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趋同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大致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
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转型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苏东改革，由于苏东当时的经济改革是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从而导致了改革的失败。这是因为，封闭经济下的改革有两大缺陷：第一，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来实现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致使改革失去群众基础；第二，无法借鉴国际经验来界定改革的终极目标，并根据这样的目标来制定有效的改革策略，使改革得以循序渐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的卓越领导下，走上了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时至今日，中国式的改革，即在开放的环境下搞改革已经形成共识。其结果是，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阻碍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日趋缩小，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主流经济学的两缺口模型与发展经济学的贫困性增长模型，就已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的原因作了解释，而且，有趣的是，它们所提出的政策药方几乎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通过经济的对外开放来获取外部市场与外部资源，借以打破因资本积累不足与内需不足所造成的增长瓶颈。自那以后，采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东亚与采取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拉美，在经济发展上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清楚地表明，发展开放型的市场经济是实现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对接以谋求国内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由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滞胀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造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对发达国家提出了经济自由化的要求。因为，在存在政府严格管制的经济体制中，无论是克服石油危机的技术创新、还是克服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金融创新都是难以发生的。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放松管制，由此掀起的金融与经济的自由化浪潮，进一步扫清了资本、要素与商品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障碍，在范围与程度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
（二）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直接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商品与要素的价格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是不可能完全相等的，这种地区性差价的存在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为企业提供了进行全球性套利的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成为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得跨国公司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既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商品套利；又可以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分布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以及研发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在实际上就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借助于这样的分工与协作机制，跨国公司不仅省去了利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而且也消除了市场壁垒对套利过程的干扰。当跨国公司利用其“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三）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提供了经济全球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技术支持
信息技术进步降低了企业远距离控制与交易的成本。企业的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负相关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低，企业的活动半径就大，从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就高，反之则相反。远距离控制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和交通成本），然而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今天，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得成本大幅度下降，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一家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来说，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信息技术在降低企业远距离控制成本的同时，也为信息、商品与要素的全球快速流动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由于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商品和信息超长距离传送的效率、显著地降低远程贸易和投资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深化和扩展。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①。
从以上各种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制来看，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人们可以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而是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我们不能选择要还是不要，而是应当学会如何适应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来增加我们的利得。
二、经济全球化是增进全球福利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把更多的经济体组合到一个一体化的经济体系中、达到深化国际分工之目的的经济增长过程。分工是现代经济科学研究的重要起点，分工的水平和效率是决定各国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关键。亚当·斯密在其代表性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劳动分工的发展是社会富裕的核心。② 同样，推广到国际经济层面上，是否及如何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也极大地制约和影响着一个经济体在开放环境下的发展路径，以及国际经济本身福利增进的历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静态收益
从静态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带来新的分工和贸易机会，这意味着整个世界会有净产出的增加。如果各国能够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和贸易，还可以提高各自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得世界的总产量和总福利增加。这也就是说，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不仅可以使给定要素和资源数量和质量情况下的生产数量达到最大，而且还可以使得各国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所得超出由它们的资源存量所决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三）经济全球化的动态收益
经济全球化的动态效应可以从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讨论。从先进国家的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围和半外围的后进国家进入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从而使得先进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和新的投资来完成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便重新取得比较优势或者竞争优势。再从新进入世界分工体系的后进国家来看，它们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接受国际产业的转移，并通过“干中学”来实现经济增长。存在于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的这种阶梯式增长，就是我们在当代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所看到的经济全球化的动态效应。
（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益最多的是后进国 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发生的这种动态效应，经常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很多人会据此而得出经济全球化将造成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结论。其实，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益最多的是发展中穷国，而不是先进的工业化富国。这样说的根据在于，先进工业化富国通过经济全球化所得到的仅仅是产业的升级和收入的增加，但是，发展中后进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得到的将是一种无法用金钱来计量的发展机会。事实上，今天很多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它们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以前也大都是一些处在世界经济边缘上的外围与半外围国家，正是因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才获得了发展机会而成长为今天的发达工业化国家。
三、经济全球化的风险
（一）边缘化的风险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风险就是被边缘化，即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体系之外而产生的经济增长的风险。这种风险将使一个国家完全失去发展的机会而变成侧畔的沉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曾经就经历过这样的风险，结果，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整个东亚地区的各个经济体先后出现经济高速增长时，中国却因为处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被边缘化）而陷入了贫困增长的陷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受激进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20世纪获得民族解放独立之后，错误地选择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从而自动脱离世界经济体系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机会。时至今日，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每况愈下，而高度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东亚经济早已超过了拉丁美洲国家，成为继北美、欧洲与大洋洲之后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最近10年，随着印度经济的开放和增长，就连南亚地区也已超过非洲而摘掉了世界最贫困地区的帽子。
（二）错误选择国际分工的风险
一个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选择恰当的分工与贸易模式就可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否则就会遭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中做什么，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或者是由该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所决定的竞争优势。
在这方面值得借鉴的是美国的经验。在1820年代，美国还是一个以出口资源和进口工业品为主的国家（见表1的第四列和第八列）。但是，过了五十年之后，美国的进出口结构，也就是它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资源出口的比例迅速下降，进口的比例则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工业品进口的比例也大幅下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963年，美国资源的出口量已经微不足道，而进口数量则急剧上升，并且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家。到了70年代，美国人口的识字率高达99％，初等、中等学校的入学率为98％，而高等学校的入学率为世界第一，达到了51.3％，③ 这时，美国非常及时地开始了向后工业化经济结构的转型，从1973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的工业化率（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5％，而德国仍然高达40％，日本也处在较高的38％的水平上。④ 由此可见，美国今天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做高端的地位也不是与生俱来的。美国工业化发展的早期也曾经是一个初级产品（非农原材料）的出口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与工业化的顺利推进，才逐步地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品出口的大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人力资本的增加，美国并没有沿着参与国际制成品分工的道路走下去，而是非常聪明地从工业化转向了后工业化，利用储备起来的巨大规模的人力资源，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即从比较优势贸易模式走向了竞争优势的贸易模式（竞争优势模式与比较优势模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注重创新，而后者主要是利用禀赋优势），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IT产业革命。
表1 几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进出口结构（％）
（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资料来源：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第48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与美国的正确选择相反，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在要素禀赋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放弃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转而选择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增长的衰退，更为重要的是，由美国经济转型而创造的国际分工重组的机会大都被东亚国家所获得，而拉丁美洲国家几乎一无所获。时至今日，按照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走进口替代发展道路的拉丁美洲国家（除了积极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不仅没有最终完成工业化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可怕的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例，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都曾经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之后，其经济增长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进口替代导致大规模的对外负债，而为了偿债又不得不通过大规模出口初级产品来平衡国际收支，这又倒过来进一步拖累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逆工业化发展。不仅如此，伴随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而来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使得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根本无法得到平衡，最后，只得以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代价结束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今天拉丁美洲国家被逐出世界分工与贸易体系，完全是因为在竞争优势根本就不存在的情况下，过早地放弃比较优势而造成的。
（三）不能及时地进行国际分工动态调整的风险
经济全球化的再一个风险就是当一国现有的比较优势即将趋于消失时，不能主动而又及时地调整自己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产生的风险。
在这方面，日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国内充分就业而来的工资水平的显著上升（实际汇率升值），以及于1985年开始的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名义汇率升值），使得日本在传统制造业中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原本应当主动地通过国际贸易模式与竞争方式的调整，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事实情况是，日本并未作出这样的努力，而是简单地采取了对外投资的方法来替代以上所说的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并听凭国内因本币升值而过剩的货币不受限制地进入房地产与证券市场，由此，产生的后果首先是国内资产泡沫的迅速生成和海外资产的急剧膨胀，但是紧接着而来的便是经济衰退，这种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大量对外投资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和与之伴随而来的资产泡沫的破灭所促成的。与此不同，美国则在1974年石油危机的冲击之下，主动地进行结构调整，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借助于新经济革命而获得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了20世纪整个90年代的高速增长。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的重要结论是，一个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准确地把握自己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机会与地位，既不能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过早地放弃比较优势去参与所谓的高科技竞争，但也不能像日本那样，过于迟缓地对日渐消失的比较优势作出应有的反应。审时度势地对本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竞争力作出准确的判断，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
四、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趋势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从而迫使每一个国家必须对其作出反应。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近趋势，我们大致可以从金融面、基本面和政策面三个角度来加以讨论，这种讨论的必要性就在于为中国制定更加有效的开放战略提供事实根据和理论解释。
（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金融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加速，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国家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都迅速地同步增加，这种现象在工业化国家尤为明显。在1900—2003年期间，与其实际产出相比，平均资产和负债约增加了两倍。⑤
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大致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它为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第二，是由IT产业革命带来的信息处理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第三，是世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所造成的金融资产、特别是流动性的增加，这种流动性的增加会从两个方面促进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它会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导致金融资产的全球流动，另一方面，它又会因为基于分散风险的国际组合投资而促进金融资产的全球流动。
金融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最大的挑战是各国外部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为，当今世界对外开放的各个经济体日益分化成为经常项目的赤字国家和盈余国家两种类型。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巨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为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提供了国际借贷和融资的可能性，以致可以使得经济基本面较好的国家可以长期维持经常项目的逆差。但是，为什么说这又是一种挑战呢？因为，由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国际融资的便利，而且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冲击，比如，由过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所带来的金融泡沫、由外国投资者突然撤资造成金融危机。此外，在今天这种管理纸币本位下，由于不存在金本位下的“价格—铸币”自动调节机制，所以，金融全球化还会对各国的宏观政策、特别是汇率与货币政策带来巨大的冲击。
（二）实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除了金融市场之外，全球化还深深地影响着商品和服务市场。我们把发生在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全球化定义为实际经济的全球化，假如这样的定义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观察实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20％提高到了2003年的约55％⑥。造成世界经济全球化如此迅猛发展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如下：第一，是比金融自由化更要早得多的贸易自由化，这种贸易自由化是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开始有效运行的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展开的；第二，是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大幅下降，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远洋运输业的革命使得贸易的运输成本急剧下降，从90年代开始的因特网革命又使得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急剧下降，从而使得贸易自由化和实际经济的全球化突飞猛进；第三，是地区性的贸易协定不断地增加也对贸易自由化和实际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在1960—1964年间，地区性贸易协定不超过10起，但是到了2000—2004年间，新签署的地区性贸易协定高达60起以上。⑦
除了上面提到的数量上的巨大变化之外，在当今实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还看到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大致可以描述如下：第一，产业内的贸易取代了以前极为盛行的产业间贸易而成为今天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方式；第二，伴随着广义的交易成本下降而来的是制成品生产的日益分散化，在制成品生产分散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为了进行要素套利而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的全球性网络化生产体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三，各国生产中本国投入品的比重日趋下降，中间品贸易因此而得到迅速的发展，伴随着中间品贸易而来的是各国贸易依存度的普遍提高，但是对一国净出口的影响却并不大，这意味着中间品贸易的发展带来的主要是贸易的溢出效应，而不是收入效应；第四，由于中间品生产包含更多的技术诀窍，从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结果就造成了当今国际分工与贸易中中间品贸易的价格刚性；第五，交易费用的降低与因特网所提供的便利，使得几乎所有开放经济的国家都出现了贸易品对非贸易品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的贸易依存度在总体上是倾向于提高的。⑧
（三）金融全球化与实际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尽管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的发展都非常惊人，并且还经常是互为因果的，但是，金融全球化与实际经济（也就是贸易）全球化在结构上却是很不对称的。
在历史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方向，都是从工业化核心国家流向落后外围国家的。但是，发生在最近的金融全球化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大量的资本流动是发生在各个工业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这意味着当今世界国内“储蓄—投资”的不平衡主要是在工业化发达国家间分配的。其中德国与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出国家，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家。
与国际资本流动不同的是，贸易的地理格局却刚好出现了相反的变化。首先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中国等；其次是主要工业化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发生在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中的这种不对称的全球化趋势，不仅导致了国际收支赤字与盈余的国家的分野，而且也出现了国际分工中专事实际生产与金融运作的国家的分野。这种现象的产生究竟是国际分工深化的表现？还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信号？目前还不得而知。
金融与实际经济间的这种不对称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它带来的挑战还不止于此，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假如它们不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那么就根本不能指望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入来获得经济增长。 五、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中究竟应当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才对自己更加有利呢？
既然经济全球化是可以增进全球福利的，而且对于发展中落后国家更加有利可图，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退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所以，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最为基本的战略选择。
问题就在于，中国如何才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在此，我提出以下三大战略目标：
（一）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
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起，就正式开始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更是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这些努力主要包括：第一，大幅削减关税；第二，降低进口贸易的壁垒；第三，开放服务市场；第四，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进行法规制度的改革。
所有这些努力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时至今日，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国突然之间从一个存在外汇缺口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从而给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在坚持走贸易自由化道路的同时，中国亟须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改革。这是因为，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中国规模庞大的贸易顺差是不可能通过经常项目本身的调整来恢复平衡的：第一，内需不足决定了中国的出口具有内生性；第二，由中国劳动要素过剩和企业家资源短缺而造成的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注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会产生巨额顺差。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国不是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来减少因为贸易顺差而引起的储备的增加，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以下这些选择：
第一，减少出口，这在内需严重不足、出口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情况下，一定会引起经济增长的减速和就业的危机；
第二，挤出外资，这在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资源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必定会导致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或者经济增长的衰退；
第三，汇率升值，这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实际汇率可以贬值的情况下，对于平衡国际收支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更何况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来之于加工贸易，而升值对于减少由加工贸易所造成的顺差几乎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只要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不为负，当升值在提高加工贸易出口品价格的同时也在降低加工贸易进口品的价格，所以顺差总是不可避免的。
由上可见，在中国仍然关闭资本项目的情况下，由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会不断地激化，而且还将找不到低成本的调整方法。相反，中国若是对外开放资本项目，那么就可以使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更大的循环体系而获得发展的动力与进行结构调整的空间。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体系已经是一个由贸易交换、对外生产性投资和货币与金融资产高度自由流动组合而成的国际化体系。⑨ 在这样一个体系中，除了不愿对外开放或者被故意排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经济体，所有对外开放的国家与地区都可以通过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而实现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开放式均衡。比如，没有内需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口来实现供求之间的均衡，没有资本的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国际资本来实现各种要素的充分就业，而外汇储备出现盈余的国家又可以通过国际贷款来帮助国际储备出现赤字的国家来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由世界经济体系所提供的这种巨大循环与调整空间，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全球化日趋认同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一个已经通过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中国没有理由不去利用这样的机会与空间，而要有效地利用这种机会与空间的方法，就是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开放资本项目来实现投资与金融的自由化。
（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有限赶超
1.比较优势的源泉与作用机理
比较优势的源泉是要素的禀赋。在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是由产品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成本可以使绝对意义上的，也可以是相对意义上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在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成本优势的来源，那就是要素的禀赋结构。当一个国家具有丰裕的劳动力要素时，它就会在生产劳动要素密集的产品时拥有比较优势，反之则相反。
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是专业化分工，假如一个国家处在封闭状态，从而需要同时满足国内不同的消费需求时，便没有比较优势可言，只有当它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从而参与国际专业化分工时，才有比较优势可言。不管是一个大国面对一个小国，还是两个经济规模相似但要素禀赋不尽相同的国家相互面对时，总是存在专业化分工的可能性而让比较优势成为可能与现实。
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生活中看，比较优势要发挥作用，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构建了一种要素、两种商品与两个国家的模型或者两种要素、两种商品与两个国家的模型。因为只有这样，比较优势作用下的专业化分工才能成为唯一解。为此，这些模型需要以下非常严格的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生产技术保持不变，并且没有运输成本。
2.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很显然，比较优势模型把真实世界考虑得过于简单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模式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导致人们把注意力逐渐从“比较优势”转到了“竞争优势”上。竞争优势的说法是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来的，按照他的说法，国民经济中下列几个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民族文化及其对经济活动目的的影响；资本与劳动力所处的地位；充分的需求；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以及经济中的产业结构等。这些因素不仅决定了一国国内的竞争环境，而且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⑩。
波特用“竞争优势”这个词来替代“比较优势”，实际上不只是一个用语的变化，而是找到了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新的优势，这种优势完全可以通过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和政策选择，而不是依靠大自然的恩赐来获得。
随着竞争优势的发现和运用，基于比较优势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这是因为竞争优势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就像美国经济学家吉尔平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技术上起步早的国家多半会强化它们的领先地位，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小国，几乎不再可能赶上领先的国家，这是因为生产率和竞争力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上升。(11) 竞争优势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处在竞争优势环境下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国家极有可能发生先进与落后的分化，而不是比较优势环境下的相互有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今天这个时代，纯粹依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3.有限赶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正如我们已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得所有的国家都富起来，不仅如此，富国与穷国的差距甚至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扩大。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的边缘化和分工选择错误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由竞争优势所造成的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基于这样的事实，我赞成有限赶超的对外开放战略。
杨汝岱和姚洋在《有限赶超和大国经济发展》一文中，对有限赶超作了如下的界定：所谓有限赶超，指的是相对于世界贸易结构的赶超，在一个特定的时点上，世界贸易结构呈现出一定的格局，有限赶超就是针对这个贸易格局的赶超。(12) 至于为什么需要进行这样的赶超，原因则在于大国不可能进行彻底的专业化分工，而当大国面临两个以上、或者更多的产品生产与贸易时，比较优势又将被大大削弱，以致只能以比较微弱的形式存在。
为了实现有限赶超，就需要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去创造竞争优势，并通过创造竞争优势去实现有限的赶超。从内部经济角度来讲，创造竞争优势的方法就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主要的做法就是增加科学研究的投入与人力资本的投入，但是考虑到投入这些活动的资源就是将这些资源投入其他经济活动的机会成本，所以，它必定是要受到这种机会成本的约束的。因此，创造竞争优势还必须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实现。从贸易的角度来讲，创造竞争优势大致需要采取以下一些战略性的措施：首先，贸易必须为经济和生产模式中的结构变化提供可能性，比如通过贸易来获得中间品生产的技术与知识等；其次，贸易必须要盈利，否则就将无法购买创造竞争优势所必要的技术、专利和机械设备等；最后，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贸易和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必须是有选择性的，比如逐渐取消对已经成长起来的产业的保护、进一步减少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废除对原有的幼稚工业的配额保护以强迫它们提高竞争力，同时还应当辅以有选择性的、当然也是临时性的、对新的幼稚产业的保护。只有当中国的国民经济完全成长为发达工业经济的时候，贸易政策才能是完全自由的。
（三）在非均衡博弈中实现对外开放利益的最大化
如前所述，我们今天不仅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且还处在一个全球性经济失衡的状态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这种全球性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而造成的。因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流动提供了巨大空间，从而使得由于生产和储蓄之间发生不平衡的国家获得了国际融资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过的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是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个参与国家的经济失衡，或者说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
考虑到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在世界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并不具有同等的竞争博弈能力。因为，今天这样一个被组织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有些国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大部分国家则不过是游戏规则的接受者。毫无疑问，中国并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今天的游戏规则大都是由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并且迄今为止仍然在发挥着非常重要、有时甚至还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作为刚刚参加国际分工与贸易不久的、半外围的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美国，事实上处在非对称的竞争博弈中。比如，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提供世界顺差市场的地位，以及美元作为世界本位币的地位，无不意味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美国目前的行为来看，它几乎没有更改目前这种游戏规则的打算。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属于纳什均衡的非对称博弈。所谓纳什均衡的非对称博弈，就是指在博弈对方不改变博弈策略的条件下，去寻求能够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当我们把这样的博弈策略运用到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时，就只能是在假定美国不改变其现行博弈策略的情况下，去选择对中国最为有利的博弈策略。这种策略首先要求中国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不能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其次，要在以美国为霸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尽可能地搭美国的便车；最后，要利用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去实现最大的利益。
在这里我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为何不能挑战美国的霸权。世界经济的运行就像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一样，它也需要一系列的公共产品。这种国际性的公共品可以由所有参加世界经济体系的国家共同来生产，也可以由少数几个大国或者一个大国来提供。在前一种情况下。虽然会有比较公平的规则制定过程，但是，通常会带来两大问题：第一，由意见相左而造成的合约的交易成本过高，从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生产的低效率；第二，在有众多国家参与的国际公共品生产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由搭便车而导致的道德风险。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大都采取了由少数或者某一个超强大国承担国际公共品生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被称为霸权主义，它以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为基础，同时又赋予一个或者几个大国共同生产国际公共品的职能，当然，这些霸权国家在承担生产国际公共品的成本的同时，也可以因此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毫无疑问，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承担生产国际公共品的能力，所以中国不可能去挑战美国霸权，也不可能通过生产国际公共品来获取利益，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最优的选择只能是通过搭便车来使自己的开放利益达到最大。
假如以上这个结论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中国又可以采取一些怎样的战略来增加对外开放的利益呢？对此，大致可以具体概述如下：
第一，基于美元至今仍然是国际的本位货币，中国显然不应该选择脱离美元的浮动汇率制度，因为这会让中国失去搭便车的机会。与美国抗衡的欧元，以及采取独立浮动的日元，在与美元脱钩以后都没有获得太多的收益，反而导致了经济的停滞或者衰退，这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与一种具有本位地位的世界通货脱钩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人民币不能与美元脱钩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将是毫无作为的，相反，在人民币保持盯住美元的情况下，针对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中国可以采取增加对外负债的战略来平衡掉过多的外汇储备，逐步提升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地位与作用。这种战略可以被定义为用增加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来替代人民币升值的战略。
第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市场，它曾经为日本在战后的重新崛起、东亚经济的起飞与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凡是不利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顺差市场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大都出现了问题。
这里不仅可以包括走上错误的“进口替代”道路的拉美国家，甚至还可以包括越来越倾向于对外封闭的欧盟。自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起，对外开放的中国利用美国所提供的顺差市场实现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以上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只能是，在美国作为世界最大顺差市场保持不变的格局下，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战略选择仍然应当是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与美国的分工和贸易来获得这个顺差市场。如果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优先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仍然是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外开放战略的根本所在。在实施这样的战略中，中国至多也只能进行有限的赶超，但绝不可能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展开全面的竞争。因为，中国若是要在高科技领域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展开全面的竞争，就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国内有限的资源需要重新配置，从而势必会造成高科技之外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而这对增加国内就业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显然是处在弱势地位，能不能取胜是个问题，而且还会导致贸易模式的转变，那就是在高科技竞争不能取胜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这类产业部门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向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其结果将使中国逐步从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变为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而这正是拉丁美洲国家已经走过的一条通向失败的道路。
第三，美国是一个拥有金融霸权的国家，这不仅是因为美元是世界本位货币，而且还因为美国拥有世界最为发达的金融体系。除了常规的金融体系，比如银行和资本市场之外，还有能够买卖风险的衍生金融市场和对冲风险的风险投资基金，并且这些金融活动正在通过金融全球化而影响着整个世界。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仅落后，而且还缺乏诚信、充满道德风险。正因为如此，就会产生以下的现象，在中国投资于金融市场是有风险的，从而人们投入其中的资产是有可能被剥夺的，比如被滥用或被蒸发。相反，投资美国金融市场的资金则是比较安全的，并且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与美国、或者是中国与大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是具有非对称性的，即流入中国的资本更加愿意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比金融投资的方式流入中国要安全得多，这是因为直接投资中包含有不可被剥夺的无形资产。相反，中国的对外投资由于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和无形资产，故不得不采取官方对外金融投资的方式。面对这样的国际投资格局，中国所能选择的开放战略必定是：通过积极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法来弥补中国企业与企业家资源短缺的增长瓶颈，通过官方对外的金融投资来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或者，就像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尽快开放资本项目，允许有资产约束的个人进行对外金融投资。
综上所述，面对来之于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选择绝不能是重新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而是需要更加正确的开放战略，以便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从根本上完成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发展中经济到发达经济的转型。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985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项目的资助）
注释：
① 华民、孙烽：《经济全球化的成因、特征、效应和中国的对策》载《复且大学学报》，2000(2)。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③④ 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第313、319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⑤⑥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全球化和对外失衡》，第100、117、117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全球化和对外失衡》，第118—119页。
⑨ 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第5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⑩ 迈克尔·波特：《竞争论》，第164—16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11) 吉尔平：《不安全的贸易体系》，载《世界经济情况》，2002(1)。
(12) 杨汝岱、姚洋：《有限赶超和大国经济发展》，载《国际经济评论》，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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