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推荐书

 

 

 

中国传统学术有义理、考据、辞章之说。20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的整体变革，中国传统学术发生了诸多变化：义理方面，各种新说（包括传统学说的再诠释）层出不穷；考据方面，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诸多方法被引进和应用；辞章方面，不管是语言形式还是文体形式，也都已与传统相去甚远。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对中国学者的挑战不言而喻：如何在“趋新”的同时而不“失故”，既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又切实地回馈我们生长的社会与文化，至今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任务。显然，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变革一样，没有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努力，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从这个目标来看，我们今天仍然“在路上”——但“在路上”的人是光荣的。

从这个角度看，“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应代表这一百年多来中国人文学术界“昌明国粹，融汇新知”的努力方向。根据这个理由，我愿意推荐李学勤先生为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从二十出头进入学术界，李学勤先生已经笔耕了一个甲子之久。他广泛涉足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在上古史、古文字学、考古学、中国思想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其知识之广博、见解之精到，学界罕有其匹。他在很多问题上都做出过原创性的贡献：提出甲骨卜辞“分类”与“断代”的区别、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鉴定出西周甲骨文的存在、提出战国文字五系说，以及较早展开对晚明思想家方以智的研究等，都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晚年，他仍保持着充沛的学术活力，不断提出新的思路和概念。

李学勤先生的著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历史学发展的脉络。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新学术”的产生，得力于新史料的发现和采用。李先生以甲骨文研究进入学术界，进一步扩充至金文、青铜器研究。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大量简帛的出现，国内外兴起简帛研究的热潮，李学勤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至今仍是领军人物之一。考古学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致力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的工作，不断地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李学勤先生反复强调考古学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也充分利用了考古学的成果，近年更提出“比较考古学”的课题，高屋建瓴，只眼独具。他不断地参与中国学术界的潮流，也开创着中国学术界的潮流。

对多元文化的探索，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成就。这首先体现在打破中国文明起源单元论方面。李学勤先生利用考古学成果，继续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他对上古史的探讨，不仅注意中原，也注意了西秦、巴蜀、南方的楚越文化。“比较考古学”更是把目光投向中国的邻邦、太平洋，乃至世界其他文明地带，讨论中国和它们的关系。应该说，这种眼光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最为急需的。中国学术要参与世界的对话，决不能关起门来，“知中国而不知有世界”（梁启超语）。李学勤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带了一个头，我想，以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此后会有更多的人把“世界”带入“中国”研究。

李学勤自言，他的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的原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出自傅斯年之口，“实事求是”则出自乾嘉学者钱大昕之口。李先生引用这两句话，展示出他足够现代，又自觉继承传统的学术特色。因此，在发掘新史料的同时，他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从简帛研究开始，他进一步回到古代学术史，对传统的经学、诸子做了深入探讨，对古典文献的形成等传统课题予以了新的解释。近年来，他根据中国现代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的成果，在冯友兰先生的“释古”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提醒学者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文献，突破简单的“真伪”二分法，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说，注重新旧材料的运用，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都还属于广义的“考据”的话，那么，李学勤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决不能仅以“考据”视之。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受过逻辑学的训练；跟从侯外庐先生，通读并深研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提醒学术界应具有“理论的眼界”，要把学术研究提高到“理论水平”上，要“有一个归结点”，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同时，他自己也对此身体力行。“比较考古学”、“走出疑古时代”等概念的提出，以及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思考，都是这种理论自觉的表现。他对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早期学术史的研究，更体现出高度的“义理”修养。

最后说到“辞章”。对学术著作，辞章绝非不重要；但学术著作的辞章，追求的不是华彩流光，更是一种朴素、清晰、平易近人的风格。李学勤先生的文章，决不故作玄虚，而是简洁明瞭，保持着一种极为可贵的清新感，却比今天不少喜好玩弄名相、以使人昏昏为尚的著作给人更多的知识和启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面镜子。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就得时时照照这面镜子，有时候会脸红。脸红是件好事，孔子说：“知耻近乎勇”。懂得羞耻，中国学术界在路上，会走得更稳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