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往复
———历史进程中的巴金文学真实观
姜 飞
[摘要]本文选择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作为考察对象,将巴金琐屑的经验性表述与20 世纪的文学史进
程比照参证,勾勒巴金文学真实观念的基本形态和演变过程。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处于“经验之真- 真理之真”的结构中,但主要落脚于经验性的真实。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来考察,即三四十年代关于经验之真的表白、五六十年代对“主义”之真的接纳、七八十年代向经验之真的回归。
[关键词]经验之真;真理之真;巴金;文学真实观;历史阶段
一切有价值的观念表达都需要经验的底座,
因为观念本身不来源于先验的形式和神秘的感
应,而历史地来源于具体的存在经验,是对存在经
验的洞察、解释和形式把握。同样,在探讨文学观
念的时候,我们需要直接进入历史的经验现场,从
经验性的材料之中发现真切存在的观念形态,并
且尾随其踪影,勾画其形貌。不论是文学的基本
理论还是具体的创作问题,都应当发轫于实证和
微观的研究,并且兼顾传统,以求贯通。本文所要
实践的,正是这样的研究。本文选择巴金的文学
真实观念作为考察对象,从只言片语的材料入手,
将巴金琐屑的经验性表述与20 世纪的文学史进
程比照参证,勾勒巴金文学真实观念的基本形态
和演变过程,企图通过研究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
丰富我们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想象。
巴金不是一个有完整理论格局的作家,他的
观念表述,包括其文学真实观念表述,都是零碎无
统的,但烛照以文学史,则自有其学术意义和研究
价值。“讲真话”的巴金,其文学真实观念主要落
脚于经验性的真实,但也有一些隐微的参差。巴
金有时会随政治的变化而修正自己,有时也会朴
拙而醒目地指陈最有价值的常识。
理解巴金必须深入历史。巴金的文学真实观
念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来考察,即三四十年代
关于经验之真的表白、五六十年代对“主义”之真
的接纳、七八十年代向经验之真的回归。
一、三四十年代:“主义”之外的经验之真
在探讨巴金的“真”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般
意义上的“真”。“真”是一个有两重含义的词,一
重含义是真实,偏于经验性,指涉所见所闻所思所
欲的真实经验,而进入文学作品之后,真实经验需
要遵从艺术规律、接受媒介限制,遂转化为经验性
的真实;另一重含义是真理。是对真实经验的抽
象提取和概念表述,或者是被意识形态宣称、确定
为真理的其他表述。而在文学抒写中,“真”的这
两重含义就以“经验之真- 真理之真”的形态而得
到实现。比如,传统中国文论中所谓“发乎情止乎
礼义”(《诗大序》) 就是这样的结构:“情”属于经验
之真,而“礼义”则是真理之真———在伦理教化与
政治观念合一的古典中国,“礼义”被确定为调整
人间秩序的人伦真理,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真理。
在文学抒写中,“礼义”的真理性对“情”的经验性
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从而建立起一种观念结构。
这是古典中国固有的文学真实观念结构,即“经验
之真- 真理之真”结构。这个结构不是人为建立
的,而是文学观念史进程中的自然生成物,而它一
旦生成,就贯通了中国传统文论史,并且一直延伸
到20 世纪。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就主张将文艺的经验性纳入政治意识形态
的框范,在对生活经验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马
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真理的论述中,“经验之
真- 真理之真”是显然存在的内在结构。
此间所要考察的是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而
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同样处于“经验之真- 真理
之真”的结构中,但又有自身的特征和意义。
从20 年代末到30 年代前半期,围绕“革命文
学”,在“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在“左翼”与自由主
义文人、“第三种人”之间,有过长达数年的论争,
文学真实是争论所涉的内容之一。当时创造社和
太阳社的激进成员曾经分别在福本和夫、青野季
吉、藏原惟人等人的观念影响下,遵从“目的意识”
论或者“新写实主义”的主张,在直接的经验内容
之外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观点,并将
主体的经验之真置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治需
要和意识形态真理的制约之下。而稍后的周扬则
绑定政治正确与文学真实,其逻辑基础是文学为
政治服务,也就是“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
争”, “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
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在无产阶级的文学和革命领
域, “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政治的
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
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1 ] 。周扬不
是“左翼”的普通批评家,他是“左翼”文学真实观
念的发言人之一,而以他为代表的“左翼”阵营将
政治的真理性等同于文学的真实性,实际上意味
着他们必将对文学的经验之真实施改编和整合,
以符合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和政治真理的既成图
式。在“经验之真- 真理之真”的结构中,周扬等
人将真理(实际上是政治) 放在第一位,其论述重
心也在“真理之真”这一维度上,这容易给文学带
来感性匮乏、经验虚假的问题,而当年“左翼”文学
多概念化倾向,根本问题也就出在“经验之真- 真
理之真”结构中重心向真理之真一侧的严重偏移。
与“左翼”的论述相比,巴金所持的是另一种
形态的文学真实观。巴金不是把真理放在第一
位,而是将经验本身放在第一位,并且表达了对
“主义”亦即真理之真进入文本的谨慎甚至是不以
为然的态度。当时有人评说巴金的《灭亡》,认定
巴金是为某种“主义”而写作的:“谭正壁君在他的
《中国文学进化史》里说我是新写实主义一派,另
外一位先生在《新文艺月刊》里却说‘巴金思想的
立场是安那其主义的’, 《现代小说》的刚果伦君又
说‘这是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创作’。毛一波
君在《真美善》上面则说似乎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
其主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阿志跋绥夫的虚
无主义的人格化。”[2 ] 但巴金并不认可这些评论。
他也并不是要否定各种“主义”可能存在的真理
性,而是要表明一个独立作家对待真理之真和经
验之真的态度。实际上当时的巴金本身就是信奉
“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
若我一生中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
主义”, “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巴枯宁主义
者,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不但过去如此,现在
如此,将来也永远是如此。”[3 ] 但是,巴金并不像
“左翼”激进分子那样将“主义”的真理性与文学的
真实性等同,他只是在思想上信奉一种“主义”的
真理之真,而在写作中则偏于经验之真:“我生活
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我从生活里面得
到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并不曾先有一
种心思想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
怎样写。而且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我写的时
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
我也笑。我不是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是为了
自己(即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是写给我的哥哥读
的) ,为了申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2 ]“我写文
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
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4 ] 巴金把“奋
斗”、“挣扎”、“哭”与“笑”、“热情”与“悲哀”的经验
性作为写作的第一真实,把“申诉”和“倾吐”内心
的悲哀作为写作的根本动力,并无外在的革命组
织压力和革命宣传需要,从而也不必在文本中迫
切地体现“主义”的真理性。巴金写作心态的“迫
切”只是体现为经验性表达的冲动。至于对巴金
的小说文本到底能否展开“安那其主义”( anar2
chism ,无政府主义) 的索隐和阐发,那是另一回
事。此间重要的是巴金的表述本身在文学真实观
念上的价值。他对经验性真实的突出强调与当时
“左翼”热烈的真理性激动的确形成了对比。
在谈论文学真实观念的时候,目的意识不可
忽略,因为目的决定着写作主体能否最大限度地
忠实于经验性真实。所有的文学写作都有目的
性。巴金关于写作目的性的表述是:“我要拿起我
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
我的坚决的呼声‘J ’accuse’(我控诉) 来。”[5 ]“我是
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起笔来写小说的。”[ 4 ] 巴
金虽然信奉无政府主义,但是他的无政府主义是
自由主义式的,他声称“与一切的政党都没有发生
过关系”[3 ] ,这在主观上保证了他比“左翼”更能够
以独立的姿态表现内心的经验性真实,从而其“申
诉”、“纪念”只是一种个人目的,而他的“控诉”也
只是以个人的心感体受为“垂死的社会”留下一份
经验性证词,他的“冲锋”也只是独立作家单枪匹
马的冲锋。与之不同的则是“左翼”阵营的目的意
识。“左翼”阵营主张文学写作服务于组织和宣传
的需要,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是向自然生长
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移植目的意识的运动,从而成
为参加无产阶级整个运动的运动”① ,他们认定的
合法的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不
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
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6 ] 。“左翼”
阵营的姿态是革命性的集团冲锋,其文学表述属
于一种革命运动,有着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目的,
不是个体内心经验的表现,而是革命政治的要求。
这种集团性的、阶级性的目的意识与巴金个体性
的、独立性的目的意识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从而
在对待写作主体的经验之真的问题上,也会不一
样。巴金的目的意识能够使他“忠实”于个体的经
验性真实,使他的文本经验与生活经验能够“相
同”:“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
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
都是忠实的”, “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
也是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混合了我的血和
泪,这不是一句谎话。”[ 7 ]
以上是探讨巴金30 年代关于经验之真的只
言片语,属于文学基本观念的范畴。而关于创作
方法意义上的“真实性”,巴金也有过表述:“人物
是真实的,不过所谓‘真实’在这里还有一个界限,
我如果拿熟人做‘模特儿’,我取的只是性格,我不
取面貌和事实。我借重自己的想象,给这个人安
排了一些事,给那个人又安排了另一些事情。这
些都是可能的,却不全是实有的,这里面甚至还有
我自己做过的事。我偶尔把个人的经历,放进我
的小说里,也只是为了使我的叙述和描写更近于
真实。”[8 ] 这是技术层面的真实性,不过从巴金的
表述可以看出,他对真实经验的处理带着移花接
木的技巧性,而非总体把握和概括提炼的“典型
化”处理。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论,典型化
所要求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所谓“典
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概括性,甚至逼近意识
形态所认定的“社会本质”、“本质真实”,典型性就
是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与文学经验的真实性的等
同、混合或者化合。但巴金的方法不是这样。巴
金移花接木式的简单处理使他的作品不像茅盾的
《子夜》那般具有典型化和政治化的真理性诉求,
而呈现为朴素的经验性真实。巴金在三四十年代
处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外,他着重面对的是个体
的经验之真,并在对个体经验之真做简单处理之
后就以之为材料直接建构文本,其经验之真在意
识形态规定的“典型”之外,在“主义”之外,也在真
理之真以外。
二、五六十年代:接纳“主义”之真
1949 年以后,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发生了一
些变化。在“经验之真- 真理之真”的结构中,巴
金依然重视经验之真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但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接纳真理之真。文艺界高强
度的思想改造和接踵而至的批判运动,对巴金有
巨大影响,虽然他自己后来也被批判,但他几乎介
入了“十七年”时期文艺界的每一次重大的批判斗
争(大的斗争包括对胡风的批判,小的斗争则甚至
包括对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 。这
一系列的批判对巴金自身形成了巨大的意识形态
压力,并且使他的文学真实观念在表达之际做出
了适当的调整。
如同三四十年代一样,五六十年代的巴金对
经验之真也是一往情深:“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
烧的时候,我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
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什么不可”[ 9 ] ,“我写东西
时是有感情的,没有感情时,我就不写”,“只是心
里有话想说,要写;如果不写,心总是定不下来”,
“但我也有时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这样的作品不
但别人说不像,自己也知道不真实”[10 ] 。巴金依然
认定经验性强有力地决定着文学的真实性。
更有意味的是,巴金做出这些相似于三四十
年代的表达,其时间点刚好是在批判胡风之后、反
右运动之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二月”。而在巴金
陈述经验性真实对自己写作的重要性的时候,在
文学真实论域更有影响的论述是秦兆阳的《现实
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现实主义及其在
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
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以及黄秋耘的短文《不要在
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等等。
以这些文字为代表的主张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写
真实”的文艺思潮。秦兆阳斗胆置疑当时的文艺
“法则”,置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解释:
“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
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
合起来”。秦兆阳指出:“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
实性和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
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另外去‘结合’,那
么,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它一定
不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
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
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这就无异于
是说,客观真实并不是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
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
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
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那结果,就很
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
政治概念的传声筒。”[11 ] 秦兆阳等人的观念实际上
也是强调经验性真实的重要性,而他们的强调是
针对意识形态所认定的真理之真“硬加”于作品所
造成的偏颇和对真实的背离———对经验之真的背
离。秦兆阳等人当时主张“写真实”,其实就是主
张写经验性的真实,包括批判性地写阴暗面的经
验真实。从对经验性真实的重视来看,巴金与秦
兆阳等人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巴金的表述是经验
化的,也是回顾性的,偏于创作方法的总结,而没
有理论的系统性、前瞻性和批判精神。但是,1957
年的反右斗争,使得秦兆阳等人关于“写真实”的
主张被强力压制。由于“左翼”文学观念的历史传
统是将重心摆在真理之真而非经验之真,因此这
种压制具有必然性。
这种压制对巴金的影响是,他不再单纯地谈
论经验性真实,而开始接纳真理之真。由于当时
的真理之真是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定的,因此巴金
一反三四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表述习惯,
开始在表达中接受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左翼”论
述,对自己的文学以及观念重新做出阐发:“有一
点却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我认为艺术应当为政
治服务。我一直把我的笔当作攻击旧社会、旧制
度的武器来使用。倘若不是为了向不合理的制度
进攻,我绝不会写小说。”“我曾经多次声明,我不
是为了要做作家才拿起笔来写小说。倘若小说不
能作为我作战的武器,我何必花那么多的工夫转
弯抹角、忸怩作态,供人们欣赏来换取作家的头
衔?”[ 12 ] 巴金在这里所谓的“艺术应当为政治服务”
以及所谓的“武器”一说,与三四十年代“倾吐”、
“申诉”和“纪念”内心的“悲哀”的表述已经根本不
同,虽然表达者是一个人、谈的也是其本人三四十
年代的作品。表述的前后断裂呈现了时代的压
力。巴金显然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所以他感叹“‘为人民服务’,‘向
人民学习’,‘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结合’,‘人民
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
一的源泉’..这些简单的句子中间包含着多少
发光的真理”,他也认为“只有在作品真正起了‘战
斗武器’和‘教育工具’的作用的时候,作家才算是
表现了他的勇气、尽了他的责任”[ 13 ] 。需要注意的
是,将文学视为“战斗武器”和“教育工具”,恰恰意
味着在文学中植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理之真———
因为, “为什么而战斗”、“用什么来教育”,这些问
题的背后都闪烁着意识形态的真理之真那无处不
在的眼睛。
由于对真理之真的接纳,巴金开始让自己的
表述接近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譬如在《谈< 新
生> 及其他》一文中,巴金宣称:“今天拿起笔写未
来社会、理想社会,绝不会象在写童话;正相反,我
会觉得自己在写真实的生活,在写明天便要发生
的事情,多么亲切,多么新鲜,多么令人兴奋。”[14 ]
这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卢那察尔斯基对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论述:“也许,我们描写二十五年或
五十年后的情形,而那时候的人却说,‘他们大错
特错了’。可是问题在于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
义。我们应该试着登高远眺,展望未来。在这里,
幻想和表面上不象真实的东西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这件事上可能出错,但是也能够有和应该有真
实性。”[15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基于政治
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所以对未来的描写即使“大错
特错”,但由于对今天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依然曲
为之说,谓“能够有和应该有真实性”———其实是
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及其所认定的真理性。
只是巴金的矛盾也恰恰出在这里,他在同一篇文
章里谈到:“我无法再到矿山去体验生活,连参观
的机会也得不到,我怎么能够写得更真实呢? 我
平日同工人接触的机会极少,那一个星期中间虽
然常同矿工们交谈,但是谈得不深,我又没有把谈
话记录下来,两年后我要塑造工人的形象,当然连
‘貌似’也办不到了。”[13 ] 在此,巴金一方面指出自
己没有经验性的真实就连“貌似”也写不出,一方
面却又认为自己能够把同样没有经验过的“未来
社会、理想社会”写得“亲切”,如同“写真实的生
活”,这中间的矛盾也许意味着巴金在纯粹地谈论
文学写作时,依然偏重经验性真实,而当他在面对
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表述时,他会因为压力而
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真理之真的接纳。
即使从文学真实观念这一很小的视角看去,
也可以知道,巴金不能自外于特殊时代。
三、七八十年代:回归经验之真
在70 年代末,历经“文革”磨难的巴金开始回
归经验之真。谈到自己的《第四病室》之时,巴金
有所谓“写真实”之语,让人想起秦兆阳等人当年
提出的“写真实”———而巴金此间的所谓“真实”,
的确是卸下了意识形态真理之真的“不加修饰,不
添枝加叶”的“朴素”的经验性真实。[16 ] 他重新站在
了三四十年代的立场看待经验性真实,甚至表述
方式都回归了:“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
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
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
“我没有走上绝路,倒因为我找到了纸和笔,让我
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给解开
了,我得到了拯救”[17 ] 。在文学真实观念上,巴金
回归了偏于经验性真实的表现论主张,即“倾吐”
其内心真切的“感情”、“爱憎”。
不过,巴金向经验之真的回归不是对三四十
年代观念的简单重复,而带着反思和总结的特征,
其间有历史的深刻印痕以及付出沉重代价才换回
的新理解。巴金要回归经验性真实,就要在文学
真实论域反思政治和真理之真。巴金从文艺的作
用入思,认为“文艺应该起两个作用”,即“潜移默
化、塑造人们灵魂的作用和宣传的作用,而主要的
应该是前者”。“宣传”意味着对意识形态真理之
真的片面接纳,这从20 年代末“左翼”阵营的郭沫
若、李初梨以降的论述传统可以看出。但劫难之
后的巴金意识到, “如果我们的作品只是作为宣传
工具,完全为当前政治中心服务,那么过一个时期
它就会过时”,“文艺为政治服务一定不能狭隘地
理解成为为当前一定的政治中心服务,起宣传作
用的只能是小部分,大部分的、主要的还是要起教
育的长期潜移默化的作用, 属于塑造灵魂的东
西”, “我们看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现在还
抢着看。它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不是解释当
时政策的,它是真实的东西”[18 ] ———此间所谓的
“真实”,正是经验性真实,是剥离了意识形态执着
的真实。意识形态确定的真理之真,指向一定时
期的政治功利,本身未必是长效的。而具有经验
性真实的作品,因其真实而入人也深,因其真实而
化人也深,故谓“潜移默化”。在巴金回归经验性
真实的时候,中国文艺界也在热烈地讨论文学真
实观念的问题,王蒙、陆贵山、陈辽等人都表达了
各自的观念。而与巴金呼应的是王蒙对经验之真
的强调,以及对此前的真理之真的反思:“多年来
存在着一种现象,竭力贬低乃至嘲笑真实性对于
文学作品的意义,竭力用好言好语的劝诱,花言巧
语的诡辩以至恶言恶语的恫吓,来劝导和训诫作
家不要去写真实,不要相信亲眼看到、亲身经历、
亲自感受的真实,不要按照作家所见、所感、所信
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去真实地反映生活”,“作家和
读者凡胎所见、所感、所信的一切”都被认定为“现
象和支流”, “因而写起来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有
害的和危险的”,“只有符合某种意图的东西才算
本质和主流”, “当一个作品写得是如此真实”,“以
至于连责难者也无法否定其真实性的时候,他们
就要拿出本质和主流这两个概念,戏法一变,真实
的作品似乎就暗然失色了”[ 19 ] 。这里的“本质”、
“主流”都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其面目是真理之
真。将这种真理之真剥离之后,剩下的就是巴金
和王蒙共同认可的经验性真实。
不过,巴金也意识到,经验性的真实也许的确
是不“正确”的:“我把能找到的过去写的那些东西
集在一起出版,并不认为那些‘真话’都很正确。
完全不是。所谓‘真话’,只是说我当时真是这样
想的,真是这样见闻、这样感受的。我的见闻、我
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错。”[20 ] 在此,巴金所谓
的“正确”是一种穿过现象的本质确认,是一种对
总体性把握的迷信。但是,这个“正确”并不能等
同于意识形态认定的真理之真,它指涉经验背后
的实质,而非政治功利的需要。而不管是“正确”
还是“真话”,其核心要义都是经验性真实———巴
金的“正确”是指经验背后的实质,其认识基础依
然是经验之真而非从概念出发的意识形态真理之
真。
巴金在80 年代还有所谓两个“融合”、两个
“一致”的说法,人们在研究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
的时候,着重看取的,往往也是这两个“融合”和
“一致”:“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
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
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本
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21 ]“我说我写作
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
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
谎。”[22 ] 巴金在这里表述的,既是创作方法意义上
的文学真实,也是文学基本理论上的文学真实。
写作与生活的融合意味着作家现实的存在和文本
的存在是贯通为一的,不能被切割,其表述的实质
是强调写作主体的真诚;写作与生活的一致意味
着文本现实与经验现实的一致,即强调作品真实
地反映经验性真实。而作家与人的融合、作家与
人的一致,其中的“人”指涉的是文本中的人物。
巴金的这个主张近于沈从文所谓“贴着人物来写”
的方法总结,强调的是创作方法意义上对真切、逼
真的追求。而要抵达逼真的境地,基础仍然是写
作主体的经验性真实。两个“融合”、两个“一致”
是巴金一生关于文学真实观念的总结,而总结的
实质,不是通往真理之真,而是指向经验之真。作
为作家,巴金与王蒙一样,说出了作家在文学真实
论域的经验和常识,而相对于理论家们的曲为之
说,经验和常识更为可贵。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真实观念是复杂的,把握
这些复杂观念必须引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维
度,而“经验之真- 真理之真”的结构对于解读20
世纪的文学真实观念应当是有效的,因为20 世纪
的中国文学真实观念本来就与政治意识形态相互
缠绕,难解难分。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是20 世纪
中国文学真实观念的普通个案。历史决定着巴
金,解释着巴金,而巴金也印证着历史,还原着历
史。
注释:
①这是青野季吉《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一文的表述,转引自
靳明全,胡风. 对青野季吉的超越[J ] ,文学评论,2004 (1)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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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巴金,答诬我者书[A] . 巴金全集[ C] . 第18 卷,北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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