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 页 >> 学术研究 >> 史学 >> 隋文帝的政治格局
学术研究
点击排行
最新文章
热门标签
哲学 影评 符号学 分析哲学
管理 经济危机 贫富差距
传播 新闻 和谐社会
历史 胡塞尔  人口比例
郎咸平 华民 林毅夫 价值观 
司法公正 国学 正义 人文 
存在主义 现象学 海德格尔
史学
隋文帝的政治格局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黄朴民 点击:2946次 时间:2017-02-25 20:04:49

  在多如过江之鲫的中国古代皇帝中,隋文帝杨坚肯定不是庸君,更不是昏君、暴君,而是称得上“明君”的人物。

   

   他精明强干,能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以北周外戚的身份,从周静帝宇文衍手中夺取北周的政权,登基称帝,建元开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隋王朝,“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泽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赵翼《廿二史劄记》“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条)

   

   他天纵英武,顺应“大一统”的历史潮流,周密筹划、精心准备,当机立断,果断起兵,发动大规模的平陈之役,千军齐发,所向披靡,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一举翦灭盘踞在江南一隅的南陈王朝,“在期一举,永清吴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揭开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他知人善任,深知治国安邦,须臾不能离能臣干吏辅佐的道理,“是以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春秋繁露.立元神》)信任与重用高颎、苏威、虞庆则、杨雄、杨素、杨俊、贺若弼、韩擒虎、李德林、薛道衡等文武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开皇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锐意进取,厉行改革,除旧布新,健全法制。其即位伊始,就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将关陇为本位的政权,与山东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相融合,以保存有汉魏传统文化内涵与特色的河北高齐体制来变更、改造西魏以来的关陇旧制,废除酷刑,推行新律,精减机构,整顿吏治,制礼作乐,征求图书,尊崇三教,并用儒法,使隋朝的政治秩序很快得以建立,隋朝的政治生活迅速走向正常,史称隋文帝“革命数年,天下称平”(《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当为公允之说,洵非虚饰之辞。

   

   他关心民生,爱惜民力,重本倡农,发展经济。隋文帝在位期间,实行大力发展农业、繁荣经济的基本国策,改良并认真落实均田令,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人力大修水利,增加收成,广置粮仓,开设义仓,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同时整顿户籍,建输籍之法,依样定户,抑制豪强,节制赋役,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适度鼓励工商业,激活经济。在短短的十几年后,使隋朝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库藏皆满”,国力称盛。

   

   他勤政匪懈,俭朴自律,不尚奢华,不慕虚名。隋文帝杨坚堪称是历代帝王中勤勉于国政的典范,甚至可以说是十足的“工作狂”。史载其“每日临朝,日昃不倦”,那种干劲,简直让人惊讶诧异,“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可看出他在国家治理上的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更值得肯定的是,隋文帝谦虚谨慎,贵有自知之明。贺若弼拍马屁,将当年为平陈而进献的策略谋算冠上“御授”的名目,称曰“御授平陈七策”,进呈隋文帝,隋文帝不屑一顾,原物奉还:“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众大臣溜须拍马,恭维隋文帝德配天地,再造太平盛世,鼓动他封禅泰山,树碑立传,连那个亡国后苟延残喘的陈后主陈叔宝,也献诗效忠,进言封禅:“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可隋文帝头脑很清醒,明确表示“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来虽然还是拗不过大臣们的一再劝告,去了一趟泰山,但只是用了“东狩”的名义,毕竟始终没有冠上“封禅”的旗号。身处权力巅峰的皇帝,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也是难能可贵的。

   

   正因为隋文帝身上有诸多优点,一生有不少贡献,故后世的史臣对他的评价从总体上讲,还是比较肯定的: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安泰晏如,功业昭昭,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堪称一代良主。应该说,这个评价,大致并不离谱。

   

   做皇帝能做到这般地步,当然是非常不简单、非常不容易,乃至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这距离“圣明”,恐怕还有一段路。这个差距,就是缺乏真正的睿智,缺乏超越的境界,一句话,是政治的格局不够恢宏,政治的器度尚有软肋。我朋友袁刚教授在《隋炀帝传》一书中,言称隋文帝“天性沉猜,行察察之政,尚够不上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总揽政治全局,把握施政方向,理应该高层建筑,抓纲举目,抓大放小,而不宜事必躬亲,苛刻细节,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否则就是有三头六臂,浑身解数,也必然会陷入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的窘境,无法做到应付裕如,纲举目张。所谓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俱到;什么都是重点,那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重点。当年秦始皇每日以处理公文三十石为程而导致秦政苛酷细察的结果,诸葛亮日理万机落得积劳成疾、中道崩殂的下场,就是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文帝勤政励治,夙夜匪懈,是优点的同时,也是一种明显的不足,过于勤奋,大包大揽,模糊重点,忽略关键,结果就是锱铢必较,买椟还珠。只汲汲于事务性的细节,而轻忽了战略性的大体。

   

   这一点,后来的唐太宗曾予以尖锐但又准确的评说。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向大臣萧瑀询问:“隋文帝如何主也?”萧瑀回答道:“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不纵欲,长时间工作,深入基层,吃工作快餐充饥,在常人眼里,那是统治者的美德。

   

   然而,唐太宗却颇不以为然,大摇其头,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而照不通,至察而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顺而已!”唐太宗对隋文帝躬亲庶务之弊端的针砭,可谓是击中要害,道出了境界低仄、格局狭窄是隋文帝作为皇帝的明显弱点。

   

   正因为隋文帝政治格局过于狭隘,其个性上“至察则多疑于物”,故他在骨子里往往很难真正信任臣僚,时刻加以提防,生怕人家对自己有所隐瞒和欺骗。于是他就忍不住经常暗中派遣亲信到地方上探究情况、侦察动态,了解吏治得失。更可怕的是,他还热衷暗设圈套,挖下深坑,引诱官吏见利忘义,主动上钩,如经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发现有受贿者,必加严惩,处以极刑,“无所宽贷”。这纯粹是下三滥的招数,毋怪乎,后来的封建史臣也非常看不惯隋文帝的所作所为,斥责其“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这样的政治器局,这样的施政风格,当然无法调动臣下的积极性,为躲避无妄之灾,大家都觉得干事容易出问题,不干活反而安然无恙,所以就合情合理地选择置身事外,束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史称:隋文帝“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同上),这就不能不说是隋代政治的莫大悲哀了。

   

   隋文帝狭隘的政治格局,不但让各级官吏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杯弓蛇影,无以聊生;也让普通民众肝肠寸断,有如惊弓之鸟,整天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

   

   隋文帝不信任官吏,当然也不会放心民众。他虽然关心民众的生活,但是从内心深处是非常惧怕民众“啸聚山林”,犯上作乱的。为防止出事和动乱,他严禁民间私藏“大刀长槊”一类兵器(好在还没有像元朝那样禁藏菜刀),下诏令规定:“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连大一点的船只都要加以没收,理由很可笑也很荒唐,就是大船装载人员多,可能被用来“藏匿奸党”:“天下船长三丈,谓其既大,必能藏匿奸党,并令没入官。”(《独异志》)民众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生存,当然是举手投足,处处提心吊胆,讲话发言,时时战战兢兢了!

   

   要在社会上搞“维稳”,自然要假借酷吏之力。隋文帝懂得这层道理,因此放手任用酷吏,对他们多方关照,优渥有加。当时,有个大名鼎鼎的酷吏,名叫燕荣,时任青州刺史。这位燕荣在任上,曾招募一些身强力壮的大汉,担任“伍伯”,相当于当代的警察或“城管”。凡是有人路过青州地界,伍伯必加查问,稍不如意,就鞭挞路人,且下手极重,“创多见骨”。效果还挺明显,使得“奸盗屏迹,境内肃然”。其他州县的人闻风丧胆,凡是行经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地界时,都是“畏若寇仇,不敢休息”,生怕惹祸上身,丢命致残。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酷吏,隋文帝乃是视为至宝,“甚善之”,当燕荣入京朝觐时,隋文帝对他“特加劳勉”,专门赐宴于内殿,并下令王公贵族写诗作赋歌颂这位酷吏(见《隋书》卷七十四,《酷吏燕荣传》)。隋文帝这种作派,自然也是其政治格局狭隘的正常反应。

   

   隋文帝的节俭,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作为皇帝,能做到俭朴节约,当然要远比荒淫奢侈来得好。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节俭虽是美德,但也不宜将它强调、夸张到极端的地步。俗话说“真理过了一步,便成了谬误”,节俭的道理也是如此。它必须讲究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起相反的效果,即所谓“过犹不及”。

   

   隋文帝励精图治,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使经济得到复原并走向繁荣。可是他在本人节俭的同时,也舍不得让老百姓过上较为富足舒服的日子,紧紧地守着国家的财富,死活不让肥水外流。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还是过着紧巴巴的苦日子,没能分享国家经济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在民众遭遇灾荒,生活难以为继时,也不愿赈灾抚恤。

   

   《贞观政要》中所记载的唐太宗有关隋文帝过度节俭的批评,就打出了隋文帝的原形。“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在唐太宗看来,隋文帝的节俭,有时到了不合人情的地步,说到底,这是隋文帝不爱惜百姓的自然结果,可其多年聚集的财富,只是助长了炀帝的奢华。这真是“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曰:“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读通鉴论》卷十九) 这更是进一步剥去了隋文帝头上的节俭光环。而隋文帝之所以会将“节俭”这种可贵的美德“异化”为吝啬和贪婪,走到了反面,归根结底,依旧是他政治格局过于狭隘的必然产物。

   

   因为隋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以他的政治格局也直接关系着隋朝的政局发展,决定着隋朝的国祚延绵。很显然,他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他的视野、他的识见,从而也影响到他的判断,他的决策。所以,在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表象背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隐藏着致命的问题。

   

   当隋文帝东狩祭祀泰山之后,一般人都以为天下从此将达致太平,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却是忧心忡忡,认为变乱不可避免:“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必须承认,这些分析与判断是正确而高明的,充满着睿智,是毋庸置疑的真知灼见。

   

   隋王朝短短三十余年即走向崩溃,走向覆亡,根子的确是在隋文帝的身上,是他政治格局的局促与狭仄,导致了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恰如史臣之所言:“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共[1]页

黄朴民的更多文章

没有数据!
姓名:
E-mail:

内容:
输入图中字符:
看不清楚请点击刷新验证码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投稿须知 | 版权申明
地址:成都市科华北路64号棕南俊园86号信箱·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办公室 邮编:610065
联系电话:86-028-85229526 电子邮箱:scuphilosophy@sina.com scuphilosophy@yahoo.com.cn
Copyright © 2005-2008 H.V ,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支持:网站建设:纵横天下 备案号:蜀ICP备170041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