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问题
要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源泉究竟来之于何处？古典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是由其绝对的生产成本的高低所决定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是由其相对成本，也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比较优势”可以来源于一国禀赋的结构变化，也可以来源于一国的技术创新，前者可以称之为禀赋的结构性冲击，而后者则可以称之为熊彼特式的创新冲击；最后，当国际贸易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从而可以带来各种类型的租金时(比如由规模经济产生的租金、由产业集聚产生的租金以及由市场垄断所产生的租金等)，一国还可以通过政府的战略性干预来提高本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在对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源泉做一简要分析以后，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中的劳动要素密集产业的分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提高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正确之举。我们的这一结论源可以从中国现实的禀赋中找到根据。中国目前的禀赋状况是：劳动要素严重过剩、资本要素仍然供给不足、企业制度相对落后造成企业家资源高度稀缺、国家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不足的。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目前在资本要素密集和知识要素密集的产业领域中是缺乏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并且，由于中国企业家资源的高度稀缺，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不足，使得中国的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中获得垄断地位，所以也难以通过政府的战略性干预来提高中国企业国际贸易竞争力。
受以上这些存量禀赋的约束，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中最具有竞争力的显然只能是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而且，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供给不足(在这里，我们必须提请人们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国民储蓄并不等于国内的资本供给，因为国民储蓄能否转化成为实际的资本供给，还要看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有效，而中国目前的问题恰好是金融体系非常糟糕，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政府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能够对稀缺的金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市场)，即使中国要按照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竞争优势去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也不得不需要采取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的做法才能实现。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由中国自然资源高度稀缺所造成的增长约束，我们还不得不通过发展加工贸易的方法来实现和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竞争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感谢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假如没有经济全球化，或者中国仍然坚持传统的对外封闭的经济政策，那么，即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大量过剩劳动，中国也是不可能实现或者提高其在世界劳动要素密集产业生产与贸易中的竞争力的。
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借助于大量外国要素和企业的进入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区分中国贸易增长中不同要素、不同所有者和不同国家的企业所做出的贡献之大小是有必要的，但这最多也只是一个贸易所得的分配问题，或者说只是一个经济福利问题，而不是竞争力强或者弱的问题。全球化可以通过要素流动来促使同一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但是却没有能力实现不同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因为各种要素的稀缺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用中国的劳动收入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收入作比较，并且因为资本的收益高于劳动的收益而得出中国的贸易是没有竞争力的结论，显然是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至于中国能够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得多大的经济福利，这是由中国的禀赋结构来决定的，我们要想增加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经济福利，就必须尽快改变我们的禀赋结构。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模式也就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要素的存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到那时，中国仍然坚持目前这样的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分工，那才是没有竞争力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一国贸易的竞争力不是在于它想要做什么，而是在现有的禀赋结构下，它能够做什么，若要想改变现行的分工模式，那么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存量的禀赋结构，否则不仅会导致其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下降，而且还会导致其巨大的福利损失。
二、“有出口而无产业”的说法能够成立吗？
张幼文教授在评价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时，对中国出口贸易中比例过高的加工贸易表示极大的担心，认为发展加工贸易不仅不能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现象。
这样的命题究竟是否可以成立，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大致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从静态的角度讲，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中做什么，不是取决于其美好的愿望，而是取决于它的既定的禀赋结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做了分析，就不再赘言；第二，从动态的角度来讲，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中做什么，将取决于其现有的禀赋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进。但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因为各个国家可以通过对外开放、促进要素的国际流动来改变分工模式，比如一个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国际资本来打破本国既定的禀赋约束而较快地实现经济结构的演进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然而，考虑到各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性高度不对称这一事实，特别是劳动要素几乎不能跨境流动以及自然稀缺要素的跨国流动成本极高等事实，各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到禀赋的约束，特别是受那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要素的禀赋约束。假如以上的逻辑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崛起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但是，中国的过剩劳动却是无法通过国际移民予以消除的，再加上中国的自然资源高度匮乏，于是就只有利用外资来做加工贸易，借以达到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接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发展加工贸易是否会出现“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现象呢？无论是国际经济理论，还是现实世界的经验都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全球化正在使得国际分工越来越来朝着产业内和公司内的方向发展，这两种新的国际分工模式的出现使得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产品都已经迅速地演变成为“万国”产品，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参加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国家都被卷入到由这两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所造成的垂直分工体系之中，区别只是在于各个国家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做什么而已。而且，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各个国家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究竟做什么，并不取决于它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各自的禀赋特征。在今天这种垂直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际分工的一般规律是：知识要素丰裕的国家做高端；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做中端；而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则做低端。既然在一个垂直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整地生产一个产品，那么把中国通过做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方法说成是“有出口而无产业”就没有道理了，因为照此推理，即使是那些做高端与中端的国家，只要它们参与了垂直化的国际分工，那么它们最终也将会变成一个个没有产业的国家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全球化对各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是对等的。
最后，如果说是因为在中国做加工贸易的产业不是控制在中国自己的手里，而是因为控制在外国人的手里而导致了中国没有产业的现象发生，那么中国会因为发展加工贸易而造成“有出口而没有产业”的命题仍然不能成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中国有没有产业，而是在于中国有没有企业。然而，要解决中国没有企业或者企业发展极其落后问题，关键显然在于企业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在于中国究竟要不要做加工贸易。所以，我们的看法是，中国发展加工贸易并不等于中国没有产业，至于中国的产业控制在谁的手里，关键在于企业制度的改革，因此，我们不赞成那种把由于中国企业制度改革滞后所产生的问题归罪于与此基本无关的加工贸易的做法。如果我们不是尽快而又彻底地进行企业制度改革，反而迁怒于发展迅速的加工贸易，那么我们就会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件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大事整个地做反了。
三、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
张幼文教授在文章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中国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将会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处在不利地位。其主要理由是：发达国家通过发展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可以为世界各国带来技术扩散等为正的外部溢出效应；而中国通过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则有可能给世界带来就业替代这样的为负的溢出效应，因此，只要中国继续坚持现有的以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来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势必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贸易制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呢？
首先，就像本文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优势在于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因此，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不仅如此，考虑到中国存在数量庞大的失业人口这一禀赋要素，中国通过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对于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社会公平性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失业会造成贫困，而当社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时，问题只是在于收入分配的多少，而不会有贫困，而且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时，一个国家的政府就有能力通过一系列不伤害经济增长的公平收入分配或者再分配政策来消除这样的差距，借以避免那些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从国际范围看，当中国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时，那么那些在劳动要素密集产业中丧失了竞争力的国家就应当通过结构调整和改革来重建它们的竞争力，而且，当它们一旦选择了这样的调整路径，那么它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都将会因为这样的调整而得到大大的改进，而不是相反。比如当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领导国家以后，英国就逐步地演变成为一个专门为世界提供金融服务的大国，而当日本替代美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以后，美国则通过IT产业革命而重建了其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和领导者地位。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把由中国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而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看作是一种具有过渡性的现象，因为经济规律最终会发挥作用，它会迫使各个国家重新在国际分工中找到它们的具有竞争力的分工地位。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分工结构与经济增长就是如此演进的。至于在这种结构演进所发生的贸易战，说到底只是一个调整过渡期中的暂时性现象。
因此，结论是清楚的，从长期的观点来看问题，中国目前以劳动要素密集产业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不仅对于中国自己是有利的，而且对于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中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世界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假如我们因为害怕调整过渡期的贸易摩擦而放弃既定分工模式，那么不仅会牺牲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且也会牺牲整个世界的长远利益。
四、中国为什么需要大规模地引进外国资本？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累计引进外资存量已经高达5000亿美元，约占中国GDP的30％以上。有学者认为，高存量的外资正在演变为中国经济难以承受之重。甚者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这种由引进外资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我们从张幼文教授的文章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担忧，该文提出要警惕外资大量流入的风险。面对以上这些担忧，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看待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中国这一现象呢？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从来就没有完成过工业化与市场化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因为中国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建立过所有权制度。在传统社会，中国的产权制度一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在一个没有财产所有权制度的社会里，人们是不会有积累财富的动机的。假如再考虑到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高度内部化，家庭成员因此而可以平均分享整个家庭的财富，以及在社会价值观方面长期形成的“不患寡、患不均”的基本取向，中国的传统社会不仅没有积累财富的动机，而且在事实上也没有积累财富的必要机制。所以，直到明末清初，即使中国已经有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私人资本，为工业化的发展准备好必要的货币资产条件。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世界各国日益被区分为处在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处在外围与半外围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由处在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所产生的世界性外部效应恰好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因此，像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几乎已经难以自发地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
再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来看，我们仍然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的制度与机制。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曾经试图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市居民的“低工资”政策来完成中国发展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但是，这种借助于计划经济制度、并且采用公共产权方式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做法并不成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计划经济与公共产权会造成资产的滥用，并且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而把积累起来的资产集中到那些最能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企业家”手中。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滥用资产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那些至今仍在承担政府预算项目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那些已经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性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企业则普遍存在着“银行软约束”的问题；至于那些已经通过股份制改革而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则因为股权分置和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管不力而普遍存在着“资产软约束”的问题。其结果是，经由国有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而集中到国有企业中的资产(也就是居民的储蓄)大都没有能够有效地转化成为实际资本，以至中国今天虽有将近20万亿元以上的居民储蓄，但却只有一半左右的居民储蓄被转换成为实际有用的资本。所以，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因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太多而造成了较低的资本形成率，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形成率非常之低，以致我们虽然具有非常之高的居民储蓄率，但仍然需要大规模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才能保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投入。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以中国居民储蓄转换成为实际资本的比率过低而得出中国不必继续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结论。
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简单加以分析以后，我们可以肯定，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除了引进外资或者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考虑到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短期内要达到彻底改革之目标非常困难，因为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没有充分的政治与经济准备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比较简便的做法就只能依靠大规模引进外资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来引进外资，才能达到以上所说的目标呢？根据国际投资的一般理论与经验：以间接金融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其资产是容易被剥夺的，其被剥夺的主要方式有资产被东道国政府冻结，以及因为金融体系的信用缺失而造成的资产损失等；而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其资产则是不容易被剥夺的，因为只要投资国掌握着东道国所不具有的知识产权，也就是所谓的无形资产，那么即使东道国政府夺走了外国投资者的有形资产，比如机器设备等，仍然无法生产出具有能够与投资国进行竞争的产品。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对外投资的资本输出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投资对象国是信用度比较低的国家，那么它们就会偏向于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样做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资产被东道国所剥夺的情况发生。只有当东道国的信用程度很高时，投资国才会比较放心地选择间接的金融投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国际金融投资主要发生在信用程度很高的欧美国家之间，而进入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则大都采取了直接投资的方式。毫无疑问，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落后，金融市场的信用极为糟糕，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想要进入中国市场获利的国际资本几乎都不得不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以便在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与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的好处的同时，能够有效地规避因为金融市场信用程度较低而产生的金融投资风险。
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不仅外国投资者愿意对中国的投资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而且中国所乐意接受的外国投资也恰好是直接投资。我们这样说的根据主要在于：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并不单单是一份资产，而是一个“资产包”，因为伴随着直接投资而来的不仅是机器和设备，还有技术和管理，以及最为重要的企业家精神。第二，由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特别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因为企业家供给不足与企业家精神匮乏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缺口。第三，尽管东道国无法对包含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无形资产加以剥夺，但是，借助于技术溢出效应，东道国可以通过“干中学”机制而分享由外国投资者所掌控的无形资产。我们以上所列举的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这些好处，已被中国对外开放20多年的经验所证实，“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一个无人可以怀疑的事实。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中国之所以需要大量引进外资，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真正完成过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一直是一个存在资本缺口的国家，而且还因为中国没有企业家的企业，从而没有能力把国民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为生产性的资本来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第二，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信用缺失问题，所以中国在引进外国资本时，FDI必定会占据主导地位。假如我们不喜欢外国资本、特别是以FDI方式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那么中国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停滞或者国民资产被滥用而造成社会安全问题可能会比引进外国资本所带来的所谓“安全问题”更加可怕。
五、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究竟对谁有利？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还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究竟对谁有利？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许多学者以中国的市场被外国跨国公司所挤入、作为劳动剩余的利润被外国投资者所获取为理由，断言中国引进如此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是不利的。即使在张幼文教授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样一种看法，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以及跨国公司日益由中外合资演变成为独资经营的现象不断增加，中国从引进外资中几乎已经没有利益可言。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般而言，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所产生的直接收益(也就是增量收入)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二是资本的利润收入；三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在以上三部分收入中至少有两个部分是被中国所占有了：其一，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其二，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尽管中国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对许多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免了所得税，但是营业税和其他各种流转税则是从来不予减免的，而且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越多，其缴纳的这些税收也就越多，根据2004年的有关统计，外国直接投资所创造的营业税和流转税大致占中国政府税收总量的20％左右)。只有资本的利润收入，才归外国投资者所有。在上述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应当说中国是主要的得益者，外国投资者只是拿到了原本就应当属于他们的那一份，怎么可以说是外国直接投资者占了我们的便宜呢？假如我们连利润也不让外国投资者所获取，那么又有谁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呢？又怎么能够说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又如何实现和推进呢？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让外国投资者获取合法的投资收益，是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所必备的先决条件，而且利润作为产业投资的收益必须高于作为金融投资收益的利息，如果中国连这样的商业准则都不能接受，那么不用说引进外国资本了，就是与世界各国开展一般性的商业活动也将会变得极其困难。在这方面，我们真的需要一种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高尚的商业道德与情操，那就是公平地对待所有的投资和贸易行为。
其实，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所提到的那样，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像工资和税收这样的直接收入，而且还带来许多溢出性的收益。当然这种溢出性的收益可以为正的，也可以为负的。从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既有为正的溢出性收益，又有为负的溢出性收益。就为正的溢出性收益来讲，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企业家精神溢出收益和技术溢出收益之外，还有就是贸易溢出收益。所谓贸易溢出收益指的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以后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由统计数字可知，中国今天的出口大约有一半以上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对外出口，如果把为在华跨国公司对外出口产品做配套的那部分中国企业的产量(即间接出口的产量)以及模仿在华跨国公司的市场营销方法而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数量也算上，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造成的贸易创造效应可能比上述数字还要大。
贸易溢出效应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内需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居多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通常总是具有更大的自给自足性，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走出口导向的道路。但是，与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不同，中国由于缺乏足够的企业家要素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所以，中国要走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就不得不依靠跨国公司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内需严重不足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由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加工贸易还可以有效地缓解中国所面临的资源压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外国直接投资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负的溢出性收益(即引进外资的成本)。其中最为主要的引资成本是：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本土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被外资所挤占：地区之间的增长差距有了比较显著的扩大。但是，我们有必要搞清楚的是，产生这些引进外资成本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采取正确的引进外资方法来增加其收益、并尽可能地减少其成本。简单地讲，由引进跨国公司而造成的环境成本是各地政府为完成引资指标放松环境管制而造成的，所以问题不是出在要不要引进外资，而是出在政府究竟采取怎样的引资政策来降低这种原本就不必支付的成本。由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所造成的本土企业被挤出市场现象事实上并不是单向的，当外资在中国市场上挤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同时，中国也有数量众多的企业借助于外资企业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迅速扩大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此外，大部分在本土市场上被外资挤出的企业不是因为它们在与外资的竞争中遭遇失败而造成的，事实恰好相反，那些被外资挤出市场的本土企业大都是一些受到政府过度保护的企业。所以，要想提高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去阻止外资的进入，而是应当鼓励它们在开放环境下，通过与国际企业的竞争和合作来提高其竞争力。至于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合资企业独资化的现象之所以会大量发生，关键在于参与中外合资的中国企业领导人的“无能”(这种无能可能是由他们个人的经营和管理素质所决定的，也可能是因为受到现行的国有企业制度的约束所造成的)，因为中外企业合资本来就是一种“学习”的竞赛，在这样的竞赛中谁能够取胜，就要看究竟是中方首先学会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方法，还是外方首先学会如何适应中国的经营环境。一旦中方在这样的“学习”竞赛中遭受失败，那么外方在学会了如何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之后，就必然会抛弃中方合作者而实现从合资企业向独资企业的转型。因此，应对外资企业独资化的最优策略不是去设置阻止外资流入的障碍，而是应当加快与深化中国的企业改革。
最后，关于外资流入引起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负效应也并不是不能避免的。首先，一个国家在引进外国资本时，假如不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比如让劳动人口自由流动的措施，那么在经济规律的自然作用下，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就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能够导致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规律就是开放经济下必然会发生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所谓“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是指：一个国家一旦对外开放、参加国际分工与贸易，那么受运输成本的制约，经济增长就会集中到该国的沿海地区或者边界地区，因为这样做可以降低运输成本的支出而导致出口竞争力的提高，这与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究竟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即使没有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会产生这样的效应。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外资的进入确实使得这样的效应有了十分明显的放大。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削弱这样的效应呢？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在“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发生作用的情况下，试图通过资本流动来减少其消极作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流动虽然可以产生供给增加的效应，但是并不一定可以产生收入增加的效应，因为流向不发达地区的资本最后还是会带着利润离开这些地区，其结果将会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变得更加落后，因为很可能出现资本流走了、资源枯竭了、而人口却依然留在原地的可怕后果。所以，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做法只能是让内陆落后地区的人口向经济增长快速的沿海或者有贸易机会的边界地区流动，通过劳动人口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基于以上的看法，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由对外开放所造成的，外资流入并不是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外资流入充其量只是放大了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而已：第二，解决这个问题既不能采取限制外资流入的政策，也不能采取强制性地将有限的资本投向中国内陆地区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效率的损失；第三，正确的做法只能是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在经济增长不可能在所有地区均等化的情况下，人口自由流动可能是实现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最优选择。
六、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吸引外资来推动技术进步？
近年来，关于中国在吸引外国资本进入市场以后的技术直接溢出效应普遍较低的问题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并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带入中国的技术与它们投向发达国家的技术相比大都很低而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现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失败了，因此必须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采取限制政策。而张幼文教授的文章则用更加学术化的语言，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外资在中国贡献度的下降。
毫无疑问，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外国投资者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投资带去的通常都是高新技术，而进入到中国来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带来的都是低端技术。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假如我们不对问题发生的根源加以剖析，而只是从现象出发，简单地采取限制外资进入的做法，那么不仅不能提高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资本的技术程度，反而会给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假如不是从现象上看问题，而是从根源上去探究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的技术水平之所以不高的原因，那么我们就需要借助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利润函数来加以分析：
π[，h]=(P[，h]-C[，h])Q[，h]-γ/2(X[，h])[2]-T[，h]-G[，h]
上式中下标h为东道国符号，π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利润，P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销售产品的价格。C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Q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生产和销售的产量，γ/2(X)[2]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成本，其中γ/2为创新成功或者失败的正态分布的概率，(X)[2]表示创新成本是非线性的，T表示跨国公司把技术从母国转移到东道国的转移成本，而G则表示跨国公司到东道国投资的固定成本。
由上述这个利润函数可知，跨国公司到海外投资与在本国投资不同，大致需要增加三个方面的额外投资或成本：第一是创新成本γ/2(X)[2]；第二是技术转移成本T[，h]；第三是固定投资成本G[，h]。在以上三项新增投资成本中，除了固定投资支出与技术水平的高低没有直接的联系之外，其他两项额外投资都将关系到进入东道国的跨国公司的水平的高低。首先，当东道国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时，跨国公司的创新成本就会显著上升，因为其巨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很可能因为东道国企业的“盗版”而不能产生回报；其次，当东道国因为政府教育投入不足而造成人力资本短缺时，跨国公司假如把先进技术输入这样的东道国，那么就会因为技术与人力资本的不相匹配而导致投资的失败。由此可见，一个从国际社会大量引进外资的国家，所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的高低与其是否出让国内市场给外国投资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关键在于其有没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充足的人力资本供给。然而，对照一下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恰好是：第一，在中国市场上侵犯知识产权的“盗版”行为十分盛行；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高度匮乏。正因为如此，即使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市场，仍然无法达到引进跨国公司先进技术之目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东道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能否引进外商的先进技术与其是否出让市场份额是没有因果关系的；第二，中国之所以不能通过开放市场引进外商的先进技术，关键在于没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足够的人力资本的供给；第三，现在在国内非常流行的“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已经失败”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先进技术本来就不是通过开放市场就可以换来的，而是需要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充足的人力资本供给才能引进的；第四，中国想要在对外开放中引进先进技术就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人力资本投资；第五，假如中国不是朝着这样两个方法去努力，而是轻易地采取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做法，那么不仅不能有效地缩小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且还会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下降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其中的道理我们在上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
七、外贸、外资与国家安全
最近10多年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不断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担心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认为中国目前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数量巨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而且还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张幼文教授的文章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担忧，认为过多的外资进入和过多地依赖外资开展国际贸易，不仅不能增加中国的国力，而且还会使中国面临巨大的主权风险。
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们应当如何来评价呢？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问题加以讨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大国的贸易依存度一般都比较低。或者换句话说，大国通常都是净进口国，而小国一般都是净出口国。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小国国内市场相对较小，从而对外国市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特别是专业化从事制成品生产的小国更是如此，因为制成品生产通常都具有规模经济，而一个小国要想获得制成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就必须大量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美国是一个净进口国，而德国、日本、特别是像瑞士这样专业化生产手表与饰品的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净出口国，这种现象大致可以证实“小国贸易依存度高、大国贸易依存度低”这一定理。所以，当我们运用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来评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是否健康时，必须搞清楚你所考察的对象国家究竟是大国还是小国，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把眼光转向中国时，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贸易依存度竟然会比许多在世界经济当中属于小国的依存度还要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是不正常的，所以自然会有许多人对于中国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加以批评。但是，假如我们仅对中国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加以批评，而不对导致中国如此之高的贸易依存度的原因加以分析，那么这样的批评就没有意义了。在我们看来，导致中国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可能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第一，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以致需要通过增加出口来出清国内过剩的供给，至于中国内需为何会严重不足，限于篇幅就不再加以阐述；第二，中国从理论上讲属于大国，但是在实践中则是一个小国，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市场的地方分割，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国事实上有将近30来个小的、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的“经济体”各自独立地进行着进出口贸易，结果是，理论上所说的大国模型就不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了；第三，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来就不是单调的，既不是单调递增，也不是单调递减。一般的规律是，当一国处在经济起飞阶段时，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的作用下，其贸易依存度通常都是比较高的，反之，当一国进入经济稳态增长阶段以后，其对外贸易依存度就会大幅下降，特别是大国。今天的中国恰好处在经济起飞和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所以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其实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用动态的眼光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问题，那么中国要想降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其正确的做法就不应当去控制贸易流量，而是应当进行结构调整与改革，如创造内需的改革、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改革，并通过有效的结构调整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我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些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来有效地增加内需、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并使经济增长逐步进入稳态，那么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才有可能由目前的单调递增状态慢慢地转向单调递减状态。但是，不管是单调递增还是单调递减，贸易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那样，它始终构成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基本来源。所以，我们很不赞成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这个数值当作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安全与否的度量指标，因为，这当中实在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就像我们以上所分析的，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起飞、又缺乏内需的时候，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实在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经济不安全的信号。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等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特别高的经济发展阶段。
其次，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引进外国资本是否对其国力提升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并且还会导致该国的经济安全发生危机呢？我们已经反复强调，外资进入东道国是有可观的溢出效应的，当然这种溢出效应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只要政府的政策措施得当，外资进入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被大大控制，而其正面的溢出效应则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结果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实力(或称国力)将会因为外资巨大的正面溢出效应而得到迅速的提升。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通过大量吸引外资，用了不到25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不错。中国今天还没有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不过还是一个加工厂而已。但是，假如我们没有过去25年中积极的引资政策，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加工和制造能力吗？中国的国力难道不是已经比25年前要强大得多了吗？因此，结论是清楚的，外资确实是别人的，但是外资的正面的溢出效应则是属于中国的。那些拒绝外资进入本国的拉美国家和迄今为止仍未开放经济的国家不是出现了经济增长的衰退，就是发生了国力江河日下的情况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外资是可以提升本国国力这个道理吗？
外资的所有权是属于外国人的，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所有权属于外国人所有的外资企业大量进入本国是否会对本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威胁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致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来加以思考。
从静态角度看，我们首先需要把国家主权与企业所有权加以区分。国家安全取决于国家对其主权的控制程度与行使的自由程度，而企业所有权所涉及的只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归属。所以它们完全是属于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利。由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国家主权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存在竞争与替代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在一个主权国家里的企业所有权究竟是归本国国民所有还是归外国居民所有并不会对国家的主权带来威胁。所以，那种认为外资企业进入会对国家主权带来威胁、并导致东道国安全危机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正是因为国家主权高于企业的所有权，所以所有进行跨国投资的企业在选择东道国时，都会对当地政府的信用和投资环境加以认真的调查研究，借以避免境外直接投资被东道国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或其他直接没收的政策所剥夺的可怕后果。
再从动态角度来讲，人们大都会担心外国投资者的撤资行动所引发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并据此认为过多吸引外资和过高的外资存量对于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是不利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外资的大规模撤资往往是因为东道国政府信用丧失所造成，比如一场社会动荡，或者一次大规模的排外浪潮等。这种危机的发生其实不是由于外资进入所引起的，而是由东道国本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引发的，因此，在这些情况下所发生的撤资行为恰好不是因为本国的安全受到外资的冲击，而是因为外资在本国无法安全地运作所引起的。排除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看到，外资从东道国撒出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报酬开始递减。这种情况如果发生，那么我们的判断是，发生投资报酬递减的东道国已经趋于成熟，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进入稳态，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趋于收敛，这时，不要说外资会撤出，就连本国资本也会倾向于对外投资来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因此，到了那个时候，资本流出，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都是阻止本国投资收益持续下降的必要之举，它们会成为防止本国经济增长趋于衰退过程中的起作用的力量，从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反而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
八、结论
总结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第一，在本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得益者，所以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轻易放弃我们从经济全球化中已经得到的以及未来可以继续得到的国家利益；第二，开放经济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政策至今仍然是有效的，我们绝对不要轻易加以抛弃和修正，因为这些原理和政策是在世界各国的对外开放中所总结出来的十分宝贵的经验和知识；第三，在运用这些原理和政策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实是，中国有巨大规模的存量人口和失业人口，同时中国经济又处在转型过程中，并且还是一个正在经济起飞的国家，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在运用对外开放的一般原理和政策时必须附加的约束条件。总之，我们是赞成理论创新与知识创新的，但是，所有创新必须是有科学依据和知识基础的，创新不能简单地变成一种抛弃现有的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意识形态上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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