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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陈徒手 点击:114次 时间:2017-05-24 19:46:25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棋,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一九六四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

   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改剧本,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份。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据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棋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棋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棋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汪曾棋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采访)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也谈及这个问题:

   “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采访)有一回,江曾祺伤感地对剧团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江青对汪曾棋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历经几年文革风雨,一九七二年四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棋手中那支笔的看重,正因为如此,汪曾棋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军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

   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候,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棋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真实地谈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棋《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汪曾棋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棋第二天上天安门,原订团里参加“五二○”群众大会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棋的名字。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他的儿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对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一一过问。有一次,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表示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在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汽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而且提供了当时算是优越的工作条件。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棋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棋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动。

   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

   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江青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有时她说话就比较随意,她说,“柳树呆板,太大了。”我们改了,她又说,“我跟你们说了,怎么弄成这样?”如果弄得不太好,她还会觉得你跟她捣乱。

   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

   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气。汪曾棋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汪曾祺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他奉命二次到大会上做过有关《沙家浜》的报告。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汪曾祺后来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他。

   汪曾祺以后反省时,也感到自己那时也陷入狂热和迷信的地步:

   我对江青操心京剧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她身体不好,出来散步,带一个马扎,走几步,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考虑北京京剧团的剧目,说她身边没有人,只好跟护士说,“北京京剧团今年没有一个戏,全团同志会很难过的。”我为她的装腔作态所迷惑,心里很感动。(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他曾先后为《沙家浜》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动笔前领导指示要突出宣传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

   ”汪曾棋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汪曾棋对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

   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棋《关于红岩》)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回招待所睡觉。后来上华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

   接着,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棋、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于会泳却说:

   “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做笑话,也看作是悲剧。”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棋执笔写的,全剧写完后又出了一段故事:

   江青一开始就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真写出来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棋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

   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棋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采访)一九七三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通知汪参与《新三字经》修改,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汪只写了其中几句话:“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一九七六年二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后来于对《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汪曾祺他们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开会,原订汇报各自的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我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

   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综合检查》)一九七七年四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五月,汪曾棋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厉害,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指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

   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儿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连。从上面来了一批老干部,整得厉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四七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对他们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待材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卷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注意,就沿着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另一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

   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采访)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阎肃有感而发:“汪曾棋这个人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棋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

   一九五八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写道:

   “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给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澈。

   感谢北京京剧团老干部处对作者采访工作的大力支持。

   (原载《读书》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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