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是中国首要政治课题和知识课题。鉴于超大的时空跨度和人口规模，中华民族的自主独立、自我认同、自强复兴，注定是无国际惯例可循、不能靠知识进口破解的“本土命题”，是需由国人亲自解答、无法指望老外代劳的“本己命题”。为此，只有政治经济主权是不够的，还须掌握用“本己逻辑”破解“本己命题”的知识主权，建构“知识主体性”。否则，无论知识原装进口，还是“西方逻辑+中国论据”式知识拼接组装，一味仰仗西方的世界图式、知识逻辑来破解中国难题，都是自废知识主权的缘木求鱼之举，极易陷民族复兴于半途而废!
随着全球一体化，身份和价值认同竞争日趋白热化，光有政治经济主权而无知识主权，至多只能确保民族独立，但却连民族认同也难解决，枉论民族复兴了。中国置身“后发展境遇”，其谋求独立、认同、复兴之路，迥异于极尽“抢占先机、转嫁危机”能事的欧美国家。故凡有战略眼光的中国“战略知识分子”，都不应是人云亦云的“知识进口商”或“知识追星族”，而应是“知识主权的建构者”。
遗憾的是，虽然国人对西方政客主导的政经模式很警惕，始终不忘捍卫政治经济主权，但对西方学者主导的以“神—人—物三元结构”的世界图式、思维模式、学术范式、知识逻辑、话语结构却痴迷至今，几无知识主权与知识优势可言。无论现代自然科学，还是现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皆由西方学者亲手建构，皆植根西方知识传统并服务于西方现代殖民。但这些西方科学却被刻意夸耀为理性、客观、科学的“普世知识”。也就是说，中外学者的学术见解虽有差异，但其观世界之“世界观”(世界图式)却大同小异。说白了，他们用的都是西洋镜，所见世界与中国都是“西洋镜里的世界与中国”，并都错将“镜相”当 “真相”。故中国学者虽多有“知识点”创新，但多属“西方范畴+中国质料、西方逻辑+中国论据”式嫁接组装，而极少知识主权的原创，故虽已超越“知识原装进口商”范畴，但仍属于“知识组装加工商”。
无疑，“肉眼之镜”可感知的世界很小，人文世界扩张只能借助“知识之镜”。但西洋镜既非唯一也非最佳“知识之境”，与各有长短的东洋、北洋、南洋镜一样，西洋镜里的世界也只是“镜相”!以作为病理学的“东方学”或“中国学”为例，西洋镜既照见了“强健西方”，又照见了“病态东方”，如此制造“西方大夫/东方病夫”对立，难道不是典型的哈哈镜吗?“知识之镜”本该是流变、多元、互补的，而非僵死、独裁、专断的，一旦中国人都迷信西洋镜，就只能看到西洋镜里的世界和中国，而永远看不清真实的世界与中国!
大千世界纷繁芜杂，无“世界观”就无法把握。故“世界观”的本质，不在于细密的知识点，而是作为“知识之镜”的世界图式及其背后的世界权力秩序。所以，但凡谋求世界霸权者，必先设法统一“世界观”，因此可以说打造“世界观”的知识主权，乃是主权中的主权。西方建立全球政治、经济、知识霸权的过程，也是砸碎东洋镜并以西洋镜取而代之的过程。无论是与昔日坚船利炮相比，还是与今日飞机核弹相比，“西洋镜”才是西方殖民大业中最具威力的武器!
因此，“知识主权”既非无事生非之说，也非无足轻重之权，它不是创造知识的主权，而是打造“知识之镜”的主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砸碎西洋镜，也不意味着要重修孔孟牌东洋镜，更不意味着要砸碎一切知识之镜。既然人注定要通过“镜相”切近“真相”，那么，克服“肉眼之镜/知识之镜、东洋镜/西洋镜、镜相/真相”等反差的正道，乃是在对所有镜子保留警醒之余，融合众镜之长而适时磨制新镜，从而在镜子和镜相的多元化中切近生存真相!
以现代主权论为例，它从中古的上帝主权论演变为近代的君主主权论，再变为现代的国家主权论、人民主权论直至当代“人权高于主权论”，它们既是主权斗争的产物，也是主权论争的结晶。可见，各方实际主权的强弱，与其知识建构力成正比。欧美构建并主导了主权论，故主权论也不过是西洋镜。弱国之为弱国，既在于政治经济实力之弱，也在于知识建构力之弱，乃至中了强国理论圈套而不知。因此中国与其将西式“主权论”当作救命稻草，毋宁去积极建构新的主权论，与其亦步亦趋照搬西方知识逻辑，不如强化自身知识主权以争夺国际论述制高点。
总之，作为关乎身家性命的本己命题，“中华民族如何自我认同与自强复兴”，我们不应诉诸乞灵先祖的知识原教旨主义，更不应诉诸乞灵老外的知识殖民主义，而应诉诸切近本己生存的知识融合主义。身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既要做忠实的守法者，更要做勇敢的立法者，其真正的责任与出路，不是忠实履行西方强加的“责任”，而是强化知识主权、重新定义国际责任。否则，头戴“中国责任论”紧箍咒，脚戴“中国威胁论”锁链，亦步亦趋随西方起舞，其前途之黯淡不言而喻。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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