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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姜飞,1971年生,河北昌黎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承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教学任务。“世界传媒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World Media)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传播学会”(CAC,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副秘书长。曾赴北欧、加拿大等国家科研机构及大学访学、交流,兼任美国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传播系跨文化传播研究课程GVF(Global Virtue Faculty)。主要学术兴趣:传播学理论、跨文化传播、媒介话语、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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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对袁可嘉40 年代诗歌理论的一种理解
来源: 作者:姜飞 点击:509次 时间:2007/5/7 11:28:11

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
———对袁可嘉40 年代诗歌理论的一种理解
姜 飞

  [摘 要]  袁可嘉在1946~1948 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的精彩理论,促成了新批评在中国语境中的嫁接与改头换面的成活,并成为中国诗论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深入考察,我们发现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有其深刻的学理依据(观念契合) 和历史根由走向综合) 启人深思。
[关键词]  新批评;中国化;中国诗论;现代化;契合;综合

  英美新批评(New Criticism) 是20 世纪影响
巨大、专注于文本的文学阅读与批评理论,不但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英语世界风靡一时,而且在东
方、尤其是在40 年代和80 年代的中国也甚为引
人注目。尽管英美新批评派颇有几位理论大师与
中国渊源很深,尽管他们的一些观念显著地闪烁
着中国古代思想的光辉,但他们大约不会想到,他
们那套成形之后便“过于局限于英语世界,几乎可
以说是地方性的”理论(韦勒克语) 竟然在东亚大
陆影响甚巨,不但在20 世纪40 年代被迅速中国
化,而且一度推进了中国诗论的现代化。在考察
这段历史及其个中因由的时候,我们发现,几乎所
有的探究都不能绕过袁可嘉。检阅史料可知,正
是袁可嘉1946~1948 年发表于《大公报》、《益世
报》、《诗创造》和《文学杂志》上的一系列有关新诗
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的精彩理论,促成了新批评在
中国语境中的嫁接与改头换面的成活,并成为中
国诗论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

  在20 世纪最初的数十年间,中国诗歌的主流
由“旧”而“新”,逐渐从文言形态蜕变为白话形态,
从歌咏古典的情志过渡为曲写现代的人生与世
情, “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和后来所谓‘九叶’诗人
推动着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走向中国
式的现代主义”,但是,在这一进程中,“诗歌理论
明显地落后于实践”[
1 ] (P2) ———也就是说,当中国
诗歌由于冯至、穆旦等诗人的开拓而走近里尔克、
艾略特、奥登等人的现代主义天地时,中国诗论在
整体上还在古典的余绪、感伤的浪漫主义和机械
的现实主义幻觉中睡意迷蒙,未对现代化的诗论
潮流发生足够的反应。这里所谓中国诗论的“现
代化”,其意义有三:其一,是回应当时世界的现代
主义诗学大潮,不在诗学问题上闭目塞听固步自
封;其二,打破古典诗文理论的混沌状态,走出“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
地并生者何哉”(刘勰语) 的传统表述泥淖,深入到
诗歌内部,探求其具体功能和机理,实现“解密”和
“去魅”;其三,顺应当时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尊
重文学之为文学、诗之为诗的内在规定性,充分重
视其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再在陈旧的工具论喧哗
中继续忽略诗的艺术品质。当然,这里的“现代
化”有其具体含义,只是20 世纪40 年代中国诗论
的“现代化”。而从这样的诗论现代化立场上看,
英美新批评和袁可嘉无疑居功甚大:正是袁可嘉
推动了当时流行于英语世界中的新批评理论的中
国化,并以此为支点,大大地推动了中国诗论的现
代化进程。
袁可嘉当年的诗论既显示出他的观念与英美
新批评的血缘关系,又深刻地透出20 世纪40 年
代中国的时代气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袁可
嘉本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20 世纪40 年代后
期袁可嘉的诗论文献中,我们发现,袁可嘉诗学观
念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袁可嘉既反对“诗是政治的武器或宣传
的工具”,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追求。
他主张诗与政治是“平行”的,同时也是“密切联
系”的,他“绝对地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
人生的现实性,但同样绝对地肯定诗作为艺术时
必须被尊重的诗的实质。”[2 ]
袁可嘉提出这样的诗学观念并非基于一己之
臆想,而是由于他从宏观上把握住了中国新诗流
变的主要线索,也把握住了他所处身其间的20 世
纪40 年代中国诗学“行情”。在这样的把握基础
上,袁可嘉先是提出要结合“现实、象征、玄学”,以
形成新的诗学“传统”,后又提出要在“人的文学”
与“人民的文学”之间“寻修正、求和谐”。从20 世
纪20 年代到40 年代,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从现
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道
路。袁可嘉认为这条发展道路必然要求形成一种
新的“传统”,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
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
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和意
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2 ] 在此,袁可
嘉表达的重心其实在“现实”二字:“象征”与“玄
学”是英美新批评所重视的艺术手段,而“现实”则
是袁可嘉“擅自”确定的诗之内核。于是我们发
现,袁可嘉在新批评以文学、以文本为核心的本体
论和中国的现实之间走了一条折中之路。事实
上,新批评本来就是在20 世纪40 年代中国社会
与中国文学双重语境的压力下完成中国化过程
的。当时中国的时代共鸣是对民主、自由、基本人
权的吁求和争取,而青年学人如袁可嘉者显然无
法回避这一大势,必然要将文学批评与社会批判
相钩连,这既是历史语境的要求,也体现了学人的
自觉担当。于是,新批评理论只能有所改变以嵌
入中国的时代“格式”,而不可能将中国的文学现
实“格式化”。袁可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字中包
藏着新批评的灵魂,然而只需稍加审度,这些文字
便无不显示出存乎社会批判的现实焦虑与文学批
评的专业要求之间的高度紧张。而这种紧张在英
美新批评家那里并不明显,因为他们坚持本体论
批评方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新批评家倒确实
感受到一种紧张,但这种紧张存在于他们的批评
主张与19 世纪实证的或印象式的学风之间———
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敌我”紧张。当新批评家从事
文学批评(而不是宣讲理论) 之时,他们能沉潜于
文本之中作纯粹的解读,基本不会遭遇袁可嘉所
身历的现实焦虑。如不避简单化之嫌,则我们可
以说:新批评家与他们的学术“敌人”之间理论取
向上的紧张在袁可嘉那里则体现为一个学者自身
的内心紧张。袁可嘉不得不用妥协、折衷的文字
在两种都很合法而又互相矛盾的取向之间往复奔
走苦苦斡旋。袁可嘉既要切实考察诗的文本现
实,又不能忘情于对经验现实的表达和借重———
在20 世纪40 年代的中国,有“人的文学”与
“人民的文学”的区分。袁可嘉的理解是:所谓“人
的文学”, “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
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
而与其他的活动形态对照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
或艺术本位”;而所谓“人民的文学”, “就文学与人
生的关系说,它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就“文
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活动(特别是政治
活动) 相对照说,它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
斗争本位) ”。可见,“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
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观念矛盾,但袁可嘉却试图将
“人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整合起来,尝试着从
分析比较中“寻修正、求和谐”,最终表述为“在服
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
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
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3 ] 。新批评家面对简单的
问题在中国复杂的语境中被复杂化了,在一般的
工具论(“人的文学”) 、极端的工具论(“人民的文
学”、“阶级的文学”) 与文本中心论三者之间的
“修正”尝试中,新批评原有的本体论主张已然模
糊不堪。
当然,新批评家貌似追求文学批评的客观和
科学,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企图在“分裂、异化和
专业化”的工业社会现实的压迫之下寻求精神庇
护,企图在诗中“被领回存在的完整状态,恢复他
们最初的人性”,这可从南方批评家的论文集《我
将选择我的立场》( I’ll Take My Stand ,1930) 中
一望而知。袁可嘉明白这一点,但他不可能逃向
诗中以图藏身。他虽然反对“将诗只看作推进政
治运动的工具”,肯定新批评家看重的现代诗内部
的辩证性、包含性,“从不同中求得和谐”的“民主
文化特质”,却又认为诗人“如真想对民主有所贡
献,他就必须写出一些好的现代诗来”。在此,袁
可嘉所谓的“民主”不执着于其政治内涵,而视之
为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是“辩证的、
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有机的、创造的”,正与现
代诗的内部特质相同,并互为因果[ 4 ] ———实际上,
袁可嘉在诗歌内部各种情绪和谐共处的所谓“民
主”与现实社会的民主之间勾划了一种逻辑联系,
即诗歌内部“从不同中求和谐”的“民主”特质可以
促成现实社会的“民主文化形态”之形成,很显然,
这种联系是脆弱而牵强的,但这种勾划本身表明:
工具论是当时无法规避的要求。由此,新批评家
向诗“辐凑”的避难取向在中国学者袁可嘉那里变
了,转而为诗向外不断“辐射”出改造社会之光。
袁可嘉诗论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
将英美新批评的一整套文本批评理论成功地“改
装”为诗歌创作理论。
由于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必然关注,新批评的
一整套文本批评理论在袁可嘉那里很大程度上演
化成了诗歌写作指导———袁可嘉以这套理论召唤
在艺术品质上以艾略特、奥登为楷模而又对中国
现实有所干预的现代诗。与袁可嘉一样,相当一
部分新批评家同时亦是诗人,但新批评家的理论
关注重心是文本批评,把批评看成对文本的一种
理解(understanding) 或者解释(explication) :布鲁
克斯(C. Brooks) 与沃伦(R. P. Warren) 倡扬“理
解”, 如其批评文本《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 ry ,1938) 所示,韦姆塞特主张对作品的文本
批评和价值判断均基于对文本的详细解读(expli2
cation) [ 5 ] (P235) 。而袁可嘉的言述则直指诗歌写作,
把新批评理论视为一种创作指导(guiding) ———在
介绍毕以新批评观念为核心的理论原则以后,袁
可嘉指出:“更重要的自然是真正现代化作品的产
生,只有创作成果的出现才足以肯定前述的理论
原则的正确和意义,否则终不免沦为荒唐幻想,自
我陶醉。”[ 2 ]新批评家面对的是既成的经典文本现
实,袁可嘉则瞩目于新诗现代化的未来。尽管屡
屡分析穆旦、杜运燮等人的佳作,但袁可嘉并不龟
缩于诗歌文本之中,不以文本之解读自娱自乐。
袁可嘉清醒地看到当年诗坛“最显著的病态便是
借观念做幌子,在它们高大的背影下躲避了一个
创造者所不能回避的思想与感觉的重担;一套政
治观念被生吞活剥地接受,又被生吞活剥地表达,
观念的壮丽被借作为作品的壮丽,观念的伟大被
借作为创作者的伟大”,这导致了“艺术价值意识
的颠倒”,批评者判断诗的价值之时, “甚至因为它
是一首我所喜欢的的政治观念的诗而一口断定它
是好诗。”[6 ]于是袁可嘉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对政
治运动简单服从的口号化、概念化的“政治感伤
性”写作大潮,背负沉重的问题意识探索救治之
途。新批评家对既存文本的“回首”由此逐一变而
为袁可嘉对未来文本的“前瞻”。
本来,英美新批评大师大多倾向于斩断与文
学文本相关的一切外缘联系,诸如作者、读者、历
史、社会等,以此突出文本自身———正如韦勒克
(R. Wellek) 所言:“任何一门学问,如果不认为它
处于相当隔离的状态,如果不将其它所有东西,用
现象学的术语说, ‘圈在括弧里’,就绝不会取得什
么进展”[7 ] (P4) ,“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将文学作品
隔离起来,集中精力去思索它,分析它,解释它,最
后作出判断。”[8 ] (P25) 但是,当袁可嘉利用英美新批
评理论大谈诗歌创作的时候,韦勒克所说的“括
弧”便无可避免地被打破了———因为袁可嘉谈诗
歌创作,不可能遵守新批评的“意图谬误”(inten2
tional fallacy) 法则,相反,他只能深入探求作者意
图,探求作者内心与文本的“最大量意识状态”,探
求存在于作者内心与文本深处的“经验性”。
应该说,袁可嘉抓住新批评观念中“最大量意
识状态”来谈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这是很有
眼光的。新批评大师瑞恰兹( I. A. Richards) 把诗
分为“包含的诗”(inclusive poet ry) 和“排斥的诗”
(exclusive poet ry) 。他认为“一般情况下相互干
扰、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冲动,在诗人
身上结合成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发而为诗,便
是“包含的诗”。与“包含的诗”相对的“排斥的诗”
则满足于表达某一明确的情感态度或情绪,在瑞
恰兹看来, “排斥的诗”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一类
诗歌”。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诗大多属于“排斥
的诗”,而艾略特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则属于“包
含的诗”,深受袁可嘉激赏,因为现代主义诗歌包
含了最复杂的冲动、经验、“最大量意识状态”,从
而不但符合了复杂、矛盾的现代人生实际,而且赋
予了诗歌以张力、矛盾,“增强了诗篇的厚度和密
度,韧性和弹性”[9 ] (P13) 。
在20 世纪40 年代的中国诗坛,依然严重存
在着过分迷信观念和激情的诗学观念,视政治观
念的“壮丽”为诗的“壮丽”,或者以为“诗只是激情
的流露”。袁可嘉认为前者是“艺术价值意识的颠
倒”[6 ] ,误会了诗之为诗的本质,对于后者,袁可嘉
受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影响,认为“没有一
种理论危害比放任感情更为厉害,不论你旨在意
志的说明或热情的表现,不论你控诉的对象是个
人或集体,你必须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
处、本质中转化为自己的经验”[10 ] 。袁可嘉这种
观念显然受了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理论影响,不
主张直接表达情感、观念和倾向性,而是逃避情感
直抒,强调诗歌写作可感的经验性。这是当年中
国诗歌批评界最重要的理论表述,对纠正感伤主
义的浅薄抒情和政治口号化的诗歌叫喊等“非诗”
的作风大有裨益。
很明显,袁可嘉对英美新批评理论的这种“改
装”本来可能推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在“九叶
派”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进步,只是20 世纪40 年

代末的大变局排除了这种可能。

  从以上所述袁可嘉的诗论可知,新批评在袁
可嘉的手上确已被中国化了。而这一中国化过
程,亦正是新批评力促中国诗论在20 世纪40 年
代完成现代化跃升的过程。新批评有关诗歌文本
现实的一整套理论及其分析方式凭藉其科学和理
性的面目令中国青年学人激赏不已。由于有新批
评理论的点拨,袁可嘉等人已经意识到,流行的工
具论、极端工具论表述在现实中的合法和崇高掩
盖了文本内部考察的合理与魅力,使任何纯艺术
式的文本分析都极易沦落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
尴尬处境。在袁可嘉等人看来,诗论现代化的第
一步应是打开被大多数人仅仅视为工具箱的诗歌
黑箱(尽管我们认为,摸清诗的内部玄机是一桩过
甚浩大的系统工程) ,在科学理性(当时的现代精
神) 驱策下结束古典式笼而统之的把握和印象式
的自言自语,寻觅诗意生成的相对确定的内部机
制,对诗歌完全“解密”、“去魅”。这种“解密”、“去
魅”,不单是着眼于阅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上
文所言,着眼于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之创造。
其实,在袁可嘉之前的20 来年,中国诗论早
有一段不曾间断的探索历程。艾青在抗战期间片
言只语的诗论中常有火花飞溅,但在诗的外在任
务的表述中于诗之内质探讨有所忽略。值得关注
的是戴望舒抛弃象征主义理论魔咒之后的诗论表
达,然而《诗论零札》虽偶有现代性的灵光闪烁,却
终究是三三两两的散珠,欠缺大气和力度。郭沫
若的诗论表达亦仅仅注重诗人的零星感触,而基
本上没有深入的理论建构。朱光潜的《诗论》“试
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
来印证西方诗论”[
11 ] ,文字虽颇具现代色彩,但似
乎其用意却根本不在要将中国诗论在现代化进程
中有所推进。至于更早一些的、诗歌内质颇有现
代色彩的闻一多,则提出了著名的“三美”说,认为
诗有音乐的美(音节) 、绘画的美(词藻) 和建筑的
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 12 ] 。然而仔细沉吟,我
们发现“三美”诗论更近于一种传统的士大夫情
趣,是注目于外在感触的、静态的、表层的古典取
向。闻一多并没有对诗歌内质的现代化作出相应
的理论表达。相形之下,袁可嘉则由于新批评的
理论刺激而提出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的诗论
主张,在这种主张中,他追求现代化(而不是西洋
化) ,极力反击当时诗坛流行的政治感伤性的、以
政治观念为诗的风气,兴许诗对复杂的现代性经
验的“包容”,并第一次动人地描述了现代主义诗
歌内部诗意生成的动态机制。
袁可嘉的理论阐扬是由外而内不断推进的,
是一个步步为营、系统展开的理论推演过程。他
遵循新批评的学理路数论述了诗与主题[ 13 ] 、诗与
意义[ 14 ] 、诗与信仰、诗与行动、诗与政治诸问
题[ 15 ] ,将诗视为有机体,维护了诗的独立自主。
但他又从新批评家的意图谬误、感受谬误、意释邪
说等构筑起的战斗工事中抽身而出,有所退守(如
前文所述) 。不过,袁可嘉的退守不妨碍他对诗歌
内质的深入探索。袁可嘉在当时的中国别开生面
地提出“现代化的诗是辩证的(作曲线行进) ,包含
的(包含可能溶入诗中的种种经验) ,戏剧的(从矛
盾到和谐) ,复杂的(因此有时也是晦涩的) ,创造
的(‘诗是象征的行为’) ,有机的,现代的”[4 ] 。在
“最富戏剧性的奥登”启悟之下,袁可嘉敏锐地看
到研究现代主义诗歌的内质时,唯一的致命的重
要处乃在于戏剧化过程,即“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
得到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
这一过程[ 10 ] 。袁可嘉由此提出了“戏剧主义”。
瑞恰兹在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影响下提倡“包容
诗”[ 16 ] (P212) ,袁可嘉则吸取瑞恰兹“包容诗”论的养
分而反复申说其“辩证性格”,即诗中“包含冲突、
矛盾,而像悲剧一样地终止于更高的调和”[17 ] 。
自然,由于新批评作为理论渊源的存在,我们很难
说袁可嘉的这些诗论表达是创造性的或者有多么
深刻,但在中国范围内历史地看,袁可嘉的诗论不
单具有时代针对性,有扭转一代诗风的潜在能量
(只因历史原因而暂未发挥出来) ,而且给予了现
代主义诗歌内质以极大尊重,他的诗论具有不可
否认的现代化色彩。

  袁可嘉的诗论表述向我们展示了20 世纪中
国学人典型的综合意识。而袁可嘉对新批评的亲
切感受则显然来自学理上中国传统诗学与新批评
诗论的“契合”(affinity) 。事实上,一旦我们进入
到新批评的诗论深处,一旦我们凝目于新批评诗
论的一些“关键词”,我们便不难发现它们与中国
诗学精神的暗相接通。袁可嘉显然注意到了他的
现代化诗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兼容性,他甚至认
识到现代化诗论是传统诗学的一种延伸,“‘现代
化’是时间上的成长”, “现代化”并非“西洋化”,乃
是对中国固有诗学的“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
起”[16 ] 。
其实,且不说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理论以庞
德意象说为中介与中国诗学“比兴”理论的遥相感
应,单就瑞恰兹有关“包含的诗”的一系列理论而
言,新批评与中国传统诗论的许多观念便颇有学
理上的相通之处,而这也被袁可嘉捕捉到了。当
袁可嘉论及“最大量意识状态”的时候,他引用了
柯勒律治等人的表述:“在相反的不谐的因素的平
衡调和之中,在同与异,抽象与具体,观念与意象,
殊相与共相,新奇与陈腐,异常的情绪激动与异常
的井然秩序的结合之中”,“人生经验的本身是戏
剧的( 即是充满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性的) ”
..[17 ]实际上,这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中和”
观念有着结构性的相似,老子讲“有无相生,难易
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老子》二章) ,庄子讲“一清一浊,阴阳调和”(《庄
子·天运》) ,都与瑞恰兹诗论中的“从矛盾求统一”
相似。而刘勰所谓“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
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文心雕龙·情采》) 更是
所谓“最大量意识状态”。此外,英美新批评强调
的“细读”(close reading) 作为批评方法和批评策
略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也有这样的
相似性。譬如,金圣叹对“第四才子书”(杜诗) 的
“细读”就与新批评大师的诗歌解读方式如出一
辙。金圣叹在评点杜甫《蜀相》中的“映阶碧草自
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时说道:“碧草春色,黄鹂
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二语是
但见祠堂而无丞相也。黄鹂所以求友,君子旷百
世相感,有尚友古人之情,而无如古人终不可见,
如‘隔叶’也。”[
18 ] (P95) 这种“细读”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布鲁克斯对济慈的《希腊古瓮颂》的解读,以及
布鲁克斯与沃伦对艾略特《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
克的情歌》的分析[ 19 ] (P177 - 214) ———我们发现,他们
的联想和穿透,他们对诗歌内部一致性的关注,对
语词、意象的把握和解读方式等均甚为相似。这
大约也是袁可嘉对新批评诗论感到“亲切”的缘
由。新批评与中国固有诗学的这种“契合”也导致
了20 世纪80 年代新批评在中国的“回潮”。然
而,不管新批评理念与中国传统文论、传统批评方
式有多少交叉,新批评毕竟有自己相对独立自主
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当袁可嘉致力于引进和实践
时,他必然要注入一种强烈的“整合”意识———这
既是历史语境使然,也有学术选择的动因。
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的本体论体现了一种战
斗精神,也是其所有理论言说的前提。正是本体
论限定才导致其专注文本而不“顾左右而言他”的
批评取向,并在批评实践中使所谓张力诗学、反讽
诗论等得到精彩呈现。但是细加考索,我们发现
即便从理论上讲,新批评的批评方法与其本体论
也是有可能分离的。这就是说,新批评的一整套
具体方法可以挣脱本体论的束缚而与批评家的其
他关切相综合。袁可嘉20 世纪40 年代的一系列
诗论即表现了这种自觉的综合意识。实际上,袁
可嘉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只能专注于文本的诗歌评
论者,他曾有这样的自述:“我对外国文学的研究
和评论往往是与国内文艺界的实际需要相联系
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我国的实际服务成为
我研究工作和评论活动的一个特点。”[ 1 ] 而在20
世纪40 年代,社会的现实与诗坛的现实使袁可嘉
从新批评带有自我孤立色彩的理论中走出来,走
向对诗歌与社会现状的关注。同时,他又将新批
评的理论合理性嫁接到中国的“实际需要”之中。
譬如,前文即已言及的他在中国不民主的20 世纪
40 年代对“民主文化形态”的关注便与新批评对
诗歌内部结构的观察综合起来,这对于自缚手脚
的新批评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在袁可嘉那里,
这种综合却不妨碍他在批评实践中自圆其说。值
得注意的是,在20 世纪40 年代末,发表过袁可嘉
一系列诗论的《大公报》、《益世报》、《文学杂志》等
报刊的文艺主持人沈从文、朱光潜等,都被作为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而遭到郭沫
若、林默涵、邵荃麟等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左
派理论家的猛烈批判,他们的文艺观被斥为“反
动”。①但是,检阅资料,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批判
都没有将矛头对准袁可嘉当年那引人瞩目的诗
论,也许,这不能不归结于袁可嘉对新批评的中国
化付出的努力———他赋予了新批评理论以现实的
光辉,把新批评理论与“人民的文学”的理论拉到
一起,并走向了综合。当然,这种综合也是启人深
思的:显然,袁可嘉并未在诗的内部考察方面比新
批评走得更远———即是说,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袁
可嘉的综合只是一种横向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深
度掘进。中国文论家在20 世纪的文论表达非常
偏重综合式的横向“重组”,而于原创性的表达有
所疏忽,这从上述袁可嘉20 世纪的诗论、从新批
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历程中亦可看出
一二。
①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大众文艺丛刊》1948 年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林默涵,“清高”和“寂寞”[N] ,新华日报,1947 年2 月22
日。邵荃麟,朱光潜的怯懦和凶残, 《大众文艺丛刊》1948 年第一辑《人民与文艺》。
②参见袁可嘉, 《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J ] , 《文学评论》,1960 年第6 期;《“新批评派”述评》[J ] , 《文学评论》,
1962 年第2 期。
  到了20 世纪60 年代,袁可嘉在新的语境压
力下否定了新批评,并且含蓄地检讨了自己曾身
受艾略特、新批评的“侵蚀”和“危害”。②但我们今
天只将之视为袁可嘉在非常时期无奈的表态可
矣。而这一表态无损其诗论的价值。袁可嘉的诗
论尽管多有不足,但他的一系列表达毕竟证明了
外来理论中国化之可能,也显示了中国学者的主
动性,并且,其所达到的高度也是此后数十年中国
诗论所少有抵达的:他20 世纪40 年代的文字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依然被不少学者仰之弥高地
频繁征引便是显证。对今人而言,袁可嘉当年的
诗论既是一个成就标志,同时也是一种压力———
继之者当在50 余年前袁可嘉的足迹所穷处真正
地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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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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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金圣叹. 金圣叹选批杜诗[M. ]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
[ 19 ] 史亮. 新批评[M] .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New Criticism in China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oetics
———Understanding the Poetic Theory of Yuan Kejia in 1940s
J IAN G Fei
( Chinese L anguage and L i terat ure Department , S ichuan Universi ty , Chengdu , 610064 , China)
Abstract : Yuan Kejia published many excellent articles on the modernization and dramatization of Chi2
nese“ New Poem ”in 1940s , his words made New Criticism accepted and changed in Chinese experience
, and Yuan also made Chinese poetics advanced obviously forward modernization . If we study deeply , we
can find that the acceptance of New Critic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oetics have academic basis
( affinity of ideas ) and history cause ( forward synthesis ) ,that’s significance .
Keywords : New Criticism ; the acceptance in China ; Chinese poetics ; modernization ; affinity ;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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