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媒介的基本理论
（一）耶鲁心理学派证明人性自私（selfish）。过去2000多年，人类性善性恶的理论，迄今未分高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耶鲁大学心理所由霍夫兰博士（Dr. Carl Hovland）领导的团队，以系统科学观察实验的方法，研究自婴儿诞生到6岁的儿童，发现都是先顾自己，后及他人，证明人性是自私的（Carl I. Hovland，1960）。这项发现是20世纪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也是建立一切社会制度需要制衡的理论基础。
（二）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意见。1789年边沁着的《道德与立法之基本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其亦认为“人各自利，判断问题，均以自利为准”。
（三）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的主张。1734年孟德斯鸠着的《法意》（The Spirit of Law）一书，发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主张权力应该制衡。
（四）政治哲学家艾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易于腐败，绝对权力就会绝对腐败（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这项学说，已成铁律（Iron Law），勿庸置疑。
（五）密尔顿（John Milton）与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见解。密尔顿认为真理必须在充分讨论后才能产生（Truth comes after full discussion）。穆勒于1859年出版著名的《自由论》（On Liberty），他说无人可以独占真理，亦无智慧判断何为真理？何谓谬论？他列举苏格拉底与耶稣，当时统治者都认为他们的言论为谬论而被处死，但后人尊苏格拉底为圣人，崇耶稣如同上帝。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发明地动学说，险以谬论被处死，但现在谁能否认地动学说的真理呢？
（六）霍根（William E. Hocking）的发现。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不同，其为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1946年出版《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一书，他说言论自由，为人民之基本权利，应受宪法的保障，而新闻自由是掌握新闻媒介所有人的自由，它是一种特权，是道德权利，负有道德义务，它必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服务民主政治，保障人权，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健康娱乐，与维护世界和平，然后才能享受自由。这是现代社会责任论（Theory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起源。
（七）自由主义媒介商业化后媒介本质的改变。初期新闻自由的理论，多属言论自由的范畴，应受保障。19世纪政党与独立报业时期，均为文人办报，他们为知识分子，素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将报业视为文化事业，并自视为贵族、僧侣与平民以外的第四阶级（Fourth Estate），为国家政治的重要一环。如伦敦泰晤士报的邦斯（Thomas Barnes）、狄兰（John Delane），每日邮报的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纽约时报的雷蒙（Henry Raymond）等，均为文人与伟大的报人，绝非商人，他们对民主政治、人权保障、社会发展均有卓越的贡献，就是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亦绝不准商业行为进入编辑部，他们办报绝不以赚钱为目的。
（八）商营报业大王汤姆森（Lord Roy Thomson）的自白。1930年后，英、美报业几乎完全成为商业，其中可以汤姆森为代表。1961年他的王国计有197家日报、18家电视公司、70多家广播公司，100多家杂志，另外还有许多房地产、保险公司、银行与旅游观光事业，遍及全球。当时他在伦敦BBC全国电视网的访问中，坦白说明他的报业哲学，与他经营报纸的目的，他说：
我想任何性质的独占都对公众不利，但我喜欢独占。我喜欢独占的原因，系我正以独占的方式经营报纸。报纸独占以后，利润优厚、赚钱极为容易。……我需要钱去买更多的报纸，我需要更多的报纸又赚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报纸……。因为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主要就是看你赚钱的多少……。（Bryce W. Rucker：1968：27）
这次访问的内容，他在东京的NHK与在纽约的CBS的全国电视网的访问中，又各重复了一次。这是目前商业媒介的真实写照，也是最坦白的证词。但这种作法，我们有何感想？！
（九）汤姆森1976年去世，继起的是澳洲新报业大王默多克（Ruport Murdock）。他王国的媒介与财富遍及全球，远非汤姆森所能比。他经营媒介的新哲学是只看会计报表，不看媒介内容。用人的标准是，赚钱的留任，赔钱的走路。他在英国买下了最着声誉的泰晤士报（The Times），与销数最大的太阳报（The Sun），以及销数最大的星期报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在美国他收买了纽约邮报（N.Y. Post）、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现在正洽商收买纽约时报（N.Y. Times）。在香港亦早买下最有影响力的英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其它媒介不再叙述。
汤姆森与默多克，是商业媒介的代表，老板崇拜的偶像、学习的典范，他们的表现，是当前社会的严肃问题。
二、世界媒介失败的症结
世界各国传播制度不同，媒介以数万计，何以实际表现均不理想，而纷纷要求改革，其症结何在？综结来说，都是由于人性的自私、人各自利、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缺少制衡，没有批评，形成报团，独占真理，以及过分商业化所造成。现在先从传播制度说起。
（一）传播制度的缺失。1956年，伊利诺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希伯特（Fred. Seibert）与施拉姆（Wilbur Schamm）、皮特逊（Theodore Peterson）合着《四种报业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其认为20世纪前，世界仅有“极权”与“自由”两种报业制度。极权报业主张人性本恶，报业应为政府所有，由政府与信任的个人发行。其目的在倡导政令，教育人民，独占真理与巩固政权。因为这种制度，违反人性，愚民政策，由于时代进步，而逐渐随极权政治的没落，而为文明社会所唾弃。
19世纪的政党与独立报业，系文人办报，他们创造了历史，塑造了伟大报人的典型，成为自由报业的黄金时代。
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建立共产报业制度，主张报业完全由党经营，一城一报，负责政令倡导、教育人民、新闻检查、统一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制度，比极权制度更为严格，施拉姆称其为新极权制度。这种制度由于苏联的瓦解，《真理报》、《消息报》与塔斯社的消失，可说是失败的证明。
中国传播制度，最初仿效苏联，但由于苏联的失败，以及近年经济政革的成功，而传播制度亦正在改革中。2002年4月20日，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赵启正主任，以贵宾身份发表演讲，其认为中国传媒缺少公信力，证明中国传媒仍有缺失。
1895年，报业大王赫斯特（William R. Hearst），创办纽约新闻报（N.Y. Journal），与普立兹的世界报（N.Y. World），展开“黄色新闻”的激烈竞争，这是商营报业的兴起，结果造成两大历史悲剧，美西战争与麦金莱总统（William McKingley）的被刺而死。以后美国报业急剧合并，形成报团独占，至二次大战后，英、美报业已彻底商业化。
（二）商业媒介击败自由媒介的策略
1.全力争取受众，增加报纸销数，提高电视收视率，扩大广告收入，藉以达成商业媒介丰厚营利之目标。
2.商业媒介报导新闻之价值标准，是“战争、政变、色情、暴力、与天灾人祸”。仅报导社会的反面新闻，不报导正面新闻，这是“黄色新闻”的宝库，也是争取广大受众的最大法宝。
3.利用“劣币驱逐良币”法则（Gresham’s Law）击败自由媒介。因为任何社会，其人口如以文化水平区分，圴可分为3个阶级，其比例如下：高等阶级为10%；中产阶级为20%；劳动阶级为70%。
因商业媒介争取受众，扩大广告收入，主要系对70%的劳动与低层群众服务。这个阶层，人数众多，生活单调，他们喜欢刺激性的大众化娱乐新闻与“黄色新闻”。同时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必须达到25%以上，才有广告支持，收视率没有25%，节目再好也要下档。因劳动与低层人数占70%，再烂的节目，其收视率也会很容易达到25%。而高等与中产阶级的人口，合计才有30%，他们有各别的专业、研究、社交与其它娱乐，看电视的时间最少，所以任何高级电视节目，收视率都很难达到25%而下档。这是大众化报纸击败高级报纸，低级电视节目淘汰高级节目的主要原因。“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在媒介竞争中已成铁律，已是不争的事实。
4.商业媒介以合并、报团独占获取暴利。前面报业大王汤姆森与默多克都曾坦白说过：“近年任何独占都对公众不利，但我喜欢独占，因为赚钱最为容易，而且易获厚利。”各国报业近年由于激烈竞争，迅速合并，报团独占，已达惊人之程度，据本人统计，英国有4大报团，美国有10大报团，日本有5大报团，报团所辖报纸有数十家至近200多家，总销数约占全国总销数60-90%以上。例如美国，约有7000多个城市，仅有1500个城市有日报，平均约每5个城市才有一家日报。但这1500多个城市，仅有9个城市有两家日报以上，其它均为一城一报。如一个报团辖100家报纸，即约有500多个城市看一家日报。如此成了一家之言，消灭了意见的自由市场（Free Market Place of Ideas），违反了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而且这些报纸内容低级贫乏，成本很低，因系独占，却利润优厚。
本人曾参观美国一家地方报纸，每天约有60-80个版，广告约占60%，但员工仅有30多人，而且多是高中程度。他们没有主笔，仅有几位编辑与两位记者，他们的新闻、社论、特稿、漫画与部份广告，都由报团特约的新闻社、特稿社、漫画社与社论供应社，以电传系统供应，已经排版，不需校对，而且这些数据、报团会员报都可采用，所以成本很低，利润都在30%以上。
英国有71个城市有日报，仅伦敦与葛拉斯高两个城市有两家日报以上，其它都是一城一报，绝大多数均属报团，日本亦同。在这种情形下，新闻自由失去意义，报业陷入危机，社会乃不断要求改革。
三、相关对策之论说
媒介的社会责任论认为人类并非绝对的理性动物，充分的自由竞争，并不一定能实现真理（Truth）。所以报业必须积极的先从担负社会责任做起，即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服务民主政治，保障人权，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健康娱乐，与维护世界和平，然后才能保障它的“生存”与“自由”！（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1947）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强调：“如果报纸拒绝担负责任，则政府及社会大众可制订法律强迫其担负责任，并政府可自己发行报纸。”
社会责任论具有健全的哲学基础，其认人性是“自私”的，需要制度的制衡；个人为独立实体，有自由意志；并认为“真理愈辩愈明”。但它一一指出自由报业的弊端，亦为无可争论的事实。但令人怀疑的是它的方法，即政府如何强迫报纸担负责任？并政府如何发行报纸而不产生极权报业的缺失？
英国威廉斯教授（Francis Williams）为牛津大学董事长，民主社会党主席与伦敦卫报（the Guardian）主笔，认为在民主国家中，不仅政府应该实行民主，而支持民治政府的新闻媒介，经营亦应彻底民主化。1974年2月，威廉斯教授应邀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播研究中心，主讲民主传播制度（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System）。其认民主国家不仅政府应民有、民治、民享，而支持政府之大众媒介，亦应民有、民治、民享（A Democratic society,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mass media, should b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Francis Williams，1974）
1972年5月，本人出版专着《比较新闻学》，建议我国应建立民主传播制度，该书获“教育部”学术奖金，立论与威廉斯教授完全相同，可谓不谋而合。（李瞻，1972：280-283）1974年4月，本人以访问学者身分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该院老友贝克院长（Richard T. Baker），特邀威廉斯教授至哥大讲学，并介绍与本人见面，三人餐叙，相谈甚欢，预祝民主传播制度早日实现。当时并邀请威廉斯教授来台湾政大讲学，威廉斯教授随即应允，后因英国大选，未能成行，深感遗憾。（李瞻，2005：230-232）
四、媒介创新之途径
至于新闻媒介如何民主化？威廉斯教授认为英国BBC与德国ARD以及所有公共广播电视媒介都已彻底民主化。报纸与电视不同，其应多元化，实行民主化之途径如下：（1）确认报业之基本性质为教育文化事业，并非商业；（2）报业应由政党与人民公益团体发行，不得以商业方式经营；（3）报业应以报导新闻与发表意见为宗旨，不得以色情与暴力新 闻做为营利之工具；（4）报业须多元化，防止一城一报与报业独占；（5）全国重要城市应设立国家印刷厂，以公平、快速之方式代印全国所有报纸；藉以大量减少报业成本，以维护报业多元化。按目前各国报纸大量停刊，主要因为报纸印刷与固定资本太高（约占85%）；（6）报纸之总编辑与记者为报纸之灵魂，应有一定资格；（7）报业应设新闻评议会与报业法庭，报业之新闻、言论与广告应受评议会之监督；（8）为保障国家利益，积极发挥报业之正功能，报业可仿照英国BBC由全民菁英代表组成之董事会，发行高级“公共报纸”（Public newspaper），这种报纸就像社会大学一样，完全服务全民，不与其它报纸竞争，其收入亦靠发行、广告，如果入不敷出，则由国库补助。
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均认报业是个严肃问题，应予改革，但因政治制度与新闻自由问题，许多改革建议均未成功。上述8项建议，并非新观念，而是近代各国改革报业新观念的总结。
五、结语
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媒介的实际表现都难令人满意；尤其色情、暴力的新闻报导，对社会风气、教育文化与社会犯罪，都有明显而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国会、学术团体以及著名作家，都纷纷提出改革报业的建议，但由于新闻自由的敏感性，以及报业由资本家所控制，因既得利益的垄断，致报业的改革迄未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届三十年，在经济方面已获得辉煌的成就。但报业的改革仍面临分歧的十字路口，所幸中国报业绝大部份系由党与政府所经营，没有资本家既得利益的干扰，可排除过度的商业化，并且完全依照近代报业改革的新观念，建立报业的公信力以及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报业制度”，彻底根绝色情、暴力与犯罪新闻，完全服务公益，如此必可解除当前报业的困境，而成为世界报业制度的典范。
[参考文献]
[1]Carl I. Hovland（1960）. Attitude Organization and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Bryce W. Rucker（1968）. The first Freedom. Carbondale: SIU Press.
[3]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1947）.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Francis Williams（1974）. Lecture On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System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pril, 1974.
[5]李瞻（1972）.比较新闻学.台北：三民书局.[Li Zhan（1972）.Comparative Journalism. Taipei: San Min Book Co., Ltd.]
[6]李瞻（2005）.大时代见证.台北：三民书局.[Li Zhan（2005）.The Witness of a Great Era. Taipei: San Min Book Co., Ltd.]
[7]李瞻（2008）.报业与政治制度关联性问题论纲.中国传媒报告,（3）.[Li Zhan（2008）.Key Points on the Relation of Press and Political Systems from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China Media Repo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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