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浪漫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一场重大的思想运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高扬个性，崇尚天性，主张有机共同体的价值，并提出通过艺术和审美教育实现其理想。浪漫主义具有主体中心主义、机缘主义、折中主义等特征。考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浪漫主义 启蒙 反启蒙
浪漫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运动。它是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思想事件。国内学术界关于浪漫主义的探讨大多限于文学艺术领域；而对于浪漫主义政治思想则鲜有论及；国内出版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中，德国浪漫主义往往只字不提。事实上，即使是西人著述的政治思想史经典教材，例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对浪漫主义政治思想也不加介绍。这一方面或许是由于浪漫主义思想自身的复杂性、模糊性、无体系性以及其特殊的著述方式——浪漫派作家从未系统地阐述其政治见解，他们的政治思想只是散见于他们写作的许多断片、书信、笔记、名言警句之中；另一方面实际上也体现了英美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的思想史写作中有意无意的取舍及其所折射出的偏见。然而，浪漫主义绝不是一种可以忽略的思潮，相反，它是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方知识界的许多大家如卡尔·施米特、卡尔·曼海姆、汉娜·阿伦特、以塞亚·伯林等，皆高度重视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研究价值。
鉴于德国浪漫主义发展史上，早期浪漫派与晚期浪漫主义思想有较大差别，本文主要关注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这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表达得最为明确，并且，这也是更好地理解德国浪漫主义中后期演变的必要的一步。在介绍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历史背景及基本理念之后，本文将揭示浪漫主义的思想特色，并对这一思潮做出批判性思考。
一、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兴起
“德国浪漫主义”是指一个组织松散、具有模糊的自我意识的知识运动，它肇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德国，最初体现在文学、审美领域，其先声则是由歌德、赫尔德、海曼所代表的“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是1797至1802年，中心在耶拿和柏林。当时，许多作家聚会于耶拿的A·W·施勒格尔家中以及柏林的Henriette Herz 和Rahel Levin的文学沙龙中，他们自由而坦诚地谈论哲学、诗歌、政治、宗教等。这一群体的成员的重要代表有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801）、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45），A·W·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F·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施莱尔马赫（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7—1834）及诺瓦利斯（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他们的聚会名噪一时，但随着1801年瓦肯罗德及诺瓦利斯的英年早逝，以及翌年施勒格尔兄弟离开耶拿，浪漫派活动的小圈子便解散了。但是，德国浪漫主义并未随着他们的集会的解散而终结，而是继续发挥影响，最终成为西方现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运动之一。
人们一般将1797至1802年这段时期的德国浪漫主义，称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其代表人物如上文所述。而1803至1815年被成为浪漫主义的中期，以Achim von Arnim，Joseph Gorres， Adam Mueller， Caspar David Friedrich， Zacharais Werner，Clemens Brentano，Gotthilf Heinrich von Schubert为代表，而1816到1830年则称为浪漫主义的晚期，以Franz Baader， E.T.A.Hoffmann, Hohann von Eichendorff, Schelling 为代表。浪漫主义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观点往往大相径庭，最明显的就是浪漫主义在中后期演变成德国保守主义的盟友，事实上，晚期浪漫派的政治思想已经与早期浪漫派有极大差异，尽管它们仍具有某种一致的思维样式和价值取向。
理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首先必须考察其历史背景。在考察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思想运动的背景时，我们需要注意当时德国的具体历史境况。直到18世纪最后几年，德意志依然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德意志版图上，大小邦国林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法国以行动体现的革命，在德国以思想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随着拿破仑的进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构建成为德国思想界越来越清楚的一种意识。拿破仑的征服在德意志资产阶级心中引起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们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理想，敬佩拿破仑的天才，另一方面，又憎恨这位外国统治者，而渴望独立。这最终使他们一方面寻求摆脱各邦封建主的绝对主义统治，另一方面寻求摆脱外族的统治，二者共同构成了近代德国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德国浪漫主义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准备。1784年，J.G.赫尔德出版《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一书，表达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此后，“民族性”的观念伴随着浪漫主义运动中迅速传入其他国家。德国浪漫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与拿破仑的国际主义以及法国革命的普遍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与启蒙理想的一种激进的批判性回应，它与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对大革命的反思以及法国反动派梅斯特尔对大革命的敌视皆有所不同。浪漫主义如何表达其独特的哲学见解的，这是下文的基本内容。
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
（1）高扬个性——自我的实现与英雄理想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十分强调“个性（individuality）”，即强调个人的唯一性、独特性，个性是费希特、F·施勒格尔、施莱尔马赫的等人思想的中心语汇。F·施勒格尔写道：“个性是人内在的原初的永恒之事物；人格则没这么重要。追求这种个性的培养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事业，将是一种神圣的自我中心主义（a divine egoism）。”施莱尔马赫直到晚期都坚持认为，世界就是人们通过行动实现其个性、表达其个性的可能场所，而所谓自由，在本质上也正是人的个性的张扬。早期浪漫派关于“个性”的理念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个人自由的理念，同时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把个人的价值放到了最高的位置。他们认为，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固然不错，但它以抽象的“个人”代替了具体的、活生生的各个不同的个人，因此未能很好地彰显自我的价值。浪漫派强调自我的实现，主张妇女解放、性自由，呼唤英雄人物，呼唤个人神性，这与启蒙时期的个人主义大异其趣。纳德·赛蒂在比较浪漫主义的“个性”与启蒙时期的“个性”时，引用西美尔关于“质的个人主义”与“量的个人主义”的区分，说明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质的个人主义”，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可替代性、特殊性，而非启蒙时期具有相同的理性、人性的个人。
（2）崇尚天性——自然、原始的浪漫化
与声张个性、追求自由相连，浪漫主义崇尚天性或自然（nature），这种自然天性具有某种无法言说的神性，而理性所支配的心灵则无法领会这种神秘、魔幻与美丽。浪漫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在丰富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严重破坏了自然，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近代以来的人也丧失了自然的纯真，所谓的文明人，不过是惟利是图、恬不知耻、毫无情趣的市侩（philistine），不过是金钱的奴仆。诗人诺瓦利斯甚至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诺瓦利斯那里，到处都是奇迹，娇媚可爱的奇迹；他谛听花草树木的娓娓清谈，懂得含苞待放的玫瑰的心事隐衷，他终于和整个大自然合而为一，待到秋风萧瑟，落叶纷纷，他也就憔悴而死。”浪漫主义的“自然”概念，与理性主义契约论中的“自然”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如施密特所指出的：“‘自然’，完全是一个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概念，是抽象的理性的‘本质’和理性自然法则的同义词，但它获得了一种感情内容。早先哲学中被当作故意的抽象或历史事实的‘自然状态’，变成了一首回荡在森林和原野上的真实的牧歌，一首‘浪漫的幻想曲’。”浪漫派作家主张从那些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遥远偏僻的地方、原始野蛮的部落那里去重寻有资于人的发展的精神财富。正如同浪漫主义的先驱人物卢梭对野蛮人的歌颂一样，他们以野蛮人的质朴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肮脏、虚伪、矫揉造作。浪漫派作家到各地游历，搜集民间童话、歌谣、原始艺术，他们到古城中寻求昔日的旧画，他们把目光投向古老的处在前工业社会的东方国度，比如“全国都是古董的中国”。浪漫主义崇尚自然，崇尚原始、幼稚之事物，视之为未受所谓的文明污染的纯真事物。诺瓦利斯写道：“哪里有孩子，哪里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两位施莱格尔兄弟也说，我们的文艺已经老朽衰败，我们的缪斯是一个手握纺杆的老妪，我们的爱神不是金发的少年，而是一个萎缩干瘪、满头灰发的侏儒，我们的幻想已经枯竭：我们必须重新振奋，重新去探索那埋没已久的中世纪素朴单纯的文艺源泉，于是返老还童的仙浆便会向我们迸涌出来。海涅不无讽刺地写道，浪漫派诗人“蒂克先生喝下了那么多民间唱本和中古诗歌，结果差不多变成一个孩子，满口咿呀儿语，天真烂漫。”
（3）有机共同体——寻求失去的家园
浪漫主义一方面发现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远离，同时也发现人与共同体的远离，即人成了单子式的个人，失去了归属感。浪漫主义批评基于个人主义而联合形成的市民社会，重新发现了充满温情的业已瓦解的共同体的价值。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自利伦理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现代社会缺乏温情，真正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应当建立在“爱”的伦理之上。“爱”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又一中心概念，浪漫派认为，“爱”是比自利更强烈的动力，爱的主体会为了他所爱的人放弃他的一切，浪漫派希望以“爱”代替法律，使之成为社会的纽带。“爱”之于浪漫传统，正如“自利”之于自由传统一样。浪漫派在启蒙以来的近代思想史上，最早强调共同体的价值，F·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在18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了关于有机共同体的理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共同体的观念一直贯穿于早期浪漫派于晚期浪漫派之中，但是这两个时期对共同体的理解并不一样。晚期浪漫主义基于其保守甚至反动的政治立场，强调有机的国家、有机的共同体，事实上将其价值放在了个人之上，而不再强调个性，且暗含极权主义之诱因；而早期浪漫主义则不过将共同体视作个人成长栖居、个性培养发挥的家园，共同体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控制个人。这与浪漫主义对个性的强调是一致的。并且，早期浪漫派关于“有机共同体”的观念也不同于“有机国家”，因为他们事实上有意识地同时与两种理念区别，一种是启蒙“机械社会”的观念，另一种是德国的绝对主义“家长制国家”的理念。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所唤起的对共同体的诉求，充满的乃是一种工业化、城市化以后特有的乡愁，批判的乃是现代人的无枝可栖、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体现着在去魅除魔的现代世界寻求人类美丽温馨的家园的哲学诉求，其关于“有机”的论述，与他们关于自然天性的论述是一致的。同时，这也与浪漫主义对传统的尊重相协调。此种亦可窥见埃德蒙·柏克对浪漫派或多或少的影响。
（4）艺术审美
浪漫派相信，艺术而且只有艺术，能激励人们依据理性的原则行事，依据共和国的道德理想行事。尽管他们同意康德与费希特所说的理性有能力知道我们的道德准则，他们还是强调，人类的理性没有力量使我们按其行动，纵然人们知道什么是正当，什么是错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们仍可能去犯错误、做恶事。因为人的行动的主要源泉是刺激、想象、激情。浪漫派认为只有艺术才能激发、引导它。他们提出，如果人们接受审美教育，情操得到陶冶，生存境界得到提升，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自然就会实现，因为审美教育的本质是给理性涂以令人神往的色彩。艺术由此将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避免了理性律令的压迫性、空洞性，通过对人的培养、激发人自觉向善的动力，从而实现理性的原则；并且，艺术是人发挥自由创造力的活动，人在艺术活动中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体。换言之，如果说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力量，那么艺术基本上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理性只能批评，而艺术则能够创造。故而，浪漫主义将艺术放到最高的地位，实际上也是将政治放到了最高的地位。因为德国早期浪漫派所主张的政治是审美化的政治，所主张的审美是政治化的审美，在浪漫主义那里，审美和政治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由此，浪漫派提出了著名的“诗性国家”（the poetic state）的理想。浪漫派认为，完美的国家要依据美的理念来创制，诗性国家的统治者是“艺术家们的艺术家”，“诗人们的诗人”，是公众的总导演，而公民则是演员。浪漫主义关于“诗性国家”的理念回答了早在柏拉图那里便提出的关于理想国中艺术及艺术家的位置的问题。柏拉图认为，诗人、艺人必须服从哲学家的权威，其作品必须受到监督审查，柏拉图的理想国之中充满着对诗人、艺人的不信任。与之相反，浪漫派则认为诗人与艺术家应当是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国王，而是艺术家国王，在此意义上，浪漫派的“诗性国家”乃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反题。
三、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特色
以上所列，展示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思想中的基本方面。但是，仅从浪漫派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并不足以展示浪漫主义的独特性。我们需要由此进一步探讨浪漫主义的思想方式，把握其看待世界、处理问题的独特做法。本文将从主体中心主义、机缘主义、折中主义三个方面具体说明。
（1）主体中心主义
正如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所指出的那样：“要界定浪漫的事情，……应以浪漫的主体为起点。”“主体中心主义”是指浪漫主义在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上，总是从个人内心的自我体验出发来定义一切，而不是从外在的客观世界出发。浪漫主义发现了自我的独特价值，浪漫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意义是主体体验所赋予，所谓“浪漫”，就是从个人的主体出发，将无穷无尽的丰富意义赋予平凡之事，通过个人的内心体验，实现有限到无限、庸俗到浪漫的升华。个人主观的感觉与想象，成为世界“浪漫化”的途径，浪漫主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万物意义的来源。现代性之后的诸神之争，使个人失去了精神支柱，浪漫主义使主体超脱于诸神之争之外，从自我出发去发现、创造一个意义世界。诺瓦利斯写道：“世界必须浪漫化。这就是原始意义被发现的方式。浪漫化所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获得一个较高的质的能力。在这种操作中，因为我们由这样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能力’组成，所以较低的自我取得与较高的自我的平等。这种操作还是完全未知的。通过给庸俗以美化了的意义、给平凡以神秘的面目、给熟知以未知的尊严、给有限以无限的外观，我就把它浪漫化了。”浪漫主义的这种思路与德国唯心主义的路线相承，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在耶拿大学执教的费希特的唯心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文学以书信、片断、自传等题材，沉溺于内心的想象与虚构，事实上歪曲了外在世界，浪漫的眼光模糊了他们看待世界的视线，理性的思索让位于个人内心的多愁善感、激情宣泄。主体中心主义的特征，使浪漫主义成为一种在根本上远离现实、排斥世界、放弃责任的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意识形态，浪漫主义者尽管保持着对政治历史与实际的关心，但他们并不清楚政治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特性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政治后果。事实上，浪漫派并不想真正改造世界，而是认为只要世界没有干扰自己沉溺于幻想，它便是美好的。
（2）机缘主义
与浪漫主义的主体中心主义紧密相连的是其机缘主义的特征，即浪漫主义是一种机缘论（或称偶在论）。这种机缘主义特征在卡尔·施米特那里有很好的描述。施密特认为，当人们用中世纪、骑士、田园牧歌、天主教、旧城堡等来说明浪漫主义时，实际上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即把浪漫派感受的对象当成了浪漫主义自身。事实上，以施米特之见，浪漫派以何事物作为浪漫化的对象，不过是一种机缘、一种偶然。施米特写道：“浪漫派的态度可由一个概念即occasio得到最清楚的说明。这个概念能够译成‘机缘’、‘机会’，大概也能译成‘机遇’。然而，其真正的含义是通过一种对立而获得的；它否定causa（原因；理由）的概念，换言之，否定可计算的因果性力量，所以也否定一切固有的规范。……浪漫是主体化的机缘论。换言之，在浪漫派中间，浪漫的主体把世界当作他从事浪漫创作的机缘和机遇。”“对于浪漫派来说，重要的不是现实，而是歪曲一切，把一切变成诗之机缘的浪漫主义创造力。”浪漫主义的机缘主义使浪漫派人士的政治立场具有飘忽不定、左右摇摆的特点，正如卡尔·曼海姆所指出的那样，浪漫派运动非常类似于一个“钟摆运动”。这种特点也使浪漫主义者忽而革命、忽而保守甚至反动的易变立场易于理解。施米特写道：“只要大革命还存在，政治浪漫派就是革命者。革命一旦结束，他就变成了保守派。而在明显反动的复辟时期，他也知道如何从这种环境中汲取浪漫主义成份。……这种政治内容的易变并非偶然。相反，它是机缘论态度的结果，它深深扎根于浪漫派的天性之中，它的本质是被动性。”
（3）折中主义
尽管浪漫主义在本质上一种主体化的机缘论，但若将其政治主张置于其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中，浪漫主义并非没有政治立场，尤其是德国早期浪漫派，他们事实上持有较为明确的政治见解。这一见解体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特有的“综合”，笔者以折中主义来概括之。拜瑟尔颇为同情地指出：浪漫主义政治思想是对自由派和保守派思想的一种“综合”，这种“综合”表现在：他们既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又强调共同体的价值；既以进步、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又十分关怀过去的传统、历史的连续性；既承认人的理性的价值，又批判理性主义的危险性。此种折中主义特色使得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派政治思想可以看作是政治上的中间路线的代表，他们是改革主义者，企图在德国的绝对主义开明专制与法国的大革命之间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以改良的方式实现启蒙理想。德国浪漫派不是反动派，他们赞同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们却不同意将法国的革命实践运用于德国。事实上，他们和18世纪90年代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对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实现理想社会持怀疑的态度。浪漫派认为，德国需要一场由英明的精英领导完成的渐进变革。这种社会政治变革的实现条件，则是对人民的教育和启蒙，尤其是审美教育。至于理想的政体，他们认为当是君主制与共和制的综合。
四、简评
浪漫主义本质上一场反启蒙运动，这种反启蒙，不是对启蒙理想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继承和批判；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无所谓浪漫式的反动。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展示出的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政治理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市侩主义、惟利是图，遭到了浪漫派的彻底嘲弄。这场运动的先驱是维柯，维柯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否定自然法的存在。他的理论推翻了基于真理建立完美社会的理性主义观点，动摇了启蒙的支柱。德国的哈曼、赫尔德，则进一步表达了特殊主义的文化观，并反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政治思维。与维柯所代表的历史的传统的对启蒙的反动不同，浪漫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情感的、审美的反动”。
如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体现着当时德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状况和社会境遇。德国浪漫派代表的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是旧的容克地主和贵族，不是天主教教会势力，而是独立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德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并不如意，他们往往生活贫困，在经历了与周围环境的对立以后，他们大多选择了为官作宰的生涯，事实上，德国浪漫派中的某些人物虽极力致力于政治活动，但却无所作为，在实际政治中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种缺乏根基的社会处境可以用“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来概括，由此，他们的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含糊其辞，首尾不一，便不难理解。卡尔·曼海姆如此描述了德国浪漫派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极端敏感，道德上不稳定，总是愿意接受冒险和蒙昧主义。……他们放浪形骸，无所顾忌。他们把自己的文笔出租给当时的政府，摇摆于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一部分最后归顺了当时的梅特涅，后者知道怎样使用他们。作为官吏，他们总是得不到恰当的使用……他们是天生的历史哲学家。”“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都是典型的辩护家、意识形态专家，他们善于为他们所为之效力的政治提供基础和予以支持，而不管它们是什么。……敏感是这种思想风格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优点不是深邃，而是观察发生在精神和心灵领域的事件的‘好眼力’。”我们固不能说社会境遇、历史背景决定了浪漫派的思想，但知识社会学确实提示我们浪漫主义与当时语境之间的或多或少的关联。基于此一认识，浪漫主义的主体中心主义、机缘主义便不难理解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沉溺于自我的内心世界；作为无根基的社会阶层，他们往往随意选择浪漫化的对象，与立场相异甚至相反的政治力量结盟。
尽管如此，浪漫主义在思想史上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作为启蒙运动的反题，浪漫主义提出了诸多颇有创意的见解，早期浪漫主义的许多观点，诸如个人独特性的张扬、共同体的维系、公民美德及教育、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传统的珍视，等等，即使在当代世界，仍具重大启迪意义。浪漫主义不等于非理性主义，但是它通过对感知、体验、情感、爱的强调，指出了理性主义政治理论所忽略的一面。不过，德国浪漫主义往往也被人们指责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兴起做了关键性的思想准备，这种指责未必公允，但是，浪漫主义的诸多理念，以及它的自我中心主义、机缘主义等特征，确实从理论上排斥人与世界的沟通，排斥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交往，大大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将民族、人民无限浪漫化的结果所指，乃是德国纳粹运动兴起。按以塞亚·伯林的说法，20世纪的极权主义乃是浪漫主义等反启蒙运动思潮“最野蛮最病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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