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既是西方传媒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当今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局限于某一个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是一个涉猎广泛、视野宽阔的学者，文学、艺术、传媒、广告、商业电视、家用计算机、恐怖主义、社会风险、阶级分析、游行示威、越南战争、转基因、生态环境、纳米、克隆、数字鸿沟等等，这些看似不甚相干的领域都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他对这些庞杂的研究对象做出了全新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文化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重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间隔”
马恩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有机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元构成时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P82)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世界总结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1859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P32—33) 这一理论为日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不论是否坚持经典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试图在各自当下的历史语境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都将这个命题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作为英国“新左派”的默多克也不例外。在谈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他指出：“马克思在他的影响深远的形构中描述了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其中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从这层意义上讲，无论我们显得离世俗的物质生产有多远，总是很清楚并有迹可寻至经济条件和动态。”[2](P21)
我们知道，唯物主义历史观包含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的相互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默多克日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探讨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形象地比喻为“是个建筑学的隐喻——经济基础提供社会和文化大厦构建的基础”。[2](P27) 他对这个基本概念的感悟有赖于他孩提时代的一些经历：“我第一次面临这种观念时还是一个学生。它立刻具有了意义，因为这个观念符合我孩提时代最正面的一个回忆。”[2](P27) 他接着说道：“在伦敦有一个百货商店，我母亲经常带我去那儿，我特别喜欢坐电梯上上下下。一次有人按错了键，我们降到了地下室——那儿有所有维系这座商厦运作的机器——暖气、空调等等——我也注意到当你从一楼升到大楼的顶层时，随着楼层逐渐升高，所卖的东西越来越不实用，例如厨房用具在一楼卖，而精细的艺术品在大楼的顶端下的一层销售。在顶端一个著名的敞篷屋顶花园，在那儿你可以买茶、蛋糕和冰激凌。”[2](P30) 我们似乎不难领悟默多克当时的感觉。接着他思想的火花再一次迸发：“我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时，我记得这座建筑，我把它视为他的思想的完美表现。马克思评论家总是坚持他认为经济基础以一种简单的直接的方式决定文化上层建筑，这样他才可能在它们之间发现直接的链接关系——艺术风格符合各种经济组织形式并且表达他们的核心特征。”[2](P156)
这样就不难了解默多克作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但他的继承不是呆板的继承，而是发展的继承。在他的记忆中，百货商店运作非常多样化。屋顶花园的存在——作为一个物质空间，鼓励谈话和白日梦——取决于这座建筑物的地下室里运作的机器，但是顾客们所谈论和梦想的，像他们坐在那儿喝饮料或步行观光异国植物，或从他们高高在上的位置俯瞰街道，却表示为以任何简单的方式被咖啡店与地下室的关系所决定。这是个社会过程——一个集体的创造——从各种意象资源、语言和想象中汲取素养，要理解，我们就不得不拒绝任何简单的决定论概念并且要展开一个备选的研究方式，该方式是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即，“经济基础在最初被决定，而不是最终被决定（the economic base determines in the first not the last instance)”。[2](P157)
在默多克看来，经济基础确实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有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经济基础确实决定着上层建筑及其走向，但通过上述百货商店形象化的比喻，默多克试图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屋顶花园的存在取决于这座建筑物的地下室里运作的机器，但也有赖于一个集体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又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之间有一个间隔，这个间隔中有很多重要的社会元素、文化元素，这就是默多克在资本主义的当下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论述的现实解读。这个解读是有意义的，一方面，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物质第一性、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命题；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新的、富有说服力的解读。
恩格斯晚年指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3] 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对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的批判，它形象地描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深刻地理解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唯物史观的实质。
从纵向上看，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新社会产生和旧社会灭亡的斗争，本来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导致的新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冲突引起的，但却不直接表现为新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而表现为维护某些政治观念和原则的斗争。这样一来，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斗争似乎与社会经济运动毫不相干，“头足倒置”地由一些理论原则引起，是为维护这些理论原则进行的斗争。
由上可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是极为复杂的，反映的结果是倒置影像，形成假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聚光镜”下的“头足倒置”，与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物史观的深刻之处在于，在这种假象面前，它并没有停留在思想动机的历史表层，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而是在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地看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我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不能仅仅从经济基础及其对上层建筑决定作用出发，简单地采用还原的方法去解释一切，否则就会走向唯心史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的实质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欧洲思想界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倾向相反，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史中出现的失误，从理论上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片面夸大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头足倒置”，突出上层建筑领域的不断革命，往往看不到经济基础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近代以后，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掀起，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成功，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上层建筑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更加夸大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忽视经济基础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从而人为地强化了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头足倒置”的假象，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应有的失误和理论上的混乱。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生活的各种反映形式和它们反映的本质关系之间的矛盾，正是造成科学存在的理由。“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4]
由于未能科学地揭示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聚光镜”下“头足倒置”假象的实质，因而人为地夸大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政治革命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只是在非常变革时期才出现，不能把它当作通则无限制地扩大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真理多走一步就必然成为谬误，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不可能使落后的小生产一步登天上升为社会化的大生产，唯一的出路只有从现有生产力水平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否则，只能是欲速则不达，最终陷入唯心史观。
由于未能科学地揭示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聚光镜”下“头足倒置”假象的实质，因而不能科学地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深藏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之中，作为资本主义扬弃者的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必然性呢？
我国理论界流行着形式上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片面夸大旧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认为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建立在自身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然性上，另一种观点则人为夸大中国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作用，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根源。正确的观点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其经济的必然性，然而对这一必然性的理解不能局限在中国国内，必须运用普遍交往的方法，着眼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默多克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解给了我们新的启迪。他启迪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作当代解说，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解读当下问题时，可以“离经”，既可以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个别现成的结论，但决不能“叛道”，既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正是因为默多克掌握了这个基本原则，因此他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做出自己独特的解读时，才善于从纷繁的现代文化视野中寻找问题和答案。如他所说“生成在某些方向推进文化生产的压力——例如，在商业电视广告的情形下，这种压力满足于广告商的需求——同时为大众表达和创新性开放各种新的机会——即，手机能够被用来接收广告，也能接收重大关键事件的照片”。[2](P157) 还有，“不平等地分配促进各种文化行为的基本素材、社会和文化资源”。[2](P164) 这也许就是他善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当下问题的原因所在。
二、从经济结构和所有制关系的层面来剖析大众传媒的内在矛盾
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也是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共通之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理论阵营中，传媒批判理论及其中的传媒政治经济学尤其值得关注。传媒批判理论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学术边缘地位移动到了学术研究的中心，甚至已经开始有人担心，它会被无所不在的资本力量改写为主流秩序的一种文化和声。而且，传媒批判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较为迅速，例如在拉美国家及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近年来在港台地区也颇流行。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及思想解放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需要对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的传媒作更深入地研究，批判学派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传媒批判理论”随之被这些学者提及并加以部分的研究介绍，批判学者们相关的译著相继出版。
传媒批判理论作为在传播学中与主流经验学派相对立的一支，其理论有着自身的传统和自身的逻辑及线索，所涉及领域（“传媒作为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主流学派所界定的范围，这也同时决定了传媒批判理论内在地分化为诸多理论路向，理论内容也显得精深芜杂，不易把握。从传媒批判理论的内部而言，既有各理论派别的独立发展，又有派别之间的相关的交叉联系；各理论派别既分散，又同时汇集于“批判”门下，共同行使着批判的职责。因此，对传媒批判理论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庞然大物，迫使我们进一步去深入到批判理论的内部，并细致地加以分析。
在早期批判理论的发展史上，意识形态理论学派以葛兰西、阿尔都塞为代表，结合整个时代现实以自身独立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以法兰克福学派未能阐明的途径——意识形态的途径思考了整体世界结构及其本身的呈现（再现），为批判学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采用意识形态分析，就是将世界作为意识的价值系统来对待之，表明了意识形态的世界是人们生活于内的世界，意识形态塑造着人们的生活。葛兰西从意识形态角度通过“霸权理论”的提出，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霸权理论”揭示出社会是一个各种权力争霸的系统，权力在其中互相争斗、妥协，资本主义社会霸权的争夺并不是简单地显现为赤裸裸的压迫和反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霸权的争夺之中存在某种协商、谈判和妥协，统治阶级必须腾出一定的空间考虑被统治阶级的意见。社会由此构成了复杂的权力世界，统治阶级除了依靠强力来维持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的领导，来争取被统治者的自发同意和拥护，从而使其统治合法化。因此，这种世界表现在文化霸权的争夺之上，文化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本质的体现，这种文化是包含了、或者说混杂了多种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大众传媒就是置身于这种意识形态世界之中的重要文化霸权阵地。同时，文化霸权的争夺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参与，“有机知识分子”同“普通人”进行价值观念上的接触，从而建立一个智力—道德集团，将统治阶级的意志“社会化”为人们协调一致的精神和道德要素，也即取得“文化霸权”。
这种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深入分析和考察了社会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重点放置在对意识形态、权力系统的考察上，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以及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过于狭隘的阶级视角，实现了思考角度的转折。以大众传媒为例，在现代社会之中，大众传媒作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承载者，霸权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具有独特的地位。首先，霸权理论确立了大众传媒的“争霸”场所及其地位，大众传媒是社会意识形态系统之内进行运作的，不在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内确认大众传媒就不能明了大众传媒的实质，不关注大众传媒领域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内涵；其次，霸权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传媒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必须担负起“有机知识分子”的责任，从性别、代别、种族、民族、宗教等各个角度坚持霸权分析，谨慎分析异常复杂的压迫、反抗、共谋以及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各种权力关系网络，才能进入到大众传媒的世界。这些观点还会启发人们发现许多以前未曾意识到的研究课题，深刻影响到了以后的结构主义一符号学、文化主义、女性研究、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权力（如福科的权力）研究等各个领域，为合理的解释大众传播现象提供了理论范式。
在众多的媒体批判理论中，默多克的传媒政治经济学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技术理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作用展开了发人深思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派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影响，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意在拆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公正、多元化、新闻自由等等。与主流传播学派的功能主义相比，政治经济学派深刻地揭露了主流传播学对现行体制深信不疑的虚幻梦想，力图展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机构的本质内涵；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政治经济学派更为关注大众传媒本身的物质实体性，认为它是社会权力体制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而非简单的看似具独立性的文化（物化）问题，揭示出对大众传媒作文化研究过于脱离现实的弊端。
默多克在讨论如何看待文化的话题时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文化的工业化商业化的历史——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以来，文化成为怎样的一种商业，文化产品怎样成为一种可买卖的商品，另一条线索是象征和言说的，文化在这里成为一张由语言、形象、具体物品和风格交织而成的网，有自己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历史。[2](P60) 默多克和戈尔丁在其著作中吸收了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并且着重从经济结构和所有制关系的层面来剖析大众传媒的内在矛盾。他们指出，大众传媒、大众文化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若干经济和金融集团的手中，集中和垄断的后果是：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成为若干经济和金融集团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和发泄渠道，并自动确保了从属群体对统治阶级的支配的默许，从而得以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意识形态理论、政治经济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对传媒作为文化的强调有所不同，他们对传媒的强调集中在社会权力本质之上。但是可以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和意识形态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共同完成了传媒批判理论的早期旅程。这样，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到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在大众传媒批判的理论史上宣告了早期批判理论一次综合的完成，这种综合是批判理论内在的思辨运动所赋予的。这些学说极大地指引了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走向；大众传播理论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下，与在各种传媒学科的名目下发展起来的一般意义的大众传播实证理论有着绝大的不同。传媒成为广泛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有机组成部分，传播学既保持了独立学科的特殊性，同时它又成为一门公认的日趋成熟的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性学科。因此，在此以后，文化生产、大众日常生活、大众传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广告、电视剧、流行歌曲、新闻报道、电影等成为分析的主要对象，进入到理论的视野之中；国家／媒介、社会／文本、公民／读者观众等范畴相互交织，纷纭交错，成为对社会的本质进行思考的理想途径；批判本身也成为绵绵不息的运动了。但是早期的批判理论多少都持有“工具论”和“目的理性”的观念，在理论的严格性和客观性上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怎样找到理论的根基仍是传媒批判理论面临的重大问题。
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发展，生发于欧洲的有着共同血脉的各种理论、学派和人物都汇集到“批判”的旗帜之下交相呐喊，行使着各自的职责和使命；他们丰富了传播的意义和内蕴，从各个角度扩大甚至改变了传播学的内容和视野，为传媒批判理论成为一门门类俱全、深意迭出的学说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此期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媒政治经济学等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三、重新思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身份和文化权力
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点。作为一个有着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默多克以广阔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西方社会人的地位和尊严问题，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重新思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身份和文化权力问题。“贯穿以后现代性为中心的辩论的最诱人的主题之一就是崇高庄严的叙事艺术及其全部项目的崩溃。这个传奇的最高潮时刻是在1972年圣路易斯的Pruitt-Igoe的公共住房发展灰飞烟灭的时候。广泛认为这次毁坏标志着现代建筑‘死亡’的时刻，生存所需的洗练、简朴的设计让位给了郊区多元的、个性化的风格和拉斯韦加斯的嬉戏和放肆。想象中现代性的巴士底监狱里的囚犯从他们的钳闭中解放出来。一般性屈从于局域性，标准化让步于用户化。身份增值扩散。受抑制者复归。”1985年Jean-Francois Lyotard指出，“本是西方现代性的特点的庄严的叙事方式……恰恰关注特殊文化身份向普遍的公民身份发展时的逾越／超出，现在只有对差异性的无休止的把玩”。[5](P7—17)
默多克在他的《公民权益与代表》中，明确提出了如果人们要变成完全的公民，他们就不得不有权使用确保社会包容和促进参与的物质的和符号的资源。权力不得不受到舆论上的支持。这就要求这个国家放弃它作为最低限要求的守夜人的角色而干预市场资本主义的工作。许多这些初始动机目的在于保护像工人和顾客的公民不受合作权利滥用的影响，并为社会参与确保最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这些领域的安排却远未解决安定下来。权力依然始终不稳定，要么被削弱，要么被颠覆，持久地受到主张更大的“灵活性”的合作公司的竞争。这些活动反过来又遇到抗拒力和反对的呼声，这些呼声来自要求诸如平等机会、积极正面的种族差别待遇和对环境污染或吸烟危害健康负共同责任等领域。
伴随着在公共利益方面控制合作权力的企图，通过公共基金支持公众权益的核心资源发动正面的初始动力来弥补市场上的失败，而公民权益是市场不能或不会提供的。对支持有尊严的社会参与非常必要的物质基础——终生的基本收入、合理的健康保健、安全的家庭和公众空间——变成了福利体系的事业。这是确保社会包容的实践策略，基于在一个好的社会中，不能存在、禁止存在被剥夺和被排斥的下层阶级的假设和那些迄今和解的人必须完全变成这个更大的社会团体的一部分。
默多克也意识到，除了为参与共享确保基本的物质条件，完全的公民权益也要求有权使用相关的符号资源以及高效使用这些资源的能力。确保完全的文化权力的努力以一系列公众机构的发展为中心——教育系统、博物馆和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公营广播体系，税外支付并对所有人平等开放。最少量工资、健康和安全性，节假日和病假权利，还有工会权益等都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了文化权的概念，他认为，所谓公民的文化权必须具有四方面的内容：
1.对信息的权力 公民有权使用尽可能广泛的相关信息，关于建构他们选择范围的情况，关于行动、动机和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动者的策略，特别是那些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力的。这些将包括国家机构、政府、公司、反对党和社会运动，还有跨国机构和组织。
2.对经验的权力 公民们拥有使用个人和社会经验的表示法的最大可能多样性的权力。虽然电视里信息主要是保持真实节目新闻、时事和纪录片——经验的探索却一直主要通过小说来完成。正如John Mepham所主张的，共享的故事是培育完整公民权益的能量及互惠性的基本资源，它们提供：
人们在努力回答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冒出来的问题时能够求助的一种质询形式。对我而言，什么是可能的？我能成为什么？我的生活能由什么组成？我怎能生成这些事情？成为其他人会怎样？成为特别的其他人会怎样？如何让人们能够那样地存在？我们不得不作无休止的努力去回答像这样的问题以致我们能够……在想象上形成选择，而且对其他人作出反应……这些问题和这些能量及技巧是拥有自我感觉、身份以及在一个社会关系体系里公平对待他人的基础。[5](P7—17)
3.对知识的权力 有权使用信息和经验提供对世界的“丰富描述”，基于移情作用的“情感结构”和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的能力，但是它不提供解释。它并不揭示特殊的重大事件和生活是如何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惯性和改变的过程的塑造的，也不揭示传记是如何在历史中定位的。联系特殊和一般，微观和宏观，要求有权使用阐释框架，指向链接、模式和过程，并建议解释。他们把信息和经验转换成知识。通过解释形成现在的各种力量和追溯它与过去的联系，他们展开了明确叙述改变策略的各种方式。
同时，后现代主义者坚持当代知识领域比以前更加的支离破碎和充满竞争，这是对的。知识不再是一份由专家们仔细包装的礼物，它是持久的地位竞争的支柱。因此，当代情形下的文化权力必须确保有权进入这场竞争中关键的辩论和争论，但是用什么途径呢？
4.对参与的权力 传统上，公营广播构建其观众为听众而不是演讲者，是观众而不是凭空想象的人。然而，过去的15年左右，这些不对称的关系日益受到观众的挑战，观众们要求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声音表达期望，用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描绘与他们相关的事物。这些要求参与和共享制造公众意义的主张唤起表达的各种困难问题。[5](P7—17)
那么，如何去保障公民的这些基本的文化权力呢？他又提出：
（1）必须提供一个相对开放的代表竞技场。这要求强有力地阻止两大散漫权力中心——国家和政府以及社团界的不正当影响和共同选择权。限制所有形式商业演讲的入侵——从现场广告到公关宣传广告和合作赞助——在日益被促销宣传霸占的文化系统中甚至获得更大的重要性。
（2）必须摧毁大众和少数人、主流和边缘之间公认的区别，并且发展各种形式的代表、参与及安排促进尽可能广泛的身份和地位之间的遭遇与辩论的时间进度。必须不断地利用由特殊的社会群体和运动发展的倡导领域，把“对话的、竞争的声音”带入共同领域的中心。
（3）必须平衡信息和经验的多样性与促进公民有权使用知识框架的权力，以及公民有权使用可接受评估和挑战的原则的权力。
（4）必须确保它的全方位服务依然同等对待全体人员。必须捍卫它们作为公共货物的地位，抗拒把它们转化为商品。[5](p17)
他认为如果在私有化时代有任何机会继续进行未竟的公民权益事业，我们就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强劲地捍卫公共通讯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些设想显然是符合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的。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默多克始终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公民的权益（包括文化权益）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默多克也意识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公民的权益是从简单到复杂的。
我们能够定义基本的公民权益为完全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保持尊严，无所畏惧，且有助于塑形它在将来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然而，为了支撑这个理想，什么具体权力需要得到保障的定义还未能保持静态。权力渐次扩展到社会行为的新领域，也延伸到新的社会群组（诸如儿童），使得权力坚固充实而不是有名无实。所要求的资源的性质和配置一直是持久辩论的问题，拥有伴随权力的社会责任的各种形式。因此，公民权益的概念从相对简单变得日益复杂。[5](P17—18)
默多克指出，初看之下，与公民社会相关的权力显得争议较少。当然一般都认可在民主政治中，公民们的权力必须包括意识和信念的自由、联合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但是存在许多困难。表达的自由涉及听众和演讲者双方的权力。当代各种文化中身份的增殖构成许多特殊的问题。人人都应享有“归属一个身份并有助于其定义的自由”以及“为了创建新的意义从归属中撤出的”自由之论点对于当代政治日益以身份政治为中心的思想非常关键——在归属、忠诚和团结的形式上的斗争。反过来，这“要求使得个体和社会群体受到认可的条件，他们要求认可他们的现实状态或希望成为的状态”。但是要是受压制者实施他们自己的各种压制形式会怎样？在公众语篇重大竞技场上“自由”演讲的限度是什么？
对这种两难处境，一个诱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把差异分配进特别划分界线“少数民族”节目或连续的频道，避免面对面遭遇——从向每一个人传送的广播转成向自我定义群体服务的“窄带广播”。但是这立即挑起另一个问题，造成不可能创建一个把对差异的尊重和发展行得通的当代概念“公众利益”的义务结合起来的共享的文化空间。达成这点要求认可团结和分离、重新协商集体性和差异性。它取决于把多种多样的经验、身份和地位集合到同一个象征性的竞技场，探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平衡认知，尊重与共有文化的复兴对抗的特殊身份。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主张的，在当今的支离破碎的状况下，我们“创建……足够的共享文化，意味着我们能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不用自相残杀”比以往更必要。[5](P7—17)
作为研究媒体的权威，默多克也指出了：
许多电视行业的人争辩道他们正帮助创建一个日常基础的“共享文化”。他们的确如此，但那是一个越来越以消费人物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在市场上能够购买身份和成就的概念以及好生活是通过完全沉浸于商品世界的概念，后现代性的新洗礼。这个发展以两种方式破坏了公民权益。首先，它在社会和政治参与上给予个人特权，而且强调电视观众为购买者而不是贯穿道德团体的成员。第二，通过把社会差异和选择与风格的多样化等同起来，它否定了任何试图达成建立在十分复杂的差异协商上的“公共利益”的概念。[5](P7—17)
默多克的深刻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及其产品对人的控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同时，默多克的论述也揭示了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动态性。仅仅实现肉体的解放还不是人的解放的最终目的，精神的解放，思想文化的解放才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西方众多的左派理论家不同，默多克更关注社会民众的文化权力，更关注社会民生，因此他的研究视野也就比一般的西方理论家更宽广，他不屑于既定的学术体制和学术规范，反对人为地设置学术壁垒，反对过细的学术分科，因此他和英国同时代的其他左派理论家又有不同之处，这一点，只要我们稍作比较就可明了。
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尼古拉斯·噶厄姆（Nicholas Garnham）和默多克同样活跃在当今英国的学术界，他们曾经在伦敦中央工艺学院（后来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工作。噶厄姆曾在剑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进入BBC毕业实习，继而制作纪录片，有些是关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这个当时著名的激进文学家和文化评论家的生活和思想。Williams写了一些关于电视方面的文章，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为重大的国家报纸作电视评论家。那时噶厄姆自己的兴趣主要是电影，但他在BBC的工作引导他对文化是如何组织生产的感兴趣，并且捍卫公共广播思想。这转而引导他开始写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詹姆斯·卡伦曾在大学里学习历史，通过为左翼报纸写作他对新闻界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兴趣。他撰写了英格兰激进报纸发展史，并开始调查当代报纸的商业动态如何在英国行销——特别是它对广告收入的金融依赖——边缘化和压制激进的思想和分析。他们两人都对批评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研究都专注在传播体系的结构组织及其潜在逻辑上。双方既没有对结构动态如何组织具体的语篇和公众可用的表达方式进行深入持续的研究，也没有对观众如何使用这些象征性的材料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探讨。在这一点上，作为他们同时代的学者，默多克却走得比他们远，比他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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