北宋诗评家蔡启认为，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之类，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

明末清初诗人冯班则直接称此诗为：杜体。如此诗岂妃红俪绿者所及？今之学温、李者得不自羞？

清代学者沈德潜也认为此诗丝毫不逊色于杜甫：何减少陵（“永忆江湖”二句下）！言己长忆江湖以终老，但志欲挽回天地，乃入扁舟耳。时人不知己志，以鸱鸮嗜腐鼠而疑鹓雏，不亦重可叹乎（末二句下）。（《唐诗别裁》）

清代诗人查慎行也认为：王半山（王安石）最赏此五六一联，细味之，大有杜意。

清代纪昀也称赞此诗说：“江湖”、“扁舟”之兴，俱自“汀洲”生出。故次句非趁韵凑景。五六千锤百炼，出以自然，杜亦不过如此。

清代文学家许印芳评价说：言己长念江湖不忘，而归必在白发之时，所以然者，为欲挽回天地也；天地既回，而后可入扁舟，归江湖耳。句中层折，暗转暗递，出语浑沦，不露筋骨，此真少陵嫡派。

清代桐城派学者方东树也持同样的观点：此诗脉理清，句格似杜。（《昭昧詹言》）

清代诗人施补华评价说：（杜甫）“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李义山“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全学此种，而用意各别。（《岘佣说诗》）

这绝非偶然。

刘根栓在《浅谈李商隐与杜甫诗风的“神似”》中认为：

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把握，抒写对国家世事的忧虑，构成了两人诗歌抒写内容的“神似”；相似的经历、相同的理想、相近的美学思想和深沉的性格特征，以及对杜诗的自觉学习，造成了李诗和杜诗风格的“神似”（《西部学坛》1998年6月第一期）。

论述李诗与杜诗的“同点”，非本文的主旨。本文的意图，主要在于弄清李商隐的诗，为何会与李白之诗，偶然间有了“同点”。

李商隐的诗风，明显地具有朦胧晦涩，低回婉转，欲说还朽，欲罢不能的特色，这与粘液质和抑郁质的人非常切近。

而李白的诗风，总体上则有直抒胸臆，不加遮拦，得意时义气干云，失意时低落消沉的特点，这与胆汁质和多血质的人的气质特征非常吻合。

人的气质具有典型性、稳定性，但也不是绝对的。表现在诗风上，也具有相对稳定的典型特征，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由于偶然因素的激发，或者境遇和个人遭际的重大变化，诗风会呈现出与其平素风格迥然不同的异样特征，这就是诗风的变奏。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无疑，这两句诗，是全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是全诗的诗眼，抒露了诗人的志趣和抱负。诗人的遭遇虽然困顿，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减损。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见《史记·货殖列传》）。意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永忆江湖，即怀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业之志。

如果预先不知道它的作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李白的作品。

因为李白就写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的诗篇，显得何等地意气风发；但是，当他遭遇挫折时，也写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诗句，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这种大起大落，“清兴忽来诗能下酒，豪情一往剑可赠人”的做派，明显地属于李白！

但是，这首诗，其作者却是李商隐，这种感情跨度极大的诗风，怎么也和李商隐缠绵悱恻、凄楚哀怨的特征大相径庭。

其实，李商隐与李白，在人生的遭际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诗风，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共鸣”的原因。

李白自幼博观奇书，熟谙百家，形成了复杂的思想性格。他一方面有儒家的用世思想，希望“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视富贵如浮云，粪土王侯，隐逸求仙。他一生怀着崇高的理想，但始终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只好把抑郁之情寄之于酒，将激情倾注于诗。

李商隐少小敏惠，聪慧沉静，耿介不凡。家庭累代孤寡，门庭衰弱。年纪稍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后投身令狐楚、王茂元。成名后，他在党争的棋局里被压抑、被牺牲。漂泊天涯，多少雄心壮志被扭曲消磨，深沉的性格逐渐定型并得到发展。唯其聪慧敏感才能体物入微；唯其深沉耿介，才能在浩叹中渗透着不屈之志。

但是，李商隐和李白，毕竟是气质差异较大的两种类型的诗人，投射在诗风上，则具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但也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李商隐的诗风与李白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某种契合！这种诗风的“变奏”，同样也表现在李白的诗风上！

再来看那首传说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首词在词史上可谓声名赫赫，乃因为它在艺术上的杰出。它所产生的时代，正好是文学史上词刚开始的时期。从古至今，许多人都对它赞誉备至，推崇已极。

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赞它：“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吴梅《词学通论》称赞它“实冠古今”。

周汝昌称赞它说：“真是一个绝大的文学奇迹。”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亦说：“伤今怀古，托兴深远！其气魄之雄伟，实冠今古”。

徐士俊说：“悲凉跌荡，虽短词，中具长篇古风之意气。”

周珽说：“由伤别寄情吊古，风神淡宕，更多慷慨沉雄。”

蔡嵩云《柯亭词论》称它：“包含气象万千”。

顾起纶《〈花庵词选〉跋》称：“凄婉流丽，颇臻其妙,为千载词家之祖”。

陈廷焯《云韶集》则说，“音调凄断。对此茫茫，百端交集，如读黍离之诗。后世名作虽多，无出此右者”。

自宋人把它归为李白所作，此后便聚讼纷纭。其实，诗史上早就有许多托名为李白的诗作，这首词只能算其中之一。

俞平伯等人认为，它多数是唐末至五代时期的作品。它和另外一首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词，都一样能让我们想到刘勰《文心雕龙》评述汉末建安时期文学作品的话，“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孤意深情——乐游原上的三首晚唐诗词杰作》，作者佚名）

总之，它们都应该是衰乱之世里的作品。

就艺术而言，这首词堪称这一时期词这一艺术形式的巅峰之作，可以说把这一时期的词的这种形式，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正如周汝昌所言，“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一字荒率空浮，无一处逞才使气”。

周汝昌先生论述此词下阙时说：

……音尘已绝，早即知之，非独一日一时也，而年年柳色，夜夜月光，总来织梦；今日登原，再证此“绝”。行将离去，所获者何？立一向之西风，沐满川之落照，而入我目者，独有汉家陵阙，苍苍莽莽，巍然而在。当此之际，乃觉凝时空为一点，混悲欢于百端，由秦娥一人一时之情，骤然升华而为吾国千秋万古之心。盖自秦汉以逮隋唐，山河缔造，此地之崇陵，已非复帝王个人之葬所。乃民族全体之碑记也。良人不归，汉陵长在，词笔至此，箫也，梦也，月也，柳也，皆退居于次位，吾人所感，乃极阔大，极崇伟，极悲壮！四十六字小令之所以独冠词史、成为千古绝唱者在此，为一文学伟大奇迹者亦在此。

如果允许做一个屏蔽作者姓名，然后根据诗风推断谁是作者这样一个猜题游戏的话，可以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首词的作者就是李商隐。因为它的“凄婉流丽”、“伤情吊古、风神淡宕”的诗风，十分接近李商隐的风格，这和李白豪迈雄放、飘逸俊爽、清新自然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这样好的词，除了李白，还有谁有可能并且也能够写得出来呢？的确，那一时期著名的词人好像没有谁能写出这种风格的好词。可它确实不可能是李白的作品，即使从词的风格来判断，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之小的。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它的作者，是一位我们不知其名的优秀词人，就像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那样，他也是一位正好生活于乱世的文人，他没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应该也是自然和平常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类似的情形确实并不少见，即使算不上太多（《孤意深情——乐游原上的三首晚唐诗词杰作》，作者佚名）。

其实，从诗风的变奏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这个现象也许才可以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

雄健豪迈、洒脱不羁的诗风，自然是李白的特征，但是，从盛世的雄浑强健，刹那间跌落到衰世的悲凉跌荡，这种极端夸张的手法，不也是李白的做派吗？飒爽俊朗的李白，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低徊哀婉、伤心欲绝的词句呢？尽管这与其一贯的风格迥然不同。但谁又能够规定，一位诗人的风格，只能有一副面孔，而不能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呢？

和《忆秦娥》风格非常相似的另一首词，就是李白的《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宋初《尊前集》及稍后的文学《湘山野录》、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都载有传为李白所作的这首《菩萨蛮》。黄誑《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且将此词推为“百代词典之祖”。然自明胡应麟以来，不断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它是晚唐五代人作而托李白的。这场争议至今仍继续。

这段文学史上的公案，我们且不去说它。

也许，从“诗风的变奏”这一角度出发，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解释。

其实，诗歌史上，“诗风的变奏”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读此诗，可以想象诗人对着妻儿侃侃讲述捷报，手舞足蹈，惊喜欲狂的神态。因此，历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这首诗。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称赞它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这和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的诗词，素以豪迈超拔、雄奇壮丽著称，但他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几句，却一反其常态，表现出别样的风格！尤其是“苍山”、“残阳”两句，完全可以和李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相媲美！

与之类似的还有毛泽东的《贺新郎》：“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简直有晚唐“花间词”派的风格！

在音乐上，变奏是指在原旋律的基础上，加上一些修饰，或者围绕原旋律作一些变形，使乐曲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听起来和演奏起来更加多变，有利于乐曲更好地表现其感情。

表现在诗歌上，就是诗人相对稳定的诗风，突然呈现出与其风格迥然有别的特征。这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使诗歌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使诗歌富有多层次的美感，同时，也给读者以多样的美的享受。

总之，诗风的变奏，使诗歌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更丰富了读者的审美体验和想象。它是诗歌园囿中的“另类”，别具风姿，使诗歌更具风情！

当然，诗风的变奏，有的是诗人无意为之，自然抒写的结果；有的则是诗人精心构建、主动为之。总之，诗风的变奏，不仅可能，而且在文学史上不乏实例。但是，在诗人的气质与诗风的关系上，我们既要看到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也不能在二者之间划上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