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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救世”——茅盾早期(1916-1927)译事的文化解读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喻锋平 点击:49074次 时间:2016/1/4 21:14:54

 茅盾,嘉兴桐乡乌镇人,同鲁迅、郭沫若一起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的三大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而又崇高的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不仅译介了36个国家和民族的129位作家的作品,译作近240万字,①而且还发表了大量的译评和译论,在我国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纵观茅盾一生的译事,其持续时间最久、发表译作最多的时期是从1916年他入职商务印书馆到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的12年。②这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不仅是茅盾职业生涯的起始,更是他以后文学生涯的开端,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要真正全面了解茅盾的文学文艺思想就离不开对他早期译事活动的了解。

  近年来随着翻译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译学研究发生“文化”转向,政治、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人们开始突破传统的语言对比模式,从文化、社会等多元角度考察翻译现象,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译家译事,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实质上更是一种文化互动关系。“文化转向”带来译学研究理论上的创新,也为我们研究茅盾的译事活动提供了理论参照。本文拟将茅盾早期的译事置于其所在的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从其职业发展到政治追求等诸方面考察社会文化意识对他译事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解读他的翻译思想。

  一、茅盾的早期译事

  根据《茅盾回忆录》史料记载,1916年8月28日,年仅20岁刚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茅盾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也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刚到商务印书馆一个月,茅盾就因评点当时正在发行的《辞源》一封信获得了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菊生的青睐,被编译所安排与孙毓修合作译书。他们合译的第一本书是《衣》,这是美国卡本脱所写的一本通俗读物,孙毓修已经翻译了该书的前三章,让茅盾摹仿其“译述”③的风格续译其余四十章。茅盾用一个半月时间用骈体文言文译完《衣》后,接着又用三个月继续译完卡本脱的《食》《住》,编入商务印书馆的《新知识丛书》出版。《衣·食·住》的翻译不仅获得了孙毓修的很高赞赏,也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朱元善编辑的青睐,要求茅盾转到他的部门做助手。茅盾应朱的要求,开始搜集英美科学小说材料,从1917年开始先后又翻译了《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两月中之建筑谭》《二十世纪后之南极》三篇科学小说,发表在《学生杂志》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茅盾开始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到1927年创作第一篇小说《幻灭》前,茅盾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东方杂志》《解放与改造》《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各类译作160余篇,涉及欧美30多个国家与民族的上百位作家作品。这些译作大都篇幅短小、体裁多样,且一改前期文言文译笔,转而用通俗的白话文翻译,既有短篇小说、戏剧,也有诗歌、童话等,如俄国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卖诽谤者》、比利时梅特林克的戏剧《丁泰琪之死》、西班牙倍那文德的三幕剧《太子的旅行》、阿拉伯纪伯伦的小品《批评家》《一张雪白的纸说》、乌克兰的结婚歌《我的花冠》《烘科洛筏叶饼》等等。而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译作有的是介绍欧美文学文艺思潮,如《赤俄的诗坛》(D.C.Mirski)、《脑威现代文学》,有的是反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大仇人》、托尔斯泰的《活尸》、斯特林堡的《情敌》、莫泊桑《西门的爸爸》,也有介绍西方社会思潮的作品,如尼采的《苏鲁支语录》(Thus Spake Zarathustre)、罗塞尔的《到自由的几条途径》,还有不少译介西方共产主义的作品,如《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的出发点》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刊登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

  对于茅盾在这段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任晓晋把在1916-1918年用文言文翻译的4篇科学小说划分为翻译活动的第一阶段,而从1919年发表第一篇白话文翻译小说《在家里》开始至1935年创办《译文》月刊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活动为第二阶段。[1]客观上说,这种概括基本上符合茅盾前期译事的主要特征,而茅盾在这两个阶段的翻译实践也正是他翻译生涯的鼎盛时期。从译品的选材上看,已经涵括了从通俗小说到政论杂文等各类文体;从译作的数量上来看,前期所翻译的文字已经到达100多万,占其一生译作的一半以上;就其译作的质量而言,也逐步从初期的文言文“译述”转而坚持“直译”原文,达到与原文“神韵”相通的要求。

  毋庸置疑,茅盾早期创作的这些译品、译论已经达到了很高艺术水准,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后世学者认真研究借鉴。但从国内现有的一些为数不多研究茅盾译事的资料来看,研究者大都是综述式的介绍茅盾的翻译实践历史,如黎舟《茅盾的译介外国文学历程》(1984)、任晓晋《茅盾翻译活动初探》(1988),对于茅盾译事的分析也都集中在茅盾的革命思想这一角度,重点探讨的是茅盾早期译介弱小民族作品、后期译介苏联作品的政治思想目的。我们不应否认茅盾译事的政治目的,也认为这种类型的翻译实践会产生实际思想宣传上的巨大功效,但这绝不意味着如此就是我们研究茅盾文学翻译思想的“唯一”途径。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文化研究”逐渐兴盛,一种跨学科多元的研究模式开始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也使得翻译研究者跳出传统的语言分析模式的圈子,开始把研究的视域投向文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大环境等种种因素及其相互交往的关系上,翻译研究范式发生了后来所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作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认为,“有各种各样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制约译者的因素。而对于这些制约文本转换过程或称操控过程的因素之讨论已经成为翻译研究论著的首要的焦点。为探讨这些问题,翻译研究学派也改变了以往的研究路径向纵深方向发展。”[2]123他提出,“翻译即是改写(rewriting)”,认为翻译的功能由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系统外的赞助人和主流诗学三个因素所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译者的选材和翻译的策略等都受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影响”的“翻译操控论”这一观点。[2]viii用翻译文化学派的这一理论考察茅盾译事,显而易见,政治目的只是属于影响茅盾译事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全面系统地解读茅盾早期译事,还需要考虑到他作为译者的语言素质、文学修养、社会时代背景、主流诗学以及维持这一职业的赞助人等因素。

 二、启蒙:茅盾译事的职业要求

  初入职场的茅盾并没有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职业规划、职业目标等等时尚观念,而是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安排,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学校学生的课卷。偶然因素使得他在一个月后,开始正式从事翻译活动——与孙毓修合作为商务印书馆译书。这就使得茅盾早期的翻译活动具有鲜明的职业特色。他在《回忆录》中也介绍过,先花了时间好好领悟孙先生的译笔,再仿其手法动手译述《衣》其余章节,完稿后又交与孙毓修审阅同意才行。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就必然受到孙毓修这位代表赞助人一方的影响和左右。实际上,赞助人因素在茅盾早期译事之中表现得都非常突出,且都是以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各类刊物并发表符合刊物要求的译文的形式体现出来。他应朱元善的邀请编辑《学生杂志》,译介和撰写大量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西方教育方面的文章,以开启学生心智;他为《妇女杂志》撰稿主要是译介西方妇女问题研究,提倡和推动妇女权利;他创新《小说月报》的办刊模式,更是不遗余力大量翻译外国小说作品,革新传统的文学体裁,促进文艺发展。茅盾早期译事首先是其职业需要,而为适应这一职业要求,他初期译事的最大特征就是浓郁的启蒙思想渗透在他翻译实践活动之中。

  晚清民初,不少有识之士都意识到思想之改良、科技之革命才是振兴民族的唯一出路。因此他们大量引进和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和各种社会思潮,已达到启迪民众心智之作用。翻译就是最为便利的一种途径。如鲁迅在其译作《月界旅行》序言中就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3]商务印书馆代表着当时新兴的知识传播的机构和文化阵地,客观上发挥了巨大文化文学启蒙运动的作用。因而,以孙毓修的相对浅显的外文水平译述的各类西方知识性作品都广受大众欢迎。作为具有深厚国学功底和外文基础的茅盾尽管开始受到当时译介流行的“译述”这一意译手法的影响,采用文言文翻译西方科学小说,但同其他众多的有识之士一样认识到“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4]

  为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在翻译选材上,茅盾根据不同刊物的要求,选择不同国家民族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转换,时年20岁就已经翻译欧美等30多个国家的涉及科普知识、文艺思潮、社会问题、政论等不同内容的上百篇作品。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但并不精通挪威、西班牙、以色列、匈牙利等一些国家的语言。他是采用间接翻译的手段,从英文材料中转译这些国家的作品,“选最紧要最切用的先译”,只要这些作品“合于我们社会”。[5]

  这种为启蒙大众而进行翻译的思想一方面是来自他自身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缺乏科学教育”。“提倡科学知识乃是一切知识中之最基本的,尤其对于小朋友们。”[6]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当时时代发展的必然之举。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关注社会民生、传播西方进步思想早已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1918年《新青年》刊登启事,征求“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茅盾就为此翻译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介绍妇女问题的文章。并且在选择原作时,他要求“选定比较‘卫生’的材料,有计划地或编或译,但无论是编是译,千万不要文字太欧化。”并且“译文须得简洁平易,又得生动活泼;还得‘美’”。[7]从而达到教育和启蒙妇女儿童的目的。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为启迪民众思想的另一突出性的特色就是大力提倡白话文。茅盾从小接受良好的国学教育,古文水平很高。这可以从他早期翻译的文言文译品中体会得出,无需赘言。然而,他在1919年后开始坚持用白话文进行译作,翻译了契科夫《在家里》等大量的科学小说、通俗读物,在译语上也体现出时代要求对译家的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

 三、救世:茅盾译事的革命追求

  如果说,启蒙是茅盾初期翻译实践活动的特征,是他所在的职业本身的特征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要素对译者翻译活动影响,那么随着他思想观念上的不断进步和翻译实践的不断增多,在1920年后,茅盾译事中所反映出来的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和其自身翻译主体性特色就愈发增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进步的革命救世思想。在这样的翻译思想指导下,茅盾开始译介大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品以及苏联和西方弱小民族的文学著作。

  “五四”运动带给中国民众思想上的震撼无与伦比,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西方思潮涌入华夏,洗涤民众的心灵。可以说,五四时期主流的诗学观就是这些接受了西方新文艺思潮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借鉴外国文学特色,寻觅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道路。鲁迅更是直言“要医中国文学上之沉疴,须从翻译外国作品入手。”[8]1920年在接受商务印书馆的任命革新和创办《小说月报》时,茅盾就在《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宣言》指出,“我们相信现在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时,西洋文学和中国的旧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我们并不想仅求保守旧的而不求进步,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9]为译介国外进步思想,反映和揭露广大民众的苦难生活以激起民众的抗争精神,他还特别在《小说月报》开辟“被损害民族文学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从1919年开始,茅盾把译本的选择主要集中在西欧、北欧等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上。这些作品反映了“弱小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以及求自由、求民主、求民族解放的斗争”,[10]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与时代的诗学观融为一体。茅盾说,“对于文学使命的解释……我是倾向人生的。……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与纠正。”“翻译家若果是深恶自身所居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用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死的人心,也是极为应该而有益的事。”[11]

  与当时的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体现出的“救世”思想相一致的另一点就是,初入文坛的茅盾也和众多的文学家一样,革命热情不断高涨,从适应职业要求的翻译启蒙思想作品转而主动倡导译介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作品,既有介绍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如《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等文章,也有来自苏联的列宁的作品《国家与革命》。后来秦德君在接受沈卫威访谈时就回忆说“他(茅盾)在建党初期翻译了大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时,他谈起这些东西时很得意地说,刚建党时,他是一炮打响,翻译了一批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赢得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他们的信任。”[12]随着译介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作品的不断增多,茅盾自身的思想观点也在不断改造和进步,开始与国内最早的共产党人士结识交往,并成为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段时期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已经不再唯赞助人即书馆方的命令是从,而是走向对抗,并且在1925年组织和领导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为广大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代言,直至最后为追求革命离开商务印书馆出走广州。

  综上所述,茅盾早期译事的12年中,为政治目的而译介外国作品无疑是其重要特色,但茅盾是因其职业而走上翻译道路的,在翻译的选材、翻译的策略、翻译的语言使用上等等方面从一开始就受到作为赞助人的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和制约,尽管他初期的译品中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思想,但这是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投射,只有随着译介的不断增多,茅盾自身思想的不断进步,“救世”观的形成,才让他开始提倡译介弱小民族等的文学作品,革除传统文学弊病,倡导新的文艺诗学思想,并逐渐摆脱资方赞助人的约束,积极主动地翻译苏联、美国等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为共产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和宣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①2005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10卷本《茅盾译文全集》,收录茅盾1917年至1948年发表的各类译作230余篇,共计239万字。

  ②茅盾在1981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1期(总第十期)上发表《创作生涯的开始——回忆录[十]》,认为他创作生涯始于1927年所写的第一部小说《幻灭》。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第7-16页。

  ③据茅盾在其《回忆录》中说,看了孙毓修“译述”的前三章原稿,他的译笔“与众不同”,是“意译”的,骈体色彩很显著。如果把孙的译作同林琴南的比较,则林译较好者至少有60%不失原文的面目,而孙译则不能这样说。见《茅盾回忆录(上)》,华文出版社,2013年1月,第98页。

 

  参考文献:

  [1]任晓晋.茅盾翻译活动初探[J].外语研究,1988(4):22—26.

  [2]BASNETT S,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1.

  [3]鲁迅.鲁迅全集:10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3.

  [4]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M]//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66.

  [5]茅盾.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N].时事新报·学灯,1920-02-04.

  [6]茅盾.从《有眼与无眼》说起[N].阵中日报·军人魂,1940-07-15.

  [7]茅盾.给他们看什么好呢?[N].申报·自由谈,1932-05-11.

  [8]钟俊昆.近代翻译文学与20世纪初中西文艺交流的影响[J].许昌师专学报,2001(1):57—60.

  [9]茅盾.小说新潮栏宣言[M]//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

  [10]张宇翔,王继玲.茅盾的翻译理论和实践[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2):57—60.

  [11]邵伯周.人生·艺术·介绍外国文学的目——二十年代初期郭沫若与茅盾的论争述评[J].郭沫若学刊,1988(1):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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