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教授评议书

 

 

 “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

这段话可谓李学勤先生六十年学术生涯的夫子自道。纵观李先生宏阔的学术贡献，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个地方看到“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而这种“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案例，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和作为其后续工作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饱受诟病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实际上是李先生一直以来以一己之力所追求的“融会贯通”向集合200学者之力来追求“融会贯通”的一次跨越。这项工程的成果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界从未企及的问题领域。尽管这些研究成果中四处闪烁的新见遭遇了国内外同行的大量质疑，不少学者对政府投资的初始意向与断代工程的最终成果之间的关系也满怀疑问，我们仍然不难看见，“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学术主张走向深处的一轮探索。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全时空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路向的创新在文明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可能已远远超过这些成果内部包含的创见——无论这些创见可以经受质疑的牢固程度如何。

李先生在甲骨学、青铜器、简牍帛书、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学术史、年代学和上述文明史多学科综合研究诸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尽数。在500篇或长或短的文章里，李先生经常向我们揭示的是怀抱经年的疑问和蓦然遭遇的答疑材料之间某种顺理成章的关系。这种从不释怀的等待和思虑所展现的正是这个时代尤其缺少的专注和严谨。苏东坡在谈作文时有句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在以抒情为能事的作文领域与志在解释和思辨的学术写作处，其实并无分别。李先生的学术写作卽常常是行于材料，止于材料——“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荀子那句“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可以持之以验李先生写下的绝大部分篇章。

尽管此次评选的网上提名具有不可避免的偶然性——我们只能对网上提名优胜的候选者进行评议。但放眼世界，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李学勤先生的成就亦是罕有其匹。基于此，我认为李学勤先生完全符合“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设立的标准。

李学勤先生已经取得的成就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真相奠定了若干坚实的支点，后来者的研究大可旁逸斜出，追踪并还原更加清晰完整的“案发现场”。

而历史生活的意义虽必得展开在时空之中却并不直接就是现场性发掘所揭露出来的那些时空之现状。我们不仅会看见深具时空特征的不同文化，我们还应该看见那些业已不可能重回现场的历史生者在今人仍可探知的现场投射下的活动方式的特征及其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体制的特征及其正当性根据，迄今仍然不是学术界投注过巨大心力的研究课题。学界在还原历史之时空性现场的工作领域可谓成绩裴然，这些已然发生并且就这样发生了的史实的真实性固然可以在不断推进的研究工作中经受质疑或得到确认，但已经真的发生的事情在其正当性上的真伪辨析却是学界亟需补课的工作领域。

例如，我们可能已经知道先秦封建体制的大体，但有关先秦封建体制合法性根据的真伪辨析，以及这一体制的成立和衰落对于中华文明体制演进的意义，却并未列入大部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者试图讨论的范围。

又例如，青铜器在秦以后的突然消失，显然不是作为工具被铁器取代的结果，因为即使是在青铜时代，中国古代青铜器也不是在生产工具领域占据优势的器物，而铁器作为生产工具甚至武器取代铜器在秦一统天下之前也已延续了数百年。秦灭六国使借六国得以苟存的先秦封建体制的彻底湮灭才是绵延两千年的青铜器最终消亡的原因。封建礼制没有了，作为见证这一礼制的礼器，青铜器也失去了继续呆在原处的理由。

让我们记住李先生萦绕于怀的这句话：“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也指示着中国将来的命运”。在不断向我们涌来的各种历史现场的细节日益清晰的今天，在简帛大规模释读，出土器物和遗迹已在通过电视直播披露，历史的时空现场正变得空前直观之际，历史学家应该更加关注历史上写着的中国人的“灵魂”和“命运”。

这意味着历史学将从有价值立场的事实历史学向以明确的反思性根据为据的价值历史学转变，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重建历史的时空现场，还得循此重建历史生活的价值现场并对此终获重建的历史生活价值体系的正当性之真伪作出辨析，由此彰显历史逻辑之真伪与历史事实之真伪在历史经验中总会狭路相逢的悲剧性。为什么在正当性上真的历史并没有真的发生，或者在发生之后寂灭？为什么其正当性可证为伪的历史枝虬叶茂，一直就躺在可证为真的那张床上？为什么“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例西周的章句会变成秦朝的现实？

我希望这也会是李先生和历史学不舍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