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基本特征
我们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四座城市的十多个主要工业区采用随机拦截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本次实地调查总共发放问卷1400份，收回1339份问卷可供计量分析，有效率为95.6%。问卷分为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劳动就业特征、收入与生活情况和心理特征四个部分，涉及民工的自身情况、外部环境特征和心理特征等方面。
从调查样本的就业流动程度来看，农民工平均每年换工0.5次以下者占总体的49.1%此部分农民工流动性较弱，平均每年换工0.5次以上者占总体的50.9%，由此显示农民工整体流动倾向较强。
综合分析来看，当前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主要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其比例达到84.6qo，而在此部分农民工中，未婚人群达到79%。从年龄结构上看，未婚、年轻均使其家庭负担处于相对轻松阶段，且其流动倾向也会普遍较老一辈农民工要强。而调查的农民工主要来自广东及其邻省，从侧面看出农民工对于流动区域选择遵循理性原则，会充分考虑流动成本与收益，并根据所得信息做出理性的决策。而从人力资本上看，农民工学历多为初高中水平，文化素质程度分布整体均匀，但水平不高。农民工个人素质和能力情况是其作流动就业决策的第一步考虑因素，而其流动就业决策却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二、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一）个人因素分析
1．人力资本特征
从人力资本特征看，农民工个人的年龄状况、婚姻状况对就业的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从年龄方面看，年龄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年龄层次越低，越倾向就业流动。此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小的农民工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更为迅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为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他们可能会更愿意承受搜寻工作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年龄小，阅历有限，社会经验不足，这可能使得其对未来的职业生涯缺乏长远周密的规划，对自身定位不准确。相反年龄越大，所肩负的家庭责任可能就越大，所需支付的心理成本、机会成本也越大，因此其对于工作的稳定性要求也越高。
学历对就业流动的倾向之所以不显著，主要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方面，农民工大多从事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学历的相对优势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就业比较优势；另—方面，农村的基础教育受制于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设施不足，内容更新迟滞以及课程设置与现实需求相脱离等各种因素，因此可能难以真正提高农民的社会竞争力。
从婚姻状况方面看，已婚与其流动倾向呈反向显著关系。即已婚的农民工其流动倾向较弱。已婚的农民工，相对于单身的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家庭压力使农民工流动时会更为充分地计算其流动成本与效益，流动就业决策会相对谨慎。而考虑越周全，其就业流动就越谨慎，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就越加深，因此流动倾向就越弱。同时，已婚的农民工相对于初人社会的未婚农民工，其思想行为更为成熟，其流动的时间相对较长，已处于流动的沉淀时期，即由于对工作的深入了解与对自我认识的加深，其流动倾向较弱。
2．个人收入特征
从个人的收入特征来看，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储蓄比、收入满意程度对农民工的流动就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实际工资对农民工的收入具有明显的影响，其显著性比名义工资更强。实际工资对就业流动性的强弱具有负向影响：实际工资越高，其就业流动性越弱。一般来说，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其对自我收入满意度往往较高，流动时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其流动倾向就相对较弱。反之，农民工收入越低，其希望通过流动来改善自身收入的意愿就越强烈。
农民工的储蓄比对于其流动就业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储蓄比高的农民工流动倾向越大。储蓄比高的农民工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拥有较高的工资，而其消费也较为理性；第二类，其本身工资水平一般，但是平日消费较为节制，工资节余较多。我们从第一类农民工角度看，此类人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在同类企业中相对稀缺，企业用工需求较大，各类企业争相竞聘，甚至高工资也难以招聘到此类农民工人才，劳动市场供求的此种外部环境使得他们的流动性加强。而此类农民工也较为理性，其对于市场供需状况的信息掌握更为清晰。在流动收益大于其流动成本的条件下，他们选择流动的概率比较大。再从第二类农民工的角度看，平日消费较为节制，工资节余多，其自身的保障也相对较高，即储蓄比越高，对流动风险的承受能力越强。虽然就业流动带来一定的高成本，但是在可追求的更高经济利益的驱动及可承受的流动成本前提下，农民工的流动倾向就越高。
（二）家庭因素分析
在农民工家庭因素中，寄钱回家数额、子女是否随同流动等因素对农民工流动就业倾向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家庭抚养比却并没有显示出对流动就业的显著影响。抚养比率对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选择行为影响不显著，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受访农民工年龄大多分布集中在20-25岁，他们的父辈正值年富力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正处于新的巅峰，大部分的家庭生活支出主要由父辈负责，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所感受到的家庭压力有限。第二，新生代农民1二与老一辈相比，其消费观念更为开放，更加注重追求个人效用的满足，再次就业的选择过程对于家庭压力的考虑有所缺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因素对农民工的流动倾向丝毫不具有影响，其中，农民工寄钱回家数额显著正向地影响其流动就业频率。寄钱回家数额越多就可能意味着农民工所承受的家庭负担越重，为了提高家庭收入，提升家庭总体的福利水平，农民工往往更加希望通过就业流动有效地配置自身的劳动资源以期望获取最高的收益。
子女随迁与否同样与农民工流动倾向密切相关。在有子女的农民工群体中，子女留在老家的农民工其流动频率总体上要高于子女跟随自身流动的农民工。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有子女跟随自身流动的农民工在做出流动就业决策时不仅需要考虑流动可能给个人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还需将流动可能对子女所造成的种种影响纳入考虑。频繁的就业流动可能会使得农民工子女必须不断调试其心理以适应新环境，其接受学校教育也难以保持连贯性，正常的成长过程会被一再打乱，这极易引发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带来家庭关系隐患。因此有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在做出流动决策时会相对更加保守谨慎。
（三）就业环境因素分析
从就业环境因素考虑，农民工的加班情况、就业渠道和其工会的参与程度也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倾向。
从就业渠道上来看，农民工找工作的途径对其流动就业倾向具有负向影响。从模型上看，亲戚朋友介绍与当地政府组织两种就业渠道对其就业流动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由于农民工就业具有“乡群式”的色彩，其就业更多地依赖于固有社会关系网。此种关系网的规模和密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就业选择集的大小。农民工工作渠道通常依赖于社会关系网，而社会关系网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流动性。同时，为了满足在外寻求归属感和乡土情感的因素，农民工的就业决策显露出集体化的倾向。另—方面，从“政府组织”角度看，一般政府组织的工作较为正规，其工资、福利相对较好。因此通过政府组织而就业的农民工，其流动就业倾向会减弱。是否加班对于农民工就业流动具有负向影响，而加班因素也可作为衡量一个企业劳动强度的有效指标。加班越频繁反映出的农民工的劳动强度越大。加班费用所带来的货币收入可能也难以弥补频繁加班挤占闲暇时间而带来个人福利损失。同时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出于降低人力成本支出的考虑，常常在发放加班费时刻意压低加班补偿标准金额，并且设置各种严苛的工作要求。当牺牲休息时间无法换来相应的收入增加时，农民工自然会倾向于更换工作单位。
参与工会与否是另一个影响流动就业倾向的显著因素。参与工会的农民工其就业流动倾向要比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农民工群体弱。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劳动制度可能会更加规范，企业也可能更加注意倾听工人的声音，了解工人的诉求，因此其劳资关系相对于没有设立工会组织的企业更加和谐；另一方面，随着各级政府对工会组织在维护劳资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中的地位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更加注重对工会组织的建设和扶持，工会组织正逐渐开始重视履行自己作为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者和代言人的职责。
（四）社会因素分析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将农民工是否感受到歧视待遇、农民工在工作地的收入地位和其在老家的收入地位纳入到影响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的社会因素分析当中。从调研的结果来看：当地人对农民工是否有歧视对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影响并不显著，在工作地的收入地位对于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影响也不显著，但其在老家的收入地位却对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且右菩影晌．
农民工对当前收入满意度负向影响着其就业流动倾向。对于现有收入的满意度比起直接以货币工资衡量更能体现出收入对于个人效用的大小。对于现期收入状况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其流动性就越低。
在收入地位中，在城市工作地的收入地位对于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影响并不显著，但其在老家的收入地位对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却影响显著。同样是收入地位变量，为何不同地域的收入地位变量对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的影响程度有如此大的反差。对此，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为：第一，农民工在城市的交流圈子较小，其收入的比较对象多为身边的农民工，城市收入的比较参照不足，因此对于其在城市的收入地位感受不深。第二，农民工选择外出流动的原始动力是改变个人以及家庭的状况，提升家庭整体福利水平，农民工所追求的已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提高，他们往往还希望通过流动来达到改变家庭在农村社会关系网中的社会地位。第三，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农民工要想实现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需要跨越的政策门槛过高，因此农民工大多还是将返乡作为流动就业过程的终点，这样一来其在农村的相对收入地位在流动决策中更加具有参考价值。
城市当地人对农民工是否有视对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文献的结论有所不同。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推测其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农民工的劳动强度较大，工作时间也较长，加之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他们可能会选择牺牲休息时间进行加班，这些工作特性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接触程度相当有限。第二，从农民工的居住环境来看，可以享受单位提供住宿待遇的农民工通常选择居住在企业分配的宿舍里，即使选择在外租房的农民工也会从与工作地点的距窜翻胁敝雏士蒜击掌由选择在远离城市的工业区附近居住，同时也为了方便寻求资金、信息、情感的支持，增强自身在外挤l风险能力，来自同一地域的农民工常常选择大量聚居，这也使得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圈带有一定的封闭性。
在选择现有工作的原因中。“工资高”、“福利好”、“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可以胜任”等选择变量对农民工流动就业行为倾向均表现出显著影响。其中，高工资对农民工就业流动倾向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福利的影响次之，专业技能要求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倾向也是显著的。推测原因如下．
首先，从区域上看，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是期望获得比在家乡更高的工资；而从岗位上看，农民工就业流动通常是希望获得比前一份工作待遇更好的工作。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其个人效用的实现，影响其家庭生活。无论是相对关注自身效用还是家庭收入最大化的农民工，都会视工资为其选择工作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总体工资低下的情况下，农民工会更为关注福利程度。调查中发现，各地区、各工业区的工资水平相差不大，福利状况的影响尤其明显。这里主要指企业制度企业管理实现的单个厂商给予工人的福利。由于各厂的经营管理方式、理念和盈利能力不同，因而福利的程度也会因厂家而异。提供相对较好福利的厂家对于农民工更具吸引力，即福利是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的因素之-。
最后，从农民工的学历水平上可以看出，农民工接受的教育大多为基础性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知识素养、技能水平的局限使他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所面临的就业选择极其有限。部分农民工并非以发挥个人技能为中心去挑选工作，而是在寻找工作过程中以能否满足工作本身的要求为出发点，他们往往把寻找工作的关注重点放在对技能和教育程度要求较低的
三、结论性评述和政策建议
本文围绕着农民工就业流动现象，重点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调查结果为主要依据，研究了农民工在城市里不同岗位之间的流动就业行为。结合计量分析以及调查和访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在流动就业决策过程中，农民工为达到利益最大化，将最大限度地收集其流动就业的相关信息。农民工会主动地从个人、家庭、就业环境、社会因素等多方面搜集信息，综合考虑并做出流动就业决策。
从农民个人因素、个人收入特征、家庭因素（体现其与家庭的关系）、就业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而言，农民工的个人收入特征对于农民工的流动就业特性影响最为明显。而在农民工的个人收入特征中，与其就业流动倾向最为相关的是工资收入。工资的高低仍然是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中最重要的因素。农民工流动趋于理性，因而会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流动就业决策，而非以工资为其所有的流动定向指标。
从年龄结构层次看，我们此次随机拦截调查的对象主要分布在80后、90后的农民工，即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较60后、70后农民工，前者往往更注重享受型消费等与自身效用最为密切相关的因素。当农民工在处理家庭因素变量时，发现当家庭因素直接影响到自身的效用时，方纳人流动就业的决策考虑。实际家庭压力的影响对就业决策并不明显，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的关注点较老一代农民工有所偏移。
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上看，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受限于自身人力资本积累。在度量农民工人力资本时，年龄、学历均为重要指标。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年龄因素显著，学历因素却不显著。受调查的农民工中有80%的学历集中在初中和高中。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其总体竞争力加强，然而其内部个人的竞争力却难以比较高低。农民工的低文化水平决定了其低端工作层次及低工资水平，工龄、劳动熟练程度因而成为工资增长的主要指标。而同时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工龄优势呈现类似正态分布。初人社会与年龄稍大的农民工其工龄优势均不明显。
基于以上基本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储蓄比、期望工资增量比和收入满意度等收入特征对农民工的岗位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因此，稳步提高农民工收入和保障水平是当前政府工作的一个迫切任务。为了提高农民工的实际生活水平，建议政府在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就业政策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学校教育和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加其人力资本存量，进而持续提高其收入水平。
第二，子女随迁与否也是影响农民工就业流动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加强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的关注程度，明确流入地各职能部门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职责，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机制，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教育的权利。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将其纳入正轨，解决师资、设备和资金的投入问题，采取系统的措施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第三，加班时间及对应的报酬也是多数农民工在就业流动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访谈和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很多用工企业在加班上存在不合理现象。为此，必须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范劳动合同，同时完善劳动监察体制加强劳动监察，保障农民工依法获取劳动报酬和休息的权利，加大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和强制工人长时间加班的处罚力度。
第四，参与工会的农民工不会轻易流动，工作较为稳定。为此，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工会的扶持和建设，采取有力措施，依法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提高农民工的话语权，形成劳资双方平等谈判的健康氛围。政府部门尤其需要协同有关部门，切实解决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第五，农民工个人的年龄状况对其就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和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不同的流动特征。为此，在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主力军的背景下，政府宜做到：改变城乡劳动力市场块状分割的现状，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权利；尽快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种保险和生活保障制度；引导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建立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贴合劳动市场需求、优质低价的职业培训服务；动员社会力量，从生活和工作各方面，深入到心理层面关怀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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