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政府、金融决策部门、媒体、公众……，都在以空前的热度关注CPI数据的变化。CPI数据似乎已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实际操控者，是各方用来判断经济生活走向，宏观调控或预期宏观调控的关键理由。
    其实，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除了对经济决策部门有某种参考价值，对于反映经济生活的基本面，并没有我们通过想象注入其中的那些意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各国总在根据不同的关注重点来设定本国CPI所包含的一揽子商品的种类和权重，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一揽子商品和不同的权重划分。因此，我们在谈美国和中国的CPI都是4。8%的时候，其意义几乎可以等同于把480毫升水和480毫升果汁当作一回事。如果按照美国CPI所关注的消费者一揽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住房价格占40%权重）来衡量中国的经济状况，2006、2007年期间中国商品房价格的翻番走势，表达在CPI上面，其年增长率也许会高达50%。同样，今年以来，房价回落，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种种状况表达在上述计算方式的    CPI数据上面，其数字肯定也会比我们这几个月从国家统计局得到的数字好看得多。
     在这种对比之中我们不难看到如下结果：如果让美联储来判断中国CPI数据的变动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并据此做出政策选择，美联储的先生们会断定2008年来中国的CPI已大幅下降，与通胀挂钩的偏紧的货币政策将会松绑。而我们现在做出的是刚好相反的判断和选择。
    CPI上涨到某个数字以上被视为通货膨胀，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误会。就单凭我们一直在不断调整CPI计入的一揽子商品的种类及其权重这一点，便可以断言CPI数据的增长缺少历史可读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谈论今天的CPI比50年前增长了多少，实际上根本就没人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那么，对于500年前就开始保存面包、鸡蛋、黄油等商品物价记录的伦敦市民来说，CPI是否会有某种确定不移的意义？我们在这儿仍然不能得到我们所理解的那种CPI带给我们的那些意义。我们姑且不在这儿谈论今天伦敦的CPI早已不只是在统计上述那几种商品，或者那几种商品在今天的CPI中的重要性已被放到相对边缘的位置，单就这几种商品本身以英镑计价的价格，我们就可以看到CPI和与之紧密相关的通货膨胀的既有定义是何等空洞——面包、鸡蛋、黄油在伦敦500年来的物价史上以英镑计算的价格，已持续不断地上升了500余年！在此我们甚至也可以略去500年来面包、黄油、鸡蛋内部可能已经发生了的那些重大转变，假定今天伦敦市民享用的依旧是500年前他们的先祖喜欢那种面包，那么，价格上涨了500年的这种面包，究竟是在述说我们今天以为的那种通货膨胀呢？还是在说别的事情？如果这些面包一直在表达的就是500年来从未改变的通货膨胀，那么，把“通货膨胀”视为政府以财政、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的首要政策目标，就是在与“风车”这种假想的魔鬼战斗。这是凯恩斯以来西方大多数政府和央行的选择，弗里得曼的理论看起来与凯恩斯尖锐对立，但是他的理论从根本上加固了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传统见解，从而在事实上支持了某种较弱的凯恩斯式政策目标。
    如果要说CPI或者与之挂钩的通货膨胀数据的变动，对于判断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看清楚的意义可能是，CPI数据的剧烈变动（降低或攀升），肯定意味着与之相关的国内或国际经济面临着某种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刻。至于这种牵涉局部或整体经济基本面的结构调整意味着什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制度背景、不同的国际分工形势、不同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条件下面，可能意指着十分不同的东西。但不管CPI的剧烈变动意指着何种具体内容，它都是经济共同体内部出现结构调整的信号和这一经济体完成所需调整的必要手段。
    如果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把控制CPI的具体数据当作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在以国家权力来反对市场选择，反对这一经济体自我完善、追求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努力。这样做只会增大经济体内部完成所需调整的成本，损害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并极有可能快速拉低经济增长水平，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如果我们使用宏观调控的主流政策工具来锁定CPI的计划指标，并且以加息或公开市场操作来狙击CPI上涨，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轻度的价格扭曲，遗憾的是，我们不仅使用了西医的处方，而且使用了计划经济色彩强烈的价格管制兼不当财政补贴的政策，并把存款准备金率提到17。5%的水平。这种兼采中西猛药的宏观调控，已经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经济原本生机勃勃的基本面，把中国经济置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政府作为超级第三方需要关注的不应是CPI或PPI或任意价格指数的剧烈变动本身，并动用公共权力来管制价格，而应是价格指数的剧烈波动是否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环境灾难”从而使某些市场主体参与公平交易的条件受到了损害。如果某个行业的自由交易条件因为“环境灾难”遭到破坏，企业公民或消费者公民的公民身份（参与竞争和消费的有效身份）岌岌可危，政府以补贴、免税等施以援手就是在保护公民继续参与竞争和消费的有效身份，正如救济地震灾民的理由是恢复他们重新开始生活的那些基础条件。我们在地震灾害中可以救援的对象是灾民，而不是地震，认清这一点是不浪费宝贵的资源和为灾民争取更多生存机会的前提。在CPI高企之际，我们也应懂得这是经济地球释放应力的方式，如果我们试图对由千百万市场主体构建的经济地球释放应力的方式有所作为，其结果可能就是让灾难变得更加深重并听任灾民自生自灭。
    我们不需要虚构一个敌人，然后通过消灭这个敌人来宣布一场胜利。如果有一天CPI降落下来，希望我们宣布的是我们成功地救助了所有灾民——而不是地震已被我们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