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最近的一千年中，西方国家富起来了，而原来富裕的东方国家却变得相对贫困了？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得出了许多重要的、有时是相互补充的、有时又是相互冲突的看法。比如：诺斯的制度决定论、马克斯·韦伯的宗教决定论、布罗代尔的技术决定论、彭慕兰的资源决定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国际剥削论，以及威廉·麦戈伊的文化技术决定论等，为我们理解东方世界为何衰落和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兴起提供了多方位的观察视角。
在分析西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时，人们一般马上会想到的是技术发明，而不是各种新制度的建立，然而就如道格拉斯·C.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部新编经济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是新制度的建立对西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在各种各样的新制度中，财产权的制度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自从有了财产权，西方传统的财产没收就被税赋征收所替代，这种变化使得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增长成为可能。[1] [2]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种制度上的变革源于宗教的改革。尽管马克斯·韦伯从来没有说过新教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唯一原因，但是他始终认为新教是使西方区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因为新教使得基督教摆脱了巫术的影响，从而使得人们可以理性地对待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而导致韦伯定义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3] 布罗代尔并不否认制度因素在西方世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与马克斯·韦伯不同，他认为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主要因素在于欧洲拥有工具和建制的优势，即拥有证券交易和各种形式的信贷。这种优势导致欧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而不具有这种优势的其他地区要么处在传统的市场经济，要么处在更为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造成了欧洲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距。[4]
美国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从区域经济比较的角度（他认为这样更加具有可比性），对西方兴起与东方衰落的原因做了独到的研究。他发现，像中国这样非常典型的东方国家之所以与工业化无缘，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经济增长受到了资源的约束，以至在农村劳动报酬递减、自由劳动大量产生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更加劳动密集的社会分工来吸收社会的剩余劳动，从而失去了发展现代大工业、并且依靠大工业的发展来推进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可能性。相反，欧洲几个重要地区（如苏格兰低地、德国的鲁尔区等）却因为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而迅速地发展起了现代的大工业。结果，在西方成功地发动工业革命以后，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东西方在经济发展上的“大分流”。[5]
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注重政治因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不赞成用抽象掉政治因素的纯经济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分析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及其演进。通过导入政治因素，他们发现，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导致这种结构产生的关键因素就是因为西方世界在走出中世纪以后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迅速发展起来了，而东方国家则由于地方群体的利益过于分散而使得国家机器非常弱小，国家机器力量上的这种巨大差距最终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等级制结构，并在1640年左右稳定下来。按照沃勒斯坦的描述，这种等级制的结构由处在中心地位的核心国家和处在外围或者半外围地位的边缘国家所组成，其中，核心国家利用其政治上的优势对处在相对劣势的边缘国家进行“国际剥削”而富裕起来，其方法就是所谓的“不平等交换”。因此，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除非对世界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再造，否则那些处在边缘地区的国家将会陷入永远也无法赶上来的不利境地。[6]
威廉·麦戈伊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对东西方发展的不同走向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在麦戈伊看来，人类文明起源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随着文字（文化）技术的演变，人类文明也就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进入更加高级的发展阶段。根据麦戈伊的划分，象形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字母拼音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15世纪中叶，印刷术传至欧洲成为文化的主宰；进入20世纪以后，能够记录和传播视听图像的技术和设备被发明和创造出来了，人类文明因此而进入文字后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从1990年开始，随着电脑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人类文明又开始进入一个数字化的新纪元。以文化技术的变化为主线，麦戈伊认为，东方的象形文字文明由于文字、从而也就是文化学习的成本过高，容易被少数人所垄断，因此会造成社会政治与经济的集权化发展，而在一个集权化的社会中，不仅社会的创新活动会趋于枯竭，而且也不利于动员人民群众来参与经济发展。与此相反，西方的字母拼音文字技术再加上印刷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学习文字（文化）、进行思想和技术传播的成本，并且使得文化上的垄断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垄断不再成为可能，结果就有了民主政治和技术创新。于是，就有了15世纪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和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异。[7]
所有以上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世界经济发展的丰富知识，但同时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们对于那些经济增长落后、贫困现象司空见惯的大部分非欧洲国家究竟如何才能像欧洲国家一样走上富裕之路至今仍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本文从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来讨论世界经济实际上是如何发展的，并且力求找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以便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可行的道路。
二、“马尔萨斯制约”：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在已经过去的1000年中，世界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提高了13倍，世界GDP提高了近300倍，这与在此之前的那个1000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世界人口仅增长了六分之一，而人均收入并没有任何提高。[8]
为什么在两个1000年中人口增长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布罗代尔对此的解释是：“人丁系统被围在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圈子里。人口数量刚要触及到圈子的周边，几乎马上就出现退缩。恢复平衡的方式和时机并不缺乏：匮竭、灾荒、饥馑、苦日子、战争，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种种疾病。”[4] 布罗代尔所说的这个不可捉摸的圈子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所说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马尔萨斯在与戈德温和孔多塞的辩论中强调指出，人口将会不断地超过食物的供给，所以人类进步既不会迅速地、也不会无限制地实现。[9] 人类进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呢？马尔萨斯的推理是，人口不受限制时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生产将按照数学级数增长。为了防止人口超过可得到的食物供给，就会有周期性的战争、灾难和疾病。[10] 我们把由马尔萨斯发现和提出的这种人口增长将受到有限食物制约的现象称为“马尔萨斯制约”。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人口稀少，这时人类文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约束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马尔萨斯制约”，而是由人类本身欠发展所带来的行为和认知能力的约束。从欧洲国家来看，真正的“马尔萨斯制约”大概发生在公元1300年至1400年间。公元1300年时，西欧的人口猛增到5800多万，迅速触及到了布罗代尔所说的圈子的边界，这意味着人口增长开始受到“马尔萨斯制约”，结果，西欧的人口急剧下降，到公元1400年时，西欧人口存量只有4100多万，期间的人口复合增长率为-0.34％，西欧的人口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而受到重创。经过100多年的调整以后，西欧的人口才重新恢复到公元1300年的水平。[8]
尽管人类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进行着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努力，但是，旧的“马尔萨斯制约”被突破了，新的“马尔萨斯制约”又产生了。在整个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旧的、源于食物有限性的“马尔萨斯制约”渐渐地演变为新的、来自于整个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性资源有限性的“马尔萨斯制约”。这一变化表明，“马尔萨斯制约”不仅适用于人类赖于生存的食物，而且也适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需的每一种自然资源。因此，尽管马尔萨斯的预言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是，人类迄今为止仍然坐在“人口炸弹”上、处在自然资源有限的压迫下。所以如何控制人口增长、节约甚至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仍旧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并且，更为令人焦虑的是，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和部分国家的富裕而得到根本上的缓解。
对此，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威廉·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一书中，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用曲线图来表示这样一些力量。其中之一是人口曲线。……在过去五十年中，更是以令人眩晕的高速直线上升。另一曲线图是资源。……最近一百五十年来，曲线的方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像瀑布一样向下直泻。这两条曲线历来都是相交的。但现在它们却越来越快地分离。两条曲线离得越远，要把它们重新拉在一起也就越困难。……如果人类不能根据有限的资源数量来全面调整生活方式，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过文明生活的一切希望，准备着以不可遏止的速度陷入战争的深渊，回复到野蛮时代。”[11]
三、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两种不同方法：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
马尔萨斯观察到了人口增长会受到食物有限的制约，当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又进一步观察到了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不可再生资源有限的制约。所有这些发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以及经济增长和有限资源利用上的均衡。
马尔萨斯本人是主张通过积极的和道德上的抑制来实现人口零增长的。其中，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就是死亡率的上升，造成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人口过度增长所引起的工资率的下降（其背后隐含的事实就是食物供不应求），随着工资的下降，灾难和饥饿就会大量发生，从而导致死亡率的上升和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样的调整过程一直会持续到人口零增长、工资水平恢复到维持现有人口生存水平的状态才会停止。所谓道德上的抑制有时也被马尔萨斯定义为消极的抑制，其方法就是控制出生率，而在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控制出生率的唯一方法就是晚婚或禁欲。
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人类事实上并没有按照马尔萨斯给出的路径来保持人口增长与食物生产的平衡，束手听命于“马尔萨斯制约”将人口局限在布罗代尔所说的圈子里边，而是采取了远比马尔萨斯更要“积极”的方法，借助于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不断地突破“马尔萨斯制约”，保持了人类的“向春性”和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在对人类如何借助于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以前，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类为何必须要突破“马尔萨斯制约”？马尔萨斯的回答是为了满足人类本性。在马尔萨斯看来两性间的情欲是人类的本性，为满足这种情欲人类就需要婚姻和家庭，从而就会有人口的繁殖。然而，作为一个人口增长的悲观论者，马尔萨斯并没有去努力寻找有效的方法来突破由他自己所发现的制约，相反，马尔萨斯主张以较高的死亡率来实现对人口增长的所谓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这种看法显然是自然主义的。其实，人类之所以需要不断地寻求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可行方法，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满足人类的自然本能，而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发展和解放，以便最终与动物及自然界区分开来。就像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顿·库利所说的：“生命，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出现的，是一个由共同的后裔按照共同的生存原则组合起来的大家族。……这条生命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支流众多，却似乎是在两条明显分开的河道里流动的。也许我们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喻这两条生命的传递线更为恰当。河流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公路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公路比河流出现得晚：它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动物生命进程中是不存在的，但后来沿着河流出现了模糊的痕迹，渐渐显著和充实起来，最后发展成为精致公路，承受各种车辆，达到和河流相等的运载量。”[12]
毫无疑问，假如人类不能有效地突破“马尔萨斯制约”，那么那条沿着河流的公路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人类始终不能从动物世界中完全脱离出来，这样自然也就没有人类文明可言。所以结论是简单的：为了发展和解放人类本身，为了文明，人类必须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
人类在寻求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过程中，一开始采取的方法显然是带有兽性的，那就是征战与掠夺。以西部欧洲为例，从古代社会的蛮族入侵，到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再到现代的殖民运动，是三次具有典型意义的兽性扩张行为，尽管《拉丁和日耳曼国家的统一史纲》一书的作者利奥波德·兰克幽默地把这三次带有兽性的扩张行为称为西欧社会的三次深呼吸。[13] 然而，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的，这种带有兽性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是重新分配型的，[6] 这也就是说，胜利者财富的增加总是伴随着被征服者财富的减少、乃至生命的丧失。因此，假如不是从单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角度，而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问题，战争与征服并不能有效地突破人类所面临的“马尔萨斯制约”。
另一方面，古代文明衰亡的历史又清楚地表明，即便是那些在战争和征服中获得胜利的民族或者国家，最终也没有因为成为胜利者而侥幸存活下来。对此，马克斯·韦伯曾经做过深入研究。韦伯根据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关于分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了古代的罗马经济。发现罗马的崩溃就在于它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分工，而只能进行非常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阶级分工，结果，当罗马作为一种伟大的文明达到其发展的巅峰阶段不久以后，便因为失去经济基础而土崩瓦解。[14]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罗马通过常年的征战获得了大量的奴隶，从而使得建立在剥削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分工与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分工与经济增长方式）占了上风。在这样的增长方式下，由于奴隶缺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而奴隶主（包括大地主）又缺少企业家精神，因此，当古代罗马帝国一旦失去新奴隶的来源，就会陷入增长与统治的危机，直至最后走向解体。这样的现象在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曾经多次发生，最后的结局基本上都是相似的。
在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过程中，人类最初采用的理性方法就是贸易。布罗代尔把贸易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低级形式的，如集市、店铺和商贩等；另一种是高级形式的，如交易会和交易所等。[4] 低级形式的市场交易活动通常是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相联系的，因此它最多只能成为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一种中介，而不能改变该地区要素的稀缺性与基本的资源禀赋，因而它对打破“马尔萨斯制约”的作用是不大的。但是，被布罗代尔称之为高级的市场贸易方式就不同了，它超越了地方的界限而日益演变成为全球性的贸易行为，随着低级的店铺让位于高级的商场、低级的集市贸易让位于高级的交易会和交易所，大交易会在16世纪的南部欧洲迅速呈现鼎盛之势，到了17世纪，这种高级的商业活动很快摆脱了地中海这个狭小的引力圈而拓展到了大西洋的广阔天地，先是威尼斯、后是荷兰（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先后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借助于这种世界贸易的中心地位，欧洲人开始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财富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结果，世界各地的货物不间断地输送到了欧洲，从而使得欧洲有可能率先突破“马尔萨斯制约”而实现经济增长。
但是，正如古典经济学家们正确指出的那样，商业活动与农业劳动和工业生产不一样，它不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因为它只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介，整个商业活动虽然可以创造价值，但是并不创造新的物质财富。所以，商业活动虽然可以改变物质财富的空间配置，帮助某些地区的人们突破“马尔萨斯制约”，但是，就整个人类而言是不可能依靠商业活动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商业活动只能改变物质财富的空间配置，但是却不能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正是商业活动的这种局限性，使得曾经显赫一时、甚至统治整个世界的威尼斯和荷兰先后走上了衰败的道路。与此相对应，曾经广受推崇的重商主义思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
荷兰成为16世纪末欧洲第一个起跑的国家，其方法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商业和金融模式，紧随其后的是英国，英国崛起的方法是工业化。当欧洲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时候，磕磕绊绊的工业（毛纺和冶金）在地理上的分布并不偏爱欧洲的任何地区。但是，就在从1575—1620年的这段时间内，英国的经济突然启动了，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随着英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出口很快就从以粮食和奶制品为主的结构演变成为工业制成品为主的结构，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占据着首要的位置。[15] 与此同时，荷兰则因为经济早熟，并且随着富起来的企业家日益蜕变为食利者而逐步走向衰退。至于仍然在崇尚农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包括重农主义的法国，都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的倾向。与荷兰相比，英国的工业化发展在突破“马尔萨斯制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为工业化发展首先吸引了大批农民从乡村流向城市，由农民变为自由劳动者，而伴随着大批农民进城而来的则是农村土地的集中和技术的进步，继而引起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的人口压力突然之间就消除了，所有以上这些进程的发生，关键在于工业化使得人们可以摆脱对土地产品的绝对依赖，工业化借助于技术和科学，让人类最终过上了富有的生活。
然而，事情的发展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当工业化导致人们生活水准上升、财富增加时，人们既没有必要通过生儿育女来增加家庭财富，同时又需要更多的闲暇来松弛工业化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紧张。结果使人们生儿育女的动机为之大减，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食物增长的铁律终于被打破。时至今日，在那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里，即使经济零增长，也不再会导致饥饿和社会骚乱。
四、突破“马尔萨斯制约”需要人类理性
尽管自欧洲发动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逐渐摆脱了“马尔萨斯制约”而远离饥饿、疾病和死亡，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和世界人口至今还处在“马尔萨斯制约”下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并常常面临死亡的威胁。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的回答是：由于突破“马尔萨斯制约”需要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因此，那些缺乏理性或者智慧的国家就很难找到有效的方法或路径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
从我们以上所做的分析来看，古代文明之所以会在人口增长中走向崩溃，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古代文明大多是以占有为基础的。萨米尔·阿明把这样的制度称为“贡赋制”，以示与无国家时期的公社制的区别。[16] 从历史上看，这样的贡赋制通常可采取两种形式，即内部的贡赋制与外部的贡赋制，前者如印度和埃及等，后者如罗马和中国（当然中国同时也存在内部的贡赋制）等。由于贡赋制重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而轻视财富的生产和创造，所以，随着人口的增加，马尔萨斯危机迟早是要爆发的。因此，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不合理的。马克斯·韦伯曾对这种不合理性作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这种以占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使用的是奴隶劳动，整个社会并不存在劳动分工，尽管当时也存在国际贸易，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仅限于贵族精英们使用的奢侈品，因而对经济发展无足轻重，根本不可能为消费品创造出真正的大众市场。而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贵族与大土地所有者又很少具有企业家精神，[14] 结果，除了征战和掠夺，以及社会上层统治阶层的精神世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外，人民群众则大多生活在“马尔萨斯制约”下的贫困之中。
如前所述，人类最初所选择的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理性行为是贸易，而且是布罗代尔所说的那种高级的、并且是洲际性的远程贸易。这样的选择是如何产生的呢？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样的选择源于宗教改革，而道格拉斯·诺斯则认为其源于所有权与现代国家的建立。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人类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首先源于知识的演变与革命。对于这样一场知识演变与革命，挪威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做了如下的描述：“在中世纪的黑暗年代，信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源泉和支柱。奥古斯丁说：‘信而后能知。’他用理性为信仰服务。但是在中世纪后期，理性开始取代信仰而成为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支柱。……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兴起、‘高级手工业’的发达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环境，一批既不属于教会、又不归属于国家的自由企业家、发明家、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事实上，这个发展过程创造了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时常寻求各国君主的庇护因而风行世界主义，他们对创新十分敏感并喜欢从新事务中挖掘机遇。前基督时代的经济、政治和逻辑学著作的重新发现和传播是引发理性的兴起和政治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17] 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认为知识进步和思想解放是导致理性选择的重要原因，他在《论经济“奇迹”》一书中这样说道：“教会在商业和信贷方面的主张只是禁止了那些思想脆弱的人。来自思想习惯中的障碍要多于来自教会的障碍。”佩雷菲特据此对韦伯的宗教决定论提出了质疑，他说：“断言新教改革好像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而金蛋里面包藏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秘密，不说它过于简单化，似乎也太乏味了。”[15]
假如我们循着托布约尔·克努成和阿兰·佩雷菲特的思想前进，拒绝马克斯·韦伯的宗教决定论，那么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决定论是否具有解释力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先驱的商业活动（投资）究竟是一个制度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毫无疑问，在中世纪以前的时代里，不仅是西方，几乎是整个世界，商业活动首先就是一个伦理问题。特别是在欧洲社会，当自然法和习惯法起着主导作用的时候，商业活动不仅被人们所藐视，而且经常会受到社会的谴责，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文明比中世纪的欧洲更彻底地乡村化了。[17] 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强大而高度集中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之外，中世纪的欧洲几乎可以等同于世界的农村。那么是谁、又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这种状况呢？首先当然不是诺斯所说的制度，而是新的思想，这种新的思想来源于欧洲突然出现的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他们通过对古代文学、哲学巨著的研究和反思，重新展示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的内涵，从而促进了人们思想和头脑的解放。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思想的解放先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并且还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人们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方法的理性选择首先根源于人们的理性认识，正是因为有了理性的思考和思维，才有了韦伯所说的宗教改革和诺斯所说的制度创新。
至此，我们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加以回答：第一，为什么说欧洲的大批人文主义学者是突然出现的？第二，为什么最先崛起的欧洲国家大多是海洋边的国家？对于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借用威廉·麦戈伊的研究成果来加以说明。麦戈伊认为，知识的传播和创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技术特征。与东方的象形文字相比，西方的拼音文字因为其学习和书写容易而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因此，只要找到一种有效的知识传播方法，那么新思想很快就会流行起来。十五世纪中叶，印刷术这种先进的文化技术传到欧洲，尽管它最先是被用来印刷《圣经》的，但是很快就被人们用作交流知识、传播新思想的工具，结果西欧的文明从中世纪虔信宗教的蚕茧中钻出来，开始拥抱人文主义的信条——“人为万物的尺度”，人文主义学者借助于被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一场观察世界的革命而成批地涌现出来，并对此前的文化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理性开始取代信仰而成为生活的指南。[7] 至于像荷兰这样最先崛起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洋边上，而不是出现在欧洲内陆地区，回答是比较容易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在工业化到来前的经济时代里，打破“马尔萨斯制约”的有效方法只能是洲际远程贸易，而内陆国家由于存在巨大的运输成本，根本就没有开展洲际远程贸易的能力，相反那些面临海洋的国家则因为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天然就适合开展洲际远程贸易，所以就出现了佩雷菲特所描述的那种情况：“荷兰人发现了另一种出路，即高开高走：建立集约性市场经济，从事贸易、创新和发展。”[15] 当然，我们决不能倒过来说，面临海洋的国家一定会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因为文化和知识的革新毕竟在人们进行理性选择的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荷兰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为什么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荷兰的经济奇迹之所以没有能够继续下去是因为荷兰最终没有能够走上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是，问题恰好在于荷兰为什么没有能够走上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对于这个问题，阿兰·佩雷菲特是这样回答的：“（荷兰）过于急切要取得成功，以至没有时间对自身进行反思了。”[15] 换句话说，荷兰在通向繁荣的理性道路上只走了一半，就停滞不前了。具体说来，荷兰人虽然有高于当初欧洲所有国家的商业信仰，但是，却没有发展工业的积极性。荷兰人鄙视地产（这是对的），但是却酷爱利润，并把获取利润作为一种崇高的荣誉。结果在富裕起来的荷兰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企业家发财以后就变成了享受利润的食利者，而且这种由企业经营者变为食利者的欲望出现得很早。由此造成的结局是灾难性的：随着企业家不断地蜕变为食利者，创新之火很快熄灭，阿姆斯特丹的新贵们也就随之迅速地“罗马化”了。当荷兰社会内部发生这样的堕落时，其针对外部世界的行为也必然要随之发生相应变化，那就是将原先纯粹的世界性贸易活动渐渐地转变为一种殖民地活动，否则国内食利者阶级所需的利润将无法得到满足。荷兰用来开展其殖民活动的主要工具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银行，以及荷兰强大的商船队。[18] 然而，伴随着殖民地活动而来的并不是荷兰的强大，而是荷兰的衰落，因为理性在荷兰人那儿又一次泯灭了。在这里，诺斯·道格拉斯所说的“路径依赖”或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荷兰人太擅长于经商之道，所以荷兰人就没有发展工业的灵感了。因为荷兰人太想获得丰厚的利润，所以就走上了殖民地扩张的道路。
如果说荷兰是在没有时间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情况下走向衰落的，那么领导世界工业革命的英国则刚好相反，有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首先是在1687年，伊萨克·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接着是被誉为英国“光荣革命”的“精神之父”的约翰·洛克于1689年先后出版了《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牛顿的著述反映出哥白尼、伽利略和其他许多人进行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亦即应根据观察和推理，而不是凭借教条和迷信来看待整个宇宙。而洛克的著作则对由来已久的各种君主专制主义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提出了关于人类平等、自由的自然状态的著名学说，以及人类怎样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使自己成为某种政治社会的一分子。洛克的这些思想不仅成为英国“光荣革命”的思想来源，而且成为日后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19] 以牛顿和洛克的思想理论为指引，英国人在理性认识和实践的道路上迅跑，并且成功地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为人类最终找到了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有效方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将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与工业革命以前的荷兰做个比较就很容易理解了。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荷兰的富有靠的是：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的银行，以及荷兰强大的商船队。与此不同，英国的富有靠的是：个人自由、工厂制度，以及功率强大的蒸汽机。或者概括地讲，荷兰靠的是自发的市场机制与强权政府，但是，正如法国学者保尔·芒图所指出的那样，英国靠的是一种制度、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市场不过是一种外在的环境，而政府则被要求成为维持市场秩序、并且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的小政府。[20] 至此，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理性）的资本主义便正式产生了，人类也就因此而走上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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