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翁(Walter J.Ong，1912-2003)是20世纪一位颇为重要的媒介思想家。身为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他致力于研究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及电子文化的变迁如何影响文化、改变人类意识。沃尔特·翁关于文字媒介的研究重点是，文字媒介如何重构了人的意识。他在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主题是技术的内化。
沃尔特·翁对文字媒介的影响评价颇高。他认为，文字媒介“改变人类意识的力量胜过了其他一切发明”[1]。对于“文字人”或“印刷人”而言，他们的思维过程或直接或间接地由文字这种技术力量构建而成。沃尔特·翁坚信，假如没有文字，他们的头脑不可能具备如今这样的思维能力。
在沃尔特·翁看来，由于书面话语业已脱离了原来的作者，因此，文字确立了独立话语的新世界。他进而提出，“文字已有几分预言的性质，印刷技术有过之而无不及。……书本像预言。”[2]沃尔特·翁何出此言？因为书本能够传递某个源头所发出的话语，而这个源头便是写书的人或真正“说话”的人；无论你如何起劲地反驳某一本书，那本书还是一如既往地“说”着它那一套完全相同的话。
沃尔特·翁从人际交流的角度考察了文字与真正的说话或曰言语的区别：“一般而言，真正的说话与思考存在于真实的人和人之间，存在于你来我往的交流之中；与此相反，文字却是被动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语境，而存在于非真实、非自然的世界里。甚至，电脑的情况亦是如此。”[3]
沃尔特·翁敏锐地注意到了文字媒介(甚至还有印刷媒介)所固有的一系列“悖论”。他在提醒人们对这些悖论加以警觉的同时，自己也展开了探寻，并提出了独特的洞见。譬如，反对文字的人(如柏拉图)或反对印刷术的人(如印刷术发明之初的许多人)，却不得不借助最发达的媒介技术，将自己的批评意见诉诸文字。对此，沃尔特·翁的观点非常尖锐：“新技术不只被用来传达批评，实际上它还使批评的存在成为可能。……柏拉图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心灵里的无意识力量，他的理念是识字人对迟迟不愿退场的口语世界作出的反应。”[4]再如，沃尔特·翁认为，文字媒介最令人吃惊的悖论之一便是它与死亡的关联。他曾援引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代表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的诗句“凋谢的黄花/夹在书页里”，来说明如下的悖论：曾经鲜活的花儿，被夹在书页里压死了，这象征着语言文本在心灵里的死亡；“文本死了，脱离了鲜活的人生世界，只留下僵死的视觉形象，但是，恰是这样的僵死确保了它复活的潜力以及它的永恒：在无数个活生生的读者呼唤之下，它又可以复活为无限生动的语境”[5]。透过上述语句，我们能够感受到沃尔特·翁那种充满感伤与希冀的复杂情怀，还能观照到文字媒介与技术、意识、心灵、文学等要素之间相互缠绕与交织的状态。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媒介技术或曰传播技术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媒介技术或许能够把芸芸众生的文化与意识、内在性与外在性在某种程度上融合起来。媒介环境学认为，“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凡是人类加工的一切、凡是经过人为干预的一切，都是技术、环境、媒介和文化。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一切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在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媒介理论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眼里，“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的外化和延伸”[7]。概而言之，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也就是说，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媒介、技术、环境、文化基本上是等值词。沃尔特·翁作为麦克卢汉的嫡传弟子当中成就最高的一位，对此是颇为认同的。在沃尔特·翁看来，技术就是人为之物；一切人为之物或曰一切技术都不仅仅是外在的辅助工具，而且是人的意识的内部转化。他还高度评价了技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积极作用：“技术的使用可以充实人的心灵，鼓舞人的精神，强化人的内心生活。”[8]基于上述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将文字技术与文字媒介视为等值词，亦可将印刷术与印刷媒介看作等值词。
一、文字媒介如何重构人的意识？
文字是媒介，这毫无争议；文字是技术吗？在这个问题上，沃尔特·翁一改他在口语与技术关系问题上的模糊立场或曰暧昧态度，而是明确地表示：“为了弄明白文字为何物，并把握文字与它的过去即口语的关系，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个事实：文字是技术。”[9]并且，他从技术的角度界定了“文字”概念：“严格意义上的文字是一种技术，它塑造了现代人的智能活动，给智能活动提供动力。”[10]
沃尔特·翁的“文字”概念的合理性及其价值何在？其一，他将文字定位于一种“技术”，这体现出他具有一种比较自觉的“技术意识”，能够主动地将“技术”作为媒介研究的重要维度，并得出独特的见解。也就是说，上述定义给“文字”涂上了一层相当明显的“技术”色彩。进一步说，这个层面的价值凸显了他和一众媒介环境学者在媒介研究中所共有的“技术”立场及认识框架。其二，他将文字这种技术的作用和功能与人的智能活动紧密联结起来，点明了文字技术对人的意识活动的“塑造”功能和“动力支持”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技术提供动力，媒介塑造意识。文字媒介甚或是其后的更多媒介，塑造着人的意识；就连当下的网络媒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其三，沃尔特·翁对待文字媒介或曰文字技术究竟持有怎样的评判立场？这种立场是积极的、中性的抑或是消极的？透过上述定义及相关分析，我们管窥蠡测，沃尔特·翁对于文字技术的评判，是肯定与否定共存、中性立场稍偏于积极倾向的。在这个意义上，沃尔特·翁坚定地认为，文字技术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人类技术发明中最重大的发明。
那么，为何有人会对上述问题颇为犹疑或纠结？早在1963年，著名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就给出了解释：文字已经被人内化并扎根于头脑之中，成为人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一些人难以把文字像印刷术和电脑媒介一样视为技术。在沃尔特·翁看来，文字符合“技术”的衡量标准：文字的书写离不开辅助的工具与设施(如各种笔)，还需要相关的书写材料(如竹片、木片、帛、皮革、纸张、墨水等)；与印刷术、电脑技术相比，文字是更为彻底的技术，因为它开启了一种技术，后来的印刷术和电脑无非是继承了这种技术而已。简言之，沃尔特·翁眼中的文字，完全是人为的东西。
在早期有文字的社会里，尽管具备文化素养的人相当有限，但是文字的存在还是对人类的文化以及意识的变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持这种看法的媒介环境学者除了沃尔特翁以外，还有哈罗德·伊尼斯、埃里克·哈弗洛克、杰克·谷迪等人。沃尔特·翁还简洁地概括道，文字在本质上是“(个人)提高自我意识的活动”[11]。人类言语(口语)行为的本质是交流；而读书写字行为经常是某人独自进行的，因而可以说它是一种孤独的行为。也就是说，言语行为和阅读行为塑造了不同的主体意识。
我们不妨进一步比较一下作为媒介的口语词与书面语词或曰文字在这个方面的区别。口语词是由真实的血肉之躯所说出来的话，而说话的语境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所说的口语词本身。正如奥尔森(Olson)所言，口语主要把意义托付给语境，而文字则把意义聚焦于语言本身[12]。口语词不可能出现在只有语词的环境里。反观书面文本里的语词，却是孤零零的，甚至书写者在写作时亦是孤零零的。沃尔特·翁对此评价道：写作是一种唯我主义的实施过程；在写作过程中，“文字造成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促成了各种虚构的脱离语境的作者和读者”[13]。换言之，既然处于这种唯我主义、孤零零的状态之中，那么，“作者的对象总是虚构的”[14]：作者需要设计一个角色，便于让缺席的甚或是未知的读者去扮演。其实，不仅是作者需要展开虚构活动，读者也需要展开虚构活动，去想象自己置身的情景。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文字媒介对人的意识加以重构的过程。
文学传播、新闻传播过程中都存在着这种重构。在文学传播领域，“作者虚构读者的方式是文学史隐蔽的一面，可见的一面是文体的历史，也是怎样塑造人物、设置情节的历史”[15]。“隐蔽的一面”并不等于不存在，只是不易被察觉而已。
在新闻传播领域——譬如在新闻业务中的新闻写作环节，新闻稿的作者在进行写作时所面对的读者是未知的、不确定的，作者只能根据自己的职业经验(如将要写作的新闻稿可能会关涉哪些阶层、性别、年龄段的受众)而先在脑中想象这篇新闻稿子的目标读者，然后再依据自己所“虚构”的目标读者的特征以及新闻事件的性质去展开具体的写作活动。显然，在其新闻写作活动中，文字媒介以不可忽视的力量重构着新闻作者的意识。进一步说，文字媒介不仅重构着新闻作者的意识，也重构着新闻读者的意识：新闻的读者需要进行思考甚或是想象，从新闻稿的字里行间努力“还原”新闻事件本身的样貌、背景及其深层意蕴。
文字媒介有助于人们形成精确的感觉和精致的思想，而且，实际上这种精确的感觉和习惯还能反馈给口头表达。文字书写和印刷在改变人的意识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词典的问世与逐渐普及颇为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在文字媒介发展历程的初期，只是有一些小词汇单而已，在印刷技术相当普及之前，以概括和描绘巨量语汇为任务的词典是无法问世的。原因很简单：如若用手抄的办法大规模地复制巨量语汇的副本，显然是不太现实的。有鉴于此，沃尔特·翁幽默地说：“这样的词典和口语文化世界的距离，恐怕要用光年来计算。”[16]
文字还是一种抹掉时间差别的技术。沃尔特·翁认为，文字给心灵施压，防止其表达陷入冗余——即重复——的语言模式[17]。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受文字浸染的人，可能会对原生性口语的冗余风格(或曰冗余特征)产生拒斥的心理。沃尔特·翁还强调了文字媒介对人的思维的影响：“文字把语词诉诸可见表达之后，语言的表达力倍增，潜力难以限量，文字重构了思维。”[18]
二、印刷术对人类意识产生的微妙影响
沃尔特·翁关注了印刷术的种种影响。比如，他曾考察了印刷术对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观念和自由主义哲学兴起的影响，认为印刷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印刷术是个人隐私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人隐私感又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和手稿文化里常见的书本相比，印制的书本更加小巧、携带方便，这就为安静角落里独自的阅读搭建了舞台，并最终为完全静默的阅读做好了准备。在手稿文化(书面文化)和初期的印刷文化里，读书往往是一种社会活动，一个人朗读，一群人听……
印刷术把语词变成商品。过去集体交流的口语世界分裂成为个人声称的财产。印刷术对人类意识向更多个人主义的漂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印刷术使语词摆脱了声音的世界，使语词受制于视觉的表面，它用视觉空间来管理知识，所以印刷术促使人思考……印刷术使人觉得，精神现象容纳在心灵空间中[19]。
沃尔特·翁关于印刷术影响的上述论述中，至少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值得我们注意：个人隐私、现代社会、人类意识、个人主义。印刷术的扩散和普及，推动读书写字活动变为寻常事，此时，人们就需要隐私；而“对隐私需求的欣赏是个人权利思想的温床，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等作家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们的哲学思想成为民主观念的基础，民主成为人们管理自己的手段”[20]。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沃尔特·翁看来，印刷机的发明、印刷媒介的逐步普及，对于西方个人主义哲学思想——这是西方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的兴起功不可没。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传播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例如约瑟夫·阿什克罗夫特(Joseph Ashcroft)等媒介环境学者。
沃尔特·翁还认为，印刷术强化并且改变了文字媒介对人的思维与表达的影响，促使文字媒介与人的意识以及时间的联系渐趋紧密。它使文字越来越深刻地内化于人的心里，而在此前，“人们并不觉得每时每刻处于抽象的时间里。……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的欧洲人，竟然不知道自己出生于何年，他们甚至没兴趣去弄清楚这个问题”[21]。
沃尔特·翁以“感知”为切入点，考察了印刷媒介的视觉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沃尔特·翁对“印刷术对意识产生的微妙影响”论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这一点上，沃尔特·翁与麦克卢汉如出一辙：20世纪60年代初，麦克卢汉就在专著《谷登堡星汉》(1962)和《理解媒介》(1964)里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而沃尔特·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针对这个论题做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
首先，沃尔特·翁从技术角度考察和评价了印刷术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沃尔特·翁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印刷术这种技术发展的关键是——凸版印刷的发明，“在使用字母表的凸版印刷工艺中，每个分离的字母都铸造在铅块上，这样，一个字母便是一个活字，这就是最重要的心理突破”[22]。这种“心理突破”带来了什么后果？凸版活字印刷把语词嵌进制造工艺之中，也把印刷术变成了商品。我们不妨把凸版印刷视为一条装配线——而且从时间上来说，它是第一条装配线：它能够生产出一模一样的产品——那便是印刷的书籍，而非靴子和武器等产品；而且，这条“装配线”的部件显然是可以替换的。所以沃尔特·翁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把可替换部件的技术用于别的生产活动时，印刷机采用这样的技术已达三百年历史了。”[23]
其次，沃尔特·翁详细梳理了印刷术在人的思维与表达活动中引发的感知的变化，这种变化便是——从听觉主导转向视觉主导。他明确地指出，空间控制是印刷术的首要目标。在这个首要目标的指引下，印刷术强化了语词、文本和文学的视觉主导的趋势。印刷术毫不留情地将语词置于空间之中，其强制性甚于文字媒介对语词的处置：文字将语词从声音世界“迁移”到视觉空间的世界，而印刷术将语词“锁定”在视觉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手稿文化始终徘徊在口语文化的边缘。进一步说，手稿文化鼓励记忆而且便于记忆，因为在口语色彩强烈的手稿文化里，人们在书面文本里接触到的语言还常常保留着口头记忆的模式，亦即便于迅速回忆的模式。即便是在印刷术开发出来之后的一段时期，听觉加工过程依然主导着可见的印刷文本——当然，这种趋势终究还是被印刷术给消磨殆尽了。从另一个方面说，手稿文化的导向与印刷术或印刷文化的导向也颇为不同：手稿文化以生产者为导向，这是因为，每一个手抄本都会使抄书人花费许多时间，为了缩短抄书时间，很多抄书人便大量地使用缩略语，这就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相比之下，印刷技术生产每一册机制书用时甚少，因此可以说，印刷术以消费者为导向。我们不妨把视线投向15世纪的西欧：15世纪中期谷登堡印刷术发明以前，西欧的书籍生产全部采用手工抄录、制作的方式[24]，大量的省略和简写通常充斥于彼时的手稿之中，甚至抄写的语词之间也没有间隔，标点符号部分地甚或是完全地缺失。这样的抄写文本显然带有抄书人的个人痕迹而不是对文本加以完全相同的复制。换言之，在抄录文化或曰手稿文化里，不存在所谓的“标准化文本”。印刷术发明后，改变了拼写、文法、重音等，印刷样式、文字缩写、行款格式、标点符号等方面的规范性要求也随之出现，页面和整个文本的规范和标准化日趋满足印刷媒介的视觉需要。
在这个问题上，沃尔特·翁还强调了不同的媒介给人带来的不同“感觉”。从印刷文本问世的第一天开始，人们手捧书本的感觉就是语词被固定于空间里的感觉，这种感觉与文字书写所引发的感觉明显不同。印刷术被人较为深刻地内化之后，书本给人的感觉便是一种物体，这种“物体”里面所涵纳的是科学的信息或者虚构的种种信息，而非早期的那种记录在案的话。很显然，同一个印刷版本的每册书，在其物质外观上都是一模一样的，给人的感觉是“相同的物体”；而对于手抄书而言，即便其不同副本的文本内容完全相同，也难以称得上是一模一样的物体。另外，手写文本(如书法作品)往往注重装饰，而印刷术对空间的控制通常体现为行列规整、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视觉形象，“这是一个冷漠的、不带人情味的、始终如一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25]。美国资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在电视节目结尾时有一个为人熟知的话语“标签”：“事情就是这样——”这句话显然来自于印刷世界，沃尔特·翁对此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印刷世界隐藏在电视这种次生口语文化的底层。”[26]印刷文化、电视文化、口语文化等媒介文化之间的渗透与交织，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沃尔特·翁探讨了印刷术或印刷文本的“可以准确重复的视觉表述”功能对于科学和文学等领域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其一，印刷术或印刷文本的这种“可以准确重复的视觉表述”功能，基于自身的精确性以及大量复制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们用精确的语言去描述所观察到的复杂客体及有关过程，从而，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兴起。其二，印刷术或印刷文本的这种“可以准确重复的视觉表述”功能，开辟了崭新的精神世界，影响了文学创作。沃尔特·翁认为19世纪英国诗人霍普金斯的文学创作相当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浪漫主义运动前的散文不可能提供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笔记中那种逼真的风景描绘，也不可能展示他对自然现象那种细密、精心、冷静的观察，在这一点上，霍普金斯在诗作Inversnaid中对奔腾的小溪的描绘堪为典范。……这种诗歌是印刷世界的产物。”[27]无独有偶，乃师麦克卢汉也曾以印刷时期英国诗歌史上颇有代表性的无韵诗、玄学派诗歌以及蒲柏的诗歌为对象，探析了“诗歌”这种与口(说)耳(听)非常贴近的文体形式是怎样借助于印刷媒介的视觉范式逐渐走向与眼(看)靠得更近的“视觉诗歌”的[28]。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沃尔特·翁和麦克卢汉在分析印刷媒介对文学创作乃至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时，都是以“感知”为切入点，注重考察人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引发的“感知比率”的变化在文学领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展开探讨了印刷媒介的“视觉效应”；至此，我们在方法论层面上还可以发现沃尔特·翁在媒介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常以文学去阐明其媒介理论，并通过文学使人们感知各种媒介环境的影响。这个特点亦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存有异曲同工之处：麦克卢汉在专著、论文、演讲、访谈、课堂教学中经常以文学去验证其“媒介感知理论”，借文学去“操练”人们对于环境的感知。
同时，沃尔特·翁强调了“印刷空间”的重要意义。印刷术或印刷媒介不仅控制着文字所形成的文本，而且控制着语词在书页上的具体位置以及语词之间的空间关系，因此，“书页上的空间即所谓‘空白’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意义直接导入了现代世界和后现代世界”[29]。即便语词之间的空间关系相当复杂，人们也可以基于印刷术的“可以准确重复的视觉表述”功能和印刷空间的独特作用，将复杂的空间关系准确地体现出来，继而影响人的心理。沃尔特·翁就此写道：“印刷术可以完全准确地复制复杂的清单和图表(其空间关系往往很复杂)……在印刷时代的初期，极其复杂的图表已经用于课堂教学。”[30]可以说，这种应用对于教育的普及、发展以及科学的进步具有积极的作用。为了验证印刷空间对于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的影响，沃尔特·翁列举了19世纪法国诗人马拉梅、20世纪美国诗人卡明斯等人的诗歌创作特色——他们利用印刷的留白而非诗行组成了诗歌的整体。笔者认为，在特定语境下，这种“印刷空间”如能加以巧妙利用，也会对新闻传播活动发挥重要影响。譬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国统区”内的进步报社为应对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新闻统制政策而经常采用在报纸上“开天窗”的方式，民众一看到这样的报纸版面就对报社的做法心领神会，就会明白报纸上“天窗”位置的新闻原稿又是被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官给蛮横地否决了，同时也明白了相关报纸媒介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三、印刷术的其他影响
沃尔特·翁还耐心地探讨了印刷术的其他影响：
其一，在知识管理——“沃尔特·翁的主要学术旨趣之一便在于研究知识迅猛扩张的最重要方面所带来的启示”[31]——方面，印刷术通过对数学分析与图表的复制、传播与使用，推动了知识数量的大规模增长；印刷术利用视觉空间来管理知识，“促使人把自己内心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资源想象为类似物体的、极端中性的东西”，简言之，印刷术让人觉得，头脑里的东西装在某种迟钝的心灵空间里；同时，印刷术能够生产出内容详尽的词典，养成了给语言的“正确性”立法的欲望。在较长的时期内，如果有人对语词的用法偏离了印刷品中的用法，则一概被认为是错讹。可以说，沃尔特·翁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媒介素养较低的许多民众，在其头脑中会有这样的认识：书本上印的还能有错？报纸上印的还能有错？他们俨然把书本、报纸等印刷媒介所传播的全部内容视为最权威的“规范”，并据以评判有关事物的正误；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认识其实与印刷媒介的自身特性及其心理影响密切相关。
其二，印刷术给人带来了一种“封闭空间”的感觉，这种“封闭空间”的感觉不仅影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发展，还影响哲学研究和科学工作。“封闭空间”的感觉即：文本里的东西已经定论，业已完成[32]。印刷术能够把话语和思想固定在一个书面表层上，使其脱离其他一切东西，从而促使人形成一种封闭空间的感觉——印刷术只接受业已定稿的文本，而人们也相信，印刷文本意味着作者的语词已经定稿，成为所印刷内容的“终极形式”。
印刷术及其所强化的这种“封闭空间”的感觉，促使印刷文化最终产生了现代文化里的互文性问题。沃尔特·翁于20世纪80年代初指出，互文性是文学界和心理学界的一个共同主题——仅仅依靠生活经验不能够生成文本。那么，印刷文化何以产生互文性问题？沃尔特·翁以印刷文化的独特“心态”为切入点，细致地阐释了这个问题：“它(印刷文化)觉得，某个印刷文本作为一个‘自足的单位’，是‘封闭’的、与其他文本相隔绝的；印刷文化产生了诸如‘原创性’、‘创造性’等富有浪漫色彩的概念，这种概念更大地拉开了该文本与其他文本的距离，认为该文本的源头及意义都独立于外在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体现了孤立主义的审美情趣。在这种情境下，互文性理论的兴起可谓是对浪漫主义的印刷文化的反制，冲减了孤立主义的审美情趣。”[33]互文性理论给许多的现代作家带来了焦虑——他们发现自己的作品似乎并不算新鲜和新颖，而是处于别人作品的“影响”之下。
毋庸讳言，沃尔特·翁对文字印刷媒介以及电子媒介的研究存有一定的局限之处：他主要是从技术和文化角度分析媒介的变迁及其影响，但是，他从意识形态等角度对媒介的探讨较为匮乏。所幸的是，有关学者已作了有益的补充。譬如，沃尔特·翁对于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论断表示高度认同和赞赏，但如果我们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角度以及认知传播学的层面来看待，“‘地球村’就是美国这个全球传媒帝国基于‘全球一村’时空感知而塑造‘新地球’和‘新人类’的一种隐喻式电子幻象，以及基于此的认知传播与意识控制机制”[34]。
已如前述，沃尔特·翁对“印刷术对意识产生的微妙影响”论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们透过他对印刷术的各种影响的探讨，可以发现有一些“关键词”在其论述中反复出现，如“心态”、“感觉”、“欲望”、“觉得”、“影响”等语词频频“现身”。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些语词如同颗颗珍珠，如果我们将其串成一线，就可以愈益明晰地发现沃尔特·翁进行印刷媒介研究时所采用的一种重要范式——印刷媒介对人的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进一步说，这种研究范式何止出现在沃尔特·翁的印刷媒介研究之中？！在沃尔特·翁进行的作为整体的媒介研究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紧紧扣住“口语文化的心态”、“书面文化的心态”，并以此为基点，将不同媒介对人的心理影响抽丝剥茧，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也就是说，高度关注口语媒介、文字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对人的心理、认识、思维以及对社会、文化等产生的影响，便是沃尔特·翁的媒介研究的重要特点和主要脉络之一，这条脉络贯穿其媒介研究过程的始终；准确把握了这条脉络，我们便能更为深刻地参透沃尔特·翁媒介思想的精神内核，更为容易地勾勒出沃尔特·翁在媒介研究领域的思想肖像。总之，借鉴西方较为成熟的印刷文化史研究相关理论，总结适合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方法，是推进中国印刷史研究的重要途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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