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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傅其林,男,汉族, 1973 年生,四川岳池人, 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研修学者,教育部霍英东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全国马列文论会理事,全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四川省文艺理论学会副秘书长。出版学术专著《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释——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等5部;在Thesis Eleven(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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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其林
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
来源: 作者:傅其林 点击:598次 时间:2007/5/28 9:16:32

 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

  美学(Aesthetics) ,作为情感、想象、愉悦等感性情状的理论表述,常常被研究者视为一个独特的精神领域而赋予类似宗教的终极价值。因此,对美学话语的建构或阐发大多沉溺于其自律性、自由性、超越性、非功利性等特征。然而,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总是特定时代和文化语境下特定群体的理论设定,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特里·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正是从历史与意识形态的独特视角来重新阐释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以考察美学与资产阶级领导权、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

伊格尔顿认为,美学是18 世纪启蒙时期的必然产物。它并非可有可无,并非一种由于突然领悟到诗或画的终极价值而突然问世的学科,而是启蒙理性的结晶,是资本主义必然拥有的一种理论话语。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扩大,理性精神日益成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的支柱。但是,如何把理性移入感性领域,如何把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扩散于整个社会,如何把权力普遍化并植根于肉体,这涉及到新型的资产阶级如何获得领导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完整答案不能仅仅由抽象的认识领域或道德领域提供,还必须依托连接理性与感性的审美领域。这样,审美成为一个必需的中介,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植入身体的中介。因此,对感性的审美领域进行理性反思与理论建构(美学的形成) ,就不仅是对纯学术纯科学的追求,也不仅是对艺术的需求,而是理性使感性殖民化,是一个关系到资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从鲍姆嘉登的构想到胡塞尔的现象学,都是一个有关理性如何偏离又返回自身,如何通过感觉、体验等感性经验来迂回的问题,而这种感觉的迂回在伊格尔顿看来恰是一种政治的需要。伊格尔顿力图表明:美学话语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每一个身体话语的美学乃是有关感性身体的政治学。当然,伊格尔顿并不是对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或显在关系进行简单而直接的分析,而是多着眼于美学的矛盾性或两重性:美学既有利于夺取与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又对后者构成威胁。一方面,美学通过感性审美来建构一种带有自我约束的、理性与感性的、自由与必然的自律性科学,这是把理性统治法则或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审美愉悦的无意识机制植入人们身体,内化为一种稳固的有秩序的领导权的有效方式。先进的资产阶级通过审美为中介的愉悦统治或“软性”策略,不可以对封建专制统治构成威胁,甚至使后者颠覆,还能担负起建构其政治领导权的功能。通过审美,塑造适合于统治的新型主体来维护和扩张其政治领导权,而不是直接以强制性手段实施统治的意志。因为审美是一种扎根于身体的文化,通过审美进行统治,可以把权力植于人们生活的无意识结构中,从而使人们从根本上无法摆脱政治权威的控制,以至于一旦触犯权力或政治意识形态,即使没有外在强制与管束,也会使个体产生一种犯罪式的内疚感。通过意识形态的微观剖析,伊格尔顿触及到了审美幻象的内在神经,快乐的行为无非是成功的领导权的标志,审美的背后实质上就是一种触目惊心的权力关系。因此,通过审美话语建构的美学,透视出资产阶级对政治领导权的构想。另一方面,美学话语又对既定的政治权力构成了潜在威胁。在伊格尔顿看来, 美学是一个矛盾体,一个自我解构的东西。如果说,美学使资产阶级有效建构与实施政治权力,那么,它同样也在解构或削弱其自身的统治地位。权力规定审美,限制身体,但身体同时也存在反抗权力的元素。美学作为感性身体的话语体系,是对人的审美活动,诸如感官的创造性、人类存在的感性方面、快感以及自娱的能力的理论假设,它的个体性、特殊性、自由性、自律性使美学成为所有统治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也是把金钱和利润视为最高价值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死敌。因此,把意识形态更深地植入主体的行动将以意识形态的瓦解而告终,美学实际上培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掘墓人。

从美学史看,英国经验主义美学注重身体感性,在这里,政治、道德通过审美进入不证自明的感性领域,结果审美起到润滑政治领导权的作用。但是,这种注重感性而忽视理性的美学建构又有丧失统治的危险,因为它为了直觉而牺牲了理性的总体性。另一方面,以康德、席勒、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注重理性,但这种感性并非建构于真正的现实的身体之上,而是建构于一种形式化的感觉领域,过于注重总体性而排斥经验的感性和直觉性。这样,他们试图通过美学来达到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亲和,就只能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虚构。要真正实现美学所允诺的感性存在,实现身体的现实的解放,就必须从唯物主义出发来建构美学理论。马克思从劳动来发掘生产力的源泉,通过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劳动与商品的辨析,力图揭露劳动的身体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状态。最终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利用后者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实现身体真正的全面解放,这是一种劳动美学的建构,也是一种身体的政治学。透过伊格尔顿的理论视野,作为有关身体的独特话语的美学,并非处于自律性的飞地,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策略的表现, 一种无意识地将权力植根于肉体的统治方式。伊格尔顿以身体为核心来阐发美学范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唯物主义与后现代的基本问题。从这个核心概念考察美学问题,既是美学理论的重新表述,又是左派政治的言说,同时也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理论。他发掘出审美理论建构中的政治权力要素,不断解构资产阶级美学及其政治领导权,以重建一种真正实现所有个体身体的健康发展的审美文化理论。这关涉到身体与劳动、性与政治,也涉及到审美快感、学术理性与政治领导权。

尽管伊格尔顿的美学理论还缺乏现实的物质基础,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坚持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维度和人的解放的审美理想,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伊格尔顿的理路将有助于对1980 年代以来的唯美主义和纯美学等理论与思潮进行学理化反思,唤醒酣睡于自由主义梦想并陷于政治意识健忘症的后现代人类,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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