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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评议书-王晓路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王晓路 点击:43042次 时间:2013-09-26 12:51:44
李学勤先生评语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晓路
 
 
远古时期的知识是一种区域群体经验的符号表达,它受制于当时的生存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亦是当时经验留存的物化形态。由生存经验所形成的文化必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自“耕作”(cultivation)[1]就是很好的说明。因而,文化的形成和迁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只是随着物理空间在技术大规模普及带来的变化中、在群体间交往方式的改变中而加快了,这种变化亦包括认知方式和知识谱系的内外裂变与更新。所以直至19世纪,中国以经学为主的独立认知体系才被迫与西学在多层面遭遇,而与此同时,以道德为主旨的认知方式与以知识为支点的系统之间的碰撞,也必然引发结构性的变化,并使中国固有的认知方式和知识生产得以改变。因而在知识学意义上,一种局部的知识系统对于知识谱系的更迭具有非常重要的链接意义。在世界互相依存而非对抗的今天,人们不仅更加需要了解区域文化的呈现方式,而且也更加需要深入了解自我与他者的文化渊源与对应关系。由于历史时间段的漫长,当代中国人对自己古代的认识也并不能直接从经验而来,而必须依照文献和考古发现进行不断的探索、整合和修正,其中还必须借鉴国际学界所采纳的研究视角、手段、方法和成果。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进程而言,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是地方性知识和国际学术得以共享的最佳平台之一,也是最能见出中国当代学者的洞察力的领地。然而,这样一种研究却又是最为严密、最为艰苦的研究,它需要常年面对大量残缺的帛书、竹简和古文献爬梳整理,也需要及时了解考古的新发现,进行假设、验证和比对。这不仅检验着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备、学术眼光和洞见,更是对人格、毅力和坚守的考量。而在当今中国大陆对人文社科的评估偏重量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浮躁的风气中,这样一种研究又拥有了别样的社会学意义。
对于远古文明的研究,物质遗存是一种相对可靠和确定的证据。在西方,狭义考古学的兴起与发现古遗址和挖掘考证有关,如对古埃及文的发现和解读以及对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等古城遗迹的发掘和清理。这样一种逐渐体制化的研究主要是将人类遗存的实物置于历史背景中,采纳多种技术,如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和层位学等手段,进行详尽的分类和分析,并尽可能地与留存的文字符号所记载的史料互证和互补,即“二重证据法”,诚如李学勤先生本人所言,这“是指将地下的考古文献材料和传世文献进行对比,也就是将历史学和考古学相配合、相结合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2]。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了解人类的过去,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组织形态的演进等,并在理论上提出假设,以形成对人类的历史阶段相对合理的解释。其中,跨学科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地域广阔,仅中原地区就比两河地区、尼罗河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几个古文明区面积还大[3],其文明不仅形成较早,而且遗存的实物尤为丰富,如祭祀中富于寓意的器物,墓地的设置、陪葬品和朝向所附带的信仰方式和技术条件等。此外,古人的日用器物上也多刻文字和其他符号,以颂功记事寓戒等。东汉之后,墓碑盛行,铭刻方面的材料留存甚多,东汉时期已有研究古文字的“古学”,到了北宋中叶,已有针对青铜器和铭文的金石学。[4]重要的是,中国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一直延绵至今的区域,是世界文明整体板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分支。虽然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上世纪才发端,[5]但中国作为古代文明的高峰之一,其经验形态和文化转化方式对于研究世界文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系统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和文化学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
李学勤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远古文明研究,涉及到诸多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的领域: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民俗学、科技史、艺术史、文献学、思想史和国际汉学等,不一而足,具体还必须涉及到甲骨文、简帛学、青铜器等方面的研究。用李学勤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好定位,……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6]由于古代文明研究在于了解古代人类群体发展、调整和迁徙的事实,因此,它除了依据有限的文字记录之外,多依据非文字符号的材料再现当时的经验和精神世界,其中的界限不可能是清晰的,“在考古学和历史学(包括史前学)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对于遗址地层的解释紧密依靠已积累起来的有关过去某个时间地点所发生的事情的知识”。[7]所以,古文字学对于考古是不可或缺的,对此,李学勤先生也致力于通过古文字这一重要的理解途径,将这一模糊的领域明晰化和科学化。他本人亦指出“古文字学是广义的考古学的组成部分,而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文科性的科学)是没有异议的。我所努力的方向就是将考古学的科学方法更多地应用于古文字学中,使该学科进一步科学化”[8]
李学勤先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几十年的耕耘,他的相关著作主要包括如下数种:《殷墟文字缀合》(合作,1955)、《殷代地理简论》(1959)、《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比较考古学随笔》(1991)、《周易经传溯源》(1992)、《简帛佚籍与学术史》(1994)、《走出疑古时代》(1994)、《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合作,1996)、《古文献丛论》(1996)等。他在这些系列论著中,针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坚实材料基础之上的学术观点。他继承并发扬了冯友兰先生等中国学人对于古代研究的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的辩证观点,坚持将考古学和史学相结合,形成中国大陆鲜明的学术特点和学术品格。尤为重要的是,李学勤先生由于对西文,尤其是英文和法文,有着很好的把握,因而他的研究眼界开阔,能够透过大量文献借鉴国际学界研究成果的第一手材料。其二,他拥有很强的理论意识,往往能见出器物之间、文献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发现、假设和检验的过程上升到理论层面。其三,他深谙这一领域的模糊性和多学科性,在知识储备和学术洞察两个最根本的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能自如地借鉴相关学科的成果,将古代文明研究不断地推向深入,而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材料的呈现、对象的描述和表层分析上。
简言之,李学勤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人认为,他能够代表中国大陆人文学术汉语写作的当代水平。本人同意李学勤先生获得此奖项。


[1]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1th Edition,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ed. 2003. p. 304.
[2] 邓讴“以‘二重证据法’推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访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31日。
[3] 参见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4] 参见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词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词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0248页。
[5] 即由清华大学李济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主持的系统发掘。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主持对殷墟的系统发掘。
[6]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7] 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8]邓讴“以‘二重证据法’推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访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出处同上。

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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