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系统了解”的进展与误区
也许有学者会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议，他们会强调近30年来我国学者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想做到“系统了解”：新闻传播理论期刊发表大批的论文，其基本目的就是翻译或介绍西方传播理论，汗牛充栋。出版社大量出版西方传播学的译著，一套接着一套，成果斐然。试问我们还欠缺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系统了解”吗？我认为，所列举的上述事实不容置疑。尽管我曾经指出，这些译著“二三十年前的理论著作居多，时差在十年以上的相当正常，而同步译著较少，而且这些译著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译著对传播学理论的积累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2]，但这大量的译著从总体上讲确实起到了引进传播学的作用，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传播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其积极意义不容否定。但是，这些证据无法证明我们已经“系统了解”了西方传播学或我们根据这些材料就能了解西方传播学。
对此，似乎有不少相同的意见：“从引进的层次看，我们似乎更擅长把一些西方传播术语现成拿来，以解释中国的新闻实践，尽管这在观念更新、推进新闻改革方面卓然见效，但在学科建设上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如热衷于概念的炒作和对西方传播经典理论作科普式介绍，浅尝辄止，拿来就用，缺乏对理论内涵及其演变作深入、细致的了解，更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探究其学术背景及渊源，结果自然无助于理论体系的建构。”[3]由此可见，引进和系统了解并不是一回事。正如丁未所言，我们确实引进了不少东西，但我们的理解方式与使用方式似乎有问题。
传播学进入我国，可以看作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改革开放后力图完成的一次研究范式的革命。传统新闻研究所强调的研究传统，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操作性特征，缺乏科学的视角与方法论。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新闻研究是“主观色彩浓郁的人文描述”，是“传统人文学术的定性分析”，[4]这在实际上都抬举了传统新闻研究。这些研究一不具人文色彩，二不具定性研究的科学理性，充满着阶级斗争的色彩。所以，改革开放后，当一种新的新闻传播研究范式呈现在学界面前时，重归学术语境，对当时的新闻研究进行科学主义的改造毫无疑问是一种深得人心的主张。……（此处有删节）
在西方，传播理论的掌握被看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且不说施拉姆体系中培养出的博士们所需要经过的科学方法的严格训练，就是在欧洲批判学派那么多元的阵营中，博士们仍然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与哲学理论方面的训练。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和批判的精神便被确立起来。即使这样，彼得斯等学者还是对西方传播学者做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太常见了，我们对前人及其思想作出评判却从不返过去重读（甚至从没有读过）他们的论述。我们仪式化地搬出那些死去的名字或褒或贬，却几乎不与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字进行任何实际的有意义的联系。”[5]而我国的某些学者在引进西方理论时，似乎比西方学者还要信手拈来，根本没有上述的科学训练不是问题，不读原作也没问题，甚至完全没有学术规范都不要紧，只要用本化的传统方法（甚至是如禅宗式的顿悟）和传统理念对获得的一鳞半爪的西方理论或概念重新包装一下，搞个诸如“媒介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就是所谓理论创新了。
因此，传播学在中国的30年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作为一次革命，传播学的合法性得到了承认，但合法性确立的结果是：让学界中的话语权较多地掌握在了那些用传播学的时髦名词来包装自己的学者，而这些学者从骨子里而言，其实仍是传统新闻研究者。这一点大家从每一年国家社科基金的选项和立项中就可看出。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做法终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范式革命中几乎所有可贵的革命性内涵，使传统的研究范式依然主导着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我当然不是说传播学就必须西化，但传播学和科学理性毕竟不是中国的土特产。不系统了解学科各种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针对的对象及其意义，我们如何来批判和发展这一学科？我们若不能形成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和扬弃，如何能形成对中国现实传媒问题的理论批判与建构？所以，我的判断是：经过30年原有新闻研究范式对传播学的制度性吸收，我们距离传播学本土化的目标竟是越发遥远了。
新闻的路径：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开展
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传播学的本土化显然是个空中楼阁，不仅如此，如果传播学再不做出某种变革，自称“中国显学”的传播学将会出现生存的合法性危机，而本该传播学研究的许多的现象将会交由社会学、哲学和文艺学代理。……（此处有删节）
一条可行的路径是在系统回顾某些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的素材进行再验证，以期发现新的理论。以张国良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这条路上坚持耕耘，已经有所收获。另有一条路径，就是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可能刚刚开始，可见的成果还不多。
毫无疑问，在当前的情况下，对西方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对十六字方针中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和“批判吸收”而言，是最合适也最需要的工具，对传播学理论的快速积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比起以往的一些方法，它的优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系统性。以往大量的论文和译著在我们形成对西方传播理论的认识时不是没有帮助，但这些论文和译著无法让我们对西方传播理论产生一个整体的认识，它们的观点常常脱离语境和背景，甚至自相矛盾，很难真正消化，在应用时也常常会断章取义，从而导致误解误用。而思想史的作用则在于，经过作者对于一位学者的所有著述或一个学派的多数成员的系统考察，能够使阅读者对一种理论或思想的深刻内涵以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二是明确的方向感。一个理论的提出，常常具有它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人们常常只注意其空间维度的拓展，而不注意其时间维度为理论规定的方向感。缺乏方向感的后果常常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使用某些传播理论时容易因为脱离具体历史背景而发生理解上的偏差，从而导致理论的错误运用；其二是对理论发展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缺乏清醒认识，在研究过程中把握不住学科发展的方向。而一部好的传播思想史能够较好地帮助我们避免上述错误的发生。在讨论学术思想史的意义时，熊彼特有过很精彩的论述：“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6]由于缺乏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常常会迷信某些在话语权上占有主导地位的理论；由于缺乏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我们这个学科中的多数学人仍然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播学草创时的理论氛围中，完全不知道当代的西方传播学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当我们仍然对哥伦比亚学派开创的传播学主导传统——实证主义钟爱有加时，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正在以被人称为实证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而感到耻辱。
三是有较强的可行性。由于我国的传播理论仍远达不到自主创新的高度，因此指望中国的传播学自主开创出类似于“议程设置”或“使用满足理论”这样等中层理论显然是不现实的。何况，即使在西方，这样的理论创新也已经有很久没有出现了。然而，我国的传播学需要快速提升自身的理论内涵。由于缺乏理论内涵，中国传播学科长期以来并不是一门受到其他社会科学足够尊重的学科。因此，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想要提高本学科的理论内涵，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是最可行的。作者只要充分掌握一手和二手资料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酝酿，就能够写出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作品来，这些作品对于中国传播理论的建构是很有意义的。
四是强烈的反思性。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前瞻离不开对自身的反思，因为学科发展的过程总会遇到危机或迷失发展方向的情况，若不对学科发展进行反思，学科的发展就将滞步不前。而这项工作只能由思想史来完成，因为只有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若不是贝雷尔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对有限效果论所带来的学科危机的反思，传播学早已失去生存的合法性。而当前，传播学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理论停滞的时代，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学界缺乏反思，但学界需要反思。这再次彰显出当前开展传播思想史研究的迫切需要。
由此可见，传播思想史研究应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首选路径，而且30年前就应该如此。可让人深感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西方传播学界开始流行传播思想史研究时，我国的传播学对此熟视无睹。让人深感不解的是，当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相邻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本一本地出版本学科思想史时，传播学却悄无声息。其实，中国的其他社会科学在本土化问题上做得也实在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但当它们把本学科有分量的思想史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在心底里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嘴上从不承认——传播无学。因此，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毫无疑问应当成为下一轮中国传播研究的热潮。
传播思想史：一种理论建构的视角
提到传播学领域思想史研究的欠缺，可能又会招来许多异议。可以想见某些学者会指出研究新闻史与新闻思想史一直是我们国家新闻传播研究的传统，难道这些还不足够吗？还有些学者会指出我阅读面太窄，毕竟自21世纪以来，尽管为数不多，我国学者也写过一些传播思想史的著作。
然而我的回应是，这些研究成果固然有其重要的价值，而且有些作品可以说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些自称是思想史的成果都仍不能算是思想史。思想史是经是史，历来都有争论。而真正的思想史大家在其写作过程中都倾向于将思想史看作是一种强调时间维度的理论建构，而不是具有理论色彩的历史著作。我国早期新闻史研究的主流话语基本上是属于有一点理论色彩的历史著作，是典型的编年史；而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传播思想史著作如《欧洲传播思想史》则属于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观点史著作，但仍然属于编年史。前者连新闻思想的分析与介绍都很罕见，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或者说几乎已经把其有限的研究领域给穷尽了。而后者在这个方面略强，有开拓性色彩，但即使这样，后者也仍不能算是什么思想史。另外几本近年来比较火的所谓思想史译著也可以用这个标准作出鉴别，罗杰斯的《传播学史》顶多只能是一本具有理论色彩的观点史著作，而彼得斯那本晦涩的《交流的无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思想史，而伊尼斯的作品几乎就是历史哲学著作。
思想史的建构必须有如下方法论上的特征：
一方面，它必须秉承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思想对于当代的影响。[7]正如彼得斯所说：“阅读社会思想的历史决不仅仅是在‘尘封的阁楼’上寻宝的考古工作，更重要的是仔细思考我们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以及在这个媒介时代我们人类的命运。”[8]没有这个前提，我们很难将某本著作看作是思想史的著作。所有思想都是活着的，它存在于过去，去昭示着现在和未来。“那不是死掉了的过去；通过历史地理解它，我们就把它合并到我们现在的思想里来，并且使我们自己能够通过发展它和批判它而用这种遗产来促进我们的进步。”[9]如果像写教材那样毫无激情与创造力地去罗列事实，实际上就把思想史写成了编年史。我们国内目前的一些所谓思想史著作，你看不出亚里士多德和布尔迪厄对当代传播学学科的价值有什么不同，你也看不出他们对传播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贡献和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因此，这些著作其实把传播学的理论写成了一本历史教材，它是多本译著或原著的简介版，不过更有一些系统性而已，从中你很难看出传播学科发展的方向。正如克罗齐所说：“把编年史清除杂质、分成断简、重新加以组合、重新加经安排以后，它们永远还是编年史，就是说，还是空洞的叙述；把文献恢复过来、重现出来、加以描绘、加以排比，它们仍旧是文献，就是说，仍旧是无言的事物”。[10]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而言，我们从不缺乏编年史，缺的是对编年史研究视角的革命性突破。
另一方面，它应当去分析学者思想发展和学术流派更替的历史动因。……（此处有删节）
应当检讨的不仅是方法，还有态度。我们当前的许多思想史作品言必称通史。这是研究态度上的大忌，体现出了我国学者对于传播学研究具有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没有认真研究个体基础之上就试图进行总体研究的学者，是根本不可能拿出好的整体研究作品的。我国甚至没有人真正研究过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和施拉姆，更不要说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各位学者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写出欧洲传播思想或美国传播思想的通史来？所以说到底，想做好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想要发挥它对中国传播理论积累的积极作用，还是要摒弃急功近利的态度，而这正是30年来中国传播学发展最致命的症结所在。（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1] 黄旦、韩国飙：《1981-1996年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
[2]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3] 丁未：《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4] 参见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5] Peters, J.D.&Simonson, P.(Eds.).Mass Communication Theroy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Key Texts,1919-1968. Rowman &Littlefield, 2004. p.11
[6]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朱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页。
[7]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8] Peters, J.D.&Simonson, P. Ibid.
[9] 贝奈戴托·克罗齐：同上引书，第15页。
[10]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
[11] 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与实在论》，张茂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本文为摘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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