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基本态势
我们通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观察可以发现，中国正处在内有失业、外有顺差的内外经济失衡中。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对这种失衡的发展态势加以分析，那么大致可以发现，这种失衡的态势是从1995年开始逐步趋于恶化的。
根据有关的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1995年，中国非农就业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自从1995年以后我国非农就业岗位的增长开始放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日渐萎缩，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更是与日俱增，以致从1996年开始，中国非农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一直停留在50％左右的水平上。①
无独有偶，中国外部经济出现巨额顺差也是发生在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之后。从表1可见，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个外汇高度短缺的国家，外汇储备接近于零。在1979年对外开放之后，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直到1994年汇率贬值以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从来就没有超过50亿美元的额度。然而，自从1994年中国官方汇率贬值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惊人，而且还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
表1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1950-2005，10亿美元)
我们通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观察可以发现，中国正处在内有失业、外有顺差的内外经济失衡中。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对这种失衡的发展态势加以分析，那么大致可以发现，这种失衡的态势是从1995年开始逐步趋于恶化的。
根据有关的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1995年，中国非农就业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自从1995年以后我国非农就业岗位的增长开始放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日渐萎缩，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更是与日俱增，以致从1996年开始，中国非农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一直停留在50％左右的水平上。①
无独有偶，中国外部经济出现巨额顺差也是发生在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之后。从表1可见，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个外汇高度短缺的国家，外汇储备接近于零。在1979年对外开放之后，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直到1994年汇率贬值以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从来就没有超过50亿美元的额度。然而，自从1994年中国官方汇率贬值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惊人，而且还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
表1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1950-2005，10亿美元)
年末 外汇储备 年末 外汇储备 年末 外汇储备 End of Year Fares reserves End of year Fares reserves End of year Fares reserves 1950 0.157 1969 0.483 1988 3.372 1951 0.045 1970 0.088 1989 5.550 1952 0.108 1971 0.037 1990 11.093 1953 0.090 1972 0.236 1991 21.712 1954 0.088 1973 -0.081 1992 19.443 1955 0.180 1974 0.000 1993 21.199 1956 0.117 1975 0.183 1994 51.620 1957 0.123 1976 0.581 1995 73.597 1958 0.070 1977 0.952 1996 105.049 1959 0.105 1978 0.167 1997 139.890 1960 0.046 1979 0.840 1998 144.959 1961 0.089 1980 -1.296 1999 154.675 1962 0.081 1981 2.708 2000 165.574 1963 0.119 1982 6.986 2001 212.165 1964 0.166 1983 8.901 2002 286.407 1965 0.105 1984 8.220 2003 403.251 1966 0.211 1985 2.644 2004 609.932 1967 0.215 1986 2.072 2005 818.872 1968 0.246 1987 2.923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
图1 中国的对外贸易概况
Source: World trade Atlas( Globle trade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
二、导致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
从以上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导致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第一，从乡镇企业不再能够大量吸纳就业人口来看，中国相对封闭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第二，国有企业走到今天不仅不能增加就业，反而造成了更大数量的失业，说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第三，不能带来就业增加的经济增长必定导致内需不足，从而需要通过出口来加以出清，而为了增加出口，就不得不采取本币贬值的方法来增加出口；第四，由大规模出口导致的贸易顺差造成了中国国际储备的迅速增长，这又必然会导致央行资产的增加，在央行缺乏实施冲销政策的微观基础、又对资本项目加以管制的情况下，就只有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来实现央行资产与负债的平衡，结果货币供应量就将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增加；第五，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势必导致资金供应充足，这不仅会导致投资增加，而且还会鼓励不受产权约束的国有企业偏好于投资资本要素密集的产业，而这又会导致就业增长率的下降，并导致经济增长中失业率增加和外汇储备过快增加的恶性循环。
图2 中国的家庭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在名义GDP中所占的比重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
三、积极推进以改革促开放的战略
1、中国内外经济失衡条件下的战略选择
在内外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中国应当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毫无疑问，在内外经济不能同时均衡时，国内经济目标应当优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所以，正确的战略选择应当是积极推进以改革促开放的战略。
这里所说的改革包括从乡村工业化到城市工业化的改革，以及对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的改革。
城市工业化可以产生更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企业发展，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的扩大，分工就会发展，服务业就会快速成长，而服务业不仅是劳动或者人力要素密集的(从而是可以增加就业的)，而且也大都是不能贸易的，因而对于增加内需、降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也是有帮助的。
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因为其低效率拖累了中国的金融体系，从而使得中央银行面对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完全失去了实施宏观冲销政策的能力。另外，由于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政府的各种补贴和帮助，所以国有企业在决定投资时，对于要素价格的变动是不敏感的，这就是在中国劳动力要素极为丰裕、从而价格非常低廉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反而会把资金投向资本密集的产业，并且让中国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因此而丧失。所以改革国有企业既可以增加中国的就业，又可使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获得更加自主的政策调整手段与空间。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这样的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更加彻底的对外开放，因为只有一个内需充足和微观基础健康的国家，才能在对外开放中更加具有稳定性与竞争力。所以，结论是清楚的，今天的中国只有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坚定不移地通过对内改革、走城市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才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取得更大利益。
2、改革与开放的互动效应
再从动态的角度来讲，走城市工业化的道路还可以通过创造巨大规模的内部市场来促进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而促进中国贸易模式的变化，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最终确立。
我们先来分析城市工业化的动态效应。根据新贸易理论，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不仅会影响其产业结构的演变方向，而且也会影响其贸易模式。对此，我们可以用以下两个模型来加以分析(见图3与图4)：
图3 无规模经济的产业部门
图4 有规模经济的产业部门
图3所描述的是一个规模经济报酬不变的产业部门，因此，企业的最小盈利规模可以很小，以致在市场需求(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数量众多的企业参与竞争。这样的产业部门通常具有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充分、技术含量低等特征，由于规模保持不变，在出口的运输成本与其他产业部门相同的情况下，除非可以降低工资水平，否则就不会有太多的贸易机会。
图4所描述的则是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从而是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部门，为了实现规模经济，这个产业部门在市场需求既定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允许企业自由地进入该部门进行竞争，因为过多的企业进入会导致规模不经济。这也就是说，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部门在市场结构上必定是垄断竞争的，否则，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就将无法达到其由技术因素所决定的最小盈利规模。因此，图4与图3的区别就在于其企业数量少，但是企业规模大，并且还有较高的技术和规模经济，这些区别就决定了市场规模大的产业部门可以导致具有竞争力和规模经济的企业的诞生，从而可以进入国际市场竞争而增加贸易所得，而那些市场规模小、没有规模经济的产业部门将会因为企业技术含量低、成本高而无法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
从以上分析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规模对于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的巨大影响。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那么中国的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之所以缺乏大规模的具有规模经济、从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中国没有这样的企业所能够产生的市场条件，中国的乡村工业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收入，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依靠城市工业化而建立起来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如图5所描述的情况：
图5 中国的市场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于是图中的表示市场规模的曲线就会向左移动，这样就会产生两种后果：其一，当这个部门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报酬不变，那么就会出现多个小企业竞争的状况，假如这些企业必须对外贸易，那么在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就必须以降低工资为前提，而这就是导致今天中国众多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低价竞争的主要原因所在；其二，当这个部门存在规模经济，从而企业存在有技术因素所决定的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那么过小的市场规模将导致这个产业部门的消亡。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否升级，首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市场规模问题。
明白了以上这些道理，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要想改变贸易模式、增加贸易所得，首先就需要发展市场规模，而在今天的中国要想扩大市场规模，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变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为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促进的，推行以改革促开放的战略是极端重要的。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如前所述，改革国有企业不仅会大大改变中国的金融体系不良状况(因为今天中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主要是由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所造成的)，从而为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提供更加良好的，而且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对此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如下：
第一，众所周知，中国在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这种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为进入中国的外资数量极其巨大，但是中国的企业却难以走向世界。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有数量太多的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至少从三个方面加剧了上述的不对称性：其一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产权与财务的软约束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滥用，从而使得居民储蓄率非常之高的中国居然需要大规模引进外资来弥补由于制度原因而造成的资本短缺；其二，缺乏有效的产权与财务约束的国有企业大都存在经营不善的问题，即使有些大型国有企业盈利了，靠的也是政府给予的市场垄断权力，为了弥补由于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而造成亏损与坏账，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必须对其进行金融、甚至是财务上的补贴，这种做法使得中国具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根本就无法通过正规的金融体系获得进入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部门所必需的资金供应，于是就会因为不能实现规模经济而无法进入国际市场进行贸易、开展对外投资；其三，国有企业本身则因为产权软约束和浓重的国家政治背景而无法进行对外投资，比如缺乏产权约束的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经常导致严重的资产流失，而具有浓重的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根本就无法对外进行购并投资，因为所有被购并者都会认为那是中国的政府行为而非企业行为，近年来中国少数几家民营企业在海外购并投资的成功与工业企业在海外购并投资失败的事实再也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以上我们是从微观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在我们再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来对国有企业的问题加以讨论。按照国际准则，只要中国的政府仍然拥有大量的企业(国有企业)，那么中国要想真正获得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就会有困难，因为只要政府拥有自己的企业，那么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就将是难以区分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至今未被一大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认可，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与投资的过程中一直是受到歧视与压制的，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巨大障碍。
第三，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当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向前推进时，排斥外来投资的想法就必然会抬头，因为在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理由就在于市场总是有限的。这种排斥行为事实上已经从“用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是失败的”、要求对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在税收上实行国民待遇等“批评意见”和“政策建议”上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反映。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对国有企业加以改革是可以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的。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在国有企业与外商企业存在竞争与替代关系的情况下，绝对不能用所谓的“公平税收待遇”的做法来挤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企业，我们这样说的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在今天的世界上，为了发展经济，吸引外来投资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基本策略。正因为这种做法是如此的普遍，所以，凡是想要引进外资企业的国家都会对外来投资产生税收优惠的政策。这种税收上的优惠，其实也是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的，因为跨国投资通常总是需要支付比在本国更高的投资成本与交易成本。所以，在一个东道国为引进外资而普遍进行税收优惠竞争的时代，假如中国一定要对外商直接投资按照国民待遇征税，那么，处在国际化经营环境下竞争的外商企业迟早会撤离中国，而迁移到那些仍然在执行优惠税收的国家。
第二，为什么只要中国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税收国民待遇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就会趋于减少呢？对此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模型来加以说明。(图六)
图6中的左下方象限反映的是中国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的经济特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其二是中国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其中的第二个特征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第一个特征所决定的。
图6中的右上方象限反映的是来华直接投资的外商企业的行为特征，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其一，由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再加上内需不足，外商企业的在华投资大都具有出口导向性；其二，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裕，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商企业又大都倾向于进入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以便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
上述两个特征意味着什么呢？出口是有运输成本的，而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通常又总是处在自由竞争状态，因而利润率是相对较低的，所有这些意味着，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企业对于税收是高度敏感的，在图6中，我们用处在靠外边的这个圆圈来表示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敏感度是很高。
正因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税收敏感度升高的，假如中国政府采取税收国民待遇的政策，那么在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尚没有完成以前，随着外商企业的撤资，既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的衰退，并且还会日益转向封闭，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既缺乏国际竞争力，又不能走出去，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则还没有成长壮大到足以替代外资的程度。因此，简单地通过税收的国民待遇来挤出外资企业在做法上不可取的。
第三，如果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在用税收国民待遇挤出外商企业之后，由于市场竞争的消失，将使那些问题成堆的国有企业失去改革的动力。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讲，外商企业的撤走也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因为它们将失去“干中学”的机会，也就是再也无法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
由上可见，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十分重大，它实际上成为新一轮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所在。
3、改革的意义和方法
为了完成从乡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转型，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关键在于产权。
中国之所以走上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除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的城市尚未做好准备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度。在土地的所有权不归农民所有的情况下，农民既不能通过所有权的转让而把土地变现成为进入城市投资与生活的资金，完成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型，又舍不得把它们弃之不管，于是就只能成为徘徊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民工。另一方面，在农村人口过多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无法得到有效改进的，反而会因为投入土地的劳动过多而导致农村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在很多地方甚至是为负的。因此，为了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加快中国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仅仅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农业税的减免，以及“工业反哺”农业的做法是绝对不够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都是通过城市工业化而实现的。早在1700年的时候，荷兰在农村就业的人口就已经下降到了总人口的40％，而当时的英国却要高达56％，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可是从那以后，当英国开始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时，荷兰却出现了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现象，从而导致荷兰败落。英国在走向城市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曾经采取了非常残忍的圈地运动，其手段虽然是恶劣的，但是方向是对的，而荷兰则把经济发展的整个方向全部搞错了。美国的经验就更加值得重视。美国大致上是通过三次转型来完成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并且最终从一个封闭国家变成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美国的三次转型是：1775年到1783年美国进行了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使得美国完成了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转变；在19世纪初，美国又发生了南北战争，工业化的北方最终战胜了奴隶主种植园的南方，从而为美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自由劳动力；随之而来的西部开发，又把美国从一个大陆国家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海洋国家，因为美国东部是大西洋市场圈，而美国的西部则是太平洋市场圈。从以上三次转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崛起的路径，那就是走向工业、走向城市、走向海洋。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甚至不惜借助于战争，但是只有当改革与开放面临不可突破的瓶颈时，才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做法的。
表2 荷兰、英国与美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1700-1890年，单位为％)
荷兰 英国 美国 1700年 农业 40 56 - 工业 33 22 - 服务业 27 22 - 1820 农业 43 37 70 工业 26 33 15 服务业 31 30 15 1890年 农业 36 16 38 工业 32 43 24 服务业 32 41 38 |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②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一个人口数量众多、资源高度贫乏、农民数量又特别巨大的中国，不把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来，不利用对外开放走向国际市场，是没有出路的。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走向城市与海洋的方向是不能更改与动摇的。解放农民的根本之举就是必须把土地的所有权归还给农民。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从土地重新登记开始，然后逐步开展土地所有权的交易，并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实施社保预缴的方法，能够让那些不善于在农村进行生产经营或者不愿意在农村进行生产经营的农民不是以民工的身份，而是以移民的身份正式进入城市体系去从事投资与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
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从理论上讲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为全民所有，但是在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历来归政府所有，所以在中国把全民所有的企业称之为国有企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考虑到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公共部门，那么即使全民所有的企业被定义为国有企业，它仍然是一种公共产权。企业产权的公共所有历来是低效率的，这一点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人们或许会以中国中央直属的大型国有企业大都是盈利的为由来反对这样的结论，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央直属大企业的利润来源就很容易找到正确的答案，是市场垄断为这些中央直属的大型国有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源。从中国今天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了障碍：
第一，当国有企业被允许垄断经营时，其他企业就没有了机会，即使政府可以在法律上认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很难创造出两者间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二，当国有企业垄断了某些重要的资源供给时，如电力和能源等，那么整个社会就更加容易滋生腐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从其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的消费者那儿攫取高额费用或贿金的组织系统与办事章程，其结果是一般企业的投入成本越来越高，纳税人的负担加重，而国有企业的收入也不见得增加，因为大部分非规则收费或贿金都是被国有企业中的个人拿走了。
第三，当存在于国有企业中的、不可避免的政府干预和企业经理乃至员工的较弱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时，又必定会导致国有企业过高的成本和不可信赖的服务，而在政治和财政的双重考虑下，政府主管部门注定不会有积极性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结果国有企业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
第四，当国有企业经营效率较低，但是又可以通过垄断经营权而获得较高的利润、并给予其员工较高的工资收入时，那么就连人们所期望的那种公共产权可以公平人们收入的逻辑也被整个地颠覆了，而这正是造成今天中国人试图通过发展国有企业来增加就业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期望每每落空的原因所在。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一方面维持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好的企业制度和企业家资源而不得不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时候，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就会因为遭受来自于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双重“压迫”而难以成长，而这将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变得难以持续，因为中国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企业。其实中国今日资本市场的糟糕表现与国际竞争中缺少自己的品牌等现象再也清楚不过地证实了我们所说的论点。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必须勇敢地去面对这样的挑战。为什么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个挑战呢？因为，尽管向更为合理的产权结构的转变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是，在产权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总会引起社会关系的一定程度的紧张。因为产权制度的变更总是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其中的一些社会成员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另外一些社会成员则只能获得较少的利益，甚至还有一些社会成员只能在改革奏效后的经济增长中才能获得由产权改革所带来的利益，除了这种时间上的差滞之外，产权改革还会导致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产权改革必定会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触甚至反对，于是任何产权改革都是政府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政府所要做的是如何选择好的改革方法和合理的改革程序来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改革而得益，而不是因为有人反对就停止必要的产权改革。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不要把改革的公平性问题与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混为一谈，至于各种反对改革的意见更是需要加以甄别来判断其真伪。比如，在最近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辩论中，有人以国有企业工人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多少来判断其改革正确与否，认为只要国有企业失业和下岗的人数多了，改革就是失败的，对于这样的论点，假如我们持赞同的观点，那么国有企业的改革便无从谈起。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应当是按照以下的逻辑展开才是对的：
第一，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随着国有企业数量的逐步减少和民营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就业量是增加的，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通过改革和经济增长所增加的就业人口要比原来就业总量的一倍还要多。
第二，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因为产权改革而造成的失业与下岗只是一个存量概念，而不是一个流量概念，从流量概念来看，国有企业中因为产权改革而失业或者下岗的员工其实有很高的比例已经在就业了，因此，用存量概念来替代流量概念是很不科学的。
第三，如果因为这样的改革而使得原来在国有企业拿着“铁饭碗”的员工现在处在一种需要积极地进行竞争的工作状态，那么这正是改革本来就想要达到的目标。
第四，少部分因为缺乏人力资本而不能找到新的就业机会的人，应该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为其提供职业培训来增加其市场就业机会和求职竞争力的，如果这里存在什么问题，那么也不是改革的错，而是因为政府有关部门的服务存在问题才造成的。
第五，至于那些已经丧失就业能力或者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本来就应当通过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把他们养起来的，如果他们的生活有困难，那么同样也不是改革的错，而是政府在推进改革的时候，对社会保障缺乏足够的投入所引起的。
总之，试图用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来否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已经取得的成果不仅是没有道理的，反而会把正在进行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引向歧路。
更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中国出售国有资产的争论。出售国有资产应该是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好方案，它可以把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转让给那些能最有效地利用这些财产、并能按照资产在市场经济中应有价值出价的人的手中。但是这样的产权改革为何在中国会变得困难重重，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是人们对资产的理解存在片面性，以为有形的实物资产才是资产，一旦通过出售而变成货币形态的资产就认为这已经不是资产，而仅仅只是“一笔钱”，有形的实物资产是可以用来生产财富的，而钱则是会被花掉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自然经济的观点；第二，人们习惯于用事后评价的方法来评估准备转让的国有资产的价值或者价格，然而就像我们起先就已指出的那样，国有产权之所以需要转让，就是因为它被控制在那些不能产生被转让以后才能具有的生产率的人的手里，国有资产被转让以后之所以会有更高的生产率和产出率，实际上是因为购买者追加了属于他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后才形成的，所以简单地以事后的产出率来评估事前的资产价格，然后来评说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价格究竟是低了还是高了是不科学的，正确的价格决定机制应当是市场上购买者之间的竞争；第三，正因为如此，国有资产的出售和转让就不能采取内部人MBO的做法，而是应当采取资产或资本市场上的公开竞价交易方法。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必须的，通过出售产权把国有企业的资产转让给更能创造财富的人的手中这种改革方向也是正确，问题在于方法，无论是发生在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人民群众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不满，还是前一阶段发生在中国的人民群众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不满，其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时，政府不是选择了市场，而是选择了企业内部的少数人，于是就造成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不公平性③。这种不公平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通过这种错误的改革方法而变成了少数国家干部(国有企业中的厂长经理)的私有财产。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要不要改革，而是在于怎么改。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假如中国的政府能够通过正确的方法完成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将会是极其巨大的。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
第一，借助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可以促使政府转变职能，因为政府一旦没有了自己的企业，它就没有机会再去参与市场竞争、或通过制造垄断来遏制竞争，与此相反，它为了从企业的税收中获得政府开支所必须的税收，就只有尽力去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
第二，成功的国企产权改革还可以为整个金融体系改革带来更大的空间，今天中国的金融体系之所以效率低下，就是因为它必须承担起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经营活动提供补贴的功能，所以，只有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得以推进，中国的金融体系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深化，所以，在我们看来，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之必要的微观基础。
第三，如果政府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能够正确地将国有资产出售后的所得投向社会保障系统，真正地对人进行投资，那么因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产生的社会经济成本就可以得到大规模的对冲，中国的普通居民就不必再为国有企业低产权改革而支付昂贵的转换成本，于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这种改革的支持。
第四，再从动态的角度来讲，伴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来的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将会使政府的合法性得到真正的提高。
第五，最后，当我们把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置于开放经济的环境下，那么现在困扰着中国企业国际发展的很多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大家都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缺少世界著名企业，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由于受到政府在资金供给和市场竞争中的诸多歧视而没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又因为其效率低下和产权为国家所有的背景而不能走向国际市场。所以一旦中国的国有企业能够通过深化产权改革而走向民营化，那么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有可能得到大大的改善，中国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大量占有的局面也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综合以上各点，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改革所得罪的只是那些实际控制着国有企业资产、既不向国库上缴税收又不向国资管理部门提供利润收入、并且还要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将是企业制度创新、有效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金融体系结构再造、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创造更大的城市就业空间等带有根本性的、并且还是长期性的收益。如果中国进行了这样的改革，不仅中国的经济将会变得更加健康，而且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会变得更加健康。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法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就是通过公开市场出售的方法，将其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可供借鉴的经验是实在是太多了。中国几家大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公开上市而成功地完成了企业制度的转型，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国家股权没有变现退出，国家仍然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解决诸如社会保障等问题。所以，政府能否从企业中彻底退出，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郭树清：《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特殊问题》，载《比较》第15期，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②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③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共[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