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无冕之王”一词作为新闻记者的职业象征，风行草偃，隆誉日盛。“‘布衣之宰相，无冕之帝王’，为时时闻诸世人所与新闻记者之尊称”，这是著名报人邵飘萍在1924年的描述。【1】可是，到了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如此评价：“这种‘无冕之王’的思想，既是主观主义的，又是宗派主义的，说的更坏一点，是一种‘报阀’的思想。”【2】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无冕之王”这个称谓经历了被崇拜、被认同、被质疑、被批判的命运，此种变化，不可不谓之钜矣。
这个巨大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面对下列问题：“无冕之王”的称谓来自哪里？在何种情境下输入中国？这个概念来到中国后为何受到如此热情的追捧？这个象征或隐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又被赋予何种新的意涵？在二十世纪的不同时期经历了什么样的意义折变？又怎样走向式微？本文力图探讨这些问题，并通过这一视角考察现代中国新闻职业话语体系的流变。
一、从松本君平到梁启超：“无冕之王”神话的构建
几乎每一本新闻传播学的入门书籍都会解释，“无冕之王”与新闻界作为“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的社会地位相关。18世纪的英国，新闻记者经过多年的斗争，获得了国会旁听权，可以公开报道议员的发言和辩论，记者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19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阶级”，与贵族、僧侣、资产者并列。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的多数主笔卸任后被内阁吸收为成员，从那时起，记者就被称为“无冕之王”。【3】在美国，1791年开始生效的第一修正案使得新闻业成为唯一受到宪法保护的职业，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而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践行让报刊成为“第四种权力”（Fourth Power）。【4】美国的“无冕之王”基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新闻业作为“第四种权力”有着监督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崇高使命，在此背景下，才有新闻记者无惧于总统、议员的“无冕之王”美誉。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新闻实践让新闻记者“无冕之王”的称喻广为传播。本文无法考证究竟是谁最早将这个称呼传入中国，但最早以“无冕之王”、“第四等级”等观念影响中国新闻思想的人物，是日本学者松本君平。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899年在日本出版，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将之翻译印行，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本新闻学译著。【5】在介绍西方“第四种族之发生”时，松本君平称：“英之普鲁古氏，曾在英国下议院指新闻记者而喟然咽曰：是英国组织议会之三大种族之力（贵族、僧侣、平民），而有最伟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今者，无论贵族也、僧侣也、平民也，皆不得不听命于此种族之手。”【6】在松本君平笔下，报馆和记者的地位几乎被奉上神坛——“新闻之记者，俨如将天膏以灌溉于国民之祭坛……由是思之，则国民直可选举新闻纸以为总理大臣。”【7】
松本君平对于新闻纸和新闻记者势力的夸张描写很快被中国新闻人接受。1903年创立的《国民日日报》，在发刊词中将“第四种族”提到更高的位置上：“（第四种族者）何物也？乃为一切言论之出发地。……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8】
郑贯公也从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引出办报“须有一种学问”之观点，进而生发对“立宪国”记者“无冠帝王”之地位的羡慕：“日本文学博士、东京政治学校校长松本君平氏，曾著《新闻学》一书问世。足见办报一业，须有一种学问。故立宪国之人，有今日为记者明日为议员者，又有今日为议员明日为大臣者。举凡政治家，穷则在报社，达则进内阁，是则无冠帝王之徽号，有自来欤？”【9】
言论巨子梁启超是对松本君平新闻观传播最力的人物，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百期祝词中谈到报馆责任，引用松本君平的观点，将报馆地位举之上天：“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10】梁启超下面这段文字则意在称颂主笔和记者功德：
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近日俄皇何以开弭兵会乎？吐尔斯吐主笔之报馆为之也。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11】
就连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浸染的徐宝璜，在其为中国新闻学“破天荒”之作中也对新闻纸与新闻记者有这样的评价：“在教育普及之国，其国民无分男女老少，平时有不看书者，几无不看新闻纸者。言论行动，多受其影响。至对其记载，多所怀疑，对其议论，未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亦为公认之事实。”【12】无独有偶，徐宝璜在论文《论新闻学》中，论及“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再次向松本君平致敬：“总之，新闻纸之职务极重，如能尽其职也，则其为善之势力极大。善哉日本松本君平君论新闻纸之言曰：‘彼如豫言者，驱国家之运命……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13】
无论“第四等级”、“第四种权力”或“无冕之王”，在20世纪的英美社会中，并非为新闻业或新闻记者赋予某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在对权力滥用抱持戒心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新闻业只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参与到其他社会权力的制衡中。换言之，“无冕之王”并非要超越于其他社会权力之上，而是对其他权力进行监督，形成约束。之所以“无冕”，是因为新闻业和新闻记者拥有的是一种软权力——舆论。西方新闻界还有“爬粪者”、“看门狗”等称谓，更能体现新闻业和新闻记者在政治制度中的角色。有趣的是，除了“无冕之王”，后两种称谓并没有引起中国同行的兴趣。
上世纪初中国新闻人理解的“无冕之王”，自松本君平的转译，到梁启超的演绎，剥离了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其含义已经与它诞生之地相去甚远了。在梁启超们“笔锋常带感情”的表达之下，社会各种事业之进步，都必须依赖新闻纸与新闻记者之势力。新闻业、新闻记者与其说是“无冕之王”，毋宁说是“王上之王”，拥有超越社会其他力量的无上权力。
中国新闻人为何如此亲睐“无冕之王”话语？一方面，刚刚从传统“士子”角色转型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对记者权力的赋予和想象，又找到了传统中国居于四民之首的“士”之尊严。“士志于道”、“从道不从君”，声称手中握有“道”的士子可以睥睨最高世俗权力拥有者——天子。那么，手中握有报刊利器的新闻人也可以“素王无冕”而“驱国民之运命”。另一方面，晚清帝国大厦将倾，列强环伺，政局衰危，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政治家兼报人极力夸大新闻纸和记者的地位，意图通过报刊传播政治理念，改造国民，实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舆论效果，进而抚危救世。
于是，“无冕之王”这样一个英美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对新闻业和记者的尊称，被二十世纪初中国新闻人有选择地“拿来”，并以中国经验和现实需求填充了对陌生的西方新闻业的“想象”。所谓想象，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在经验与现实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经过松本君平、梁启超等人的“重新加冕”之后，晚清“无冕之王”话语愈来愈成为一种神话，鼓舞无数知识分子投身这一崇高事业。
那么，中国式的“无冕之王”话语究竟被填充了哪些不同于西方的意涵？“无冕之王”神话又是被如何建构起来的？
二、“内圣”：“无冕之王”的内在修养
如果说西方记者的“无冕之王”美誉是和西方新闻业崛起的地位相匹配的，【14】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与“无冕之王”、“社会师表”的自我加冕自我想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记者社会地位与职业道德的低下。
清末记者的社会地位属“文人之末流”，后虽如戈公振先生所言“迨粱启超出而办报，社会对于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异”。【15】到了民国以后，记者地位虽有所提高，但新闻业的道德水准仍然普遍不高。徐宝璜在《新闻学》中感叹：“吾国报纸，虽无不以提倡道德自命，然查其新闻，常不确实，读其论说，常欠平允，往往使是非不明，致善者灰心而恶者张胆。更观其广告，则诲淫之药品，冶游之指南，亦登之而无所忌讳。……此与记者之道德，亦大有关系。因迎合社会，乃贱者之所为，与敲诈同为不德也。”【16】1919年，陈公博根据自己十年来在新闻界的所见所闻，历数广东新闻记者信用的五次“失坠”，认为新闻记者对于社会的信用，“竟是每降愈下。社会对于记者不但不尊崇，简直当他们是下流种子”。【17】
一方面是记者社会地位和道德的普遍低下，另一方面新闻业在社会生活中又如此重要，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式“无冕之王”话语无法回避道德伦理和记者的人格修养问题。如果忽视了中国式“无冕之王”话语体系中的道德话语，就无法解释这一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全部意涵。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具有强烈的泛道德-伦理化取向，梁漱溟甚至认为中国人不需要法律治理国家，只要内心的道德就能保证人人都像君子:“我们遵守的是三纲五常，一旦有了这个，就不用警察了”。【18】这是典型“内圣外王”观念的投影，传统中国的秩序结构和制度安排均带有强烈的道德取向。
西方的“无冕之王”们在从业过程中，从没有像同时代的中国记者那样接受如此多的道德训诫。几乎每一本中国新闻学书籍都要对新闻伦理和记者人格修养大加论述。戈公振认为，“献身新闻事业，尤应以人格为要件。”【19】郑贯公称：“欲言办报，不得不先言记者，言记者又不得不先言其人格。”【20】胡政之和陈博指出“记者第一个原则要修养人格。世界上成功的新闻记者，没有一个不是具有高尚的人格的。”【21】丁叔良感慨：“新闻记者，乃无冕之帝王，社会之师表，威廉博士于北大演讲诗曰‘伟大人格底人手中一支笔，比刀剑强得多’，于此可见新闻记者的重要了。”【22】
那么，具有什么样品性的记者才能当得起“高尚人格”呢？不同新闻人对记者人格品性的认知惊人的一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开篇即明言：
外交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山崩于前，麋鹿行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23】
王芸生称，“新闻记者应把自己的报看作社会公器，而不应当作个人的武器，而个人的人格修养尤其重要。……（新闻记者）要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学识够，修养够，做人条件够，就可以做一个完善的新闻记者。”【24】
周孝庵认为，记者应当“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格与精神，以与世周旋。”【25】
徐铸成在《张季鸾先生传》中指出，作为报人应该具有的“品德和特点”是“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26】
赵君豪称：“作者心目中，当有一理想的外勤记者焉。下此所举，均属理想之条件，悬此鹄的，以求其人。”【27】其中第一条为“认定国家之利害，高于一切”，第二条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28】
有意思的是，在不少新闻人笔下，取自西方的“无冕之王”话语体系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伦理要求相互勾连，包摄一体，且圆融无碍。请看以下表述：
新闻记者乃社会之一检查官也。其唯一任务，在贡献案件之事实，其所处地位，乃纯属超然独立，故无论记载任何事实，一秉忠实至诚；无论批评何项案件，惟求真理所在，不以金钱之诱惑而动其心，不以威武之压迫而屈其志，一枝秃笔胜过三千毛瑟，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所谓“无冕之帝王”，“社会之师表”，良非过誉。【29】
近代民治潮流，弥漫全球，“主权在民”、“言论自由”，殆为一般人所公认之原则。民治云者，以民众决国是，而征众意于舆论，是以舆论为改进政治之原动力。而报纸者，所以代表舆论者也，惟其然，报纸之态度须极光明坦白，应立于人民地位上，为人民之代表，做人民之喉舌，其目光应注射于“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人民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报纸言之；人民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报纸言之；人民所欲知欲闻而不及知不及闻者，报纸述之。凡道德之所容，法律之所许，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格与精神，以与世周旋。上自政府，下至贫民窟，盖莫不为新闻记者日常视觉听觉之对象，然后基于“公平正义”而监督之、指导之。欧美人尊新闻记者为无冕帝王，以其具有与王者仿佛之权威，仅不冕耳。【30】
只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够资格成为“理想的记者”、“无冕之王”。那么，现代中国新闻人为何对孟子这段名言如此“心有戚戚焉”？他们对“无冕之王”职业品性与操守的普遍概括为何没有逾越孟子对古代“君子”的要求？
作为“士”的另一种表述，“君子”一词，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之称”。余英时认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31】儒家知识分子不只是“坐而言”的，他们同时也是“起而行”的。“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层层内转，儒学讲究向内的“修己”，其根基是个人的“见道”、“闻道”、“悟道”、“修道”。但是“君子之道”不在于寻求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孔子以降，儒家对于君子的理想是“弘毅进取”。君子将其所领悟之道层层外推，建立人伦道德的秩序，才算尽了“修己以安百姓”的本分。所以儒学既有一个“内转”的过程，也有一个“外推”的过程，这就是后世所谓“内圣外王”之道。【32】
到了礼崩乐坏的转型时代，“道”已经无法体现为具体、客观的存在，它既不能化身为人格性的上帝，也不表现于教会式的组织，而只有靠以“道”自任的个人来彰显。这样一来，个人在“道”的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便异常沉重。【33】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为了确保“士”、“君子”能够承担“弘道”之重任，精神修养与人格品性显得格外重要。
在现代中国新闻人的身份观念中，记者作为一种“现代职业”，早已不再是传统的“士”。但是，在现代新闻人眼中，新闻职业承担着传播思想，教育民众之重任，即梁启超所谓“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34】既然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人格与学识都必须超乎常人，才可承担“弘道”使命。“己立”方能“立人”，“己达”方能“达人”。正如胡政之所说，“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都要有人格，但是做新闻记者的，需要高尚的人格，更为迫切。”【35】
要之，二十世纪初中国新闻人“无冕之王”情结中隐含着传统“内圣外王”的话语结构：既然“无冕”，“王”之尊贵就只能在乎人心，在于道德赋权；既然位高权重，新闻记者自身的道德品质和人格操守就是极端重要的职业保障。这套“内圣”的道德修身话语来自传统儒家思想系统，经过包装与重塑，传统“士”之精神与“无冕之王”话语相互接榫，为“无冕之王”提供内在精神立足点。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内圣”将与怎样的“外王”相衔接？
三、“外王”：“无冕之王”的职业规训
辛亥之前，当“无冕之王”的观念刚刚输入中国时，国人大多是在报馆的社会地位，新闻业的强大势力等方面理解它的，并未关注其操作的专业性问题。梁启超们就绝无后来邵飘萍们严守“第三者之高垒”的意识。到了民国以后，有着职业意识的新闻学者和报人，在重视记者人格品性修养等“内圣”的要求之外，通过“无冕之王”话语，同时表达了“外王”的诉求——新闻记者的职业地位、职业规范和操作理念等。将记者身份定位为“自然人”、“社会第三者”、“法官”、“社会检察官”，意在说明新闻记者具有独立、超越、客观的报道立场和态度。而这套“外王”话语虽是从欧美新闻业和新闻学那里借来的，但同样融合了中国式理解。
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和新闻学者对“无冕之王”的解释普遍比较零散，在著作中系统呈现“无冕之王”话语结构的是任白涛和邵飘萍。且举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为例，他在第一章第二节“新闻记者之地位”中这样论述：
“无冕之帝王”“社会之师表”等语，为从来对于记者之尊称，拿破仑以记者之笔，胜于三千毛瑟，更为至有意味之喻言。彼所以享如是之隆誉，具如是之伟力者，以彼之背后，依彼毫端腕下而为进退者，既不知有几千百之人民，彼之褒贬，严同史乘，且经几千百年而不能磨灭者也。
新闻记者之生涯，要在捧忠实笃诚之肝胆于真理、事实之前。其生命、其觉悟、其勇气、其良心、其情感，悉为真理、事实所同化。故不可不排小我，抛小主观，以服其任务。质言之，新闻记者必为纯正无垢之自然人，始可完成其光辉赫赫之天职。
新闻记者更有一最要之自觉，则社会之第三者是也。彼但将应有之事实，观察之，记载之，批评之。彼之眼中，不许有敌我之区别。彼之心底，不许怀某种成见。不问如何之时际、场所，其地位、态度，常为超越的、独立的、客观的。质言之，新闻记者实为冷静慎重之社会检察官，提出案件之材料与社会，是则其唯一之任务耳。【36】
在其后第三节“新闻记者之资格及修养”中，任白涛认为，新闻记者需要具备“健全的常识”，“庶几可全其‘无冕之帝王’‘社会之师表’之责任。【37】而比常识更重要的，是“刚健的意志”：
新闻记者，因其职务之尊严，地位之崇高，故当具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精神。笔可焚而事实不可改，身可杀而良心不可夺。若此浩然精神所赖以培养而保持者，刚健之意志力也。【38】
通过以上的文字，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新闻人对“无冕之王”话语的完整理解：新闻记者之所以能享“无冕之王”隆誉，具如此之伟力，在于其背后有千百万人民。崇高的社会地位要求记者遵从职业规范，做“自然人”、“社会第三者”、“社会检察官”，才能完成其光辉的天职。记者如何能担此重任？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修养，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刚健意志”。以刚健意志为精神层面的“内圣”支撑，以职业规范作为“外王”的角色行为安排，新闻记者方能无冕而成王。
有关“社会第三人”之“外王”话语，民国新闻人多有论述：
邵飘萍认为新闻记者的地位“既非属于社会之第一阶级，亦非属于社会之第二阶级。盖彼之态度，与治者及被治者之间，皆无何等之联属，惟奉其纯诚忠恳之全生涯于真理事实之前。”“无论出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39】
黄天鹏主张，新闻记者当“立在第三者的位置，惟一的职务在真确的报告。一种事实的发生，不必问其性质如何，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凡为多数阅者所注意所要知道的事实，都应为忠实的记载……因此，新闻记者的地位，在社会上是超越的，在精神上是独立的，在记载上是客观的。”【40】
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不断强调：“新闻记者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当严守第三者之地位，保客观的态度，事件之主人，即文章之主人，是为一定不易之原则。”【41】
李公凡更是“第三者位置”的最坚决支持者，在《基础新闻学》中，他不遗余力地倡导新闻事业“没有态度的态度”和新闻记者“超然独立”的地位：“简单地说，没有态度的态度，就是不偏不倚，唯以社会为标准的意思。”“没有态度的态度，是以社会为标准；则有态度的态度，是以一方面的利害为标准。”“新闻事业抱了有态度的态度，在本身上说，是有失去它本身的意义的；在效率上说，它更容易失去它应有的独立精神。”【42】
与“第三者”之说相联系的是“超越”、“客观”、“独立”的地位。李公凡认为，“新闻记者始终是站在是与非二者之外的，他只有以纯诚忠恳的态度求真理的实现。新闻记者只以真理和事实的标准，不知有朋友，也没有所谓敌人。所以所谓第三者地位，换句话说，就是超然而独立的地位。”【43】邵飘萍同样称，“（新闻记者）苟确守第三者之地位，则无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皆无彼所黏着之足迹。……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无色之精神。”【44】
“第三者”之说实际上包含了记者观察事物之态度的客观性、立场的公正性、地位之独立性等丰富的内容。“第三者”角色的确对记者的职业态度、立场、行为有了基于职业层面的规定。使得记者不同于传统文人，也不同于派系工具，更近似另两种现代职业——“法官”和“检察官”。记者越充分履行自己的“第三者”职责，新闻职业就越能够祛除主观性、先验性，而达到理性与科学的境地。邵飘萍、李公凡、曹用先等都用“社会检察官”、“社会法官”等职业比拟新闻记者作为“社会第三者”的角色：
余尝以新闻记者比之于法官。法官之对于两造，必其心目中皆认为无关系者，否则易致审判之不公。新闻记者不宜加入何种运动，即如法官之应与两造皆无关系为同一理解。【45】
法官对于当事人双方，不能有所偏倚，否则，审判的结果，就有不公之虞。新闻记者也是如此，他对于任何方面的事实，都应该看作与自己毫无关系，否则，其结果，也就有遮蔽了真理的危险。【46】
新闻记者乃社会之一检查官也。其唯一任务，在贡献案件之事实，其所处地位，乃纯属超然独立。【47】
但是，西方新闻从业者的“第三者”身份更多将自己隔于所报道对象之外，隔于党派立场之外，不偏不倚报道事实进行评论。也就是说，“第三者”并没有高于“第一者”或“第二者”的道德优势与伦理优势。而中国现代新闻观念中的“第三者”却是要承担“社会检察官”与“法官”之职，超越于“敌我”观念之上。实际上，中国新闻观念中的“第三者”内涵，除了有西方职业新闻理念之“客观”、“公正”的意义，更有着传统君子“修身养性”，祛除“小我”与“小主观”，追求“大我”与“无私”的德性伦理追求。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专业话语，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诉求，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修身”要求是内在相通的。
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二十世纪初中国“无冕之王”话语的内外两个方面意涵：外在方面的“社会第三人”、“社会检察官”、“社会公人”等表述，意在体现职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来源于西方话语，但又高于西方的“第四权力”概念。西方话语中的“无冕之王”强调的是权力制衡，而二十世纪初中国话语中的“无冕之王”强调的则是权力的合法性，只要能够代表人民，代表公意，“无冕之王”便可拥有号令众生的权力。正如《国民日日报》发刊词所称：“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48】如何保证记者能够担当这样的角色？需要精神修养和道德伦理的支撑。因此，内在方面的意涵，则是对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格与精神的承继。如果说“外王”是对西方话语的中国式解读，“内圣”则是地道的中国情结，此种“内圣”与“外王”的结合是西方现代专业话语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奇妙嫁接。
在这套看似完美的话语结构中，“内圣”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表现为职业伦理和道德规范，“外王”作为精神的外化和推衍，体现为职业原则和制度安排。可是，西方语境中的新闻记者职业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等制度和法律的保护，与之相比，二十世纪初中国语境中的“无冕之王”们唯有依靠德性力量苦苦支撑，缺乏刚性的制度规约和保护。而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作为其“内圣”的职业伦理，本身就显得空泛乏力。因此，“无冕之王”话语结构中的“内圣”与“外王”是断裂的。这种话语断裂在蹈厉奋发的二十世纪初还不甚显著，到二十世纪三十年则初露端倪。四十年代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系逐渐成型，“无冕之王”更是失去了现实环境的生存土壤，成为彻底批判的对象。
四、“公仆”：“无冕之王”话语体系的式微
……
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无冕之王”话语为中国新闻人提供了职业理想和职业规训。“无冕之王”因其“无冕”，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职业的自我想象。这套话语内无恒定的价值依傍，外无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注定只能在历史长空昙花一现。到了四十年代，“无冕之王”实际上已经成为既无冕又非王的华丽空壳，在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中成为批判和消解的对象，同时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还有那份依附于这套职业话语的职业认同感与独立性。从“王”到“仆”的变化，时间跨度并不太长，1945年之后，“无冕之王”四个字已经很少出现在新闻文献中了。
本文为姜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重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08CXW004）和教育部社科项目《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07JC860008）成果之一。
(原文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三期，本文有删节)
注释：
【1】《新闻学总论》第二章第七节，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16页。
【2】《政治与技术》，《解放日报》，1943年6月10日。
【3】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4】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9页。
【5】李开军，《松本君平<新闻学>一书的汉译与影响》，《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期。
【6】松本君平，《新闻学》，选自《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7】松本君平，《新闻学》，选自《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8】《国民日日报》发刊词，1903年《国民日日报》第一期。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9】郑贯公，《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原刊1905年8月12日至23日香港《有所谓报》，《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第51页。
【10】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期。《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第37页。
【11】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期。《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第38页。
【12】徐宝璜，《新闻学纲要》，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3页。
【13】徐宝璜，《论新闻学》，选自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14】让-诺埃尔·让纳内著，段慧敏译，《西方媒介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113页。
【1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16】徐宝璜，《新闻学纲要》，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1-12页。
【17】《新闻学研究会发给证书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456号，1919年10月21日。另见肖东发主编，《新闻学在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96-97页。
【18】梁漱溟，《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4页。
【19】转引自杜绍文，《中国报人之路》，战时新闻学会，民国28年（1939年），63页。
【20】郑贯公，《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原刊1905年8月12日至23日香港《有所谓报》，《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第52页。
【21】张西林编，《最新实验新闻学》，中华文化出版社，民国34年（1945年）版，第10页。
【22】丁叔良，《新闻论略》，选自黄天鹏编，《新闻学名论集》，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225页。
【23】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京报馆，1923年版，第7页。
【24】张西林编，《最新实验新闻学》，中华文化出版社，民国34年（1945年），第10-11页。
【25】周孝庵，《最新实验新闻学》，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19年（1930年），第7页。
【26】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页。
【27】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申报馆，1938年版，第76页。
【28】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申报馆，1938年版，第77页。
【29】曹用先，《新闻学》，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1934年），8页。
【30】周孝庵，《最新实验新闻学》，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19年（1930年），第7页。
【31】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选自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2】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选自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第24-31页。
【33】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选自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第10页。
【34】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刊》第17期，《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第48页。
【35】张西林编，《最新实验新闻学》，中华文化出版社，民国34年（1945年）版，第10页。
【36】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第11页。
【37】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第13页。
【38】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第15页。
【39】邵飘萍，《新闻学总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16页。
【40】黄天鹏，《新闻学概要》，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84-85页。
【41】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第87页。
【42】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101-105页。
【43】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146-147页。
【44】邵飘萍，《新闻学总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辑，116页。
【45】邵飘萍，《新闻学总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辑，117页。
【46】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147页。
【47】曹用先，《新闻学》，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1934年），第8页。
【48】《国民日日报》发刊词，1903年《国民日日报》第一期。《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第107页。
【49】范长江，《怎样学做新闻记者》，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254-255页。
【50】袁殊，《记者道》，上海群力书店，1936年版，第21页。
【51】袁殊，《记者道》，上海群力书店，1936年版，第22-23页。
【52】袁殊，《记者道》，上海群力书店，1936年版，第24页。
【53】袁殊，《记者道》，上海群力书店，1936年版，第25页。
【54】《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11月17日。
【55】《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11月17日。
【56】《党与党报》，《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9月22日。
【57】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解放日报》，1943年1月26日。
【58】《政治与技术》，《解放日报》，1943年6月10日。
【59】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60】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61】黄旦，《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选自李金铨主编，《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2】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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