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深入研讨和反思这一文化纲领，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事业，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感到以往有关这一纲领的惯常提法，可能还有继续商讨的余地。
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哲学界，在提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都习惯于使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那一众所周知的表述，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实际上，在1942年以前，这一提法不仅在延安文化界，而且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都远非像后来那样权威。相反，当时还存在过，确切地说还曾流行过另外一种更值得重视、但后来却长期被忽视的提法，那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虽然，就基本精神而言，这后一种提法与前者并无本质区别，但我们认为，无论是在表达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的准确性方面，还是在体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共识方面，它都明显较前一种提法要更为贴切和完善。因此，今后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似应该采用后一种提法。
首先，从内容上说，直接凸显对“民主”文化和“民主”精神的追求，乃是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既然名之为“民主主义”的文化，无论是旧民主主义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不能不格外突出“民主”的内涵。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封建主义的遗毒还十分严重，反封建的任务还极其艰巨的时候，都更应如此。实际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都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传统，只不过是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范围，并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容罢了。
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他以“大众化”包容和取代了“民主化”。显然，他是看到并强调了“大众化”和“民主化”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这在当时国民党打着“民主”的旗号、却并不真正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有其特别意义。但是，“大众化”和“民主化”毕竟不是一回事，简单地以前者来包容或代替后者，仍是不太恰当的。在这方面，张闻天的有关表述较为清晰和严谨。他指出“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1]。
仔细品味他的概念，不难发现，在“大众化”和“民主化”之间，实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像主张个性解放，争取思想、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就是“大众化”的概括所难以涵盖的。另外，如果没有真正民主的思想、制度和民主的生活和作风作基础，所谓“大众化”，就很可能无法摆脱“封建化”的命运；同时，这种“大众化”还极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掉进“专制化”的陷阱。“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悲剧，早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经历过历史曲折的今天的人们更容易意识到，完全以“大众化”来包容或代替“民主化”，在理论上既说不通，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如果硬要以其中的一种来包容另一种的话，倒是应该将“大众化”逻辑地涵容于“民主化”之中。换言之，“大众化”只是“民主化”的一个深层的具体要求和体现，是对一般“民主化”内涵的一种补充，在根本上它是必须以尊重人的个性，实行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的自由为前提和基础的。
当然，若具体说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众化”也具有其独立于一般“民主化”之外的文化内容与特殊使命。它凸显文化明确服务于以工农为主体的大众的目标，强调文化切实地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但暂时“以普及为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定“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在于真正成为“民众自己的文化”，因而它要求文化人要真正了解和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需要，不仅在文化实践上而且在思想感情上要同广大工农民众真正接近，在语言等形式方面也要完全贴近民众。在那特别需要发动、启蒙民众起来革命，最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使命的历史年代，这种“大众化”努力的重要性自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民主化”之外，还要专门提到和强调文化“大众化”原则的缘由所在。
其次，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时的情形来看，“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原则或纲领的提法，较之毛泽东的三原则提法，无疑也要更能体现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实际认识和理论水平，更能准确地反映其集体智慧结晶意义上的那种共识程度。这一点，此前似乎未见有人提出，它成为我们在此要加以详细说明的又一重要理据。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过程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最初就是在该会上所作的报告。比毛早几天，张闻天和王明也在此会上分别作过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和《文化统一战线》的报告。其中，张闻天在提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时，便是明确将其表述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他还对其中每一项原则的主要内容作了明白的阐述，在当时受到大家的欢迎和认同。王明的概括也同样是这种四原则的提法。在他看来，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要“创造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2]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萧向荣，在这次大会上所作《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中，完全采用了王明的表述，他还表示，这正是“我们党所指示的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八路军的一贯的文化工作，就是依照着这个方向进行的”[3]。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发表了由艾思奇等起草的大会宣言，号召要“努力从各方面来提高文化的各部门，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为创造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4]。可见，大会最终所采用的并不是毛泽东报告中的提法，而恰恰是张闻天、王明报告中的提法。1940年1月10日和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之一《新中华报》曾刊登过两篇社论，题为《庆祝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开幕》和《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成就》，在提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所表述的也仍然是上述的这四个原则。
不仅如此，就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中共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宣讲新民主主义文化时，绝大多数所使用的都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如1940年4月26日，博古、凯丰等负责的《新华日报》在题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的社论中，同年7月7日，中共机关刊物《群众》杂志社社长潘梓年在《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就都是如此。潘梓年在解说“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原则的具体内容时，还完完全全照搬了前引张闻天的解说。又如1941年4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检查大会上也明确认定，“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5]。同年5月，邓小平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同样是完全引用了张闻天报告中的上述提法和阐释，并特别注明这是“洛甫同志”的观点[6]。至于在各抗日根据地所发布的各种具体的教育和文化施政纲领中，此类表述就更多了。
那么，在1942年以前，是否也有过使用毛泽东三原则提法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呢？应当说，极为少见，但还是有过，如刘少奇。1941年4月16日，在苏北文化协会成立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他就明确指出：“什么是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性质呢？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不过在同一报告里，他也使用过诸如“建立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民族的民主的新文化建设”等类提法。并且有意思的是，他一方面采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三原则，另一方面在具体解释这三原则的时候，又将其变成说明新文化运动的“民族性”、“科学性与进步性”、“实践性和具体性”。在他那里，所谓“实践性和具体性”，特指“大众化”的要求和体现，“它与大众的实践分不开，反映大众的实践，代表大众的思想与要求，又是为大众的实践服务的”，也即指那种不脱离人民大众实践的、不空洞抽象的文化；而“科学性和进步性”，则指“反对封建的反动的旧文化”、“提倡民主，提倡平等与互助，反对特权，指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之不合理，反对武断与盲从，提倡理性与科学，反对倒退、提倡进步与一切新的创造”的文化。[7]很显然，他是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内容合在一起谈的。虽然，刘少奇对“大众化”的说明显得不太清晰，但却表明“大众化”是区别于“民主化”的。也就是说，刘少奇表面上提的虽是三原则，其解释所体现出来的未尝不可说是四原则。或许正因如此，在他直接指导下成立的苏北文化协会，其“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协会工作纲领”中所使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而直接提的倒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原则。[7](P,245-246)
实际上，毛泽东也是曾经主张过四原则提法的。1939年12月13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文代会报告内容的时候，他曾专门强调：“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9]
据新近出版的《张闻天年谱》记载，早在1939年8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邓发、邓小平等人，已经就有关的文化政策和文艺方针问题进行过讨论了。其中，周恩来、张闻天等就曾发言主张，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之外，还应当特别提到“民主化”。如张闻天就指出：“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化是对的。”[10]
由此观之，“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原则或纲领的提法，在理论上既更能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在实际上也更符合中共高层和延安文化界领导层在建构这一宏伟的思想体系时的认识实际，更能体现他们之间的理论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四原则的提法即便后来在毛泽东的三原则提法已差不多变成绝对权威的时候，也仍然有人在继续坚持着。如1945年8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的《施政要端》中就明确宣布，要“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11]。次年6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的《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一书，在提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时也指出，这一方针“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是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真理的认识无疑需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现在，或许该是我们重新回到这一曾经达成过的共识点上去的时候了。
另外，对于上述的这几条原则或纲领，我们以为还不能像以往长期流行的那样，简单地将其概括为所谓“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化的方向”，或像王明等人概括为“民族的形式，民主的内容，科学的基础，大众的服务对象”之类。因为无论是民族的、民主的，还是科学的、大众的，它们都既是文化的形式，也是文化的内容，或者说它们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蕴含在内容之中，同时还代表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它们所共同反映的，乃是一种有机联系的整体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精神。所以，无论是哪种具体的概括，只要它将形式、内容和方向割裂开来谈论，就都是有欠妥当的。
【参考文献】
[1] 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J].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
[2] 王明.文化统一战线[N].新中华报，1940.
[3] 萧向荣.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J].中国文化，第1卷.第4期.
[4]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J].中国文化，第1卷.
[5]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记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47.
[6]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
[7] 胡采.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篇：（一）[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59-68.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49.
[9] 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617.
[10] 中国革命根据地记事[M].298.
[11] 教育阵地社.新教育丛书之五：上册[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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