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石锡铭主编的《全陇诗》日前由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
《全陇诗》收录了913位诗人（甘肃本籍诗人844位，其中汉魏六朝9人，唐五代46人，宋、西夏、金、元24人，明代56人，清代337人，现当代334人，历代女诗人38人，客籍69人）的一万两千余首诗词曲及一百余首《诗经》、敦煌卷中佚名的有关咏陇诗作。从目前来说，《全陇诗》是甘肃最完整的一部诗选（《全陇诗》编辑说明）。
不朽之盛事
人们完全可以将《全陇诗》的编选和《全唐诗》、《全宋词》的编纂过程进行一番比较。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清圣祖玄烨即考虑编纂《全唐诗》。至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三月，他第五次南巡至苏州时，将主持修书的任务交给江宁织造曹寅，并将内府所藏季振宜《唐诗》一部发下，作为校刊底本。同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在扬州开局修书，参加校刊编修的有赋闲江南的在籍翰林官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綋，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人。至次年十月，全书即编成奏上。
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编成，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季振宜编《唐诗》和胡震亨编《唐音统签》的成果。
《全宋词》由中国当代词学大师、著名的中国文史学家、教育家、词人唐圭璋在综合诸家辑刻的基础上﹐广泛搜采﹐编纂而成。凡宋人文集中所附﹑宋人词选中所选﹑宋人笔记中所载词作﹐俱一并采录﹐更旁求类书﹑方志﹑金石﹑题跋﹑花木谱等诸书中所载之词﹐统汇于一处﹐编为《全宋词》。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组织学者对此书进行重编﹐并经王仲闻订补加工﹐1965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
《全宋词》是中国近百年来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魏文帝曹丕语）。《全唐诗》和《全宋词》的编纂，其所动员的人力之多，物力之巨，工程之大，是在国家的鼎力支持下完成的，可以看做是“国家级的文化工程”。
《全陇诗》以历史沿革为“经”，以甘肃地域为“纬”，古代现代当代人兼顾，古体近体白话诗交融，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诗歌选集。
《全陇诗》的成书过程， 曾经“批阅十数载，增删无数次”， 真可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实艰辛”（王安石诗句）。而且，编者是在远离故乡，独立编纂，自费出资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
正因为如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汪开国先生评价说：“《全陇诗》是第一部全景式的甘肃古诗词大典。在甘肃的文化史上，应该为石锡铭先生书上重重的一笔。”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诗人何光第欣然赋词一首致贺：
茫茫十载攀涉路，编成巨帙勋劳著。此意与谁知？骋怀尽所思。众芳香自远，寒苦冰心见。莫道后来迟，陇原第一枝。
85岁高龄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罗锦堂先生以《题全陇诗》作贺：
陇上处边陲，由来多才俊。历代出高人，非麟即是凤、吟诗又填词，风韵追唐宋。芸窗展书读，经国成大用。以此念前贤，犹如思孔孟。悠悠万古情，此情谁与共。
诗的“君臣佐使”说
作为《全陇诗》的选编者，石锡铭的搜罗采集之功，恕不多言。窃意以为，其对于诗词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诗的“君臣佐使”说，可成一家之言。这在中国浩瀚的诗论长河中，不啻为一朵绚丽的浪花。
何谓诗的“君臣佐使”？石锡铭认为：诗之意境为君，精神为臣，格律为佐，才情为使。
需要指出的是，石锡铭有着中医药学的专业背景。因此，他以医药之理阐释诗歌之理，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关于诗的“君臣佐使”，石锡铭在《细说诗词的“君臣佐使”》一文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不妨转录于此。
“君臣佐使”最早见于中医理论，即要组成一个方剂，按 “君、臣、佐、使”的原则组方：君药，是针对病因或主证而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是协助主药以加强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有三个意思：1. 治疗兼证或次证候的药物；2. 用于因主药有毒，或药性峻烈须加以制约者；3. 反佐作用，用于因病势拒药须加以从治者；使药，即引经药，或调和药性的药物。由此可见，药物的君、臣、佐、使，主要是根据药物在方中所起作用的主次、药量的多寡、药力的大小来区分的。
诗词的“君臣佐使”，是指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诗人将意境、精神、格律、才情等融为一体，进行灵感的捕捉和诗体的确定，再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完整地体现出来。在此过程中，根据它们所处的位置及其重要性，来区分前后左右。
君——诗的意境。
一首好诗至关重要的，就是她的意境美。
如果诗的意境不美，尽管你有美的形式、美的语言、美的格律，它也不会给人以真正的美感，也不会具有诗的艺术美，从而，也就失去了诗意美。
诗是很讲究意境的。所谓炼句不如炼字，炼字不如炼意，诗贵意境等，就是讲诗的意境的重要性。
何谓意境？意境就是诗人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感受以后产生的一种情怀，它的全部奥秘，就是外部世界即境的心灵化与内部世界即意的具象化。意境的形成，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而意境的创造，则是诗人为源于生活的情意寻找一个更为典型的艺术环境的艺术实践。
最初把意境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提出来的是王昌龄，他在《诗格》中说道：“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经过一千多年的补充，即把情与景、虚与实、形与神等不同层面的意象有机地融合起来，在读者头脑中所产生的一种情景交融的诗意的空间，抑或是客体的情境与意象在读者头脑中所产生的一种综合的审美境界等，统称为意境。因此，诗词的意境至少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形神兼备的有机结合。
古今多少优秀的诗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简单而又深邃的意境。它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不论这种享受是喜的还是悲的，是明的还是暗的。即使是同一首诗，不同读者在不同时代、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欣赏，对意境的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变化越多的意境，越是韵味无穷，越有生命力。
因此，意境是诗歌的灵魂，是诗歌形象思维开花结果的最显著特征。
臣——精神的作用。
石锡铭认为，诗词的精神，从小处讲，应该指诗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从大处讲，就是气，即气质、气节、气度等。具体一点，诗词的精神指诗人的操守、品德、修养、使命感、责任感、价值观等等。历史证明，历朝历代，广大平民百姓也在写诗，但因为没有话语权，不被引起重视，他们的成就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因此，平民百姓的诗词留下来的寥寥无几。而进入我们视野的诗人，主要的作者都是非官即富。所以，我认为思考诗词的“臣”，有必要从思考官吏的精神开始。
西汉成帝时的光禄大夫刘向在《说苑》中提出官吏的“六正六邪”，这对理解诗词的“臣”很有借鉴意义
六正为：一是高瞻远瞩，防患未然的官吏，称为圣臣。二是虚心尽意，扶善除恶的官吏，称为良臣。三是夙兴夜寐，进贤不懈的官吏，称为忠臣。四是明察成败，转祸为福的官吏，称为智臣。五是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官吏，称为贞臣。六是刚正不阿，敢争敢谏的官吏，称为直臣。
六邪为：初邪曰“庸臣”或曰“具臣”。这类官吏当官就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了事，不当回事，墙头草，随风倒，既不敢得罪人，也不能负任何责任。二曰“谀臣”。即溜须拍马，曲意逢迎之徒。三曰“奸臣”。巧言令色，嫉贤妒能。四曰“谗臣”。这类官吏极尽巧舌如簧，惯于挑拨离间。五曰“贼臣”。擅长专权趋势，惯于结党营私。六曰“亡国之臣”或“险臣”，这类官吏最无耻。
这“六正六邪”貌似与诗词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些正是诗词“臣”——精神的主要体现。
“庸臣”、 “谀臣”、 “谗臣”历朝历代比比皆是，现在更是多如牛毛。这些人写下大量“上官体”、“老干体”等诗词，虽然在当时也许能成为主流，但却只是尘嚣一时。后代整理时最多选那么几首作为资料保存，但以诗词的名义传承的几率可谓太小。历史上如秦桧、和珅，传说诗书画俱佳，为何没有一首流传下来呢？民国的汪精卫、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总理”郑孝胥、汉奸黄秋岳等都具有诗才，为何诗词鲜为人知？原因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尽管他们在世时，风光无限，诗词、笔墨满天飞，但因为他们的精神不符合诗词的精神要求，所以他们的诗词也被人连同 “奸臣”、 “贼臣”、 “佞臣”之名一起扫进了垃圾堆。而流传千古的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诗人的诗词，历代读者更多的是反复品味、吟咏，从中汲取一种积极、阳光、奋发向上的精神。
由此可见，诗词不以身份地位、贫富贵贱、学识高低来取舍，诗人的品德、气质等精神非常重要，故精神作为诗词的“臣”，是诗词的脊梁。
佐——格律的作用。
石锡铭认为，困扰诗词一千多年的所谓格律，浅显一点说，就是人为的规定字数、行数、平仄或轻重音、用韵等条条框框的规矩。唐诗、宋词、元曲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形式，是不同时期的诗人们各自以独特的性格行事，张扬自我个性的结果，同时也确立了那三个时代的文化高度。那时的诗人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泥古，完全打破前朝固有的条条框框，自我创新、追求自由、崇尚自我。明代的诗词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却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都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新中国成立后，严重摧毁了诗歌应有的积极、阳光的精神追求，只在形式上泥古不化，直到改革开放后有所改观，但泥古不化依旧大行其道，歌功颂德成了主要内容，格律竟然成了阻碍诗词发展的痼疾。
把明以后中华诗词的整体滑坡完全归结于格律，也太冤枉了“格律”本身，但格律在诗词创新、感情活跃方面所起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深层次的原因是，格律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没有能为诗人所用，诗人却为格律所羁绊。也就是说，诗人在写诗词时，没有把诗词的意境、精神提到一个高度，反而让仅有的一点才情被格律给磨平了，结果是明以后的中华诗词，总在形式上徘徊再徘徊。
所以，我们写作诗词时，不能只做挑拣平仄字的师爷，还要炼句，更要炼意。
由此可见，格律在诗词里位于“佐”的地位——起辅助、修饰的作用，绝不能成为抒发感情的羁绊。
使——才情是基础。
石锡铭还认为，抒情是诗的主要特征，就是那些“无病呻吟”的诗，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情”意。因为没了情也就没有诗。诗情，就是人们看到听到某些人事和自然景色，心有所感，有意而发，表现为一种写诗的冲动。即诗情是人受外界影响时产生的情绪、感受和思索。抒情，任何人都可以，不是诗人所特有。但情是诗词的“药引子”，这点却值得肯定。
做诗非“才”莫辨，故诗才，才是诗人所特有的。
具体何为诗才，因为过于神奇而又不可捉摸，也就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了。但必须承认，历代以来，有的人就有写诗的天赋，而有的人苦学了一辈子却不得要领，到死也没弄明白，“诗才”这玩意不是任意一个人就能随便学到的。典型的如乾隆皇帝，尽管一生处处留情、勤奋写诗近3万首，但最终没有成为诗人，他缺的就是诗才。用诗的形式遣词造句的人历代数不胜数，但因为缺乏诗才而被淹没的华丽的造句每天都很多。故“诗才”是诗词的基础。
作为一个优秀诗人所必须具备的才情，有先天的，但更多的是在生活中不断培养起来的。值得提醒的是，诗的才情具有间歇性、突然性和爆发性，而不具有长期性。
综上所述，才情是诗词的基础，是诗词的“药引子”，故为“使”。
习写诗词时，首先得有“诗才”这个基础，有“情”这个药引子。诗潮澎湃时，要弄明白抒什么情、言什么志，至于考虑怎样写，用了什么形式、手法来让情景交融，这些都会水到渠成。格律、修辞这些辅助工具，如果能让诗词的表现形式完美一点、语义生动一点，那就毫不客气地拿来用上，如果七个字不如五个字更合适，那就没必要凑够七个字以符合所谓的格律来浪费才情。诗人品德、修养等精神方面，是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积累的，要随时注意，积极地进行思想、精神的追求，诗人才会有宽阔的胸怀，这对诗词意境的拓展，非常重要。
总之，君——诗的意境，是诗词的灵魂；臣——诗的精神，是诗的脊梁。佐——诗的格律，起辅助、修饰的作用；使——诗人的才情，是诗的基础，是诗的“药引子”。
这就是石锡铭关于诗的“君臣佐使”说。其浑然一体，自成体系，以药理入于诗理，比喻奇特形象，妙趣横生，且表述过程严谨细密，自有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真诗在民间
“真诗在民间”，这不仅是《全陇诗》的选编标准之一，更是编者诗歌理论的闪光之处。
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诗词形式，不管是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还有词、曲，无不例外地起源于民间。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卓有成就的诗人都受过民间诗歌的熏陶。
编者说，这次选编《全陇诗》最开心的事收集到了一些现代“下里巴人”的珍贵诗词。如做了几十年建筑工人的杨继胜先生的《告腐败者》：“还嫌盐淡？此乃黄金宴。抵得农家十年汗。花销何止数万！”寥寥数笔，把腐败者“嫌盐淡”的形象勾勒得惟妙惟肖。《全陇诗》中还收入了农民诗人张凤娥、王登强的诗，以及“七零后”的诗词，他们有的在社会底层为生活而奔波，有的还在读书，对平仄格律也许知之不多，但他们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热情奔放、追求自由与强烈的时代感和忧患意识，都体现出了诗人起码的才情、诗情与社会良知。如身处陇南灾区的作者就有“震，百姓苦；建，奸商富”的深刻感触（如月《山坡羊》）。
这次收集到的部分民间诗词，对甘肃诗词的发展植入了可贵的养分。
值得指出的是，编者对当今诗坛上的一些怪现象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在选诗的过程中进行了取舍。如对令人极为反感的“上官体”、“赋得体”、“乾隆体”、“老干体”等所谓“诗词”，几乎一首未选，显示出编者极为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
另外，石锡铭对于诗词格律的辨证认识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他认为，诗若无格律，便不成其为诗；但按律做诗，亦步亦趋，犹如“奉旨填词”，不敢越雷池半步，思想束缚于格律，以律害意，便不足取。正所谓“诗有律而不必泥于律”。再者，汉语言演变了数千年，古人是依当时音韵来定诗词的格律。到了今天，汉语的音韵发生了很大变化。诗词的格律固然要遵守，但如果仍然将上古音韵奉若金科玉律，则是泥古不化。因此，时代变了，音韵、格律也应随之而变。
诗人、书法家孙建军先生的一首诗，可为本文作结：
南海传语至故郡，
《全陇诗》集功告成。
殚精竭虑铸经典，
继晷焚稿为雕龙。
立心立命追往圣，
不离不弃夙愿弘。
风雨十载献鸿著，
勋耀陇山仰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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