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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教授成就评价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千帆
李学勤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明史,时段大致是从文明起源到汉初,与《史记》的跨度相当。在甲骨学、青铜器、简牍帛书、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学术史、年代学等相关领域,他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李学勤教授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他从1950年起开始研习甲骨文,着手整理缀合殷墟甲骨。在对殷墟甲骨分期的争论中,他通过《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7)、《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1958)、《论妇好墓及有关问题》(1977)、《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1981)及《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2008)等论文,建立、发展并完善了“两系说”,至今影响深远。他在1959年发表的《殷代地理简论》利用排谱法研究殷墟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地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一本专门研究商代地理的著作。他还强调研究甲骨文所反映的礼制问题,认为认识殷商礼制要从周代礼制入手,把商周两代礼制结合起来研究。而早在1956年,他就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中首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如今,西周甲骨已成为甲骨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李学勤教授对战国文字也有深入研究。他在1956年发表的《战国器物标年》及1959年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综合讨论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简帛,把战国文字划分为秦、三晋、两周、燕、齐、楚等系,较前人的东、西二土文字学说或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等学说更进一步。这标志着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形成。在研究战国文字过程中,他强调将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他在1984年出版的《东周与秦代文明》对战国文字进行了系统的宏观分析,并提出应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古文”之学,指出《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籍具有的特殊价值。
在青铜器研究方面,李学勤教授注重把考古学方法与文字学、文献学成果结合起来,从形制、铭文、纹饰、功能、组合、铸造工艺、艺术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他还强调青铜器的铭文研究,并对青铜器分期断代发表了独特见解。他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把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辅以古文字学论证。考虑到青铜器的多线演变,他认为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并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这些主张都是具有建设性的。
在战国、秦汉简帛研究领域,李学勤教授也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亲自参加或主持过多项新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如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江陵张家山汉简等,并参加过定县八角廊、大通上孙家寨等批汉简的整理工作。自2008年起,李学勤教授带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研究团队,集中力量投入“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释读工作。这批简的整理研究必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新出土文献,李学勤教授提出重写中国学术史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继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主要涉及战国时期儒家、道家著作,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儒家典籍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他不仅根据新材料进行文字学研究,更关注与之相关的学术史问题。在简帛佚籍的研究中,他将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联系起来,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并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史研究。
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与他在1982年提出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1992年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是密切相关的。他通过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提出古人对当时发现的佚书整理的要求和标准可能和今天不一样;通过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古代典籍是很难简单地用真伪二字一概而论。虽然这一论点引起了不少学术争议,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在思想史研究中,他充分认识到理论探讨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一定要具备广阔的文化背景,并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因为汉以前的历史虽然有不少文献记载,但毕竟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从文献中把这些历史完全读出来,需要用一定的理论来统御这些文献材料,才有可能对古代社会形成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直以来,李学勤教授的学术工作都以不断发展的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他认为,考古学的收获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物质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而且能够通过物质反映古代的精神文化。他尝试把中国考古学的比较研究归纳为中原地区各文化、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各古代文明之间等渐次推进、由近及远的五个层次。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后来的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即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协作的探索。作为这一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领导组织了这项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他是这项研究工作的主要设计者,并与近200位学者合作,就很多学术难题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虽然这项工程也受到社会的批评和质疑,但是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不容忽视。在此基础上,李学勤先生还作为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于2001年至2004年展开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
最后,李学勤教授也十分重视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20世纪 90年代初,他主持创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与有关学者一道推动了国际汉学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六十年来,李学勤教授身体力行,为促进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国际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基于李学勤教授的上述贡献,我认为他符合“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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