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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华民,男, 1950年11月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现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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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制度创新及其危机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华民 点击:5043次 时间:2010-02-02 03:06:10
中国已经决定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但是竞争的性质与规则本身却正在变化之中。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今天的全球市场经济仍然被资本主义控制着,而资本主义本身正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爆发而处在急剧的变动之中。因此,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经济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因素。
    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
    尽管资本主义是在市场经济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并且在资本主义的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其最好的“工具”,但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布罗代尔,1976年)。
    通常,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加区别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然而,当我们把视线移向更为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市场经济其实比资本主义要古老得多。
    市场经济是在货币和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货币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明,货币的发明加速了社会的交换行为,而交换恰好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至于城市,乃是有形市场(人类最初创建的市场都是有形的)的孕育地与集中地,并且还是市场发展的强劲助变的增值器。因此,可以这样说,是城市与货币造就了市场经济和人类生活的现代性。历史的进程表明,城市与货币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而且还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显示器(布罗代尔,1976年)。
    从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是市场交换行为的一系列质的变化所造成的。对此,马克思作为最完美的分析。人类最早的交换行为是物物交换,马克思用公式表示为:"W-W"。随着交换的发展与货币的发明,便有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其表达方式为:"W-G-W",其中的G代表货币。由于货币的加入,从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当人们把货币当作资本,而不是交换的媒介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时,资本主义经济便产生了,用马克思的表达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被简单地描述成这样的经济过程:"G-W-G'"或"G-G'",其中G'=G+△g(马克思,1871年)。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找到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其一,是交换的目的。市场经济是以不同的使用价值交换为目的的经济,而资本主义则是以追求价值增值为目的的经济,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其生存的土壤的。其二,是交换的方式。市场经济的交换方式是简单的、低级的,其典型的存在形式是集市与各种初级交易,而资本主义的交换方式是复杂的、高级的,其典型的存在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交易会和交易所。以上两个方面的区别给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投资和获取利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利用发达的交换系统和先进的生产方式,通过资本积累连续不断地进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以,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工具是货币与城市,那么资本主义的基本工具就是投资和积累。
    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国家没有能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原因不外乎这样两个:其一,是缺乏社会积累,特别是资本的积累,这可能与缺乏所有权有关;其二,是没有发展出高级形态的市场交换体系,这可能与习惯有关,也可能与政府反对这些高层次的交易形式有关(布罗代尔,1976年)。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
    在封建主义废墟上诞生的,以市场经济为其工具体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产生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生产力,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比以往任何经济时代的发展动力更加强大。
    这种强大的发展动力首先来源于它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1930年)。在中世纪,贪婪是万恶之首,商人是绝不可能取悦于上帝的。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则视贪婪为美德,而商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也就成了最能取悦于上帝的人。当这种意识形态被社会普遍接受以后,追求个人消费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范式。按照这样的意识形态,人们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尽可能地赚钱。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或信念,资本主义的激励结构就没有意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也就会变得毫无目的。
    所有权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时代里,没有所有权可言。国家根据自身的均衡状况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对于金钱世界采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文化与宗教的情况亦然。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以及高利贷等方面所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的君主政体只准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种无望的角色,而将在贵族中盛行的决定性的等级制度推至第一线。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通往权势的道路是接近国王和宫廷。在印度和伊斯兰国家,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最终总会被集权的国家所制服。这种政治权力高于财产所有权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从封建社会派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建立起了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制度。就所有权不是单方面的宣布,而是相互之间的承认而言,所有权就好比是一种社会契约。因此,一种有效的所有权必须得到法律(宪法秩序)的认可与国家政权的保护。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并充当资本主义的保护人。建立所有权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财产的安全,从而使得财富的激励与财富的积累得以实现,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在(亨利·勒帕日,1985年)。
    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还来之于市场的垄断。过去,人们通常把竞争与垄断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两极。例如,以撰写《新工业国》一书而出名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就作过这样的划分,他把具有市场控制力的大企业集聚的部门称为垄断部门,而把受市场控制的中小企业集聚的部门称为竞争部门(加尔布雷思,1973年)。但是,这样的划分是不正确的。根据本文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竞争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而垄断才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化”的经济,而垄断是符合资本主义追求“最大化”这一内在要求的。垄断一旦形成之后,留给后来者的道路就只有一条,那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熊彼特式的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一种“毁灭性的创造”(科纳,1986年)。正是这种“毁灭性的创造”掀起了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产业革命与重大的技术创新,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因此,市场经济中的,那种仅仅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竞争,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毁灭性创造”相比,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与程度上是无法相比的。
    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还来之于其独特的增长结构。这种独特的增长结构就是所谓的“中心-外围”结构(吉尔平,1987年)。远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之前,自中世纪、甚至古代社会起,世界已经分成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实现集中和结构紧密结合的经济区,它们各自占据着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相互之间进行着极其有限的交易。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些相互独立的经济区域逐渐地地被组合成为一个具有等级制特征的世界经济。处在这个等级制的世界经济的统治尖顶的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而大量的外围地区则处在被统治的基层。等级制也许不是资本主义的创造,正如资本主义没有创造市场或消费一样。但是资本主义肯定需要一种等级制,否则它就将无法实现财富的积累,这是因为公平的财富分配是不利于财富积累的。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到凯恩斯的时代,直到今天的新经济时代,富国与穷国并非一成不变,但是这种变化仍然发生在上述的规律之中,即: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仍然继续分化为富贵与贫贱,它在结构上仍然是“中心-外围”的组合。那么中心与外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心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极,中心依靠外围的供给,外围则依靠中心的需求,中心借助于这种等级制的,并且是不对称的依赖关系而向外围发号施令。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增长结构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就像一座大厦,它的成长高度取决于它的基础的深度。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只有把越来越多的外围国家组合进它一手创建的这个等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它才能获得新的成长空间。早期资本主义多次发动的殖民主义浪潮和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无不表明它的发展需要一个巨大的,并且是不断扩张的空间。在一个狭窄的经济空间内,资本主义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根源于追求利润的意识形态与所有权的激励;以垄断为基础的“毁灭性创造”和等级制的“中心-外围”结构则拓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空界限。
    三、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
    资本主义利用了市场经济,继承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它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并且还需要社会的积极协从和世界经济的默契。只有如此,它才能成为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直至变为政治秩序和社会文化的一种现实,即成为所谓的正统。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创造性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讲,资本主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出色的制度创新,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区别于,并且优于以往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
    1.社会意识形态的创新
    从宗教到科学是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完成的最为重大的制度性创新。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古代文明中,大都存在着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它们通常都是属于宗教性质的。它们阐明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从物质宇宙的运行,到证明统治的正确性,直到社会日常生活和态度的每个细节。与此相反,资本主义认为这种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世界观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文化。为了寻找韦伯和熊彼特所说的合理的资本主义文化,首先是在寻找宇宙运行的合理解释上,资本主义开始转向科学,而不是采用宗教的宇宙论。这一转变,使得人们最终从一切固有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进入自由运用智慧的新时代,从而促进了科学的突飞猛进。科学的发展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先进的技术与先进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和谐匹配,并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具备了战胜以往一切社会制度的能力(莱斯特·瑟罗,1996年)。
    2.国家制度的创新
    国家也比资本主义古老得多。从理论上讲,国家制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无政府国家;亚当·斯密型小政府国家;柏拉图式公仆政府国家;专制主义国家;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官僚政府国家(查理斯1977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前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是专制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则是代议制官僚政府国家。尽管资本主义代议制政府在追求官僚阶层收入最大化这一点上,与专制主义国家在追求统治者收入最大化这一点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两种国家制度在性质上则是截然不同的:在专制主义国家里,作为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包括资产阶级)是没有发言权的,国家对金钱世界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由于缺乏法律,政策是不连续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为维持专制政权,国家倾向于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代议制官僚政府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获得了绝对的发言权,为了减少投资的风险,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有连贯性的经济政策及各种具体的制度来减少各种投资活动的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限制还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治还是法制、经济政策是否连贯等要素,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
    3.等级制框架中的个人自由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虽然继承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并且充分地利用了它,但是,资本主义在继承传统社会等级制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创新。这种创新表现为在等级制的框架中导入了个人自由,如可以自由处置的财产、自由的企业、自由的劳动、自由的贸易和自由的市场等(韦伯,1923年)。所有这些个人自由无非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创造一个要素与商品可以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以便让资本自由地获取利润。为了实现这样的自由,就必须剥夺国家的经济所有权,并以此为基础将社会的政治权力与社会的经济活动加以分离。只要国家仍然象中世纪以前那种专制主义的国家一样,继续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那么就没有经济自由可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是等级制框架中的个人自由,因此,这种个人自由是有条件的或不平等的。简单地讲,一个雇佣劳动者出卖劳动的自由与一个资本家选择投资项目的自由并不是等价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处在两个不同等级上的自由。只有就劳动者与资产者在进行自由选择时都得对自己的决策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点来说,两者的个人自由才有相似之处。
    4.自由的企业制度
    人们在谈论英国产业革命的时候,往往只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制度因素的巨大作用。其实,很多的历史事实表明,技术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技术只有当其与先进的意形态与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英国的产业革命固然有赖于蒸汽机的发明,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试想一下,在男女两性自然分工的家庭经济中,或在中世纪的手工作坊经济中,会有蒸汽机技术的使用空间吗?古代印度、埃及与中国都有许多重大的技术发明,但是,均因缺乏能够容纳这些新的技术发明的意识形态与企业制度而未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与传统的微观经济活动单位相比,至少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1)企业规模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而这是有利于大规模生产技术的运用的。资本主义最初的企业大都是个人所有的企业,受资本积累的限制,个人所有的企业无法适应大规模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合伙制企业的过渡之后,股份制企业便应运而生了。股份制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企业的性质,即自然人的企业开始转变为法人治理的企业,并且,企业的生命周期也因不再受自然人生命周期的限制而延长了。
    (2)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当股份制把资本主义自然人经营管理的企业变成法人经营管理的企业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的现象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阿尔钦等,1972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造就了一个职业的企业家阶层,并通过企业家而把“管理”这个崭新的要素组合进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过程。由于企业家的收入是与企业的获利能力与成长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就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企业家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去发现潜在的利润,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创新而把它们变成现实的利润。企业家的出现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分工,即由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造成的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分工,在企业家成为职业经营者的同时,资本家则成了职业的投资者。从此,不是要素,而是企业成了资本所有者进行投资的对象。对企业进行投资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的,因此,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必然会造就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发达的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为企业的大规模投资解决资金来源,而且也可以为创新企业提供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这样,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形成了:大规模生产与接连不断的创新。
    (3)组织对市场的替代。根据著名的“科斯定理”(罗纳德·科斯,1937年),资本主义的企业首先是一个组织,从而区别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微观经济机体。组织是有成本的,利用市场机制也是有成本的(科斯将其称为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由于在组织内起作用的是行政命令,因而与讨价还价的市场相比,组织的成本通常总是要小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所以,用企业来替代市场是有利可图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科斯把企业定义为对市场的一种替代。比如,当一家企业的中间品投入是来之于其所有权控制之外的其它企业的时候,该企业为了获得这种中间投入品,就必须支付包括寻找中间品供应商、确定供货的时间和地点、确定商品的质量与价格、以及由供货商违约所造成的风险等在内的一系列市场交易费用。但是,如果当该企业利用组织来替代这一市场交易过程时,其方法是对中间品供货商进行所有权控制,借助于这种控制而把中间品供货商变成该企业组织内的一个分支机构,那么原先发生的市场交易费用就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远较市场交易费用要低得多的组织成本。考虑到组织成本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而增加,因此,用企业来替代市场,或者说企业扩张的边界也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就处在企业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相等的那个均衡点上。从资本主义企业的以上特点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用来获取利润的一种工具而已,当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要求时,资本主义就会毫不犹豫地用企业组织来取代它。
    5.雇佣劳动制
    劳动是对于自然材料和能源所进行的一种目标明确的、工具化的改造。资本主义创造了雇佣劳动制度,从而把劳动变成了一种生产性的增值活动。所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工人在再生产资本时,总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即工人自身的依附性。但是,与传统社会,特别是农奴制社会相比,这种依附性是有质的区别的。在农奴制社会里,是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决定了劳动财富的依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是一种生产关系的依附,而不是一种人身的依附(马克思,1871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别,才有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没有直接人身依附的“自由劳动”与有直接人身依附的强迫劳动相比当然是一种进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创造出高于以往一切时代的劳动生产率的原因大概也就在于此。在雇拥劳动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资本对劳动控制的程度。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控制能力越强,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就发展得越快。反之,则相反。举目当今世界,美国的经济增长迅速之所以快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日本等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在美国,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控制能力非常强大,以致资本可以通过随意地解雇劳动而迅速地实现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资本主义本来就以能够出色地跟踪社会收入的变化而出名。每当收入增长或收入分配有了变化,市场的需求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为了实现最大化的利润,资本就会针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迅速地对其所控制的生产结构加以调整。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由于美国企业解雇雇员更加容易,因而美国在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时,它作出的反应也就更快。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是有危机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一种悖论式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它使劳动集中化和集约化;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劳动变为多余的。在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大约有5000万人不得不离开欧洲,因为他们不再被需要。他们到北美和澳大利亚,部分人到南美和非洲进行殖民活动,为世界的欧洲化,为世界市场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给土著居民带来了悲惨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致命的后果。而今天呢?在经历了充分就业的“黄金时代”以后,除了美国之外,到处是大规模的失业。于是,一个已经被人遗忘多时的问题重又被提了出来:资本主义还能生存下去吗?
    四、资本主义正面临新的危机
    种种迹象表明,即将进入21世纪的资本主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全面的、深刻的和带有根本性的。面对美国如火如荼的新经济,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当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下面,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对21世纪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加以分析。
    1.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新的技术变化无法匹配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进步相匹配时,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繁荣,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进步不相适应或不能匹配时,经济就衰退,社会就停滞。今天,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基本危机,恰好就是其过时的意识形态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无法适应或匹配。新经济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由知识要素驱动,并以因特网为运作工具的经济。从新经济的这三个组成要素来看,无论是信息技术,或者是可以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知识,还是因特网本身,它们都不再具有纯粹私人产品的性质,因为它们不是具有非排他性,就是具有外溢性。这意味着新经济时代的许多核心技术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非盈利性的公共投资,而这与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莱斯特·瑟罗,1996年)。因此,资本主义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资本所有者决定对新经济的核心技术进行投资,这不仅是无利可图的,而且也是与资本主义的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资本所有者决定放弃对新经济的核心技术加以投资,那么,资本主义就将因为无法控制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而被潜在的新制度所替代。在今天的美国,绝大部分投资于网络公司的资本颗粒无收,从信息技术到因特网建设的许多基础性投资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投资,以及旨在增加社会知识存量与流量的教育投资也大部分来之于政府的公共支出,所有这些事实无不表明,资本主义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资本主义无法获得社会新的生产力
    脱胎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曾经拥有过一切,从土地、原料、雇佣劳动、机器、厂房、流水线、资本市场直至国家机器。但是,自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资本对最新生产力的占有能力却显著地下降了。究其原因,就在于最新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价值创造力的生产要素,已经不再是以上所列的各项(当然国家是必须除外的),而是人格化的知识存量与流量,即人们所说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资本可以直接占有的有形资本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第一,人力资本不能被占有,而资本是不会对不能占有的东西进行投资的;第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周期通常总是要比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允许的时间周期来得更长,这也决定了资本是不会对人力进行投资的;第三,人力资本的投资必须在某种社会环境中进行,如学校教育等,但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体制来说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这是一种非市场的环境,没有价格信号,且具有很高的时间贴现系数,因而是充满风险的,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只在投资回报率与风险利率相等时才会进行投资。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后也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支出。总之,财富的类型应当包括:自然资源型的财富与人力资源型的财富。资本主义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既然资本不愿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那么资本也就不能获得人力资本这种新的生产力,既然人力资本的投资与资本无关,那么资本也就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今天,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到处可见的、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巨大知识财富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有人把他们定义为“知本家”)与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的事实,再也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正面对着无法控制与获取社会新生产力的危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新经济时代,新的核心战略资源来源于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投资,但资本所有者不会对其进行投资,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终结了?人类的科技进步达到今天这种境界,已经对社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必须创造一种不是以机器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新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却是一种以物为中心,不惜以人的牺牲为代价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既定目标的制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的科技进步之间的冲突再次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3.旧矛盾的新发展
    资本主义为什么要不停地发展,以下两个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的作用:其一,是其内在的利润驱动;其二,是为了解决存量财富分配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就必须通过增量财富的创造来使这一问题控制在资本主义不至于崩溃的限度之内。由此可见,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又是关系到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由资本主义主义所造成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新经济时代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从而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与生俱来的矛盾发展到了更加难以应对的程度。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不愿对人进行投资的,而新经济时代的财富分配却越来越取决于人们能够拥有多少知识存量与流量,即人力资本的多少。这也就是说,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已经越出了资本主义可以控制的范围。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过去,资本主义还可以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增量财富的创造,来把这一矛盾控制在资本主义本身不至于崩溃的限度之内;但是,现在,由于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具有获取社会先进生产力的能力,所以,资本主义想要通过增量财富的创造来达到控制上述矛盾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正如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仅靠资本所有者的支持是不够的,它需要社会的协从与整个世界的默契(布罗代尔,1976年)。但是,当社会的财富分配达到如此不公平的程度时,那些处在极端贫困状态的人们与国家还会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吗?
    4.来之于经济全球化的危机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外部性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当欧洲列强把自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金银贵金属经由贸易或战争而集中到欧洲的几个点上时,欧洲国家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世界的外围国家却走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产生这种外部性,至今仍然限制着许多外围国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外部性表现为对外围国家各种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仍然是建立在剥削国际资源,利用国际机遇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需要有一个外部世界来承担其必然会产生的外部性成本。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以世界为其存活范围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欧盟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推行其全球发展战略?说到底,就是为了获取更为广阔的市场和释放外部化成本的巨大空间。尽管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有不同理解,但经济全球化的构成要素则是非常明确的。简单地讲,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事实上包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经济全球化的主观战略、以及由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等三个基本的要求(里斯本小组,1977年)。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指的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产业革命导致的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人类社会在信息、技术、商品、货币资本和人员交往方面的空前频繁。用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整个地球变小了,整个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观战略是指西方的资本方面,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与西方政治家推行的全球化方针。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与主观战略的相互结合则构成了今天全球化发展的实际进程。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的回答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都还没有达到其极限值,但是,今天这种远甚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的危机。
    5.资本主义是不同制度竞争的最后胜利者吗?
    从历史上来看,外部的军事威胁、内部的社会动乱和可以替代的意识形态,是导致一个现存的社会制度被否定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是资本主义兴起、兴旺和衰落的原因。当资本主义逐渐进入其成熟期时,其内在的各种弊端便开始一一暴露。于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替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便先后产生了,后者在今天被人们称之为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特别是当这两种意识形态结出制度之果时,即:苏联与东欧各国按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少的西、北欧国家又根据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资本主义便开始面临激烈的制度竞争。面对来之于左右两个方面的制度竞争,资本主义充分发挥其制度的兼容性而取得了竞争的暂时优势(布罗代尔,1976年)。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兼容性根源于它的唯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赚钱就是一切,而手段则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可以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可以继承中世纪的等级制,可以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保留封建特权,直至保留皇室与贵族,只要后者愿意妥协。因此,当共产主义与第三道路的意识形态产生以后,特别是当它们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存在时,资本主义便开始积极地吸纳这两种制度中的可兼容部分来增加自己在不同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中的优势。例如,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创立了公共老年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制度;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11年就怂恿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失业保险制度;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计了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新政,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后拯救了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没有遭到来之于共产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的威胁,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理性发展的制度约束。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与欧洲在新经济发展方面的落伍,有许多人相信共产主义失败了,福利国家破产了。这使得资本主义急于摆脱那种由不同制度竞争而造成的制度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资本主义不仅恢复了以往的本性,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那么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回答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内在与外在的矛盾将因此而趋于激化。曾记否,古代埃及、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它们的解体或崩溃,都不是因为存在外部的竞争者,而是因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能适应科学与技术的变化。同样,当资本主义不能通过多种制度的兼容来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当今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相适应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又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呢?
    [收稿日期]2000—10—11
 
 
【参考文献】

    [1](法)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的动力》(中译本)[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美)莱斯特·瑟罗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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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奥地利)熊彼特著:《资本主义发展论》[M].
    [5]沃勒斯坦著:《世界体系论》[M].
    [6](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7](美)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80年。
    [8](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译本)[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9](德)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中译本)[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10](美)A.A阿尔钦、H.登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6月号。
    [11](美)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12]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根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M].1997年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中心出版。
    [13]Kirzner, I.M.,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4]Charles, E. Lindklon, Politics and Markets: BasicBook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77.
    [15]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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