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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汉学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罗锦堂 点击:37913次 时间:2015-07-05 17:42:43
(一)国故学与国学
“国学”的由来,是与“西学”对称的。因为在近百年来,由于战争及通商的关系,海禁大开,中西往来,日益频繁,西方的学术文化,随之东渐,遂产生了“西学”这一名词,于是把中国固有的学术,则称之为“国学”,犹如我们现在称北京戏为国剧,篮球健将为“国手”一样,是含有尊敬而又能代表着中国的意思。定海马瀛氏,在所著《国学概论》一书中曾说:
章太炎《国故论衡》一书,即首以“国故”称中国固有之学术者也。“国故”者,盖为中国掌故之简言。“掌故”二字,始见于《史记》,本为一国之文献,故章氏遂立此名;然国故乃指所研究之对象,不可指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于是称此研究对象之科学者,有“古学”、“中学”、“国故学”、“国学”等歧异之名词;然“古学”,本因“新学”之名而生,含义混淆,本不适用。“中学”之名,以西人称我国之学术斯可;若我国人,亦自称其固有之学术曰“中学”,实嫌赘废;且与学校之称易混,亦未得当。此四名词中,自以“国故学”、“国学”二名为宜。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迳称之曰“国学”为较宜。
从马氏的这段话中,亦可窥知“国学”二字之演变经过,最后始可约定俗成,普遍为人所接受。此外,胡适先生,在《国学季刊宣言》中也说: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认清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
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的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胡先生的这个看法,和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也”(注1),是一个道理。史就是事,事有过去的事,有现在的事,也有将来的事。研究过去的事就是史,包含着经、史、子、集、文字、语言、艺术、山歌、民谣等。这样看来,属于“国学”的书籍,实在太多,真是汗牛不能尽载,充栋不能尽藏。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又常说我们是黄帝的子孙;如果把中国的历史,从公元前二六九八年黄帝即位时算起,到孔子降生的公元前五五一年止,其间足有二一四七年;及至孔子五十岁为鲁司寇时,已达二一九八年之久,即公元前五〇〇年。再从公元前五〇〇年向下推,到今年一九九八年为止,已有二四九八年。可知中国文化的发展,自黄帝到孔子,约二千五百年;自孔子到现在,也差不多是二千五百年,合起来,约有五千年之数。
    既然,自黄帝到孔子,中国的文化,已经有二千五百年,其间一定有许多典籍保存下来,不然,何以孔子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2)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我们祖先所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相当丰富,相当伟大,他自己只要把那些东西加以整理或研究,就足可传世,不必再去从事自己的创作,所以他一直忙着做删诗书、定礼乐、繫(ji)周易、修春秋的工作。他把中国固有的各种典籍,全面加以系统化,依照其内容的深浅,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注3);这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古代的学术,门类虽繁,归纳起来,就成了此六大类。另外,有人以产生的先后为次序者,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注4)。无论如何分法,只是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的意见,但其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其中只有“乐”已亡佚,事实上就只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种,这五种书,在汉代是当作治国的宝典,地位是相当的崇高,而且在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还立了五经博士,专门讲授;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以经典中所说的话为标准,现代人说“违背宪法”,在政治责任上,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古时候的人说“离经叛道”,在道德观点上,也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因此经书有着无上的权力,是任何人不可忽视的,说文段注谓:“三纲五常六艺,得天地之常经。”他把六艺(注5)和三纲、五常一样的看待,以为是天地之常经,其重要可知。
自从孔子整理了六经以后,中国的典籍,不断增加,而历代学者,也就不断加以整理,例如《汉书·艺文志》(二三年)、《隋书·经籍志》(六一七年)、《宋史·艺文志》(一二七六年),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一七八二年),都做过全面性的整理,尤其四库为晚出,计收一万零四百四十八部,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部,即穷一生的精力,也是无法读完的。
至于四库全书的修订,是依照《隋书·经籍志》的办法,共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这部书,可说是五千年来,中国学术文化的总结晶;是学人士子的大宝库,凡是称之为“国学家”,或“国学大师”的人,就必得要在这些典籍上,有深厚的基础,把它融会贯通,自由运用;否则,若只能专门于某一方面而不能有全面性的研究时,长于经者,称经学家;长于史者,称史学家;长于子者,称哲学家;长于集者,称文学家。再等而下之,或称某人是诗人,某人是文人;某人是红学专家,某人是戏剧专家,却不能随便称之为“国学家”,或“国学大师”的。
(二)中国的汉学
其次,再看“汉学”。我们在传统中所谓的“汉学”,是指汉代的训诂之学,曾国藩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职志,名曰汉学。”(注6)例如西汉的丁宽(注7)、伏生、申培公、辕固生(注8)、韩婴(注九);东汉的包咸(注10)、贾逵、郑众(注11)、马融(注12)、许慎、何休、服虔(注13)、郑玄(注14)等,都以训诂章句,来阐发儒家的经典,互为影响,蔚然成风,于是揭开了汉代训诂学的鼎盛时期。
汉儒之所以喜欢训诂章句,是由于秦火而后,残存的典籍,琐碎散漫,若不加以字句的推敲和文义的考证,学者无法研读,这本是一个好现象,可是后来学者,走上极端,穷毕生之力,在故纸堆中打滚,滚来滚去,了无新意,仅在一字一句上大做文章,一味地便辞巧说,置经典大意于不顾,就成了煮木屑之羹,烧铁钉之饭,造成许多无用的学究;终日劳筋费神于词章训诂之中,不知“心”之可贵。这种风气,一直盛行到宋代,不再为人所好,于是学者相继责难,由于受了禅学的影响,觉得儒家的寻枝逐叶,本领太拙劣,群起打伐,一扫千年来的恶习,另外创造新局面,反转来在六经上搜集先贤所有言心的地方,大做文章,以为是“本领功夫”。从而寻求孔学真精神,乃称之为“新儒学”,有时他们在儒家理论之外,又掺杂佛道的思想在内,遂又称“道学”(注15);有时,他们也谈性命,所以又叫“性理学”,或称“理学”(注16),但外国人则写作“新孔学”(NeoConfuciouism),事实上也就是“新儒学”。这种新儒学,“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注17)当胡安定为国子直讲时(注18),在京师大学主讲,(程)伊川那时只有二十岁,一走进课堂,安定就问他:“圣人门中有三千学生,为什么单称颜回为好学?这三千学生,都读诗书六经,有些而且读得很通,都不算得好学,那颜回所好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伊川开口答道:“学是要学到做圣人之道,圣人是可学而至。”(注19)这师徒二人,一个问得十分吃紧,一个答得也是十分恰当。又如南宋时的陆象山(注20)也说:“尧舜曾读何书?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注21)这就是所谓新儒学的精神。他们这种精神,此北宋到南宋,一直贯注到底,文天祥在燕市能从容就义(注22),就是要保持他的“浩然之气”,要做个“浩然”之人。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序录》说:“巽斋(欧阳守道)之门(注23)有文山(文天祥),径畈(徐霖)之门(注24)有叠山(谢枋得)(注25),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巽斋是出于朱子学派,径畈(fan)是出于象山学派,乃知新儒学在民族文化精神方面的建树,厥功至伟!而这新儒学的直接来源,便是六经。例如伊川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明道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这就是说,明道先生学问的来源是六经,最后的归结也是六经。又如吕与书(注26)做的《横渠先生(注27)行状(注28)》,说他见范文正公(仲淹),范文正公劝他读中庸,他读了,他也觉得很喜欢,但并不满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费了几年工夫,仍茫然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于是焕然自信,以为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这也是以六经为其学问的来源,也以六经为他的归结。究竟六经应如何去读它?伊川说道:“学者要自得,六经浩渺,乍来难尽晓,且见得路径后,各自立得不同门庭,归而求之可矣。”(注29)至于伊川自己所见的路径是什么?他以为初学的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其他莫如论孟;中庸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其书虽是杂记,不分精粗,一滚说了。他并且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注30)这是他在六经以外,建立了论、孟、学、庸四书的新经学。自从他开了这个途径,后来朱子竭力支持他的看法,做了《论孟集注》,又做了《学庸章句》;他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观古人微妙处(注31)。从此以后,四书的新经学,与六经的旧经学,就成为士子们的敲门砖,圣贤的立脚石了。
总括来说,宋代理学家的正统派,是从周敦颐开始,中间经过程颢、程颐、张载,一直到朱熹,号称为“宋五子”。“五子”之中,以朱熹为一代的大宗师。及至到了清代,一般学者,以为宋代的那些理学家们,其思想多混杂老佛二氏的见解,而非儒家本来面目,顾炎武(注32)以为:“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注33)可见他只承认经学,不承认理学。从此以后,他们又倒过来提倡汉学,他们以为:“两汉经学,所以当遵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注34)其后又有惠栋、戴震起来,对宋学一味求新而违背了圣人原有的经义,大为不满,公开打起反对宋学,恢复汉学的旗帜;另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及《宋学渊源记》。于是汉学和宋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上的两大壁垒,代表宋学的是朱熹,代表汉学的是郑玄。
(三)西方的汉学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另一种“汉学”,与前述“汉学”和宋学的“汉学”名同实异。原来日本人称中国为汉,于是也就把中国的学问,称之为“汉学”,即相当于英文的Sinology一字,这Sinology一字,在欧洲人的眼光看来,是与所谓“埃及学”、“印度学”无异,以为是久已沉沦的古老帝国文化的一种,多少含有轻视的态度,但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中国的文字,也从没有废弃不用,不像印度的梵文和埃及的象形文,已经成了死的语文,因此有人反对把中国之学,称为“汉学”。其次,有人以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等各族混合而成,若单言“汉学”,好像只是汉人之学,没有包括其他各民族在内,似乎欠妥,不如改称“华学”;然而有些人却表示反对,以为“华学”二字,与佛教的“华严学”简称“华学”,以及物理、化学的“化学”,发音相近,易于引起误会。另外,有人以为“汉学”的名称不科学,因为现代学术,分工很细,研究中国文学,应归入文学的范围,语言的,归入语言学范围,以至史学、哲学、艺术、农业、商业、人口等,无不如此,所以主张以地区的名称称之,较为合理,如关于东方的,就叫东方学或东方研究;关于远东的,叫远东学或远东研究;关于中国的,叫中国学,或中国研究。可是这样的区分,仍然不够清楚,譬如以中国研究来说,中国的农业,应归农学,中国的动物,应归动物学,乃至天文、地理、海洋、地质、生物等,莫不如是,因为这些学科,各有所专属,并非中国所独有,不应包括在西方人所谓的“中国学”之内。其实以西方的标准而言,他们当初所指的汉学研究,通常是限于古代中国所独有的文字、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而言,后来也逐渐地把近代中国的那些学科,也包括了进去;除此之外,也就不必再增多,不必再减少,就如我们所说的十三经一样,固然并非有无上的权威,可是大家叫得久了,用得久了,就习以为常,成为定型,没有再增为十四经、二十一经;或减为九经、七经的必要;也不必把易经归入哲学或自然科学,把诗经归入文学、书经归入政治学、春秋和三传归入史学、三礼归入社会学、尔雅归入训诂学、论孟归入伦理学,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究竟外国人所说的“汉学”,是否就等于我们所说的“国学”?我们的回答是:有些相似,但不全同。因为一般人所说的“国学”,通常是指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包括文学、史学、哲学、文字、艺术等,但在文学范围内,只承认诗、词、散文,而把戏曲、弹词、变文以及小说和民间歌谣等,没有包括进去。周法高先生曾说:“在抗日战争时,有人在四川成都大学的训诂课上,引到元曲,就为那些正统派所耻笑。”(注35)因为“在那些正统派的心目中,文字学、必宗说文;声韵学,必宗广韵;训诂学,必宗尔雅。”他们“以十三经、二十四史、先秦诸子、文选、文心雕龙为其宝典。通此者,方可称为‘国学家’、‘国学大师’。”(注36)这样看来,如果研究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小说,或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之类的戏剧,都在“非文学正统”的歧视下,得不到发展;至于民间文学中的变文、弹词、子弟书等,就更不必提了,可是这方面的资料和题目,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却正是研究汉学的好对象。周法高先生又说,因为一向中国人的观念,喜欢守旧,而不喜欢创新,好抱残守缺,而不大注意新兴的学问,例如中国的寓言,中国的神话,极不发达;此如中国宗教史、中国美术史、比较文学以及文艺批评等,都不大强;至于有关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交通关系的研究,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回教等各方面研究的人,也寥若晨星。第一部中国通史是日本写的(注37),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是日本人写的,其次是英国人写的(注38),都比我们自己动手得要早。尤其当日本人写的中国通史问世时,我国学人夏佑曾愤慨地说:“如果因为学术发展的程度还未充分,中国人不能写出一部本国的通史,那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可是现在由日本人首先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则确是中国人可羞的一件事。”(注39)另外,如日本人编的《汉文大系》、《中国书道全集》、《大汉和辞典》等,都走在我们的前面,因为日本人都好新奇,他们不喜欢老是走旧路,而要寻求更开阔的境界,恰恰与我们抱残守缺的习性相反,所以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退步的。记得王缁尘的《国学讲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德人问日本人:“东西有二大文明渊薮,君知之乎?”日人答:“西方的文明渊薮,自然是贵国。”德人微笑颔首。继又问:“东方的文明渊薮当属谁?”日人沉吟半晌,才答道:“那至于敝国了。”德人道:“这恐怕要算支那罢。”日人大惭,不复言。(注40)
另外,德国自由大学教授埃卡脱(Hans  Eixardt)说,汉学的研究,日本远胜中国,中国人只要能够阅读日本人的书,或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可在中国国内,成为第一流的学者(注41)。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也这样说过:“中国大学生,一窍不通,什么也不懂,即以汉字言,他们也是文盲。”(注42)简直是讥笑中国大学生,连中国字也不认识,可知我们的教育水平,在外国人看来,是如何的低劣。周法高先生在《汉学论集》中,引用过哈佛大学杨联升先生的话,他说杨先生以为:“假使把汉学各部门分成一百门,每门举出第一名,那么日本学者,要占过半数。换言之,日本学者,占各部门第一的,比中欧美三地的学者都多。”后来杨先生对“日本学者,要占过半数”的话,曾加以补充说明,他说:“我想论学问最好不要谈第一人,而谈第一流学人或第一线学人(或学徒)。凡治一门学问,有了基本训练,自己认真努力,而且对前人及时贤(包括国内外)的贡献,都有相当的认识的人,都是第一线学人或学徒。第一流学人,则是已经卓然有所成就,他的工作,同行决不能忽视的人……在汉学可能包括的各部门中,有若干部门,以现在生存的学者而论,日本的第一线学人或学徒,似乎比中国还多,第一流学人,也有不少。”(注43)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有些研究汉学的西方人,大都以走日本路线为其捷径,以为利用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便可一窥中国典籍的奥秘。要研究汉学,先通日文,似乎是成了必然的现象,而日本的京都大学,俨然成为一个国际汉学家所向往之地,其所属人文科学研究所,也就成为各国学人经常出入的门户。在那里,你会找到你要看的书,你会遇到你希望要认识的人,你也会听到许多你想要知道的国际汉学界的消息,大有稷下之风,与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为东西汉学研究的两大中心。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的激荡,美国人对于汉学的研究,急起直追,凡是著名一点的大学,都纷纷以雄厚的财力,从台湾、香港等地,大量采购图书,聘请学人,一时传为美谈;如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史丹佛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斯德图书馆等,都以藏书数量之多及版本之精,雄视天下;其次像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康乃尔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夏威夷大学等,均有极丰富的藏书可以利用,研究汉学的风气,在政府和各大基金会的资助下,努力进行,先后出版过有关汉学研究的书,真如雨后春笋,反较日本和欧洲为多,就拿大部头的书如清代名人传记、明代名人传记,以及许多目录的编著和诗文的翻译等,琳琅满目,大有驾凌法国和日本的倾向,形成了国际上第三个汉学研究的中心;但由于美国地方大,学校多,学人也散居各地,没有像巴黎和京都那样集中,所以不能称某一地或某一校为汉学中心,就只能说美国便够了。在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已不再是文化沙漠,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学术研究的风气,也随着世界潮流的转变而大为增强,各大学研究所,每年都在增加,无论文学、史学、哲学、以及艺术等,造就出了不少人才;再加以有中央研究院、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汉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的辅助和推动,普遍提高了我们的学术水准。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各县市的文化中心、私人和民间学术团体经常的活动,以及出版界的朝气蓬勃,每年出版的书,供应到全世界各地去,在在都助长了学术研究的风气,使台湾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引起世人的注意和重视,与法国、日本、美国,并驾齐驱,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象。如果我们再能藉政府或民间的力量,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量搜购图书,发掘研究资料,整理故有典籍,翻译及出版有研究价值的中西文书籍,可以相互参考;并且扶持青年学人,对内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有场地与老一辈或已退休的学者,经常接触,经常交换研究心得;对外,在经济条件的许可下,安排学人出国讲学、访问或进修,相反地,也接待各国学人来华讲学、访问或进修,经常与国际学术界取得联系,永不中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台湾会成为真正第一流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
以上的那些话,是一九八一年,我在台湾大学担任客座研究教授时所说,现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汉学研究中心,以及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等,都分别那样做了,而且成绩很好,深受国际学术界的好评。目前,我们又能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已建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北京大学也有了亚洲最大、藏书最多的新建图书馆开幕,再加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各著名大学的历史、文化、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机构和专门人才,如想把中国国内,发展成为全世界人所向往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是易如反掌的事,就看有关单位肯不肯以雄厚的财力支持它!推动它!
(四)国学大师与汉学大师
以上谈了许多关于中国人所谓的“汉学”和外国人所谓的“汉学”。中国人把汉学的饱学之士,称为“国学家”或“国学大师”,外国人把汉学的饱学之士,自然也称之为“汉学家”或“汉学大师”。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配称为“汉学家”或“汉学大师”?兹根据周法高、李璜、梁容若三位先生的意见(注44),我把它们归纳起来,不外是要有广阔的知识和外国语文的能力,因为一个汉学家,需要参考各式各样的新旧材料,四面八方的学术论文,才能做深入的研究,否则见事不博,识理不透,造成许多研究上的障碍。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好闭户读书,好孤芳自赏,鲜与外界往来,又好墨守旧规,排拒新兴学问,像章太炎是研究文字学的人,却不信有甲骨文,终不免为人所讥笑。就如周法高先生所说,研究文字学的人,单靠《说文解字》,已不再是绝对的权威,而且还要多多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玺印文、木简、帛书等,甚至如碑版、敦煌写本、木刻等,都是不能忽视的。研究音韵学的人,不但要通晓广韵,说文谐声和诗经韵读,并且要能利用域外方言,如日本的吴音、唐音和汉音,以及高丽、安南的译音。至如现代方言中的官话区方言,吴语方言、粤语方言、闽语方言、客家方言和异域的对音,包括华梵对音、汉藏对音、蒙古对音等。反过来说,若不通说文,而想要研究甲骨、钟鼎,不通广韵,而要研究汉唐古音,那就形同缘木求鱼,永远走不上治学的门径。冯承钧先生在其所译多桑蒙古史的序中说:
整理元史译名,必须具备几样条件,一要应名从主人,二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三要明白汉字的古读,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
所谓“应名从主人”,则非通语言学不可,因为各国民族的语言,各有其一定的组织,一定的系统。所谓“古读”,即须从发音上去求证,去研究。所谓“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因为蒙古语,有时又从突厥语或其他外国语言转变而来。前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因能通东方的汉、满、蒙、藏、突厥、波斯、西夏、梵文、巴利文,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语文,所以他才有本领用对音方法,以考释古代中国与其四裔的交通往迹和文化渊源,像造纸术的西传和明代的航海行程等。他生平做过这样掷地有声的考证工作,不下百篇,而无一不是言之有物,论证确凿。假如研究元代的历史,还得远证伊尔汗、波斯史家的著述,研究边疆史,也得要取安南、日本、朝鲜、满、蒙、藏以至粟特、康居、西夏的古文典籍,以为参考,进而与中国固有的典籍,相互印证。假如单靠中国的书,仍不足以讲清楚中国的历史,所以冯承钧另外又批评陈援菴的《摩尼教入主中国考》说:
陈援菴的《摩尼教入主中国考》,其搜集材料,用力颇勤,以之与沙畹、伯希和二氏所辑之中文史料相对照,亦多相类。二氏之疏解摩尼教残经,固在陈君之前(一九一一及一九一三年之《亚洲学报》),然余敢信陈君未见二氏之文。顾其成绩之相类,与一九一二年日本学者羽田亨在东洋学报研究波斯教残经,得与沙畹、伯希和二氏相类之成绩无异。可见用科学方法研究者,终不难殊途而同归也。惟比较陈君与沙畹、伯希和二氏之撰述,陈君之范围较小,此乃环境使然,非研究之差等也。
盖彼方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学家以相辅助。此皆我国所缺乏者也。(注45)
由此可见,没有广阔的语文知识,就难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J.Karlgren)考订中国古音,得力于他本国的和法国的语言学,以及其他各国语言文字的比较,始订定了中文主要字的古音,而且还上推隋代的标准读音,同时考订了近似周代初期的古音。周法高先生曾批评台湾的学人书:“台湾的汉学界,很少能全盘了解国际汉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例如某学术团体,在几年前有人拟了一个专题研究计划,拿到美国来,经人指出日本学者,已经做过同样的工作。”这就吃了不通语文,没有读到人家作品的亏。假如没有读高本汉的书,对研究中国的古音,是一大困难,没有读劳佛尔(B.Laufer)、桑原騭藏的书,对于治中西交通史,就问题重要;不通法文,就无从了解儒连(Stanialas Julien)、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r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等人在汉学上的成就;不通日文,就无法充分利用日本人的资料,对于研究中国的佛教史、美术史是一大障碍,就是连中国的文学史,也不能顺利进行;假使连英文都不通的话,无论在那一方面的研究,都是赶不上人的。另外如德文、俄文、韩文、荷兰文、印度文等,最好也能知道一点。因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学家,在外国语文的能力方面,第一要懂英文,其次为日文,其次为法文,再其次为德文和俄文,因为目前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除了法国和日本外,美国和中国两岸三地,也有凌驾其上的趋势。尤其美国,本是后起之秀,因她有雄厚的财力,充实的图书设备,正是努力奋发,朝气蓬勃之时,将来或许有一天,可能要执国际汉学界的牛耳的!其次像苏联、韩国、荷兰等,都是不可忽视的汉学研究重镇!就我所知,台湾在近三四十年来,训练出了不少的青年汉学家,除了一部分在国内的中央研究院及各大专院校继续研究和任教以外,其他都散居到美国、韩国、日本、德国、香港、英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可惜本身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机构,统领全局,听任其自由发展,以致与国内的学术界便失去联络而彼此也就漠不相关了。
上面所说的外国语文的能力,固然是“汉学家”、或“汉学大师”所必具的条件之一,但并非“国学家”,或“国学大师”所非有不可的。因为一个“国学家”或“国学大师”,只要能熟读中国古代的典籍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以及诸子百家之类,再能写一笔好字,又能吟诗作赋,就足够了,不必考虑他懂不懂外国语文。从前欧美学者称胡适先生为汉学大师,以胡先生那样洞察今古,博通中外的广阔学识,自然当之而无愧。现在,我们称钱穆先生为“国学大师”,就是因为他对于经、史、子、集各方面的书,都能融会贯通,在学术上能够提出他一套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发表的演讲,铿锵有声;他写的文章,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由此以见其根底之深厚;但他却用不着以外国文字,发表文章,也不需要到处奔波,出席国际会议,宣读论文,可是国际汉学界,没有不知道他的。如果说钱先生不懂诗的平仄,没有读过《十三经》、《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唐宋八家文》、《古文辞类纂》之类的书,那才是天大的笑话。就如同说胡适之先生不知道法国有沙畹、伯希和、葛兰言、马伯乐、戴密微;英国有史坦因、翟理斯、威莱、李约瑟;瑞典有赫文斯定、喜龙仁、高本汉;日本有长泽规矩也、内藤虎次郎、盐谷温、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一样。如果明白了这个情形,就可知“国学家”或“国学大师”与“汉学家”或“汉学大师”之分了。再明白一点说,“国学家”就如同在国内参加全国运动会的运动员一样,“国学大师”,就好比在全国运动会中得了锦标的选手。而“汉学家”则是出席国际运动会的运动员,“汉学大师”便是得了金牌的十项全能运动的健将。前者的活动范围,大都在国内;后者的活动范围,大都在国外。前者必须要会吟诗作赋而后者却不需要;后者必须要懂外国语文,而前者却不需要;两者各有所专,各有所长,并不以此而分轩轾的。
(五)西方汉学家的治学方法
其次,我们再约略谈一下西方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仍然根据上面提到过的那几位先生的意见,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善利用科学的考证;一般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都好以科学方法,求取实证,不尚无根的空谈,例如研究语言学的,必须要懂得普通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文艺批评的,一定要了解西方文学的原理和方法,才能有所成就。在研究历史方面,他们不再仅根据古书考订历史,而是要以实物实证来说明,如想要知道汉代尺子的长度,就必得去考验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尺和古缣;要想明白汉代的一里,究竟有多长?就以《汉书》所载各地地名的目前位置,实地测量距离,始知一里约一百米之长。我们通常以三十年为一世,也有说十二年为一世的,不知究以何者为对?何者为误?德人夏德和日人桑原騭藏,利用历史的统计学,把帝王、名人的世系,排列清楚,再加以精密的推算,始知三十年之说是对的,十二年之说是错的。法国人沙畹,为了研究西突厥史料,用了二十多年的工夫,从实地观察现状到取中西史地来比较参证,其周密精详,罕有其匹。日本人关野贞的研究中国建筑史,常盘大定的研究中国佛教史,鸟居龙藏的研究中国人类学,他们都要从实物方面找出证据,于是到处查访遗迹,探寻旧址;有的远征边疆沙漠,有的深入苗傜洞穴,凡是有任何可能的线索,都不肯轻易放过,这是多么认真,多么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其次像内藤虎次郎研究明代初年经营东北的情况,就不辞辛劳的跑到黑龙江口永宁寺去抄摹墓碑,藉以与历史查对。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为了要了解华人侨居南洋的真情,不惜万里迢迢地跑到新马一带的华人坟场,抄写墓碑,查对史料,结果把华侨移居南洋的时间,提早了一百多年。前述法人沙畹之所以能写出《西突厥史略》一书,也是有赖于阙特勤碑(Kultegin)之发现(注46)。研究古代艺术的人,为了鉴定书画的真伪,把纸质和颜料,都要做化学的分析,方可写出最后的结论。研究商周铜器的人,往往要从合金的技术上,可以推定时间的早晚,这类工作,断非单靠纸上的考据可以解决的,清人最擅长用的校勘和训诂,相形之下,大为逊色。
二、善利用稀有的资料: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可是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有的毁于战火,有的流落国外,例如殷墟甲骨,就分散在美国、日本、苏联、英国、香港等地;敦煌石室的经卷,也分散在巴黎、伦敦、京都、东京等地。晋顾恺之根据张华的《女诫》所画的《女史箴图》,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绢画,为伦敦博物馆所收藏;唐代北派山水画的创始人王维仅存的一幅作品,为檀香山博物馆所有;代表唐代石刻精华的昭陵六骏,有两骏流落在费城博物馆;明《永乐大典》的残本,散佚在欧美。这些宝贵的文物,迄今都成了稀世之珍,由于都在国外,所以国外的汉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便,容易做出成绩来。日本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对于阮元的注释孟子,有莫大的便利,这是由于国外的古本经书,多半为中国所没有的缘故。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尚书定本,其中所搜罗的古本异文,也是我们所无法看到的。此外如法国对于敦煌学的研究,俄国对于西夏文的研究,德国对于吐鲁番的研究,英国对于西藏文的研究,日本对于满蒙文的研究,美国对于近代史的研究,因为他们保存的资料比我们多,知道的方面比我们广,所以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有所发明。因此我国学人如王重民、郑振铎等在法国,杨守敬、孙楷第等在日本,叶恭绰、柳存仁等在伦敦,无非是访求逸书,抄写目录,都想把我们所没有的资料,再带回到中土来,以便国人的参考和运用。若不是沙畹和马伯乐发表他们校释过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振玉和王国维,便写不出《流沙坠简》和《简牍检署考》等考订精详的伟大著作。如果没有韩国汉城大学《老乞大》一书的发现,我本人也写不出考证西游记平话的文章。所以做研究工作,对于稀有资料的访求和利用,是一大关键,有了它,便可燕飞鱼跃,左右逢源;没有它,只有龙藏虎隐,毫无施展的余地。
三、善注意冷僻的问题:中国人研究文学,喜欢以“正统派”自居,把所谓“正统派”以外的戏曲、小说,都弃而不顾。直到五四以后,始发现西方人的文学巨著,不是戏剧,便是小说,于是才稍稍改观,起而仿效,开始承认戏剧、小说在文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大都在正经正史中打圈子,而不理会与历史有关的其他资料。研究目光,较为远大一些的学者,便不以现有的材料为满足,对那些他们日常所研读的典籍,开始怀疑其真实性,于是在汉代有了今古文之争;后世的许多学者受此影响,就喜欢做真中辨伪的工作,如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提出了许多问题。这种风气一直到了明末的胡应麟,便写了一部《四部证伪》;清初的姚际恒,写了一本《古今伪书考》;阎若璩,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崔东壁写了一本《考信录》、一本《尚书辨伪》。在真中求伪的工作上,做了许多细密的研讨,旁人是无法反驳的。
例如,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利用研究古代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治经史者一向所不注意去解释,或称之为后人所伪造的一些古史资料,重新予以阐释,提出伪中求真的口号,例如他说:
在数世纪以来,中国的考据学,便曾下过(按原译下出{注47},依原文应作下过,文义较顺。)很大的工夫,对上古遗留下来成为经传的书,都一一作为问题来加以考证。西方人开始研究中国古书,便正是中国国内汉学发达的时代。这种研究法,至今还在进步,对我们西方汉学,颇有受用。但是中国学者向这条路一直走去,往往不免走得过头一点。
中国考据学的进步,好像大家在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它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但是我敢说,引起这种考据工夫的批判精神,并不能算作实证的精神,因之便不能算作真正的批判。
这种所谓批判的缺点是: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的价值所在。它所被用上的原则,乃是一种用理智眼光来考究圣经的原则,而从来并未致疑于这种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是适当的。(注48)
在这一观点下,葛氏提出《谷梁传》中的“夹谷之会”以为例证。这个会上的鲁侯和齐侯,各怀鬼胎,想要在外交场合中占上风。先是齐侯故意令优人名施的,在鲁侯的帐下表演跳舞、唱歌的滑稽戏,顺便说了些向鲁侯开玩笑的话。这时孔子是鲁侯国的随从大员之一,对此事非常愤慨,以为是对鲁侯的大不敬。为了杀鸡儆猴,于是在“笑君者罪当诛”的法律下,便令司马行法,当场杀了优施,给齐侯一点颜色看。同时还割下头颅,令人在前门捧出头,后门抬出尸体。可是孔子是圣人,如何随便杀起人呢?因此后世的儒家,多不相信,以为是撰史者的作伪。宋人朱熹,就干脆在原文中,把故事的“莱兵劫鲁侯,优施舞幕下”这一节删除了。明清两代的考据学家,也以为删得有理,不加追究。在今传古本《春秋三传》于(鲁)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一条下,尚有案语,说明删书的经过,它说:
左氏谷梁载,莱兵劫鲁侯,优施舞幕下之事,史记、家语,亦皆侈大其辞,盖欲归功于孔子而附会之也。夫,圣人言语气象,自有以感人于周旋揖让之间,而鄙倍暴慢,一时俱化,必无两君和好之地,遽行诛戮之理。左氏曰,士兵之,谷梁曰,使司马行法焉。此武士斗力者之所为而敢以诬圣人乎?……朱子以此为附会,而先儒亦多疑之,故删左传及谷梁,而故传亦不传。
葛兰言站在社会学的观点上,却以为孔子杀优施,是十分合理的举动,因为后人对这一种自以为“合理”的斗法,正是不了解孔子时代之所谓“合理”,并不是后来理学家或考据家之所谓“合理”。孔子在夹谷之会,下令司马杀齐优,而且要分其尸,以告诫他人,并首足异门而出。在孔子当时,这一“树立权威”的作法,本是春秋会盟时所常见的事情,与“杀人以祭”、“献俘授馘(guo古代作战时割取所杀敌人的左耳)”等春秋所书,都为当时甚为合理的宗教仪节。例如左传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zhu)文公用鄶(kuai)子于次睢之社。”那就较杀齐优的事,更为严重了。另外如《孔子世家》中所言:“禹致群臣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杀是砍其头,戮是分其尸。这也是大禹为了树立权威而应有的宗教仪节。由此看来,孔子之杀齐优,与夏禹之杀防风,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合,并不是过分的措施。例如在《论语·先进》篇中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渊死了,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来替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不管有才能或者没有才能,但都是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孔鲤死了,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替他买椁,因为我也曾做过大夫之官,是不可以步行的。有人即据此以为孔子有浓厚的阶级观念,其实是孔子不肯与当时的礼俗相违背。
葛氏又多找了些证据,就像《论语·乡党》篇中的“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zuo古代指大堂前东面的台阶)阶。”傩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赶恶鬼,祛不祥的原始戏剧,史籍中记载的很多,最详细的要算《后汉书》卷十五《礼仪志》。可是孔子是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人,为什么却对乡下人装神扮鬼的事,要那么恭敬,一定要穿起朝服,才肯站在台阶看呢?那也就是孔子为了不与当时社会礼俗相违背,只有跟着去做,以与当前环境相配合。但后世的史学家,忽略了社会学发展的形态,竟以上古的“合理”为“不合理”,甚至以之为“伪”,其实这种“伪”,却正是“真”,也就是葛兰言所谓的“伪中求真”的方法之一。与葛氏同时的伯希和,其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其研究的题目,也不去注意一般的大问题,而好讨论特殊的个别问题,加以深刻的钻研。梁容若先生曾说:“中国的学者,从来看重正经正史,而忽略杂书;就研究历史来说,喜欢讨论朝章国故,忽视民间的社会生活。”其看法与葛兰言是不约而同的。也就是说,中国学者所忽视的问题,便是他们所专精的研究,譬如二十四史中的《四夷传》,《文献统考》中的《蛮夷考》等,我们都不太注意,而他们却推敲得极为仔细;就拿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来说,若没有伯希和用对音方法加以笺注,我们就无从知道什么是“暗丁八杀”?为什么真腊就是高棉?高棉就是柬埔寨之类的渊源了。
四、善发挥合作的精神:在学术的研究上,中国人最喜欢一鸣惊人,不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轻易公诸于世,但在外国的学术界,却把他们的研究题目和研究计划,事先公开,以便与同行取得联络,寻求基金会的资助。斯坦因(Aurel Stein)本是匈牙利人,但他到中央亚细亚的考古,是得力于印度政府的帮助;克拉布罗特(Klaproth)是德国人,他研究满蒙问题,是得到帝俄的奖励。荷兰大学的通报,主编者却是法国的戴密微。戴老本是瑞士人,却一直在法国汉学界领袖群伦,为一代的宗师。日本人为了研究居延汉简,曾组织专门的小组,共同策划工作,共同处理资料和编辑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元曲选释,也是由京大的教授和其他各大学教授的集体结晶。英人李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中国经典,得力于粤人王韬。德人卫礼贤翻译《易经》,得力于劳乃宣。富兰阁(Otto Franke)的研究中国史,曾受教于商衍鎏。英人德效骞(H.Dubo)的翻译《汉书》,任泰是他的助手。李约瑟的写中国科技史,王钤、何炳郁等出力不少。其次像德人夏德(F.Hirth)与美国的洛克希尔(W.Rockhill)共同翻译赵汝适的《诸藩志》,法人李维(Sylvain Livi)与日人合编《法宝义林》。前述德效骞的《汉书》译成后,又请荷兰人戴文达(J.Duyvendak)为之润色;英人亨利玉尔(Henry Yule)译注马可波罗游记,曾请法人考狄(Henri Cordier)为之补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是由卡特(T.Cardier)与法国的伯希和、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人勒考(Le  Cog)等共同执笔;哥大其后又编印明代名人传记,也是分别邀请美、中、日、韩等地的学人,分工合作、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中法汉学研究所、美国中文资料中心等所编印的各种引得、通检,都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下,渐次完成。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实在是值得我们的借鉴。我并不是说这种合作互助的精神,我们没有,而是不够普遍罢了。
(六)结论
以上说了许多有关西方汉学家治学之方法及其有点,但他们并非都是十全十美的,可议之处,仍然很多,例如威利的中诗英译,文笔既活泼,又动人,如与原文对读,就发现错误不少;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史》,写到《红楼梦》时,只说是曹雪芹的自传,再就不讨论有关该书的内容、版本、续作诸问题;写到《玉娇梨》时,竟然说它是明代的短篇小说。梁容若先生还指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没有提到庾信、陆游和辛弃疾诸人,贾德纳(Chaules Gardner)写的《中国旧史学》,没有谈到刘知几的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马伯乐以考订古史著名,却不曾读过崔述的《东壁遗书》,盐谷温是叶德辉的大弟子,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却弄不清楚高棅与高启,遂以为《唐诗品汇》的分初、盛、中、晚诸期,是出于大诗人高启之手。英人翻译《好逑传》,误以为是好逑之传,把好逑当了人名,美人研究诸葛亮传,因文中曾说“亮有管乐之才”,便大赞孔明是个音乐家,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常常把张翼和赵翼混淆。这种错误,在早期的外国汉学家中,是司空见惯的,但近一二十年来的汉学界,由于图书的便利,研究方法的进步,在基本训练上要比前人高明得多,而所犯的错误,也就非常有限了。
一九八一年初稿,一九九八年增补
附注
注1: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注2:《论语·述而》篇。
注3:最早见于《庄子》,以后的《荀子》、《商君书》、《春秋繁露》、《史记》和《淮南子》等,都是如此,也就是汉代今文学家所主张的次序。
注4:这是根据《汉书》、《后汉书》、《白虎通》、《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和《隋书》而来,也就是汉代古文学家所主张的。
注5:六艺,即六经,后来由于乐经亡佚,事实上只有五经,但一般人在习惯上,仍称六艺或六经,例如三字经就说:“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明明是五经,偏偏要说成六经,就是这个意思。
注6:见《曾文正公全集》,《欧阳生文集》序。
注7:见《汉书》卷五十八,《儒林传》。
注8:见《史记》卷六十,《儒林传》。
注9:《汉书》五十八,《儒林传》。
注10:《后汉书》卷六十九,《儒林传》。
注11:《后汉书》卷廿六,郑众附郑兴传。
注12:《汉书》卷廿五,《儒林传》。
注13:《汉书》卷六十九,《儒林传》。
注14:《汉书》卷廿五,《儒林传》。
注15:在《宋史》四百卅四《儒林》、《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及《宋史·儒林·叶适传》,有叶适的奏疏云:“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目,近又倡为道学之名,陈丙倡之,陈贾和之。”这里所谓的道学,还是当时小人残害忠良的指目。以后元人托克托修《宋史》,倡立《道学传》,和《儒林传》分开,因而才正式有了道学之名。
注16:理学之名,在宋时已有。据宋黄震的日钞中,就有《读本朝诸儒理学书》的记载;到了清人孙奇峰作《理学宗传》,从此“理学”二字,在中国学术史上,成了特定的用语。
注17:见《二程语录》,卷十一。
注18:《宋史》卷二百卅二《儒林》,《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注19:《宋史》,卷二百四十七,《道学·程颐传》。
注20:《宋史》,卷四百卅四,《儒林》、《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
注21:见《象山先生全集》,卷卅五《语录》,四部丛刊本。
注22:《宋史》,卷四百十八,《本传》,并见《宋元学案》卷八十八,《巽斋学案》。
注23:《宋史》,卷四百十一,《本传》,并见《宋元学案》卷八十八,《巽斋学案》。
注24:《宋史》,卷四百廿五,《本传》,并见《学文学案》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注25:《宋史》卷四百廿五,《本传》,并见《宋元学案》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注26:《宋史》,卷三百四十,附《吕大防传》。并见《宋元学案》卷卅一,《吕范诸儒学案》。
注27:《宋史》卷四百廿七《道学》,《宋元学案》卷十六、十七《横渠学案》。
注28:见《伊洛渊源》卷六,正谊堂全书本。
注29:见《二程语录》,卷十四。
注30:见《二程语录》,卷十五。
注31:《朱子语类》十四,大学一纲领。
注32:《清史稿·列传》二六八,《儒林》二,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六、七,顾炎武《亭林学案》。
注33:见全祖望《鲒琦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碑》。
注34:见阮元《揅(yan)经室集》一,卷十一,《汉学师承记序》。以上所引各条,又可参考刘百闵著《经子肄言》,有远东书局本。
注35:周法高:《汉学论集》。
注36:同上。
注37:日本: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
注38:日本:笹(ti)川种郎著《中国文学史》。英国: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
注39:陶振誉: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论集》。
注40:见《竞业》旬刊,或《觉民》杂志。
注41:张寿平:《西德的汉学及其他》。
注42:费海玑:《法国汉学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
注43:杨联升:《与周法高等论汉学人物书》,见周著《汉学论集》。
注44:周法高有《汉学论集》,已见前。李璜有《法国汉学论集》单行本。梁容若有《欧美及日本人的汉学研究》一文,见《大陆》杂志四卷、一期。
注45:冯承钧《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序》。
注46:按阙特勤(Kultegin)在鄂尔浑(Orkhon  今外蒙古杭爱山西南),一八八九年时,为俄人所发现。碑上所刻突厥文字,为丹麦籍语文学家汤姆森(V.Thomsen)于一八九三年译出。沙畹利用此碑,及其后所发现在硕柴达木(Kascho-tsaidam)之碑,还有在热海(Issyk-koul)北岸附近所发现的若干突厥文货币,与突厥文和汉文合璧的货币,以及在斯宛(Svat)流域的各突厥文古碑等,以之与中西史地比较研究,才能有足够的资料而写出《西突厥史略》一书。
注47:这是指明末清初,以至乾隆、嘉庆时代的考据学而言。
注48:见葛兰言著:《古代中国舞蹈及其神秘故事》一文,有李璜先生的翻译,附录在他所著《法国汉学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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