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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累涵濡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发生与演变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一川 点击:46275次 时间:2014-01-03 22:44:01
从涵濡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是一次新尝试。这一新尝试意在把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视为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之间持续涵濡的产物。希望这次新尝试能切实见出一些新东西来。
一、涵濡理论
 
涵濡(acculturation),也可译濡化、涵化、文化涵化或文化变迁等[1],来自人类学,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文化变迁的状况。在这里,涵濡指的是异质文化群体之间由于持续的直接接触而引发的一方或双方的深层次变化,这种变化同物质构成变化不一样,而是一种更加内在、微妙而又重要的隐性变化过程,所以考虑用中国词语涵濡去试译。涵与濡两个字都是水旁,显然都与雨水、露水、雨露等水类事物及其浸润作用密切关联。涵,一是指包容、包涵,二是指沉、潜。濡,一般是指沾湿、润泽,停留、迟滞及含忍。合起来看,涵濡一词本义在于雨水对其他事物的包涵和滋润状态。它不仅有包涵和滋润之意,而且还有濡染、熏陶或熏染之意。以汉语的涵濡一词去酌译,可以表述异质文化群体之间在直接接触时引发的持久而又深层的包涵与濡染状态。
涵濡本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三位美国人类学家于1936年首次给出如下学术界定:“涵濡包括由拥有不同文化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接触,导致其中一方或双方原初文化模式随即发生变迁的那些现象。”[2]十多年后的新报告指出:“涵濡可以被界定为由两个或更多的自律性文化系统的连接所引发的文化变迁。”这里把作为涵濡过程主角的特定文化群体视为“自律性文化系统”,看到每种独立的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基本结构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认为当把某种异质文化因素引入另一种自律性文化系统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时,可能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3]该报告强调运用更多的概念和程序去处理涵濡问题,如跨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瓦解和反向适应等。[4]
较早把涵濡概念引入中国文化研究的是殷海光(1919—1969)。他在《中国文化展望》(1965)里把 acculturation 译为“濡化”:“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过程便是濡化(acculturation)。在濡化过程中,主体文化所衍生的种种变化,就是文化变迁。”[5]他在运用濡化(涵濡)概念考察中国现代文化时,提出“濡化基线”(涵濡基线)这一表述,认为每一种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都会站在自己的文化基线上去进行濡化,这种据以濡化的文化基线便是濡化基线。“濡化基线是决定文化濡化过程是否顺利和濡化所生文化特征为何的先在条件。不同的濡化基线决定不同的濡化过程及其结果。”[6]
 
二、涵濡中的中国历史景观
 
从涵濡视角考察,中国文化是一个由众多因素参与其中的持续涵濡的复杂过程,宛如一条由一系列错综复杂因素汇入其中的漫长河道。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梁启超和许倬云先后提出的三分法和五分法都值得借鉴。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创用“长时段”概念去研究地中海区域的历史景观。他把历史分作三层次一是“事件”,这“是短促的时间,是个人接触的日常生活和经历的迷惘和醒悟,是报刊记者报道的新闻。”[7]二是“态势”或“周期”,这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崛起影响传统史学的时间观念的结果。三是“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这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8]。这种长时段视角“所考虑的只是那些按照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来衡量的现象”[9]。他相信,只有在这种长时段视角中才能全面地和准确地把握和解释历史现象。“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10]
梁启超早就提出了与后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有某种类似性的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理念——三个“中国”之分:第一,上世史,即“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即“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即“世界之中国”。[11]这个看法把历史悠久而复杂的中国置放到全球多种文化发展的大变动、大格局中去重新观照,透视出中国在其不同时段上的不同演变要素、状况和地位。这种开创性研究可以从开放与变迁的必然性角度唤起人们对新的“世界之中国”的重新认知和建设热情。
许倬云先生受梁启超上述思想启发,运用涵濡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及文化的演变,提出更加细致的五个中国之说: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与梁启超的三个中国说相比,多出来的两个体现了更加细致的区分意图:一是细化“中原的中国”与“中国的中国”的区分,另一是细化“东亚的中国”与“亚洲的中国”的区分。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把握更加细致而具体的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的涵濡关系,以及这种涵濡关系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12]
 
三、涵濡中的中国文艺理论长时段
 
要把握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需要考虑整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正像全部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内部及外部种种元素之间的持续的相互涵濡过程的结果一样,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也是文艺理论内外种种元素之间的持续涵濡过程的成果。这里拟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基础上,综合梁启超的三个中国之说和许倬云的五个中国之说,对其略加调整,形成一种四个中国之说或四分法: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与三分法相比,增加了中原的中国,以便描述秦统一前先秦文化与文论状况;同五分法相比,合并了其中的东亚的中国和亚洲的中国,因为东亚的中国时段其实已涉及南亚的印度和西亚诸国与中国的涵濡关系。需要指出,从文化的涵濡过程去考察中国文艺理论演变,必然意味着把文艺理论同更为宽厚的文化过程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确认中国文艺理论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又是它的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特质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时段划分时有必要把文艺理论与现代文化合并起来谈论。这样,这种文论分期实际上属于一种文化分期。
由此可获得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如下四个时段:第一段是中原的中国文化与文论,这是指秦统一前在夏商周三代(含春秋战国)涵濡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第二段是中国的中国文化与文论,这是指秦汉两代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第三段是亚洲的中国文化与文论,这是指魏晋南北朝到清代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第四段是世界的中国文化与文论,这是指自晚清中国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化与文论。
 
四、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涵濡方式及其革命性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正是属于上面提及的中国文论第四段即世界的中国文论时段。这是处于世界的中国时段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发生涵濡作用的后果。涵濡或文化涵濡,作为异质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及持续作用的产物,可以有多种不同方式。这里至少可以梳理出三种不同的文化涵濡方式:一是以我涵他,即以能动的自我去主动吸纳对方中对自己有益的元素,这又被称为改革或改良;二是以他涵我,即是在否定自我的基础上完全信服于对方并甘愿被其所替换,这又可称为革命;三是我他互涵,就是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之间处在相互共生及影响的过程中。
这三种涵濡方式可以大致代表异质文化之间发生涵濡的主要复杂类型。第一,以我涵他式。这是要以强盛的和能动的我去吸纳和化合外来他者,结果是把原来陌生的他者纳入自我原有的自律文化系统中,建构了自我的系统中的一种新质,或者是使自我的自律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新质文化,从而势必导致自我的自律性文化系统发生新的变化。例如佛教在中国的遭遇,特别是禅宗的产生和作用。第二,以他涵我式。这是指一种反向的极端情形:自我在对旧的自我作出彻底否定的绝境中,决心转而以强盛的和能动的外来他者来诊治和拯救衰败和自闭的我,直到把原来陌生的外来他者植入已衰败的和自闭的我的自律系统内部,促成我发生脱胎换骨式的根本性改变。这当然就是意味着一场革命了。第三,我他互涵式。这是指自我与他者之间并非单方面的影响或被影响的关系,而是构成彼此相互影响,他者可影响自我,自我可影响他者,他者中有自我,自我中有他者。或者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哪一方都不能脱离对对方的共生依赖关联。当然,在这三种方式之间或之外,可能还存在着种种程度不同的涵濡方式,这里指出的只是我认为主要的方式而已。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属于或出现过上述哪些涵濡方式呢?与此前的四段中国文论(中原的中国文化与文论、中国的中国文化与文论、东亚的中国文化与文论和亚洲的中国文化与文论)总是能在我者与他者的持续涵濡中肯定性地建构中国自我不同,中国文论第五段即世界的中国文化与文论遭遇前所未有的新困境:焦虑不安的中国自我已越来越痛切地认识到,与外来的富有活力的西方他者相比,来自传统的旧式自我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新型的自我还有待于建构。新兴的中国自我意识到不得不以西方文学、文论及文化为参照系去重新创造新的自我结构。由此看,这种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的以他涵我方式,就必然地成为这个涵濡时段中国文化与文论的一种主要方式。当然,这个涵濡时段也同时应当存在着其他方式,只不过这种方式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变得越来越主流或突显而已。
不再是以我涵他而是以他涵我,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呈现出一种空前浓烈的革命基调。梁启超指出:“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凡以革命立国者,未或能避也。”这时段革命不仅是多次重复的未完成过程,而且还“成为一种美德”,被视为“第二之天性”或者“人生最高之天职”。似乎永无休止的革命就这样成了这个时段最高亢而又最持久的主旋律,以致被诗化或浪漫化了。邹容的《革命军》(1903)对革命在现代中国的意义和作用的诗意想象和赞美,尤具动人心魄的力量:“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在这位革命诗人或诗化革命家看来,中国文化要复兴,非运用革命的手段不可,而革命的可师之范无疑是欧美文化及文艺。正是这种诗化的革命姿态,激励着一代代文艺界人士采取了文艺革命的战斗姿态,从而将以他涵我作为激进的变革途径。
关于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及文论与旧文化、文学及文论相比而展示的这种激进的革命性质,普实克从外来旁观者视角提出的观察可供参考:“中国的现代革命首先是观念的革命,是个人和个人主义反抗传统教条的革命。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现代思想和艺术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的无比重要性。”[13]由此出发,他认为“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生命的悲剧感以及叛逆心理,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倾向,无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期中国文学最显著的特点”[14]。而对于这种文学革命的激进后果的认识,他的论述尤具穿透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文学是伟大的十月革命激起的巨大社会动荡的产物,如果我们拿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前一时期的相比,简直不能相信这两种文学出于同一个民族。只要看看语言上的差异就够了:新诞生的民族语言——国语,不仅迥异于旧的书面语言——文言文,也不同于旧的白话。……这一切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我们看来,两个时代之间似乎相隔了几个世纪,而不是仅仅十年;场景似乎是变幻了十万八千里,而不是仅仅从某个省城到上海的短短几十里。”[15]这些观点也许值得商榷,但其有关新旧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的形容却颇能传神。尽管这一切巨大变化不能被仅仅归结为十月革命这一外来他者的影响,但无疑却离不开这种影响所“激起的巨大社会动荡”,也就是它所产生的持续的涵濡效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主要是以他涵我的结果,也就是以外来他者来涵濡中国自我的产物。这个我,本来就是衰败和自闭的我的一部分,但是他在绝境中焕发出强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精神,敢于回头发现和揭示自我的衰败和自闭,起来全盘否定自我,从而仿佛得以以凤凰涅槃的姿态,从衰败和自闭自我中跳脱而出,回头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和典范,对自我展开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全力建构新型的自我。不过,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本身可以进一步被视为一个已经显示出两个时段的明显区分的过程:第一个时段大约始于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止于“文革”结束之年(1976),属于以外来他者涵濡中国新型自我的时段,也即以他涵我时段,可称中国现代Ⅰ文论;第二个时段则从“文革”结束至今,应当属于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相互涵濡以便促进中国自我更新的时段,也即我他互涵时段,可称中国现代Ⅱ文论。
 
五、中国现代Ⅰ文论的层累涵濡特质及其时段
 
如何认识中国现代Ⅰ文论的涵濡状况?诚然,革命是贯穿于中国现代Ⅰ文论过程的主旋律,但历史地看,这种革命主旋律往往由多层次要素层层累积地涵濡成。这里的被层层累积到一块的多层次要素中,应当既有中国的也有外来的;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精英的也有庸众的;既有革命的也有保守的;既有资产阶级的也有无产阶级的。它们在中国现代的危机情境中,共时地层层累积地叠加到一块,常常难以分开。这不禁让人想到鲁迅当年的慧眼观察:“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臬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16]这是有关当年的多层次共时地累积的革命情势的一种生动描绘。
就中国现代Ⅰ文论的涵濡特质来说,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之间的角色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其实是不断地移动和变化的,其中可以看到如下逐层渗透、交叉且深入的关系层面:一是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的关系层面;二是中国自我内部精英自我与奴性庸众的关系层面;三是在精英自我内部革命自我与保守自我的关系层面;四是革命自我内部多元革命自我的共存及争鸣层面;五是多元革命自我中最具整合性权威的自我层面。如此,自我与他者的涵濡过程呈现出复杂性: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共时地层层区分而又累积地、并且相互交叉地涵濡成的,结果是我中有他,他中有我,相互层累涵濡而交融一体。由此,不妨把这种共时地层层累积而又相互交融的自我与他者间的涵濡关系称为层累涵濡。层累,也作“层纍”,是指重叠、重迭之意。层累涵濡,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共时地多层次累积而又相互交融的状况。
围绕这五个层面的层累涵濡,中国现代Ⅰ文论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过程。上述五个层面关系实际上几乎都贯穿于中国现代Ⅰ文论的过程中,只是相对说来在不同时段会呈现不同层面的重心突出或移位现象。被突出的重心层面可能会成为该时段涵濡进程的主角;而被移位的重心层面并未真正退出,而会以或明或暗方式共时或叠加地融入该时段涵濡进程中,从而导致层累涵濡状况的出现。简要地看,中国现代Ⅰ文艺理论大致呈现五个相互关联、交叉或重叠的层累涵濡时段。这五个时段之间的重心位移及其逐层累积、叠加,表明自我与他者的层累涵濡过程愈益复杂多样,密切缠绕,难以分离。这里,只能是从重心位移的角度,再相对意义上作简要的提示性描述。
第一时段为中国现代文论的预备涵濡时段,是指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戊戌变法(1898)时段。这时段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的关系问题。来自西方的异质文化输入与中国固有的自我封闭心态与拒绝政策之间形成尖锐对峙,一个要强行输入,另一个要全力抵御,涵濡过程进展相当缓慢,成果甚微。但以早期“出洋”游历的王韬、黄遵宪等人为代表,中国现代文艺观念的初创在缓慢进行。
王韬和黄遵宪两人可谓中国现代Ⅰ文论的真正先驱者。王韬(1828-1897)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到西方“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他以《漫游随录》《弢园文录外编》等著述,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欧洲游历见闻,痛切地认识到:“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17]他认为中国自我必须学习西方他者,实施变法图强。西方文化之长远不只在林则徐和魏源们当年认识到的“器艺技巧”本身,而首先在于“人心”:“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18]中国如能及时“变法”,充分利用西方,那就会迎来一个新的文化发展局面。他的政论文及变法理念感染了更年轻的外交官兼诗人黄遵宪(1848-1905),后者倡导“我手写吾口”“语言与文字合”,以《人境庐诗草》在清末诗坛开一代诗风。黄遵宪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人所身处于其中的世界已经全然改变:“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这里的“今之世”应大约相当于梁启超后来所明确指认的“世界之中国”。他从而明确主张诗歌必须抒写置身于“今之世”中的“今之人”的特定感受,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19]。这里明确提出了“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及“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的诗学主张。他相信诗歌最重要的是要写出处于“世界之中国”时代的“人”及其遭遇的“事”,从而书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及诗论为后来梁启超首度标举“诗界革命”提供了恰当的范本。
正是在这个缓慢而又微妙的预备涵濡时段,一个关键的任务完成:中国自我结束长期的盲目自信及自恋,作出面向外来西方他者开放的文化抉择。接下来的四个时段则属于明显而又快捷的涵濡时段,它们之间常常相互交错、叠加,难以清晰区分。
第二时段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初步奠基时段,时值1899年至五四前夕,现代文艺知识型及文艺思想获得初步奠基。这时段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自我内部精英自我与奴性庸众(他者)的关系。现代知识分子自觉地从文化、语言、文字的变革入手,以建立新的以民族语文结构为基本的知识型构架,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等。
梁启超(1873—1929)在《夏威夷游记》(又名《汗漫录》,1899)中首次树起“诗界革命”大旗,随后又提出“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口号,并发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20]这一影响深远的现代文论主张,从而通过这“三界革命”说而实际开启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革命时代。他认为迫切的要务是把中国自我从奴性庸众中分离出来,树立起觉醒的独立中国自我之德,然后再面向这些庸众他者,以文艺为手段去实施文化启蒙。“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21]只有个体的独立才有群的独立、国家的独立。独立的中国自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新民”或“开民智”,也就是启蒙那些奴性而又愚昧的庸众。
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现代教育体制及学术体制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及文论获得了新的孕育园地,产生了一系列革命性涵濡举措:王国维(1877—1927)以“世界学术”的宏大气魄,冲决中西文化界限而大胆“拿来”西方文艺思想,在美学、文学批评及古典诗论上作出开拓性建树;章太炎(1869—1936)以革命姿态对语文现代性的筹划、对文化重建思路的探索及在求真与通俗的关系上的调适性思考,刘师培(1884—1919)在文学观念上的解放及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著述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及对楚骚传统的高度重视等,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文论在涵濡中的建构进程。
第三时段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体制转型时段,这是五四时期现代文艺体制及文论体制转型时段,上起“十月革命”传入中国的1917年,下迄“大革命”失败的1927 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现代社会体制包括学术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确保现代文艺及文论的合法性的建立及其社会影响力。这个时段的中心任务是中国自我内部革命自我与保守(改革)他者之间的大决战,以前者大获全胜而告终。据统计,《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其文章中使用的“革命”一词经历了如下变化:在“前五四”时期(1915-1918),“革命”与“自由”“科学”“平等”“民主”等词语的出现频度大体相当;在“五四”时期(1919-1922),“革命”的出现频度明显超过其他各词而成为第一热词;到“后五四”时期(1923-1926),“革命”的出现频度更急剧蹿升,乃至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革命”在其时发表的总共125篇文章中,平均每篇出现次数多达25次以上。“这无疑是1920年代革命在中国再起的一个重要表征。”[22]
在这场波及面甚广的重大社会运动中,中国现代文论逐步地获得了体制的定型。陈独秀和胡适(1891—1962)等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大力倡导和推动新文化运动(含白话文运动),毅然决然地冲毁了传统文学与文论的统治地位,而确立了现代白话文及其理论在社会体制中的构型。蔡元培(1868-1940)不仅全力推进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及文论的体制化建构,而且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及提出“美育代宗教”等主张。鲁迅(1881—1936)为现代新文学提供了新范本及新理论。文学研究会及创造社分别师法西方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学。顾颉刚(1893-1980)和钟敬文(1903—2002)等倡导和推动民间歌谣征集活动,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由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的普及。这些有力地标志着中国现代Ⅰ文论的建构进入体制化构型阶段。
这个时段的突出成果在于,正是在由现代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传媒体制、社团体制及政党体制等组成的中国现代社会体制系统的持续涵濡中,中国现代文论逐步完成自身从现代思想革命到现代社会体制革命的体制化建构任务。借助教育体制,现代文论获得了代际传承的体制渠道(如现代大中小学教育);通过学术体制,现代文论有了自己的学理化或学院化轨道(如哲学、美学、艺术学、文艺学、心理学等);凭借传媒体制,现代文论可以在报纸、杂志和书籍等传媒系统中展开社会传播与社会动员行动(如《新青年》《东方杂志》《新潮》等);依托于社团体制,现代文论可以形成学术共同体特有的集合力量(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置身于党团体制,现代文论可以获得政党领导的政治体制赋予的社会权力(如20世纪20年代的三大党派: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
第四时段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争鸣时段,为1927年至1949年期间,其关键问题是在多重自我元素的竞争中回答哪种革命自我为最革命的问题。这属于短暂的多元革命自我的共存及争鸣时期。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之间的涵濡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中国革命自我内部分裂出多重革命观念,它们之间竞相争夺话语霸权;另一方面,早先进入中国的欧美文化与文论思潮,同后来进入的苏联文化与文论思潮之间展开激烈较量,力图争夺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领域的霸权地位。这样,多种不同的文艺变革路径及文艺思想,如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会)与浪漫主义(创造社)、唯美主义(田汉、欧阳予倩等)与象征主义(梁宗岱)、人格论批评(李长之)与阶级论批评(胡风、周扬)、典型论批评(蔡仪)与意境论批评(宗白华)等文艺思潮争奇斗妍,力争文坛霸权。出现了朱光潜的《谈美》(1932)、《文艺心理学》(1936)和《诗论》(1943),李长之的《鲁迅批判》(1936)、《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6)和《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李健吾的《咀华集》(1936)和《咀华二集》(194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以下简称《讲话》),蔡仪的《新艺术论》(1943)和《新美学》(1946),胡风的《文学与生活》(1936)、《论民族形式问题》(1940)、《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和《胡风文集》(评论集,1948)等文论著作。这个时段与下一时段之间实际上形成复杂的交叉关系。
第五时段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归一时段,为1942 年毛泽东《讲话》至“文革”结束(1976)时期,旨在将文艺多元取向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权威构架。这个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一种革命自我最具统合性或权威性。革命,既可以是受欧美模式影响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文化与文论革命,也可以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化与文论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3]由此,无产阶级的文化与文论革命在中国威力大增。而由于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力逐年增强,苏联文艺理论模式就越来越深入地涵濡中国文论,而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力则被弱化乃至清除。
以毛泽东《讲话》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的主导思想为标志,随着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特别是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苏联模式文艺理论在全国文艺领域迅速确立主导地位。毛泽东文艺思想及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1950年代初起成为全国文艺界的主导性创作方法,并在 1958年被毛泽东所倡导的中国本土形态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简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所刷新。这个时段的中国现代文论可以视为苏联模式文论涵濡下的中国本土适应形态。其单向适应形态有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涵濡出的带有本土特色的“两结合”创作方法,其文学创作典范有“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和《红岩》及《创业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作品,其代表性文艺理论和美学探索有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美学讨论”。
这时段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美学讨论”表面看来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四大派别即主观派(吕荧和高尔泰)、客观派(蔡仪)、主客观统一派(朱光潜)、社会派(李泽厚)重新亮相或崛起的时刻,但其深层实际上代表了西化模式文论与苏化模式文论对中国现代文论竞相涵濡的过程。一方面,来自苏联的文论模式全力争夺并实际上取得了霸权,其成果集中表现为开始位居上风的客观派和社会派的美学主张;但另一方面,来自欧美的文论模式不甘于失败而徘徊不忍离去,其标志就是已落下风的主观派和主客观统一派的美学理论。另一个现象是艺术“意境”概念重新受到关注。李泽厚的《意境杂谈》(1957)一文,在苏化模式涵濡下的艺术典型概念统治文坛的时代,明确标举来自中国本土的曾被王国维等倡导的“意境”理论,并把它一举提升到与艺术典型这一原本的中心范畴“平行相等”的高度:诗画中的“意境”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是“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这两个范畴彼此渗透,可以互相交换。此举可以视为苏联模式这一他者涵濡下,中国自我的一次反向适应结果。“意境是中国美学根据艺术创作的实践所总结地提出的重要范畴,它也仍然是我们今日美学中的基本范畴。”这就前所未有地肯定了来自中国古代的“意境”概念在现代美学与文艺理论中的“基本范畴”地位。[24]正是在这一开创性探讨之后,意境范畴才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到改革开放时代成为文艺界热捧的基本范畴之一。
在“文革”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挥下,文艺创作被直接引向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一极端左倾路线上,出现了其纲领性文论著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1966),提出了“三突出”“高大全”等创作要求,其典范作品是八部“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文革”时段的苏联模式涵濡下的极端“左”倾文艺路线及思想的产生,虽然直接导致文艺活动折入极端变形歧途,但毕竟在此极端歧途中又辩证地滋生了它本身的反弹力量:当苏联模式文艺理论日趋僵化时,其终结时日已为期不远了。
这五个时段分别在文艺观念变革预备、文艺知识型建构、文艺体制转型、文艺观念多元开放、文艺思想多元整合上显示了中国现代Ⅰ文论的演变轨迹。这五个时段演化结束,标志着中国现代Ⅰ文论向着中国现代Ⅱ文论转型。
 
六、生成中的中国现代Ⅱ文论
 
中国现代Ⅱ文论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的仍在持续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文论。它于“文革”结束后伴随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而逐步启动。初看起来,它不过是要结束苏联模式文艺理论统治中国的进程而重返五四后1920 年代至1940年代那种欧美文艺理论主导的多元共存与争鸣时段,从那里重新吸纳当代文艺理论改革的丰厚资源。但实际上,它要诉求的东西远比从苏化转向西化更为根本:要结束长期以来或清代以来中国自我在西方他者持续涵濡下呈现出来的被动局面,转而在继续与外来他者展开对话的全球化多元文化格局中,重建起真正能与外来他者平等对话的中国自我,也就是说,要从过去的以他涵我阶段转向新的我他互涵阶段。以他涵我,是首先把已衰败的中国自我虚空化,进而把强大而又陌生的外来他者植入中国自我机体,以便如“少年中国”之说所比喻的那样实现中国自我的新生。与这种我弱他强的过度倚重外来他者的文化与文论涵濡不同,我他互涵则意味着新生中的现代中国自我自觉地要站起来寻求与自己先前师承的先师外来他者展开平等对话了。
自1978年底启动而至今仍在进行中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特点在于,它并非一般改良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种依然带有鲜明的革命特点和姿态的特殊的改革,因而实际上可以被称为革命式改革——也就是以革命精神去推进的社会改革。这个把握首先来自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明确提出的“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的论断:“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25]这里等于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变革思想及国家战略决策:这次全面的社会改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革命。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把此次全面的社会改革当作一次社会革命去推进的。也就是说,社会改革是以社会革命的勇气和方式去开展的。他实际上明确地认识到,看起来稳健的社会改革本身其实对中国来说也具有激烈的社会革命性质。这是因为,这种改革实际上是以过去的社会革命本身为对象的改革,是以革命精神去对革命本身加以改革的改革,因而属于一种革命式改革。
正是由于这场改革洋溢着革命式改革的精神,因而表现在文论领域,就是革命式改革的锋芒所向,远不止中国现代Ⅰ文论第五时段的偏颇或失误,而是包括全部五个时段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Ⅰ文论范式。实际上,它要反思和终结的是长期以来的以他涵我的偏颇,而要开启的则是新的我他互涵的新时代。这种我他互涵,并非属于中国现代Ⅰ文论的简单的继续延伸,而应是属于新的中国现代Ⅱ文论的开端。这个时段虽然陆续重现或出现了来自欧美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等文艺思潮或文艺思潮残片,但中国自我的意向已经越来越明确了:要在与外来文化与文论的持续对话中寻找和重建新的开放而又自主的中国自我。这种中国现代Ⅱ文论尚在生长过程中,其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需另作专文加以探讨。[26]
 
七、层累涵濡的文论现代性
 
从上述简略讨论可见,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及其现代性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之间的持续的层累涵濡进程的产物。有关这种层累涵濡进程在现代文论中的作用,有待于做认真详细的研究,这里只能就其中牵涉的一些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由于置身在持续的层累涵濡过程中,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之间的关系总具有相对性和变化性,从而导致原来陌生的异质他者总是不断地被涵濡进自我的机体中,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诚然,急切地否定旧有自我而形塑以外来他者为典范的新生自我,已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一种革命性常态范式,不过,有意思的是,随着一批批外来陌生他者不断被植入中国自我的新机体,成为新型自我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人们会逐渐遗忘它们原初的外来他者身份,而想当然地视为自我的一部分了。这正是层累涵濡过程所必然伴随的一种有趣现象。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当一些人为了坚决抵御来自西方的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现代主义思潮而要求坚持我国自己的文论传统时,说出来的我国自己的文论传统的那些代表性范畴、概念或命题,不外乎就是“典型”“典型性”“真实性”“内容决定形式”“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真善美”等。而这些,究其源头来看,不仍然是当初外来他者的馈赠吗?时间会层累地涵濡一切的,也就是说,会不停地把外来他者涵濡成自我;同时,相应地,也会把自我涵濡为他者[27]。这种“误认”情形的出现,实际上正是层累涵濡的必然产物。当一个个外来他者被渐次地“误认”为中国自我时,文化层累涵濡的工作目的便逐一实现了。中国现代Ⅰ文论之第一时段的地球、世界、变法等,第二时段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美学、美育、美术、文学、文学史等,第三时段的文学革命、科学、民主、自由等,第四时段的人格、象征主义、文艺心理学、现代派等,第五时段的典型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正是以如此不断的层累涵濡方式,而演化成中国现代文论自己的组成部分的。如此说来,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传统正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层累涵濡中产生的,也正是由于如此,这种现代性传统的特性也可以由此层累涵濡过程而得到说明。可见,所谓中国现代文论传统或中国文论现代性传统绝不是纯粹的或独立的存在,而是在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的层累涵濡中生成和变化的过程。
层累涵濡的实现,与殷海光所谓“涵濡基线”(原文为“濡化基线”)的差异有关。每个时段面临的问题重心不同,层累涵濡的基线就有差异。在上述第一时段,中国自我需要处理外来他者进入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其涵濡基线表现为“中优外劣”心态的破除。而在第二时段,则是精英自我如何启蒙奴性庸众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层累涵濡中,中国现代文论呈现出复杂性。既有单向适应情形,也有反向适应情形。单向适应的例子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进入中国,被涵濡成中国自我的当然组成部分。反向适应的例子则是“意境”作为古代一般概念而在现代被作为中心范畴召唤出来。还有,无意识地出现的反向适应范畴有“感兴”。就中国现代文论的文体选择而言,单向适应的例子是现代论文体、著作体成为现代文体常态。而反向适应的例子则是属于非常态文体,例如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的文言体,以及宗白华的“散步”式文体。
在我们今天已经几乎习以为常的中国文论现代性传统中,必然地包含有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的持续的相互涵濡成分。那些原本是外来他者的陌生文化与文论元素,如今早已成为我们中国现代文论的当然的构成成分了。
注释 :
[1]英文 acculturation 有不同译法:台湾学者殷海光译为“濡化”,见《中国文化的展望》第3章,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43-52页;美国学者许倬云译为“涵化”或“文化涵化”,见《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50 页;大陆学者黄淑娉和龚佩华译为“涵化”,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17-230 页;在美国人类学家科塔克的著作中被译为“涵化”,见科塔克:《简明文化人类学:人类之镜》第 5 版,熊茜超、陈诗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 56 页。
[2]Robert Redfield, Ralf Linton, Melville Herskovits,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38,1936, p.149-152.
[3]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ummer Seminar on Acculturation, 1953 [Members of the Seminar in alphabetical order: H.G.Barnett, University of Oregon, Leonard Bro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Bernard J. Siegel, Stanford University, Evon Z.Vogt,Harvard University, and James B. Wats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Acculturation: An Exploratory Formul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6,No. 6, Part 1 (Dec., 1954), pp.973-1000.
[4]Acculturation: An Exploratory Formul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6, No. 6, Part1 (Dec., 1954), pp.984. 有关讨论参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11-239 页 ;王军 :《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综述》,《民族教育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66-73 页。
[5][6]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43页,第46-47 页。
[7][8][10][法] 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1958),据《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77页,第180页,第202页,第203页。
[9][法] 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54 页。
[1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据吴松等:《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6-1627页。
[12]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曲折与展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6页。
[13][14][15][捷克] 普实克:《抒情与史诗》,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页,第3页,第8-9页。
[16]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1919),《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345 页。
[17]王韬:《答强弱论》,《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01页。
[18]王韬:《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1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据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20]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据吴松等:《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2 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8页。
[21]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据吴松等:《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1-692页。
[22]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2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4]李泽厚:《门外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 年版,第139页,第140页,第157页。
[25]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26]详见本期专辑中何浩副研究员的论文。
[27]庞德受中国诗歌的影响而倡导“意象”性,并作为象征主义诗学而影响中国,显然就是一种反向同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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