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著编纂方法研究。

　　史著编纂法是中国的一门古老学问。新中国成立后，除范文澜、翦伯赞在结合自己著作的编写时有所议论外，极少公开论述。文革后，探讨这个问题的论著渐多。80年代以来，论及的文章有20多篇。在白寿彝、吴泽分别主编的《史学概论》及姜义华等撰的《史学导论》等书中，对此都有专章论及。

　　1.关于史著编纂方法的涵义与基本原则。

　　一些学者认为，史著编纂法是研究史学家如何向外输出自己研究成果的问题，它是史学著作编写经验的总结，是将史著编写中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具体上升到一般理论原则，也就是如何以一定的体裁、结构和语言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出来，它是整个史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108]

　　姜义华、瞿林东等认为，史著编纂方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既要反对客观主义，又要反对先验主义，而应遵循信史原则，这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历史真实基础；二是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和科学的当代意识，并使二者正确地有机地相结合，这是史著的历史品格和现实品格的统一。[109]

　　2.关于史著体裁的选择。

　　白寿彝等认为，史书体裁是史书的表达形式。史书体裁的选择，一方面出于史学家的主观要求，这种要求反映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目的；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历史内容也决定了体裁。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也并非僵死不变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一些史学概述性著作详细介绍和探讨了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如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图表体、历史评论体、文征体等，以及近代的章节体。[110]

　　一些学者还强调，客观历史以及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史家在编著史书时也要讲究体裁的运用和更新。有的史家正力求创造出一种新综合体，并对此初步地作了理论阐发。白寿彝提出，历史现象很复杂，单一的体裁很难表达出复杂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社会生活。近代的章节体较之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有更大的容纳量和更系统的组织形式，但也存在不足。因此，在断代史和通史编撰中，都必须按照不同内容选择不同体裁，同时要将各种体裁加以配合，使全书熔为一体。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对这种新综合体作出了有益的尝试。[111]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 也对这种新综合体作出了探索。这种新综合体由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五个部分各有不同体裁，各担负不同的专职，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而构成一个整体。罗尔纲将这种新尝试称为多种体裁组合而成的综合体，既能有理论的阐述，又包括丰富的内容。[112] 有关史著编写的若干具体体例，如史著如何标目，史著的编次以及有关记时、记地、记人、记言的方法，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都有较详细的介绍。

　　3.关于史著的结构安排。

　　吴泽等学者认为，史学著作的结构，从根本上说是客观历史内在结构的反映。史学家根据他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和理解，来组织历史资料，安排叙述次序，就是史著的结构。根据体裁的不同，史著结构安排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叙述次第，一是按事物发展的逻辑因果关系分轻重、主次来安排叙述次第。一般说，记叙时偏重于前者，论述时偏重于后者。另则，史著结构安排还必须注意史实的时代背景，注意全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讲究结构布局的恰当巧妙。[113]
　　
　　4.关于艺术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史学著作的语言要求。

　　艺术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既涉及历史研究领域，更多地则涉及史著编纂领域。对此，史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李新主张史学和文学应当分家。因为文笔与史笔各有不同的要求、特征和目的。应该严格区分，以保证历史学的科学性。[114] 更多的学者则主张在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某些艺术的方法。朱本源从历史学具有科学和艺术的二重性，论证了历史研究中艺术方法的有效性。[115] 朱政惠从接受学的角度论证，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影响读者的功能，在史学中提出美学要求是必要的。[116]王少卿等从客观历史本身具有审美特征出发，论证了史学中艺术性所具有的客观基础。[117] 李桂海从当代历史科学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史学不应只囿于科学性，而应向艺术贴近和靠拢，它需要史家发挥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118] 白寿彝和吴泽分别主编的《史学概论》，则从总结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中国史学与文学本不分家，后来分家是一种进步，但仍有多种密切关系。史书编纂既要表达历史真象，又要注意表达上的艺术水平。

　　对于史著的语言要求，也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史学著作的语言需要准确、鲜明、生动，而科学性、准确性是其基本要求。文学语言的夸张、譬喻、拟人等形象性修辞手段不适用于史著。[119] 一种认为史学著作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应注意其语言表达的美学要求，包括真实之美（反映历史真实面目的本质的美），质朴之美（恰当地写出事物的本色，说人如其人，论事如其事），简洁之美（文约而事丰），动态之美（表现出历史的运动发展），含蓄之美（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力量之美（生动感人，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也需要史家的激情、幽默感和洞察力），形象之美（借助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是必要的）。[120]
（六）关于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史学界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因此影响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80年代以来，史学界认为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从此史学方法论的研究渐趋活跃，仅文章题目出现“史学方法论”的论作，便有30多篇，涉及的文章则更多。著作也有多种。论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1.关于史学方法的一般理论探讨，如史学方法的涵义、内容和特征，以及史学方法的分类和层次。有的文章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内容和特征。2.关于史学方法论研究。史学方法的一般理论探讨，实际上也属于史学方法论的内容。这里主要是指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整体研究，论述的内容有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关系，史学方法论的涵义和基本内容，史学方法论的结构、特征和功能，以及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精髓和关键问题所在等。上述问题的探讨都比较抽象，而这篇文章已经相当长了，不能再作更加具体详细的介绍。这里我主要根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实际，介绍几种关于史学方法论建设的基本趋向。

　　第一，认为阶级分析法是历史研究的唯一基本的科学方法，以刘大年为代表。他认为，历史科学研究对象的文明史，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轴的全部社会关系体系的运动。研究对象的这种特点，内在地规定了历史科学唯一的基本方法是阶级分析法。[121]

　　第二，主张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将历史科学方法纳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轨道，建设以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包括社会历史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的统一方法，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以金观涛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社会历史科学还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法，只有自然科学在发展中才总结出一套理论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一般科学方法。控制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出现，为提高历史科学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从而可以借系统方法将自然科学方法系统地引进社会历史科学，作为史学方法论建设的基础。在运用这种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的统一方法进行研究时，不能以任何哲学作指导，哲学至多只能作为对研究成果加以说明的工具。[122]

　　第三，主张历史学应当从自然科学的影响中彻底摆脱出来，向着人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从人文角度建设历史科学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主张历史学是艺术的学者显然赞同这种见解。但这种主张目前在中国尚缺少系统的论证，今后也许会吸引一批研究者的重视。[123]

　　第四，认为新时期中国历史科学应建设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史学方法体系。采取这种倾向的学者较多，本人也是赞同并较早明确提出这个主张的人之一。这种见解认为，历史（包括文明史）并非只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是既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每一大类又复可分许多细类）的发展过程，又包括创造这一切历史结果的人（氏族、阶级、民族、社团、个人）的主体活动的发展过程。因为历史过程具有如此丰富复杂的内容，所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多种多样，才能帮助人们认识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持这种倾向的学者，对于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各种社会人文科学以至艺术的跨学科方法研究历史的有益尝试和探索，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这种见解又认为，尽管人类历史内容极为丰富复杂，但又终究是遵循一定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它是一个多样化统一的发展过程。这种统一性当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按照一个固定模式前进。但这种统一性毕竟是存在的。因此，仅仅平列地使用各种具体研究方法，在一个一个历史研究领域，也可以获得成果，但终究难以深刻全面地把握多样化而又统一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这种物质统一性、实践性及其发展规律，正是由辩证唯物史观揭示出来的。故只有在辩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将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多种多样的历史研究方法连结成为一个多样化统一的开放的史学方法体系，从而逐步地揭示出多样化统一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绚烂多姿的真实过程。[124]

　　*　本文原为德国海德堡国际中国史学讨论会而作， 应《社会科学研究》之约，发表于此。

　　注释：
　　〔1〕见《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红旗》1966年第3期。
　　〔3〕《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4〕吴晗：《如何学习历史》，1962年1月4日《光明日报》。
　　〔5 〕《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4期。
　　〔6〕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1961年2月22日《光明日报》。
　　〔7〕史苏苑：《史论结合杂谈五题》，《史学月刊》1964年第8期。
　　〔8〕苏述：《关于史论结合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64年第12期。
　　〔9〕〔10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8、747页。
　　〔11〕〔15〕胡绳等：《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学习》1950年第2卷第3期。
　　〔12〕参阅君麟即于光远《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学习》1950年第2卷第1期。
　　〔13〕叶蠖生：《我们怎样对工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学习》1949年第1卷第4期。
　　〔14〕另一要点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参阅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1953年7月22日《光明日报》。
　　〔16 〕荣孟源：《毛泽东思想与历史科学工作》，《新建设》1951年第5卷第3期。
　　〔17〕参阅《打破王朝体系讲述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教学》1958年第12期；《我们在编写〈中国古代史讲义〉中贯彻阶级斗争红线的一点体会》，《中山大学学报》1958年第4期。
　　〔18 〕李国俊：《主要地是引导人民向前看》，《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19〕任重：《坚持历史主义， 还是客观主义》，《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20 〕高烈文：《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讨论》，《史学月刊》1964年第1期。
　　〔21〕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
　　〔22〕《江海学刊》1962年第6期。
　　〔23 〕《学术月刊》1963年第12期。
　　〔24〕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2 期。
　　〔25〕参阅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林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么？》，1963年10月24日《文汇报》。
　　〔26〕1964年3月12 日《光明日报》。
　　〔27〕何芳川：《试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统一》，《江海学刊》1964年第6期。
　　〔28 〕陆德生：《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江淮学刊》1962年第2期； 南哲文：《阶级是纯粹的经济范畴吗？》，《江淮学刊》1963年第5期。
　　〔29 〕戴清亮：《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江淮学刊》1963年第4期。
　　〔30〕参阅杜堃《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是划分阶级的依据吗？》，《江淮学刊》1964年第8期；张江明：《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
　　〔31〕《红旗》1965年第13期。
　　〔32 〕戚本禹等：《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红旗》1966年第15期。
　　[33]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34]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
　　[35]霍俊江：《灰色系统方法与考证》，《求索》1986年第4期。
　　[36]《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37]熊德基：《略谈史与论的关系》，1981年6月8日《光明日报》。
　　[38]赵俪生：《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5年第2期。
　　[39]巴蜀书社1992年7月出版。
　　[40]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41]《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42]《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43]《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44]《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45]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
　　[46]发表于《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
　　[47]王学典：《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
　　[48]参阅王和《正本清源、推陈出新——就史学理论发展问题访蒋大椿同志》，《未定稿》1985年第24期；蒋大椿：《对四十年史学指导思想的基本估计》，《中国历史学年鉴》1990年。
　　[49]《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50]这类文章甚多，参阅他石《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
　　[51]此文收入蒋大椿主编的《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出版社1987年版。
　　[52]黎澍：《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5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
　　[54]何祚庥：《金观涛为什么要否定客观实在的客观性》，《求是》1989年第23期。
　　[55]蒋大椿：《金观涛的理论追求及其迷误》，《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56]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
　　[57]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58]《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59]李振宏：《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历史研究》1986 年第3期。
　　[60]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61]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出版。
　　[62]湖南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63]参阅范达人、易孟醇《比较史学》第15—42页，庞卓恒《比较史学》第1—8页。
　　[64]《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65]《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
　　[66]《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67]《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68]《学术研究》1986年第6期。
　　[69]范达人：《皇权主义异同论》，《社会科学战线》1989 年第1期。
　　[70]参阅蒋大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等文。
　　[71]刘泽华：《砸碎枷锁，解放史学》，《历史研究》1978 年第8期。
　　[72]吴寅华：《历史类比的类型和要求》，《江汉论坛》1982年第9期。
　　[73]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
　　[74]丁伟志：《论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观察》，1984年7月25 日《光明日报》。
　　[75]朱振惠：《吕振羽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4期。
　　[76]参阅丁伟志前文及吴浩然《试论逆向考察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
　　[77]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分阴阳日对照表》，三联出版社1955年版，及《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又见《试说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通报》1955年第4期。
　　[78]《历史教学问题》1981年第3—4期。
　　[79]高栓来：《论史学研究中的科学假说方法》，《唐都学刊》1993年第4期。
　　[80]蒋大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三种》，《求索》1987年第3期。
　　[81]李桂海：《谈历史研究中的假说问题》，1982年10月2 日《光明日报》；茅家琦：《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1983 年2月9日《光明日报》。
　　[82]赵俪生：《胡适历史考据方法的分析》，《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话》，《历史教学》1982 年第6期。
　　[83]耿云志：《评胡适的历史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8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85]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
　　[86]吴筑星、林建曾：《让什么光照进历史科学领域》，《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87]参阅刘修明《史学方法论的引进要慎重》，1982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刘大年：《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88]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8页。
　　[89]吴廷嘉：《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90]欲详细了解，请参阅蒋大椿、刘俐娜《史学系统方法研究概述》，《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
　　[91]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93]参阅霍俊江《数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项观奇：《试论历史数量研究法》， 《学术研究》1987年第4期。
　　[94]续建宜、王继光：《历史研究中的数量方法》，《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
　　[95]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第148—408页。
　　[96]霍俊江：《数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
　　[97]《信息和控制》1965年第8卷第3期。
　　[98]参阅彭卫《略谈历史研究的模糊性》，《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李桂海：《谈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模糊方法的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99]参阅李桂海《历史模拟与历史真相》，《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1期；翁飞：《历史模式与历史规律》，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00]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101]参阅荣颂安《心理历史学简介》，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1期。
　　[102]彭卫：《历史的心境》，第295—397页。
　　[103]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和理论层次》， 《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104] 魏承恩：《历史社会学方法研究的尝试：中国封建家庭结构初探》，《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05]冯尔康：《社会史研究与史学研究》，1988年10月21 日《人民日报》。
　　[106]任乃强：《略谈我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知识》1981 年第1期。
　　[107]金哲等：《世界新学科总览》，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33页。
　　[108]参阅张江明《史学编纂法》，《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6期；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09]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10]参阅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宁夏教育出版社1984 年版。
　　[111]白寿彝：《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4章。
　　[112]罗尔纲：《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13]参阅张江明《史学编纂法》和吴泽主编《史学概论》。
　　[114]李新：《文与史》、《文笔与史笔》， 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5期。
　　[115]朱本源：《漫谈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3期。
　　[116]朱政惠：《从接受的角度研究史学》， 《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5期。
　　[117]王少卿等：《论历史的审美特征》，《社会科学家》1990 年第5期。
　　[118]李桂海：《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 《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
　　[119]参阅张江明《史学编纂法》。
　　[120]参阅姜义华等《史学导论》； 瞿林东《历史著作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1989年8月9日《光明日报》。
　　[121]刘大年：《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1985 年第3期。
　　[122]金观涛：《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 《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123]参阅庞朴《科学主义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124]参阅蒋大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 董进泉《关于历史研究方法革新的几个问题》，均收入蒋大椿主编的《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5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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