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古史、古文字和古文献中，李学勤教授应该是得到学界同行公认很有成就、也很有能力的学者之一。他非常博学，且善于在具体研究中提出带纲领性的大问题，所以对学界影响也极大。例如在古史研究中，他十分强调古代传说的阐释，多次提到前辈学者尹达先生重视古代传说的价值，并以考古新发现的出土文物与古史传说相印证，提出如何利用古代传说认识古史的方法论问题。更具体的例子之一，是他参照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青铜器等器物，重新阐释杨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及有关古蜀国历史和世系的传说，对三星堆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作出解释，认为蜀王蚕丛一系乃黄帝后裔，而后的望帝和开明则是外来的统治者。他又从时间上推算，认为“蚕丛一系三代各数百年就很可能相当夏、商、西周。”[1] 由于中国近数十年有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古史提供了前人不可能有的条件，这些发现不仅在古代研究的各方面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而且有可能在总体上改变学界对古代历史的认识和看法。李学勤教授坚信此点，认为考古新发现可以打破前人的认识局限，乃至提出“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还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2]

在这里他所谓重写学术史，主要是针对清末以来、尤其是顾颉刚主持的《古史辨》一派疑古思想对理解历史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在历史和考古学界，也许李学勤教授最著名、引起争议也最多的，就是他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两个研究方向。读李学勤讨论考古新发现、释读甲骨文、青铜铭文和简牍帛书的许多文章，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喊出“走出疑古时代”这样一个口号。宋人已经开始对汉儒解经的注疏传统提出疑问，而清代更有发展。近代以来，以实证思想扫除神话传说里的历史，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李学勤教授特别指出日本人白鸟库吉著有《尧舜禹抹杀论》，怀疑中国古史中传说的上古三代为真的历史。不过我们必须明确，这和《古史辨》并没有直接关系。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强大，尤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大清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沙俄，使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大为膨胀。在日本学界，本来早有为确立自身特性而极力抹杀其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的事实，产生尽量去中国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明治维新之后愈演愈烈，而白鸟库吉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抹杀中国古史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这与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辨》可以说毫不相干。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影响来自胡适，他自己追溯学术上的渊源，也明说是受朱熹等宋儒的影响。提到白鸟库吉而不加辨析，是容易引人误解的。李学勤教授当然也承认疑古辨伪的意义，并说“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罗网，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3] 但他更明确地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文化的空白。在当时疑古思潮中，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叫做‘东周以上无史’论。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4] 甲骨文和殷墟发掘的考古成果，使商代的历史不再可以怀疑，而商以前夏代和更早的历史，是否可以从考古发现与重新阐释古代文献相结合，得到比较确切的认识，就是李学勤教授主要关切的问题，也是他在古史研究中作出的贡献。虽然这些研究和贡献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普遍赞同，但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研究相关问题不可能绕过去的成就。

李学勤教授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主要就希望在学理上奠定基础，研究上古三代的历史，包括传说当中的历史。所以他讨论黄帝和炎帝，认为“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影响、沟通和融会。这个观点恰好与炎黄二帝居处的两个地区一致，看来并不是偶然的。”[5] 他明确地说：“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飘缈的东西。”[6] 他注重炎黄二帝的传说，目的就在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推前，所以他说：“现在看来，中华文明起源时间肯定要在商代以前，究竟能推到什么时候，要看今后考古工作同古史研究的进展。”[7] 他讨论《竹书纪年》，也主要因为这“对于研究夏代史仍然是一部极重要的书。”[8] 由此可见，李学勤教授自己对于研究商以前的历史即夏代史，极感兴趣，而极不满于把中国古史历史局限在盘庚迁殷以后商代后期的历史。他后来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并不是出于偶然。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九五”重大“工程”，1996年5月16日，由高层领导人李铁映、宋健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汇报会，开启了此项工程。李学勤教授担任此工程“首席科学家，”当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此项工程在国内，尤其在国外学界，都引起不少人批评，主要认为作为国家任务，学术与政治掺合在一起，很难分清，于是对学术的独立性产生了若干疑问，而工程得出的结论往往经不住推敲，其成果《夏商周年表》有不少矛盾和问题，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和批评。可以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学术受到学术之外各种因素的干扰。李学勤教授有一段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溯自己文明传统的起源，自然有更多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否有征可信？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真相究竟如何？只要把考察的视野从夏代再向上延伸一千年，就会接触到社会公众关心的这些问题。”[9]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李学勤教授参与完成这项国家用大量资金投入的重大“工程”，其动机乃一证明中国文明有五千年历史的意愿，甚至有接触“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这样的愿望，而作为一个学者，这可以说是脱离了学术本身的目的，是不可取的选择，但在古史研究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完全抹杀他的成就。我为他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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