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是联结作为历史研究主体的史学家和历史研究对象的中介和桥梁。历史学家只有运用一定的史学方法才能作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法以作用其研究客体，同他对历史内容以及历史学基本属性的理解息息相关。将人类历史（文明史）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把人类历史看作除阶级斗争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内容，对史学方法的理解与运用，便会有所不同。把历史学仅视为史料学，目的在求得历史事实的复原，和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目的在获得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认识和理解，以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便会采取相异的史学方法，并产生出对这些不同史学方法的理解和探索。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法，还同他对史学与历史及现实社会关系看法的不同相联系。把历史学视为一种只是探索历史真谤的基础历史科学，与把史学视为一种与现实社会政治密切相关而应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则所强调的史学方法也就有别。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大陆史学对史学方法的选择与探索，便同对上述诸问题的理解紧相关联。
一、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中国大陆的史学方法研究
1949年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在史学界影响甚深。那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发展，但不占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界渐居支配地位，要求史学不仅是史料学，而且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上升为科学的形态。于是，理论与史料、史实的关系遂长期引起史学家们的兴趣和关注。这一时期越来越强调史学应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那么，如何既坚持阶级观点，又能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这里必须运用历史主义方法），以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呢？于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以及二者关系，又长时期引起大陆史学家的关注，并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渐产生意见分歧。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大陆史学界关于史学方法的探究，便主要围绕史与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两个关系的理解而展开。
（一）史论关系的处理方法。
1.对重史轻论与重论轻史倾向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之初，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和胡适的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治史方法影响较大。一批受他们影响较深的史学家，以史料考据作为主要的治史方法，广征博引，而轻视理论。在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中，不少学者撰文批评了这种重史轻论的倾向，强调应当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历史研究中。
当时在批评重史轻论倾向时，又产生了另一种重论轻史的倾向，下笔万言，空洞无物。 史学家尚钺首先站出来批评这一不良倾向， 他在1957年写的《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1〕一文， 批评这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不能解释历史的重大问题。强调史料是史学工作者的武器，没有历史资料就写不出历史。尚钺的见解得到翦伯赞、范文澜等许多史学家的赞同。
对重史轻论与重论轻史两种倾向的批评，使大陆史学家认识到，在历史研究中，史重要，论也重要，那么究竟应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
2.以论带史。
以论带史的主张大量地存在于1958年的所谓“史学革命”中。当时《历史教学》杂志曾发表多篇文章，强调“以虚带实”。“虚”即是论，主张用工人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编排史实。这一时期的文献，以论带史倾向是大量存在的，但却没有见到明确提出的“以论带史”的正面主张。最早明确提出“以论带史”的，是史学家尹达1964年撰写而于1966年发表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2〕一文。文章说：“我们提倡‘以论带史’， 就是……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予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史实”。这种主张60年代初便遭到了不少史学家的批评，尤以范文澜《反对放空炮》〔3〕一文为激烈。
3.论从史出。
这是吴晗为纠正“以论带史”之偏于60年代初提出来的。他认为“以论带史”先讲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以至有论无史，变成“以论代史”。而“论不能代替史，论在史中，不是在史之外”。应当“通过对史实的掌握，把观点体现出来”。“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论与史的关系应当是“论从史出”〔4 〕。这一论点当时便受到林甘泉等史学家批评，认为它无法表达出理论对史学的指导意义。
4.史论统一，论史结合。
当时赞成这种主张的史学家较多。前述尚钺1957年的文章已经提到，研究历史“必须根据马列主义的方法与丰富的史料相结合”，但未展开。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加系统说明的，是孙国权1959年发表的《正确处理史料与观点的关系》一文，认为“史料与观点的统一，是进行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最科学的方法”〔5〕。稍后，彭明、 白寿彝、吕振羽、翦伯赞、孙思白等史学家都撰文持此主张。翦伯赞强调：“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和论结合起来”〔6〕。1963年， 天津史学界曾专门组织史论关系笔谈讨论，赞成此见的亦占多数。
对史论结合的涵义，理解则不尽一致。史苏苑等认为，自古以来的史学作品，史论都是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能使史与论更科学的结合。〔7〕苏述则指出，认为自古以来史学著作都史论结合， 会导致客观主义，“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别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真正做到史论结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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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做到史论结合？论者多引毛泽东所说“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加以说明。
（二）对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
1.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均作为正面的理论主张而提出（1949—1957年）。
（1）阶级观点是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史学家首先提出的，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改造并加以发展。列宁给出了阶级的定义，并提出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这个观点在本世纪初便传到中国。毛泽东后来对之作了进一步发挥。30年代提出中国封建社会， 只有农民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9〕。40年代，将阶级观点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阶级分析方法”概念，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10〕稍后又将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区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分界线。这些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学习》杂志为中心，先后发表孙定国、叶蠖生、胡绳、于光远等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阐述的有关阶级观点的内容大体如下：①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的基本内容，是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11〕②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因此不能用政治、道德作标准划分阶级，只能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多少及如何占有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12〕③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13〕，是唯物史观的两大基本要点之一〔14〕。④“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的根本方法”〔15〕。“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研究历史问题，就是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即先分析当时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找到了主要的矛盾，就可以把握住问题的中心，可以解决问题”〔16〕。
（2）历史主义也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之进行改造，通常被表述为观察社会问题的“历史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概念，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谈及学习问题时最早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初，《人民日报》、《学习》、《新建设》等报刊发表过艾思奇、黎澍、漆侠等学者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文章。《学习》杂志1951年第4卷第12 期还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观点》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则撰文对自己解放前史学著作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片面反封建、借古论今）进行自我批评。当时历史主义是作为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相对立的正面史学方法而提出的。关于它的涵义，《新中华》杂志1951年第14期作了如下的解释：“历史主义观点一词，普通有两个意思：其一是说不论看什么事物和现象，都应该从它的发生、生长和死亡的全过程去观察，而不可以在静止的、不变的状态中去观察。不如此，所得的知识一定是片断的，因而也一定是不正确的。另一是说，看历史上的事物和现象，应该把它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关系等等——关联起来看，而不可以用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去衡量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如果这样，我们便无法明白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在当时的实际历史意义。……所以，根据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事物，是必须考查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把所观察的事物或现象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看。”这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历史主义的认识。
2.阶级观点被日益突出，导致唯物史观理解和运用的片面化绝对化。
历史主义主要作为纠正阶级观点理解和运用中的偏差而被强调（1958—1962年）。 （1）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 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仍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并主要反映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应将兴无灭资的斗争逐步由政治领域深入到各种思想领域。1958年3 月10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社会历史科学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由此而引发了1958年的所谓“史学革命”。在这场“史学革命”中，一些论者提出，“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代表了史学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厚今薄古是“史学革命”兴无灭资之“纲”。按照这样理解的“厚今薄古”，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王朝体系”，尽量“删减”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活动及其相互矛盾，以至政治制度及其沿革，以“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突出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17〕一些文章和教材还主张应大量征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以体现其指导作用，许多文章空话连篇，以论代史，50年代初被批评过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显得更加突出。
在这场“史学革命”中，虽然对阶级观点极为突出，但却没有什么文章对阶级观点加以阐发。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全国出现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光明日报》1961年4月28 日发表历史学家嵇文甫的学习体会文章，提出“毛主席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把它深入贯彻到历史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去，无论讲什么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文化遗产继承问题，……都一贯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于是，阶级斗争观点由50年代的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之一，发展成为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这个观点以至支配中国史坛将近18年。
（2）“史学革命”给中国史学带来的严重消极后果， 引起了一批史学家的深深反思，使他们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对于抵制片面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的宁左勿右倾向的理论意义。这一时期，最先将历史主义作为纠正阶级观点理解和运用中的偏差而加以强调的是河南省史学界。历史学家郭晓棠在《中州评论》1959年的第13、14、15期连载《历史主义，还是反历史主义》长文，严厉批评了当时史学研究中片面突出阶级观点而产生的反历史主义倾向，提倡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主张运用阶级观点“必须同正确的历史观点结合起来”。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编辑的《史学月刊》自1960年第7期起， 专门组织了关于历史主义的专题讨论。该刊在编者按中指出：“历史主义问题，我们认为是历史科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讨论，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看法、错误观点，把历史科学工作质量推进一步。”该刊所发文章批评了非历史主义倾向，阐发了历史主义的内容及其理论价值。对历史主义涵义提出了三种理解：第一，历史主义是从辩证的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角度观察历史问题的观点〔18〕；第二，历史主义是从历史的延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来考察历史〔19〕；第三，历史主义是对一定范围里的研究对象作具体的分析〔20〕。由于这场讨论仅限河南省一地，影响较为有限。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从1961年到1962年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21〕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22〕诸文，尖锐地批评了史学研究中的“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倾向，指出应当从发展的观点全面地看待历史，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他也赞成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同时又强调“历史主义是重要的”。“除了有阶级观点，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与此差不多同时，上海《解放日报》1962年3月27 日发表陈旭麓的《论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文汇报》也发表了相类观点的文章。尤其是翦伯赞在中国史学界的声望，就不能不引起整个中国史学界以至其它领域的重视。
3.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论战（1963—1965年初）。
（1）翦伯赞等学者对历史主义的强调， 表明了“史学革命”后中国大陆史学界对理论认识的分歧已渐趋明朗。1962年8 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领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地要影响到中国的史学认识。
《新建设》杂志1963年第5 期发表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批评了“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立的见解”，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它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存在没有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也不存在没有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历史研究》主编黎澍读到该文后，不赞成林甘泉将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看作“完全一致”的见解，约请宁可撰写《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发表于《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宁可的文章批评林甘泉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看作“完全一致”，二者间有必然联系，只要有了阶级观点，自然就有了历史主义，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宁可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统一的内容之一”。林甘泉在《新建设》1963年第10期发表《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批评宁可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看成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统一的内容之一的见解，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文章承认自己前文不足，并对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关系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见解。《历史研究》1964年第3 期再次发表宁可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文章也承认自己前文某些论述的不足。并进一步申述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内涵的认识。在林甘泉、宁可二家相互论难的同时，全国许多学者撰文参加讨论。从1963年下半年起，讨论渐次在全国范围展开，到1965年初，一年多时间全国十多家报刊直接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文章达30多篇。北京、上海、武汉、广东、广西等省市，还就此进行了专题学术讨论。这次论战的内容，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内涵、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而展开，对阶级观点本身的涵义甚少涉及。差不多与此同时，《江淮学刊》、《江汉论坛》等刊物还就阶级观点本身展开了局部范围的讨论，成为有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的有机构成部分。
（2）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内涵。讨论中形成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①宁可《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有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内容：其一，一切事物都有历史，因此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其二，一切事物的历史都因其内部以及外部矛盾的发展变化而区别为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理解；其三，一切事物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总是呈现为上升的前进的运动，因此应当永远站在新生事物方面，肯定和支持一切推动历史上升和前进的力量。②朱永嘉等《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及其运用》〔23〕一文认为，历史主义内容有：其一，它是历史辩证法对历史发展过程考察的正确方法；其二，它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其三，它要求对历史遗产给以批判的总结，剔除其糟粕，改造和吸收其精华。③当时在狱中的吕振羽，于1964年10月28日写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论争》〔24〕一文认为，历史主义内容包括：第一，把历史看作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不断发展的长河；第二，紧紧掌握历史各个时代所独有的历史特点，亦即根据时代特性分析各种历史现象；第三，正确、深入、具体地通过斗争掌握和解决历史的继承性问题。此外，还有些人主张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3）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除了前文提到的几种见解，讨论中还提出有如下看法：①林甘泉的“完全一致”论受到批评后，重新论述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关系为，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有着不容分割的内在的必然联系，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核心。②关锋、林聿时、林杰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贯彻着或者包含着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二者相互包含，融为一体，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的内在联系。〔25〕③宁可《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作为两个有区别的概念互相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二者有条件地统一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之中。④李文海《论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统一》〔26〕一文认为，二者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是有机联系着的，二者统一的客观基础是社会历史本身，它们共同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中。⑤何芳川认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统一，就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具体的统一。阶级观点寓于历史主义之中，历史主义是把阶级观点具体化。〔27〕
（4）关于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涵义。
①关于阶级和阶级划分的标准。有两种不同看法。a.陆德生、南哲文等认为，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但同时又是政治范畴、思想范畴。因此，应当以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的统一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28〕b.戴清亮等从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以及阶级的起源和发展纯粹由经济原因决定等，坚持认为阶级只能是一个经济范畴，经济地位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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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阶级分析。当时认为，阶级分析和阶级划分有联系又有区别。阶级划分的中心问题是划分标准，应当以人们的经济地位为依据。阶级分析的内容更广泛，它必须以经济关系作为基本线索，对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30〕
4.政治大批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主义方法的扼杀。
林甘泉和宁可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论是学术性的。从1963年到1965年初参加讨论的文章，有些已带有政治批判的色彩，但基本上仍在学术范围内展开。强调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或与阶级观点完全融为一体的见解，旨在突出阶级观点而否定历史主义的独立存在价值。宁可等提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间存在区别，旨在说明只有阶级观点难免导致历史认识的片面性。历史主义有其单独存在的价值。但宁可等也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也主张用阶级观点指导文明社会一切历史现象的研究，在理论前提上，与林甘泉等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宁可等当时也就无法真正说清历史主义的涵义，尤其是它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只要承认上述的理论前提，则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互融合的见解， 反而似乎显得更加符合逻辑。 故到1964年，这种见解已经占上风了。既然历史主义可以包含在阶级观点之中，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阶级观点的进一步被强调，主张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见解，便被认为是怀疑以至反对阶级观点了。它也就逻辑地成了政治大批判攻击的目标。
对历史主义的政治批判1965年初便开始了。《华东师大学报》1965年第1 期发表的《批判打着历史主义旗号反对阶级分析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文章，可以视为对历史主义由学术讨论转为政治批判的标志。此文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讨论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主张独立地提出历史主义便是“不承认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货色”。到戚本禹发表《为革命研究历史》〔31〕，主张历史主义的见解，就被说成是“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到文化革命开始，历史主义的提倡者翦伯赞被攻击为“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挂帅人物”，“反共知识分子”。〔32〕《河南日报》1966年7月28 日发表《揭穿郭晓棠的〈历史主义还是反历史主义〉的反动本质》一文，对另一位较早主张历史主义的史学家郭晓棠，极尽歪曲攻击之能事。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被政治大批判暂时地扼杀了。
（三）这一时期，也还有学者提到过其它史学方法。如黎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一章，除阶级分析、历史观点外，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从概念出发，不能用范畴编排历史的顺序；要善于比较、分析和综合，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找出因果联系的方法等，虽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在当时没有引起更广泛的重视。这一时期还发表过若干关于历史考据法的文章，其中不少是对胡适考据方法的批判。有两篇文章讲到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方法。有一篇文章提到西方的计量方法，也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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