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青年境遇与态度 社会转型 研讨会
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办的“境遇与态度：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当代青年”研讨会于2012年5月10日在社会学所召开。本次研讨会定位为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当代中国青年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研究”的首次专家会议，旨在将中国当前的青年问题置于体制转型与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讨论。本次研讨会关注的主题有：转型中的青年教育和就业问题、青年文化和消费问题、青年互联网行为及公民参与问题以及青年价值观和政治态度问题；此次研讨会共设计了“大学生、教育与青年问题”、“青年政治态度”、“青年与互联网”和“青年与社会稳定”这四个专题的主题发言。
一、研究背景：青年研究的社会转型视角
较之西方相关研究，中国的青年研究有其独特的学科传统和研究进路，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青年的特性之一便是对社会变迁尤其敏感，这是由青年所处的人生过渡阶段所决定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放大”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某些效应，将目光聚焦于青年，提倡青年研究的社会转型视角，实为另一个侧面的中国转型研究。不同于过往研究中偏重的对于社会转型结构性的宏大叙事，引入“青年”这一对变迁有特殊意义的群体，可以将社会转型时如何在每一个经历它的人身上刻下烙印的过程凸显出来。
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首先介绍了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的发展历史、最近与金砖国家比较研究的合作以及即将推进的院重点课题的青年项目。近期国际国内的变化使得青年问题再次受到学界关注，在大国迅速崛起、社会变化剧烈的背景下，代际差异被凸显，而青年一代正是大国走向未来的支撑者，这构成本项目的研究背景。本项目已经进行了全国性的大学生调查，下一步要做全国范围的青年调查。已有成果表明，中国现在的青年一代与其他国家相比，代际的断裂更为明显和独特，一方面是由于“80后”、“90后”的成长过程恰恰与改革开放相融合，国家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社会全面开放，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上一代人差异非常大；第二方面就是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现在城市里这一代人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受到的关注、关爱和上一代人不完全一样。再加上正是处在全球化大变革的时期，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现在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种矛盾也在社会对青年人评价的两极分化中体现出来：既有尖锐批评的说法，像“月光族”、“啃老族”、“小皇帝”；也有积极的评价，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以后，在青年一代中激发了社会责任感。综合这些社会现状，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全面、客观地刻画出这一代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尤其是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代际差异；同时也希望融合社会学的其他分析，比如以分层的视角探析青年一代内部的巨大差异。尽管当前诸如青年研究、家庭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都较为边缘，但这些研究涉及到的都是社会变迁的具体承载者，青年一代马上将成为社会的支柱，关乎国家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
二、大学生、教育与青年问题
(一)社会转型下教育和就业体系的发展要求
团中央学校部杜汇良副部长介绍了团中央学校部的工作对象是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是青年群体中在学校里成建制、成批次的最主要群体，他将教育和就业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与国家政策和宏观布局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议性的意见。
首先，教育和就业是民生最基本的要求，让青年群体接受适合的教育、从事适合的就业，这是真正的民生。随着社会转型，一方面，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由规模增长到了质量提升的阶段。从“九五”末期到“十一五”末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提升到24%，并且按照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将达到40%。其实这个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来得有点快，据欧盟的相关研究结论，教育结构和教育水平直接关乎到经济发展的结构、速度和稳定，教育超前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稳定。国外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当大量青年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人生期待和目标，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足以给这么多青年人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时，他们的抱怨就会非常大，而且这种群体性的抱怨可能会酝酿成改革、革命或暴乱。另一方面，就业已经完成由纯粹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原来统包统分到现在双向选择，并且由单一的就业模式已经逐步向就业和创业共同并进的多元、灵活的模式转变。也就是说，青年的教育和就业问题与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发展的特征，事实上关乎基础的民生和基础的发展与稳定，关乎党和民族的未来。
其次，要抓这两个稳定，教育和就业的改革要求保持正确的方向和高效能的路径。对于教育来说，有利于优秀人才培养的理念、模式、体系和体制非常重要；对于就业来说，需要完善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政府引导、市场机制，制定相关就业政策。人才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培养一批具有中国素质的、具有创新领军意义的高层次人才是关乎未来发展正确方向的关键要求。培养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适应社会需要的职业人才是提升教育和就业效率的关键要素。虽然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但我们的结构与德国、法国不同，更加强调发展研究型大学、综合型学校。事实上，职业类学校对社会分工更为重要，我们的导向应该更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水平直接关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不到位，一些家长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读职业学校，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说，读适合自己的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方面中国家长需要改变就业理念。这也是“十二五”规划中专门讲的“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良好体制。
第三，关于结构和布局的问题。北大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落实率现在是“两头高、中间低”(博士生的落实率最高，为83．0%；其次是专科生，为76．7%；再次是硕士生，为75．3%；本科生的落实率最低，为68．7%)，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之间不匹配；对于分布来说，表现为“向东向上”(倾向东部地区和高端工作)，因此，现在我们的结构是不健康的，我们要减少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偏差；且希望职业和素质能均衡发展。
总结来说，教育和就业系统稳定的发展要求是：第一阶段培养高素质人才，第二阶段培养高技能人才，第三阶段要统筹协调合理的、科学的布局和结构，第四阶段要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和人才分布的结构。
(二)教育的三个转型建议
《中国青年报》前副社长谢湘根据自己调查所掌握的情况，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三个转变的建议：
一是教育的观念应该由过去的重点校、重点人的教育转到面向人人；二是教育管理的方式应该改变；三是教育政策应该调整。谢湘认为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的借鉴对于记者开展工作很有帮助，并希望学术研究能对国家的青年政策产生影响，促成更好的效果，使这个群体更好地发展。
首先，高等院校依然习惯于按照上级指示对学生进行卓越人才的选拔，这种重视少数而忽略大多数的教育方式付出成本极大而社会收益很小并且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而这一问题至今没有被中央领导或教育部门领导的重视。教育观念亟需转变，教育公平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过去由国家买单的精英教育现在已经逐渐转变成人们自己花钱，理应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其次，教育部门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围绕升学这个指挥棒在做事，教育部门应该放开职业教育，把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抓好，注重在基础教育中培养职业态度、奠定精英人才的基础。目前重点大学的教育管理和设置无法满足不同层级、类型学生的需求，会为将来的就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从基础教育阶段就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自己将来的工作接轨，高考独木桥造成的青年就业难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会给社会造成很大问题。
再次，教育政策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将人才过多地向研究型大学引导，会对教育结构产生不良的影响。世界经合组织(OECD)认为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实际上会对青年就业问题带来一种损伤，因此我们的教育政策制定和出台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政策执行过程中很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多事情既没有强有力的保障，也没有后续的跟进，这会给就业带来新的问题。谢湘到广西河池地区对免费师范生所做的实地调查发现，国家的很多政策如工资、编制、社保等一系列保障都不到位，那些年轻人本来是满怀一腔热血到下面去，而现在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就业政策应该有完整配套的措施，而且还要有人不断监督，与此类似的还有大学生村官政策。如果群体性的期待得不到实现，可能就会演变成一种政治意识上的不满。
因此，要把青年当作一个社会的积极相伴而行的力量，应该从最基础的教育政策开始，消除教育的不公，去面向人人，而且通过后续的职业技能的培养，使青年发现自己所长，发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对社会、对国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信号。
(三)共青团组织与青年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书记季为民以多年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整个国家这几亿青年人口的真正状况，他们的根本需求、缺失、问题和困难；国家、社会和各种青年组织能够为他们的问题和需求做什么———建立机制、提供政策或是项目支持。
近几年来，时代变迁给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各种各样的困难，团中央针对流动人口等情况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新举措。季为民介绍了针对社科院的中青年知识群体的青年工作，包括政治及价值观引导、辅助其科研成长、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需求三个方面。此外，团委一直与团工委协作进行一些研究项目，如青年价值观的研究、国际上青年游行的研究及青年角色塑造的研究等，主要是针对中央国家机关，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建模，分析对中央国家机关的青年角色成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以便之后对机制及政策措施提出一些科学性的工作方法。
杜汇良认为，从整体来说，党、团的系统在现在的发展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除了在传统部门如学校、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还能保持着原来的态势，在其他系统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从团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的改变围绕着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展，包括基层团建融入到人才培养中去。在很多高校就业方面，团的工作做得很多，如就业培训项目、就业岗位实习等。针对青年农民工群体，通过多种形式建立团组织，很多省都有驻外团工委，确实要保证找到人、给他们做培训，关心日常生活、关爱他们的子女、开展系统的培训、申请小额贷款等等。另外还包括通过微博、网上建团，多种形式并举。在促进青年就业方面，引导学生到西部基层就业、开展村官项目，也通过创业基金、创业培训，进行“思想引领、成长服务”两方面并重的工作。谢湘认为共青团组织的鲜明特征在于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管理部门，所以经常要联合其他部门和单位一起来做各种工作。再有，相比妇联和工会在保护女工利益等方面时常能听到一些声音，而团的组织更多的是偏重青年思想教育，其实在青年人的利益维护方面、在反映青年人本身的需求和政策建议上，有很多内容是可以让团组织出彩的。
三、青年政治态度
(一)青年价值观以及政治社会化研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吴鲁平教授首先回顾了80年代以来他对青年价值观问题的研究历程，同时介绍了国内外不同角度的探索成果：如早期社科院以现代化角度切入的“75一代人的价值变迁”问卷调查和分析研究；1997－1998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日本、韩国合作进行的东亚文化变迁研究，主要是看儒家文化在社会的变迁中的保存以及三个国家的对比；1997年至今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后现代理论为范式，从调查晴雨表中发现，欧洲的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注重民主，经济稳定安全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近年来后现代理论注重精神层面的幸福，研究因此提出“奋斗层面是怎样”的问题，研究发现，日本是高享乐主义、低奋斗精神；韩国是高享乐、中等奋斗精神；新加坡的享乐意识是不太明显的，奋斗精神还很高；而中国未来是什么走向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此外的其他理论视角如消费主义的视角、全球化的视角以及代际价值变迁等理论，都为国内青年研究提供了借鉴。
随后，吴教授着重阐述了自己从2008年至今所做的“政治社会化”研究。根据学术期刊文献检索，1970年代是美国对政治社会化的讨论最火热的阶段，包括大量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少量心理学研究，从国家认同、政党认同的层面到每一个具体问题比如公民权问题的文献都汗牛充栋，都可以囊括到政治社会化的框架下。研究方式经历了从初期的系统理论到后期采用认同理论(以接收方为视角、侧重心理层面)的转变。主要有这几方面内容：第一是国家认同，传统上称之为“爱国主义”；第二是政党认同，但西方研究不同于国内支不支持政党、赞不赞成政党的研究；第三是政府角色，包括社会期待和对政府治理的评价；第四是最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比如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国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核心，构成吴教授研究的重点，侧重制度层面的探讨。他的研究认为，政治系统的变革包括认同层面和行动层面，而政治参与则恰恰是体现公民社会的生长点，参与变革的两个机制则通过选择性认同和选择性行动发生变迁。该研究目前正处于最后撰写报告的阶段，将包括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美国)的政治体制对比研究、政治参与(包括网上参与和网下参与)、庆典意识的作用、青年如何看待不同话语等方面。
(二)青年对待共产党执政的态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院周拥平教授择要介绍了项目背景和具体工作设计，“共产党执政基础指数”是问卷调查用于测量青年人对共产党执政到底怎么看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指标赋值为0－100分，综合了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对党员干部是否持正面评价、自身有否加入意愿这几个变量，以此完成对某群体对共产党执政态度的测量。从结果上看，各社会群体的评价大都处在中间的基数。在测量和实施上，研究推进的关键是要结合调查方法。因为较长的问卷往往很难实施，信息量和质量通常成反比；所以调查基本上是在公开场合、问卷尽量控制在两页之内，在某些问题上再作追问，尽力保证获得被访者的第一反应。该研究主要定位在对真实态度的掌握。
从研究发现上看，2005年调查显示的总指数是60多分，2011沿用原来的方法再次调查，通过两次数据比较，总指数下降1%，下降速度不如原来预期。按周教授的分析，这几年愿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人数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并进一步推测这与就业难是有关系的，因为入党有利于获得体制内职位。周教授还介绍了今年展开的新调查———“青年阳光指数”调查，基本上就是对社会的评价、对自我生活的评价，也涉及到一些对共产党执政有效性的评价，保留了原问卷中某些问题以便做长期对比，另外增加了大量对社会的评价，包括对社会道德水平、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对爱情观的评价。
最后，周教授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考虑监测青年群体，最重要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态度，比如将执政基础指数作为一种监测指标，看它到底怎样变化；二是就业指标，监测失业、就业情况；还可以附加上就业和生活质量的关联度。因为，青年人即使失业，他们的生活质量不一定下降，很多人还可以获得父母的资助。假如统合观察，失业率持续上升，就业和生活质量的关联度持续上升，即失业了、生活质量也下降了；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发生青年上街的事件很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周教授进一步解释为中国社会现在的基本矛盾或者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两个局面，一是制度成本太高，具体表现在税收高和灰色成本支出大；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造成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这个矛盾会持续积累直至最后爆发。所以现在应该着重监测这几个指标。
四、青年与互联网
(一)网络社区的力量和青年网络文化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祝华新以微博女王姚晨粉丝数2000万和韩寒博客累计访问量6000万与《人民日报》的发行量280万、累计定户数2000万相对比为例，并透过5．1亿网民规模以及微博作为新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扩展趋势分析网络社区发达凸显的影响力。他指出，博客、微博成为一个网民自己决定如何发表信息和看法的新空间，自媒体和网络社区赋予了年轻人自主的话语权。从微博对社会议题和热门事件的即时转发和海量评论来看，传统媒体正在失去引领社会主流舆论的功能，而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的附庸。同时，网络舆论也经常转为网下行动，超越舆论管理和新闻宣传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管理难题。比如2011年大连市民反对PX项目，出现了“集体散步”，借助于新媒体，一夜之间老百姓自发聚集了几万人到市政府门前广场抗议，迫使市委书记两度出来接见市民，当场承诺搬迁。再如去年淘宝网“网络暴动”，部分中小卖家因不满大幅上调保证金和服务费引发集体行动，引起了商务部的高度关注，促使马云推迟了淘宝商家管理体系升级。此外，QQ、BBS、人人网等社交网站也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功能。美国规模浩大的“占领华尔街”青年运动完全是通过Twitter发起的。这些社会行动都是新的提示：新闻资讯，甚至社会运动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世界。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中央非常重视互联网，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几乎用了一半时间在与网友对话。总书记的重要判断是“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祝华新回顾了文革之后、开放初期出现的潘晓讨论，质疑“青年的人生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更多地倾向于认为几十年传统的原教旨主义信仰的破灭。他进而谈到“屌丝”现象。“屌丝”自嘲为“穷挫矮”，将“官二代”、“富二代”称为“高富帅”，“高富帅”抢走了他们的女朋友“白富美”，这里充满了小人物的自我认同、自我减压，当然也有些辛酸和乐趣、“重口味”的调侃。在这种插科打诨中更多表达的是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给他们带来的“集体焦虑”，这种“集体焦虑”成为网络舆论的特征。尤其是对于底层社会，无论农民工还是普通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特殊家庭背景，在事业上很难进入公务员序列，而今天经商发家的门坎也越来越高，社会改革的土壤已经板结、社会向上的动力已经停滞。如果要把握青年人的心态，就是这种巨大的社会不公和改变这种社会不公的无望。他列举了每年600万大学毕业生拥挤在就业市场上“就业难”、“安家难”的困境，“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两难，弱势群体和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境况；认为未来社会稳定的关注点应该是在城乡结合部，因为这里是两大社会群体———农民工和600多万大学毕业生交汇的地方。如何给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以职业的安全感、温暖感和认同感关系到国家的维稳大局。政府和社会要着重把握今天年轻网民的复杂心态、认真倾听不同的声音，以便扩展和修正社会治理思路。这种年轻人的集体焦虑与今天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叠加密切相关，后者可概括为底层社会上升通道堵塞、中产阶层由于高房价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富裕阶层产生严重的移民倾向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末世情结。在社会流动停滞的情况下，官民之间对抗情绪在加剧，比较典型的反应是“拼爹”现象、“国产四大名爹”。年轻一代不仅是对社会不公的失望，甚至涉及到国家、民族的归属感。他认为年轻人的看似“疯狂”值得关注，对于偏激情绪需要双管齐下治理，一方面要纠正网上的偏激的内容，清除有害信息，但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花大力气改变网下现实中的不公，给青年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通道。
祝华新还提供了一个研究青年文化非常便捷的角度和辅助手段———网络流行语，可以用来解读今天的社会矛盾和现在年轻人比较敏感的心理。这些流行语是网民的语言，网民借此来辨别对方是同类还是异类，经常和社会事件、电影、娱乐节目相连，借题发挥或围观起哄，以此来疏解内心的压力。比如，“淘宝体”更多的是倾泄一种感情，“高铁体”主要是倾泄对政府的质疑，“轻度体”也同样是倾泄对社会的质疑，“hold住”更多的是表现年轻人面对社会的从容、洒脱的心情，“自嘲体”等未必有特殊的政治内涵，就是年轻人在网上的自我减压，“咆哮体”看似张牙舞爪、实际上冲击力很弱，是一种集体的减压和宣泄，最新的“甄体”，看似文质彬彬、非常儒雅，但显得格局非常小，这与今天青年人的视野越来越狭隘有关。
祝华新特别关注媒体应该如何与青少年展开对话。一是要大力打通两个舆论场。目前官方的舆论场———官方媒体和所有官方的教科书、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和科研机构、主流意识形态机构所传播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民间的、意识形态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和对峙。这也体现在电脑和电视的对峙、CCTV《新闻联播》和“天涯社区时政版块”的差异中。他曾撰文论述“电视和电脑合起来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几年前就提出存在着“两个舆论场”的观点，两个舆论场重叠部分越大，舆论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就越强，如果重叠部分越小，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根本就不重叠，那么官方和官方媒体正在面临失去影响力的威胁。二是要高度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今天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党报、教科书、官方媒体和父母，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Twitter的统计，两万名精英用户，比例不到Twitter注册总用户的0．05%，但是Twitter上一半的贴文就是对这一小撮核心网友贴文的转发和评论。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一小撮网友掌握着议程的设置权，从而掌握了舆论引导权。他进一步建议青少年工作、共青团工作应该推出自己的意见领袖，既要清除不良信息，又要讲究网络信息的营养性和知识性，这是今天团的工作能不能具备意识形态影响力所面临的挑战。祝华新高度评价广西师大的“理想国”丛书和文化沙龙以及网上的“人格模板”对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的深远影响。他还非常赞赏并建议通过“微公益”培养参与型人格，认为网络微博容易培养与社会不合作的心态，但未来的社会转型、公民社会需要参与合作者、建设者。微公益在中国历史上功不可没，它帮助年轻人找到了坚守个人理想和融入社会最佳的位置，对中国未来的国民应该有很大的人格示范作用。同时，他呼吁媒体多发掘社会的温暖因素，多一些身边真善美的草根的报道，不要人为放大这个社会的悲惨，不要让年轻一代心理失衡，对社会做出误判。
他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把网上的批判能量变成现实中的正面能量？应该将其引导到正确的决策参与、建设性参与。与其打压民众的参与热情，不如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才能釜底抽薪地保证社会稳定。三是鼓励年轻人用好网络学习的充沛资源，如网络公开课、维基辞典、互动百科等。四是警惕微博毒性，提高媒介素养，主张微博时代要鼓励链接、避免微博局限性，鼓励从微博回到博客以助于逻辑梳理，最根本的是鼓励回到读书。五是鼓励各阶层上网对话，官民、政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多元互补、相互制衡，有利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平和，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希望年轻人养成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加包容的心态，希望政府更加包容、努力推进信息公开、恪守执政底线，才能涵养合理社会心态、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二)青少年群体与互联网研究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卜卫研究员回顾了中国从1996年开始参与的世界互联网调查，对以互联网的定量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在互联网普及初期，用定量的方法可以了解青少年如何使用互联网及其对青少年生活和学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定量研究默认了背后的一些理论预设，包括：一是传播学理论中的效果理论，假定这是一个强效果———互联网彻底改变青少年生活或者改变社会，现在对效果理论有很多争议，还有其他的理论与之竞争；二是假定整个用户只属于一个社会阶层，且这个阶层是社会主流，而非主流的人群其实在中国是大多数，但是在这个研究中没有考虑；三是技术决定论，认定媒介中心和社会中心两分，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四是认同国际标准，也就是会用一些国外的概念来测量国内青年，这个结果是不对的；五是比较认同主流的媒介素养标准。因此，这样的研究忽略和排除了某些方面。
在反思的基础上，卜卫研究员进一步阐述了2008年之后互联网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一是现有的互联网研究主流之一是要研究新媒体如何发展以及传统媒体如何做大做强， 但是比较少地讨论各阶层的受众、平民对新媒体的接受和使用。二是研究不分层，将中产男性，主要是网民和城镇居民的经验代替所有人的经验，工人、农民工、妇女和残障人士使用互联网的经验被排除和忽略。事实上，残障人士做广播电台做得特别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购买了他们两年的节目内容，社会对残障人士只能做盲人按摩的误解也应得到破除。三是研究视角主要是商业视角，包括如何填平数字鸿沟、让更多人上网，网络可以有更多的广告、赚更多的钱，或是政府控制的视角、学者研究的视角。但较少以网民自身的视角来分析他们怎么看待媒介新技术，到底媒介新技术是增加了他们的权利还是减少了他们的权利，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四是互联网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从外部输入的先进力量，包括农民，不管他是否能用上、他怎么想，他被迫要跟上这个所谓的时代潮流，在这种前提下，各种其他力量都被忽略和排除。大多数论文是把人民当作技术普及的对象、影响的对象和争取的对象，但是他们没有行动能力，他们怎么用这种新技术和老的技术结合起来做社区改变，这些都被忽略了。五是没有历史视角，比如当年潘晓是一个农民工，后来出走了，这个探索特别有意义，就是青年人怎么探索生活的意义。当谈到媒介融合，一般就是电视和互联网，其实媒介融合是因地制宜的。新媒体和老媒体、传统媒体并不是没有关系，其实非常有关系，包括地方戏剧、农民山歌表演队、舞蹈队等等，因为没有商业利益，所以人们并不关注，但实际上它在区域性社会运动，比如打击人口拐卖、抗击艾滋病、反对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等研究中，都是与新媒体竞争的非常有力量的媒介。六是对互联网推动社会的前提缺少反省，比如谁会进步？谁因此会拥有更多的权利？为什么会进步？怎样进步？是增加了权利还是控制？增加了谁的权利、谁的控制？缺少批判视角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技术决定论。最重要的是，没有从青年这个群体的视角，特别是被边缘化了的这个群体的视角，看他们对媒体新技术的创造使用。青少年，包括儿童，他们对媒介的使用和创新已经改变了媒介的定义，以前认为一定的组织技术、一定的受众是大众传播的标志，但现在大众传播已经被定为一个统一体。一些劳工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们正在创造一些新的媒体形式，比如MV———用自己的歌曲配上生活的图片，放在网上；比如2012年的“打工春晚”———请崔永元主持，不用排练，所有的节目都是现成的，在春节前后，每天有一万多人网上点击，非常有影响力。
卜卫研究员还强调应该特别注意青年人群本身对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的影响，网民不仅影响主流价值观，也影响媒介的经营方式，同时创造一些另类的媒介，比如童谣、青少年摇滚文化、贴吧、视频、网上广播电台，特别是艺术节和音乐节。比如摇滚音乐节上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专门唱底层生活，他今年唱的就是让上万青少年欢呼的买房子，唱房地产商，唱社会对年轻人的不公平。周云蓬有一首特别有名的歌《中国孩子》，每次有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不断地欢呼，让他返场唱这首歌，因为它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以往的研究低估了青年群体的能动性，认为他们被媒体毁灭或是被媒体解放，而他们正面利用媒介和新媒体的经验没有得到正视和研究，现在很多青少年自己参与了流行市场的发展，他们不仅是消费者，也是流行文化的创造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还应该关注媒体的使用怎么使青少年能拥有更多的权利，是增权还是减权，能不能表达他们更多的心声。
最后，卜卫研究员介绍了自己从2005年开展的新的媒介学研究，并声称这是批判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个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研究者和参与者意识提高的过程；同时也创造一些行动，看看什么样的行动更能促进当地社区的积极改变。理论方面，采用传播学框架研究整个的媒体技术，包括最老的媒体、当地戏剧，试图发现所有这些技术对各个群体的赋权作用。首先对人群进行分层，然后看这些社会变革中，什么样的行动是有用的，新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针对以往研究的缺陷，增加了对不同阶层人群使用新旧媒体的一些经验研究，而不仅仅是互联网，主要是依靠田野调查、民族志和一些定性研究；另外也增加了对占大多数人的边缘群体的研究，比如农民工、农民、被拐卖的人群、艾滋病感染者和少数民族，分析他们怎么利用替代性媒介，研究这样的媒介对增进其权利和赋权的作用。目前做的劳工文化传播研究也打破了媒介的框架，因为不同的人群会有自己的媒体框架。她注意到现有研究中其实比较忽略青年的声音。在对以往的简单的用户使用分析、以市场开发为目的、或者以控制舆论为目的的研究进行了反省之后，卜卫研究员希望开展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在劳工研究中以青年劳工为中心的经验研究和具有批判视角的研究。在新媒体研究中，看这些新媒体怎样嵌入不同人群，在此基础上，从不同人群的视角来探讨新媒介的作用，而且会施加一些行动，看哪些作用会更有利于社会变革。
五、青年与社会稳定
(一)青年群体的成长环境和认同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研究生院副院长、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任《蚁族》的主编廉思副教授分析了国内外群体性事件与“蚁族”利益诉求之间的关联，总结出“蚁族”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几个特征：首先，参加者与事件的起因没有直接关系，绝大部分参与事件的人都是表达自己的不满；二是集中的领域往往是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三是事件的突发性强，没有精心预谋和组织的过程，既无组织也无领导；四是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都是由小事引起的，发展方向无从预期，容易导致政府误判，事态不可控制；第五是参与主体为“蚁族”，但实际上没有固定边界。例如突尼斯骚乱开始的参与者是“蚁族”，是底层知识青年，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实业界人士、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底层艺术家都参与进来了，尤其是持异见分子的加入，使骚乱事件后来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意图；六是虚拟影响现实。
廉思从2007年到2010年带领一支青年人的研究团队，以低收入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焦点，开展了全国性调查，他们关于“蚁族”的报告使社会大众对底层知识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有所关注，近两年来，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作为刚迈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蚁族”对社会的认识往往是大学老师给予的，即青年教师的思想与“蚁族”的价值观和行动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蚁族”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转向全国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收集了5400份问卷，得到各界重视。调查报告分十个专题，包括基本情况、收入情况、兼职情况、思想状况、学术道德、教学科研、网络行为、社会不公平感、女性青年教师。该研究发现，高校青年教师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选择多样化的情况下总体状况是好的，但思想呈现出两极性：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认同，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性表示担心；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基本认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现担心；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表示赞同，另一方面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示担心；一方面对党的执政地位表示认同，另一方面又对党的执政地位的长期稳固表示担心。大部分青年教师对普世价值表示认同，其中对“自由、民主、公正”的认知度均超过50%，只有9%的人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普世价值。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31．5%的人认为各走各的路，31%认为最终走向社会主义，29%认为两者融合产生新的社会形态，仅有8．6%认为社会主义将成为未来主流的社会形态。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同样存在不一致性，51．7%认为中国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党领导，20．4%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共产党领导，但不一定要搞社会主义，15．6%认为中国应该搞社会主义，但不一定坚持共产党领导，12．3%认为不一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他们趋向用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来评价，这种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公正主义上的认同具有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目前青年教师中还存在负面价值观的课堂式输出，尽管高校应有批判性，但是应该提倡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
研究拓展的第三部分是即将开展的新生代(80后、90后)海归调查，同时准备开展青年意见领袖的访谈，以及虚拟社会运动研究。在后续讨论中，他进一步谈到2010年的调查发现“蚁族”的一些新变化：一方面“211”大学的毕业生数量在增多，超过了专科职业院校的比例；另一方面研究生“蚁族”和30岁以上的“蚁族”在增多，说明“蚁族”改变自己的境况越来越困难，这涉及到如何给青年人树立一个合理的奋斗预期。他强调不能就“蚁族”而谈“蚁族”，要把“蚁族”放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结合知识分子的脉络重新制定政策。因为我们党历来都是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关键是让体制外的年轻人如何认同现有的体制。原来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都能进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都能参与国家管理，现在面临着如何让大部分未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认同这个体制的问题。
(二)独生子女调查与城市青年就业稳定性研究
独生子女是中国备受关注的一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宋健副教授首先介绍了2009年11－12月所做的独生子女现状调查，调查对象是1975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现有人口。考虑到现在农村空心化很严重、大量的年轻人在城市里，所以此次调查口径做了标注：“现有人口”，既包括户籍人口也包括农村流入人口。调查选择了4个地点。利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独生子女比例，把最接近平均水平的三个省份选出来，再计算上述三省各城市独生子女的比例，再加上北京。调查方法是调查员入户面访，委托了调查公司，督导老师一直随访、督导。该调查数据清理完毕后，2011年，利用这个数据又研究了独生子女的生育愿望、代际状况及“啃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和父母代际互动、经济互动的问题；还把住房因素也放到经济互动里，可能以往很多研究并没有特别考虑住房，如果把父母的力量也放到住房消费上，“啃老”的比例会大大增加。
宋健老师还介绍了最近进行的两个研究，一个是关于青年“拼爹”的问题，青年的初次就职是否会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初步结果显示，家庭的直接背景不会影响初职，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有一个教育的代际传承，这是一个间接影响。另一个是关于青年职业稳定性的研究，关注现在青年人频繁跳槽的现象。根据2006年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发布的一个报告，2005年上海市劳动力在同一个单位连续工作的周期平均不到4年，职业流动周期与劳动者的学历成反比，和年龄成正比。文献回顾发现相关研究非常缺乏，关于青年的职业稳定性没有直接研究，只有关于失业率和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总和工作流动率与总和职业流动率分别是3．12和2．60，如果按照2002年的城市青年就业平均流动率，一个人的一生大概要换3．12个工作，他的职业要更换2．60个，因此，青年人的职业流动是很频繁的。宋健老师指出，做青年的职业调查的时候，按照全国的标准，职业分类是分成八大类，但如果用人口普查的分类，2000年和2010年的七大类分类中，青年就业的职业是非常集中的。因此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首先把2000年和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中的青年分布全部做出来，大胆地根据五普职业分类与代码，并结合青年职业的特点，将所有选项归为9类，并划分为两大类，一个是低端职业，一个是高端职业。
该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是职业声望理论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研究假设有两个：一个是低端职业稳定性更差，二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职业稳定性呈现U型变化。核心概念是城市青年和职业稳定性的概念。职业稳定性是指在从业过程中，劳动者是否进行了工作变动以及变动的次数或频率。在3000多份样本中，除掉了从来没有进入过职场的300多份样本，最后剩下2700多个样本。因变量采用泊松回归。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一是青年的职业稳定性确实比较差。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青年都换过三次以上工作，研究假设一得到验证，越是低端职业稳定性越差。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就业最终能稳定下来的拐点是10年左右。假设二也得到证明，刚开始的时候职业稳定性差，过了一个拐点之后，工作逐渐稳定下来，呈U型分布。另外一些有作用的控制变量是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子女情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年龄来看，35岁以下的青年人跳槽的经历越多，他们选择工作的资本就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工作稳定性更好一些，初职会是比较高端的职业， 转换成本也更高一些。子女状况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有子女的人工作稳定性会更好一点。
六、总结与讨论
目前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80后”或“90后”这一说法已经不足以揭示青少年群体内部的巨大分化，不少研究者都更加重视青少年研究与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这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是注重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层及内部分化。随着青年走向工作岗位，他们自身已经出现各种阶层分化。“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80后城市白领”显然有着巨大的阶层差异和社会距离；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青年人在收入与消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方面也有所不同。同时，青年内部分化不仅是体现在传统的社会分层(职业、收入等经济指标)意义上的，还体现在生活方式和风格、消费模式和态度、亚文化小圈子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各种被标签化的、非学术意义上的“一族”概念，诸如“月光族”、“卡奴族”、“布波/Bobo族”、“NONO族”(NO Logo)、“乐活族”(LOHAS)、“穷忙族”、“尼特族”(NEET)、“飞特族”(Freeter)、“快闪族”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和细化。虽然这里的不少概念源自于西方发达社会，它们在中国的现实对应体或许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和价值观的传播速度往往会超越社会结构的变迁速度，青年人更容易先从思想上受到外部影响进而结合自身状况转化为实际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青少年“族群”倒是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当代中国“青少年社会结构”的另类图谱。
其二是注重分析在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在代际传递上的差异，特别是先赋性因素(父辈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对不同青年群体向上流动的影响；在现实中这突出地体现在人们对“官二代”、“富二代”以及城乡青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高度关注上。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十多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市场转型理论”范式的大量讨论(边燕杰，2002；边燕杰等，2008)无论其具体观点是赞成、修正或反对，一直都只是成年人的视角，关注的是成年人的不同社会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利益、机会和权力的得失消长、延续或再生产问题，而严重缺乏青年和代际传递的视角。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三十多年，新的一代已经逐渐走向社会生活各个舞台并开始成为骨干力量，在新的阶段，我们认为社会分层研究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引入青年和代际的分析视角。因此，青年研究是对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并会不断丰富其成果甚至可能产生出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青年问题虽然涉及面广泛，但其中教育和就业方面尤为重要，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其中，大学生群体和新生代农民工又是备受关注的两个重点群体。大学生就业难和对于体制内工作岗位的热衷等问题不仅反映出高等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出现的偏差以及大学生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折射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特别是体制内岗位的优势地位(工作稳定性和隐性福利)。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对城市认同感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处境更凸显出我国城市化新阶段和户籍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此外，各类资源的地区分布严重不均衡(特别是集中于大城市)更加剧了青年的就业难题和城市生活压力，“蜗居”和“蚁族”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青少年群体作为网络社会和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网络化的生存状态，与网络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在互联网的发展中，青少年群体体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青少年不仅是网络技术的运用者和网络新媒体的被动受众，更为重要的，他们还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和网络流行文化的创造者，在网络时代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多自我约束的责任。他们不仅在网络上消费、学习、交友、娱乐，也通过网络发泄自己的各种情绪并且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会批判和社会建设中去。我们不仅要考察新媒体对青少年发展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更要重视青少年对新媒体的积极推动作用。所谓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和“自媒体”(We Media)即反映了随着网络发展出现的草根性、平民化和个性化的新特征，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失真、良莠不齐以及网络表达的情绪化、民粹化问题。
再者，青年一代身上集中体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观转变，这一转变与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但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青年价值观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他们对爱情婚姻的、对父母养老及下一代教育；对工作、消费和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和环境保护、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以及对党和政府的职责、社会热点问题、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不同层次的看法和态度。
正是在上述时代转换的宏观背景下，我们认为年轻一代是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转变的主要载体和先导群体。正如米德所说的“未来就是现在”(“The Future Is Now”)，青少年不应该仅仅被家长、老师、社会和政府看作是幼稚不成熟的和接受教育的对象，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和学习对象。青年研究因此已超出了其自身范畴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最后，我们尝试着简单列举未来青年研究可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几个方面：首先，应该加大青年研究的国际比较和历史性研究。青年问题与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密切关联。一方面，当代青年本身受到社会转型的直接影响并且自身也构成转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也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不再是自我封闭和独立的。因此，为了更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中国当代青年的境遇与态度，我们应该加大青年研究的国际比较力度。且从历史性视角来看，目前的国内青年研究在开展和加强跟踪性研究。美国学者格伦·埃尔德(2004)的经典之作《大萧条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历史变迁对于个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人格形成的成长阶段，而且贯穿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和整个生命历程，甚至影响到其下一代，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国民性格。
其次，青年研究与互联网研究的结合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国内针对青少年与互联网关系的研究逐渐从早期的青少年网络使用习惯、网络成瘾等问题扩展到对青少年网络交往和参与、青少年网络社区、青少年网络语言和各种网络亚文化等方面。网络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年轻人心态的独特窗口，网络流行用语和网络舆情往往折射出青年价值观和态度。虽然“数字鸿沟”在全社会范围内(如城乡、代际、阶层之间等)应该比青少年群体内部要大得多，但我们也要注意网络分析手段的代表性问题，因为网络上的发声者并不能“代表”或替代“沉默的大多数”的境遇和看法。
再者，青年研究与消费和文化研究之间可以有更为密切的结合。青少年群体不仅是消费社会的“晴雨表”，而且也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影响群体和参与创造者。在“文化”成为“产业”的今天，消费研究和文化研究在青少年群体身上找到了直接的结合点。对青年文化消费或消费文化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供出台有利于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政策的依据。从学术的角度看，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或是对“文化产业”的肯定，反映出不同理论脉络对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艺术的自主性和批判性与迎合市场需求的感官化和娱乐化之间、资本－市场控制与民众自主性之间、官方意识形态和传统权威与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普通百姓之间多种关系的不同看法。
当代青少年群体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同时又与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浪潮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交织在一起。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的确受到更多宏观力量的综合影响，本身就是一个透视中国当代社会的“万花筒”和“放大镜”。同时，青少年群体的成长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随着其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他们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建设者和主角。因此，我们认为青少年研究应该更有潜力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某些内在机制和长远趋势，相应地，这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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