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虔诚的思者，海德格尔对媒体的不信任是刻骨铭心的，也是必然的。海德格尔在世期间，每隔20年左右，其著作就有一次成为“显学”的机会，他就会被翻箱倒柜地折腾一番，成为新一轮争夺话语权的交点。20年的周期与学术上的代际更替有关，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同时争夺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解释权，而每一代人都结合自己时代的焦点、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扭曲他的思想。代际之间越是争执不下，对他思想的扭曲就越严重，而媒体恰恰是赋扭曲于时代性的急先锋。一旦媒体成为话语的仲裁者，坚守思的尺度的思想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退出，自觉地逃遁，要么任由时代精神和主观意图随意涂抹和歪曲。

海德格尔属于前者，而且就他的思想尺度而言，他也必然地属于前者。虽然面对形式多样的、巨大的采访压力，他也只接受过两次采访，一次是德国电视二台1969年对他的采访，一次是《明镜》杂志1966年对他的采访。对《明镜》的采访海德格尔提出了条件，要在他去世后才能发表，因此，人们在1976年海德格尔去世后才读到了这篇访谈文章。两篇采访的内容有重复的地方，但德国电视二台的采访偏重思想方面，内容较短，而《明镜》访谈较长，内容也比较广泛，可以想象，这种媒体作品不可能增进对海德格尔“思的事情”的了解，但有助于了解“思的事情”与外在于思的事情的纠缠，有助于了解一个纯粹而又虔诚的思者在时代精神和媒体意见中的无奈与孤苦。本文以《明镜》访谈为主，辅以电视访谈的内容，对访谈中显示出来的“问题”与“追问”僵持的局面作一番梳理。

《明镜》访谈的时间是1966年，正是世界范围内极其动荡的时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欧洲的大学生运动，法兰克福学派主导了欧洲的思想界，法国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又以新的变体回到思想界，普遍的思想焦躁，变革社会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明镜》杂志在这样的时刻采访海德格尔，当然无法期望思想的纯粹和肃穆。《明镜》访谈的底线是让海德格尔为时代开出药方，宣布一套变革社会的纲领，因为很多“哲学家”都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他们变革社会的纲领，人们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海德格尔也有这样的期待。海德格尔拒绝让哲学卷入应用，拒绝哲学的直接的功能价值，认为只要在主体—客体中胡扯，就不可能深思到哲学的事情，而且让本来就来自于主体性的近代哲学克服主体性，根本就不可能，况且哲学本身也已隐退，转成了控制论，让已退出的哲学为社会变革提供纲领亦属非分之想。因此，在这篇访谈中，《明镜》记者千方百计把海德格尔从思的尺度和哲学尺度中拉出来，而海德格尔则紧紧守住思的尺度和哲学的纯粹性不放，这种僵持贯穿在这篇访谈的始终。《明镜》杂志最后只好以“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我们”作为标题发表了这篇访谈，而且是在10年之后。这次访谈使《明镜》杂志和海德格尔都经受了一场难言之苦。

《明镜》访谈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以《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为核心，涉及海德格尔的校长任职过程，对犹太人的态度，与纳粹的关系，转向尼采和荷尔德林的过程；一个是哲学与变革社会的关系，哲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一个是关于技术之本质的讨论。本文也依上述顺序寻觅这三个问题的路径。



1、《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在这里我无法讨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这篇校长就职演讲中的所有问题，而只限于《明镜》访谈中出现的问题。在《明镜》访谈中，海德格尔极力将《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的观点向《什么是后物理？》方向解释，确有牵强附会之处和辩解的成分。《什么是后物理？》是他的教授任职演讲，该演讲的本质在于把哲学—后物理作为整体来追问，以其获得来自sein自身的见识，而不是追问某一个或某一类seiende。其中也深及到哲学—科学—大学的关联中，他在《什么是后物理？》中说“科学领域分崩离析。处理各自对象的方式迥然不同。各种律令在分崩瓦解中纷然杂陈，如今只靠大学和系这种技术组织把它们拢在一起，并通过给专业设置实践目的的方式实现其意义。相反，科学的根脉在其本质的基础中已经死亡。”[1]这是一位在大学里主持讲座的教授对当时德国大学的判断，但不是一种主张。作为校长而不单单是哲学教授的海德格尔在《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说：“广为传颂的 ‘学术自由’已被德国大学所摈弃；因为这种自由是不纯粹的，因其只是消极的。”他在《明镜》访谈中进一步解释说：“因为这种‘学术自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纯粹消极的东西；这种受动的自由努力迎合科学研究的风气，把追思和沉思也作为科学对象看待。”作为哲学家和哲学教授，上述二段引文中的任何一段都没有什么毛病，而且其思索的尺度也符合一个哲学家的尊严。但是，如果将这里面的一些句子与一个校长联系在一起，与一个试图利用纳粹势力来实现自己的大学理想的校长联系在一起，就存在问题。如，德国大学是不是真的摈弃了学术自由原则？如果摈弃了，是主动的还是受迫的？“ 科学领域分崩离析”与大学坚持学术自由原则有必然的联系吗？“把追思和沉思也作为科学对象看待”是与学术自由有关系，但只是原因之一，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科学不思”与“科学具有效用”，而倡行效用正是近代主体化了的哲学的根基所在。学术自由原则只是顺应了这一趋势而已。如果只是出于恢复哲学前的希腊思想的沉思性和追思性的紧迫感而考虑学术自由的消极性，这是思者的深刻所在。但与政治语境结合在一起而反对学术自由，那将极具危害。

说到底，作为校长的海德格尔在谈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时，不可能恪守纯粹思想的尺度，借助外部力量实现他改革大学的理想，这是他对希特勒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他说希特勒的出现是一种破晓，说什么“此一破晓的伟大与庄严”，他也为大学提出了“劳动服务”、“军事服务”和“知识服务”的任务，他在校长任内也确实说过“任何学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原则。元首本人并只有元首本人才是当今乃至未来德国的现实以及现实的法则。”这些话都超出了一个思想家的言说范围，作为一个严重的思想事件的海德格尔，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无法接受。但作为一个校长的海德格尔，他不仅要借希特勒的力量达到革新大学的目的，而且他要通过革新大学达到革新科学的目的，使科学的基础回到哲学思想的肃穆上来，并进而使哲学通过自我克服回归到沉思的、艺术的地基上来，从根本上消解欧洲历史在源头上的虚无主义宿命。这条一再递归的深深的底线是那些刻意抵毁他的市民思想家们所无法理解的。海德格尔自己的辩解是：“在32个政党各执己见和公共舆论乱作一团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寻找一种能够代表国家的首先是社会的纲领…。我作为大学教师，科学的意义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大学使命的规定问题，就直接摆在我面前。我的这种考虑已经反映在我的校长就职演讲中：《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那时的大学校长没有哪个人敢在就职演讲中用这个标题。但是，那些扯着嗓子反对这篇演讲的人又有谁真正仔细研读过，通盘思考过，并设身处地地理解过呢？”

《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它既不重合于国社党的主张，也不是传统大学坚持学术自由的主张，而是一个虔诚的思者在不虔诚的时代和政治背景中提出的一种既虔诚又不虔诚的主张。但在那种极其特殊的时期，作为校长，敢于提出大学的自我主张这本身就是一种果敢的行动。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到底发挥了多么伟大的力量，很难说清楚，无可限量，但作为校长的海德格尔，在变化多端的政治格局中，究竟能有多大的力量，实是无助而又渺小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西拉库斯之旅是苦涩的，海德格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和西拉库斯之旅（当了10个月的大学校长）也只不过是重复了柏拉图的苦涩而已。政治是大众的艺术，不是自由思想家的栖身之地，思想欲左右政治，首先要使大众复活为自由的人，思想的美妙对政治的吸引力与人性的缺陷对政治的诱惑力根本不成比例。纯粹的思想家在威力巨大的政治面前，只不过是对幼稚和天真的一再诠释而已。

大学要有主张，要自我主张，这对世界上任何一所真正的大学都适用，没有自己的主张，就不能称为一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海德格尔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德国的大学精神是德国精神的一种显现方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但唯独德国人把精神视为实体，这一品质令人深思。作为大学教授、作为校长，海德格尔把大学的精神视为大学的实体也是德国精神内在尺度的外化，不足为怪，这正是德国哲学、德国文学、德国大学理念的迷人之处。不管《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有多少问题，还没有哪个人像海德格尔那样，赋予大学教育和科学如此深沉美妙的思想使命。



2、哲学对变革社会的作用



前面说过，《明镜》访谈的核心意图是迫使海德格尔为变革社会提供方案，让“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改革社会方面发挥“作用”。在“思的事情”和外在于思的事情之间，在纯哲学与“作用”意义上的哲学之间展开的对话耐人寻味、令人深思，我愿意在这里尽可能完整地引用他们之间的对话：

明镜：在以前的时代——当然不只是在以前的时代，人们总是在想，在帮助新思潮破土而出方面，哲学间接地起到很多作用，直接的作用比较罕见，但能间接地起到很多作用。只在德国人中举出康德，黑格尔直至尼采这些伟大人物的名字，马克思就更不用说了，就可以证明，哲学在诸多社会转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难道您认为，哲学的作用真的结束了？当您说哲学死了，没有什么哲学了的时候，也自然包含了这样的思想，今天至少已不再有什么哲学的作用了，假设可以谈哲学的作用的话？

海德格尔：我同样说过：通过另一种思也能发挥间接的作用，但不是直接的，好像思能因果地改变世界状况似的。

……

明镜：作为伟大的推动者，我们已经举出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例子。但就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现代世界来说，莱布尼兹也是推动者。我们相信，您就不能在当今发挥这样一种作用，您在前面也这么说过。

海德格尔：在哲学意义上不再有这样的作用。迄今为止的哲学角色，如今已被科学接过去了。要对思的“作用”给予足够的澄清，我们就必须更深入地阐释，这里的作用和起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为此要在起因、动因、导因、辅因、阻因和助因之间做出更基本的区分。但要获得这些区分所必需的恰当的维度，我们就必须首先充分地阐释充足理由律。……

……

海德格尔：……为了保护思不至于在一年内就被廉价抛售，而有必要在如今把思的路引向沉默。要使思能起“作用”，要用上300年时间，这也是可能的。

明镜：我们十分理解。但因为我们活不了300年，而是活在此时此地，所以我们无法接受沉默。我们，政治家，半吊子政治家，国家公民，新闻记者以及其他人，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做出某种决定。我们必须建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必须寻求改变它，我们必须守望通向改革的那扇窄窄的门，守望着那扇更窄的革命的门。我们期待哲学家的帮助，当然，即便只是间接的帮助，帮助我们完成社会转型。可是我们听到了什么：我对你们爱莫能助。

海德格尔：我还是无能为力。

明镜：这不能不使非哲学的人沮丧。

海德格尔：我真的无能为力，因为这个问题着实很难，倘若非要公开站出来说教并做出道德评判的话，这也有违思的使命。或许可以斗胆说这么一句：思想要吻合于尚未被思索过的技术本质之具有行星覆设力的秘密，追问这一未被思过的东西的思眼下还处于不彰显的状态。

明镜：如果他们都自认为是指路明灯的话，您难道不属于向导之列？

海德格尔：不！我不知晓直接改变当今世界状况的道路，前提是，假设这种改变是可以人为的。但我觉得，尝试过的思可以唤醒、澄清和巩固前述的意愿。

明镜：一个明确的回答——但一个思想家能够并允许说：等着吧，三百年之内会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这能说得过去吗？

海德格尔：这不是人类白白等上三百年的问题，问题在于，要从当今时代的那些几乎未被思过的基痕中运筹未来的时代，而且并非那种谶讳之术。思并非是不作为，而是基于思本身的作为，此一作为在于与世界命运的恳谈。我觉得，源出于形而上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及其互相转化的观念阻碍了我在思中理解到的敞开道路的视野。也许我在这里可以提一下我讲过的一门课，名字是“何谓思？”，已于1954年出版。在我出版的所有著作中，恰恰就是这本书读的人最少，这兴许也是我们时代的标志。

……

这段很长的对话本身已经把哲学与非哲学的立场摆明了。哲学要保持在是哲学的领域，思要紧紧守护思的事情，思的单纯因素，不可妄谈“作用”，哲学和思的“作用”，只要是自在的、自然而然的作用，要花去几百年的时间，而且要谈哲学的“作用”，也要以对“作用”做出吻合于哲学尺度的区分为前提。问题不在于社会能不能该不该变革，问题在于社会在什么层面什么尺度上变革；问题不在于哲学家对社会变革是否起作用，问题在于怎样起作用，起什么作用，起谁的作用；问题不在于列出一串在变革社会方面起作用的哲学家，问题在于什么是哲学；问题不在于哲学家是否令非哲学的人沮丧，问题在于哲学家是否使哲学自身沮丧，问题在于那最有待去思的东西不能入思；问题不在于在政治、社会与哲学之间瞎联系，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任意区分，不在于追求极限的联系，不在于每个人进行此种联系的独特能力和方式，而在于我们是否真的具有在哲学上言说联系的资格。况且在海德格尔这里还有一个哲学退隐的问题，技术座架的问题，科学不思的问题。

谈哲学就要在哲学内追问，谈论思想就要遭遇思的事情。西方哲学，源出于希腊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其严格之处就在于，它源于思想本身，不能用思想之外的、哲学之外的（如社会的、生产的等等）所谓原因来解释哲学和希腊思想，它自始至终都是哲学的内在历史，理念自身的展开。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外行，就只能在哲学的外围隔靴搔痒。它的发生是理念的发生，他的终结也是理念的终结，一种完成。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说欧洲的历史就是一部打开的后物理的道理。基于此，改革社会这种目标始终是哲学内在历程的外化，并非哲学本身，思的事情本身。海德格尔作为虔诚的思者无法容忍让哲学的成为不是哲学的，让不是哲学的成为哲学的，这以能区分哲学与非哲学为前提。基于此，他无法分享那些万能哲学家、市民哲学家的快乐，无法普遍联系，自然也不能普渡众生，而是虔诚地承认：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我们。



3、技术的本质



海德格尔的思想文本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沿着由存在而来的道路回到存在，这个层面的思的事情呼唤他重新解释了整个欧洲的哲学史，这既是一个纵深解构的过程，也是深思自希腊哲学以来欧洲人思想中的虚无主义宿命的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伴随着存在者向存在还原和递归的过程，不断指向真理的源初道说，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真理观（正确性原则）回溯到后物理（哲学）中的遮蔽与解蔽，直至回归到时间绽出的在场性，也即无蔽（aletheia），回到诗思同源和天地人神交属的林中空地式的寂静的轰鸣。第三个层面是探索哲学话语终结后的思及思的任务，这里有三个问题。一个是哲学在近代发生了主体化改造运动，哲学内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区分，瓦解了哲学的沉思品格；第二个问题是“科学的技术—实践取得的成效使哲学意义上的思想在当今越来越显得多余。思有自己本真的使命，正因为如此，它的境况困苦维艰，恰恰是科学的越权地位滋生了对思的陌生感，而现在又要求思给实践的—世界观的提问以回答，自然是无言以对。”第三个问题是提出技术座架。海德格尔技术座架的实质在于：不是反对技术，而是在沉思中把握技术的本质，使思契合于技术的本质；技术不是近代科学的应用，相反，近现代科学早已被希腊人深思熟虑的技术本质所规定，它只不过是这一古老的本质规定的缓慢实现而已；不是人向技术提出要求和驾驭技术，而是人的本质被技术及其座架要求着，这种要求之广阔、之具有命运性，早已超出了哲学以及由哲学而来的人道主义、人论、世界观、主—客体、辩证转化这些衍生物的解释能力，对这种广阔的具有命运性的文本转移过程，人类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甚至还处在盲思状态。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在多处提示，技术座架仍处于待思状态，“ 有待去思的东西的伟大之处太伟大了。”

直接促使他把技术座架列入思的使命中来的诱因是：“在过去的30年间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近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种覆设力，它规定历史的巨大力量无法估量。”最使他震动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将被摆到可制作的位置上，就是说，人们需要什么就能在纯粹的有机体内制造出什么：精干的抑或笨手笨脚的，机灵鬼抑或傻子。离这一天已经不远了。”海德格尔在技术的本质中看出，人被向人挑战的势力所覆盖，且不能从此一覆盖中解放出来，现有的思想框架根本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东西，因此他说：“我的真正用意是：理解技术的本质和技术世界。依我之见，只要人们在主-客体关系中玩弄哲学把戏，就不可能理解技术之本质。这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技术之本质就不可能被理解。”对思者海德格尔来说，真正的思想必须沉思适应技术本质的道路。

《明镜》访谈中海德格尔并没有提出技术座架中的基本语汇。在海德格尔的其他著作中也没有完整的有关技术座架的坐标。而是提出了在技术座架的本质中思可能要遭遇一种更高的可能性，指出“思想要吻合于尚未被思索过的技术本质之具有行星覆设力的秘密，追问这一未被思过的东西的思眼下还处于不彰显的状态。”思能做的只是向敞开的方向期待，期望思能敞开在技术座架之行星语言的广阔要求中。人在这种思中并非不能作为，而是必须按思的尺度作为，“我没有把在行星技术世界中的人类处境视为一种死结，视为一种解脱不了的关系，而是从中看出思的使命，划出它的边界，使其与技术的本质融会于一种充分的关系中。国家社会主义固然走入了这个方向，但他们这些人在思想上太无能，他们根本不能清晰地界定当今之事的所以然，以及300年以来一直酝酿着的东西的所以然。”在欧洲思想的深处，这300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岂是近代、近代科学、人文主义运动、资产阶层价值观可以了去的！只有能肩负起整个欧洲哲学史的思者（如海德格尔）方知其宿命的深重。

海德格尔一方面摸索（有从哲学走向哲学外的重重困境）技术座架的语汇，另一方面也期待在充分深思技术之本质的基础上扭转技术世界的时机。《明镜》访谈的关注点是扭转技术世界的时机。对思者言，深思技术的本质是思者的本分，对媒体言，抓住扭转技术世界的时机这个问题就找到了从社会方面解读海德格尔的汇聚点，把校长任职的问题，与纳粹的关系问题，尼采问题，荷尔德林问题，德国人与德语问题，德语与希腊语的特殊关系问题连在一起。在扭转技术世界的转机问题上，海德格尔首先认为美国的实用主义和操作主义“阻塞了沉思现代技术本质的道路”，无法沉思人类被技术要求着的关指，并说“技术时代的人类要经验到一种被要求的关指，不仅要有能力听到此一被要求的关指，而且本身就身处于此一被要求的关指中。我的思想就处于对荷尔德林的诗的无法回避的关指中。但对我来说，荷尔德林不是文献史中罗列的一系列诗人中的随便哪个人。对我来说，荷尔德林是指引未来的诗人，是期待神的诗人，正因为如此，他不可以只被放在文学史框架中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海德格尔多次说过，他的思就是应合荷尔德林的诗，因为荷尔德林的诗指引并预示了未来，充满了对神的期待。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正是面对技术座架时人类思想的处境。基于对此一处境的了解，他对德语、德国人和德国大学理念寄予厚望，因为“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是从什么地方出现的，其转向也只能在那里准备，这个转向不可能通过接受禅宗思想或什么其他东方的世界经验来完成。还是要借助于欧洲传统及其新格局来转思。思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同一规定的思来转变。”为此他在“与荷尔德林恳谈的意义上”看到了德国人肩负这一思的转向的特殊能力，其依据是“德语与希腊语及希腊思想具有特殊的内在亲缘性。”在这个基础上，海德格尔也认为神圣的激情和清醒的叙事，这种尼采意义上的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的冲突，“是德国人历史规定中隐然不现的格律，终有一日，我们必将愿意并准备完成它的造形。”

《明镜》记者期望海德格尔照着哲学的样式给出技术座架的框架图，并给出适应这一社会的制度方案。海德格尔当然拒绝这么做。在万般无奈之下，《明镜》记者抱怨说：“难道哲学家就不应该提出思想，告诉人类在这个由人类自己技术化的世界上，在这个技术也许已超出了人的驾驭的世界上应该怎样相处吗？难道人们没有权利要求哲学家为自己生活的种种可能性提供观念上的指导吗？”对此海德格尔的回答是：“就我的见识而言，从思的方面看，单个人没有能力在整体上把世界看得这么透，以至于能够给出实践的指导，况且要提出具体任务，首先要重新为思想本身找到基础才行。只要认真对待（思想）的伟大传统，那么非要在这里给出一些指导的话，就是对思的过分要求。”

海德格尔终究是思者，“思遵循的唯一尺度来自于有待去思的事情本身。”“思的最大危险却在于，仅就我所看到的东西来说，当今的思想家还没有哪个人足够‘伟大’到能够把思直接地并且在造形中带到事物面前，并因此走上思的道路。”我不知道《明镜》记者能在什么层面上理解海德格尔的这席话，但把“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我们”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倒可以给方方面面的人一个交待。记者，读者，荷尔德林，海德格尔，谁的神？



*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于德文版《明镜访谈》

[1] 《Was ist Metaphysik？》，Martin Heidegger，1992，Vierzehnte Auflage，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S8



原载《西北师大学报》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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