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大陆的史学方法研究

　　文化革命期间，绝大部分中国史学家被剥夺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已被扼杀，更谈不上其它史学方法研究。这时只有极少量文章高唱用阶级斗争理论研究历史，水平极低。江青集团及其写作班子搞的“儒法斗争史学”，亦自有其方法，然没有作出公开的理论说明，故本文不加考察。
（一）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78年底，中国大陆史学界对“儒法斗争史学”的伪科学方法进行了批判
　　根据揭发材料，江青集团及其写作班子曾经提出：“写历史嘛，就是七真三假”，可以进行“文学加工。造出来就变成真的了”。不少文章批判了这种七真三假、伪造历史以及他们搞的庸俗历史类比的手法，这对恢复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信誉，是必要的。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强调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逐步确立将改革开放作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述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促成了8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研究的百花齐放。
（二）历史考据方法研究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实际出发点，真确的史料是史学研究获得科学结论的认识前提。新中国建立的前17年，史学界对历史考据方法是肯定的。一些严肃认真的史学家，从来都对之十分重视。1955年批判胡适考据学后，史学界曾出现过轻视历史考据的倾向。文化革命中隐射史学搞的“七真三假”手法被揭露和批判后，更促使一大批史学家认识到，为着恢复历史科学的信誉及推动其发展，必须重视历史考据法。从1979年到90年代初，专门论述历史考据法的文章约40篇，著作则有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33]、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34]等。其它涉及历史考据法的论著则更多。这些论著探讨的内容主要有：阐述历史考据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搜集史料的方法，包括论述史料的范围、内容与性质以及如何分析史料的价值；史料的辨正辨伪方法，以及前辈史家有关考证方法的介绍和研究。文献史料的搜集与考证方法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古老的学问，这一时期除整理总结、研究前人成果外，有关史料搜集和考证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主要有：
　　1.关于口述史学方法。
　　一些学者介绍了国外主要是6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及其方法的发展，也有的学者介绍了中国口述史学自古及今的发展，不少文章论述了口述史学方法的涵义、性质、主要手段、运作程序、作用意义及其局限。强调口述史学方法的现代性质，是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录音机、信息交换器等），不仅可以搜集史料，而且也可以根据全面真实的原则，运用口述史料，或与文献史料相结合，以形成著作。它可以补充文献、文物史料的不足，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尤具意义。
　　2.灰色系统理论在考据方法中的运用。
　　霍俊江认为，传统考证方法只能在有直接历史资料或大量旁证史料的情况下才能运用。而许多历史系统乃是一个内部特征（参数）部分确知而部分不确知的灰色系统。这种灰色系统尽管系统信息不够充分，但作为系统，必然具有特定功能并且是有序的。运用灰色系统方法研究记载有间断的历史现象，一般把这一现象看成连续运动的过程，因而可以依着离散的数据建立灰色模型，运用电子计算机以探索记载间断的部分，从而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这种方法不仅可为历史考证提供新手段，也可为电子计算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开辟道路。[35]
　　3.运用现代化手段革新史料搜集整理方法。
　　一些学者提出，我国传统的分散的依靠手工方式搜集整理史料，产生代代重复，人人重复，造成大量人力浪费。应当尽快运用电子计算机整理、贮存、检索资料，并对大量史料进行各种形式的分析考证，建立历史资料信息库，并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区域性的或专业化的历史资料信息中心网络，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服务。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清理与新的探索
　　1.关于史论关系处理方法研究的新进展。
　　自1978年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到9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有30多篇。不少文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有的学者仍坚持“论从史出”说，如钟城、李新等；有的学者仍坚持“史论结合”说，如李时岳、葛懋春等；单独主张“以论带史”说的没有了，有的学者又提出“以论导史”说，如林雨如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论以论导史》[36]。还有的学者认为三种主张，概念都不清楚，无须争论了。也有的学者提出互补说，如熊德基主张“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三者互补，[37]赵俪生主张“以论带史”、“论从史出”二者互补。[38]《历史研究》1982年第4 期发表蒋大椿《论与史的关系考察》一文，提出应当把史与论放在不同的范围分别弄清涵义，再来处理二者关系。过去这个问题所以纠缠不清，是因为人们把不同范围的史论搅在一起，实际上这里存在三个不同的范围：一是在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范围里，“论”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唯物史观，“史”指历史科学。二者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给历史学提供研究的指南和引线，但不提供具体研究结论；历史学则为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发展提供科学的历史知识基础。二是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史”指史料、史实，“论”指对历史现象和过程的看法、认识。二者的关系只能是论从史出。三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史”指历史著作中的材料，“论”指观点。这里二者的关系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以论带史、先史后论、夹叙夹议、寓论于史均可，也可以多种方法并用，总之以适当表达出研究成果为宜。胡绳在1985年3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戚其章在1988年11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谈论与史的关系》， 以及其它一些文章，也都主张在不同范围区别史论涵义，再处理二者关系，使这个问题的探讨有所进展。
　　2.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研究的新进展。
　　（1）关于历史主义。
　　1978 年下半年若干篇批判“四人帮”阴谋史学的文章中，已经对翦伯赞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予以重新肯定。从1978年底到90年代初，直接阐述有关历史主义的文章约20篇（包括译文）。著作则有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39]、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40]。文革后第1篇专论历史主义的文章，是许永璋的《试论有关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41]，此文在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发展的理论前提下，在60年代学者的认识范围里，对历史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作了归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推进的有：①蒋大椿《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42]一文提出，过去只提阶级观点而否认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理论前提是人类文明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实际上，人类文明史包括了更加宽阔的内容，阶级斗争只是其中一条线索，而生产力发展、语言、文化中许多历史现象，并不具有阶级性质。故只有一个阶级观点，便不可能说明整个历史过程，必须还要有包括历史主义在内的多种方法。在人类历史除了阶级斗争还有更加广阔内容的理论前提下，此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内涵是：第一，要求从客观历史现象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研究。第二，要求将产生历史现象的各种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以揭示历史事物的本来面目。第三，要求从历史现象的辩证发展中进行研究。它与阶级观点的关系是，在研究阶级社会历史时，阶级观点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历史主义方法是阶级观点正确运用的必需武器。②张芝联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43]，系统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过程、内容与主要特点，说明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联系及其区别。吴承明的《论历史主义》[44]则归纳出一战以后西方历史主义的五个特征并加评述，增加了国内史学界对西方历史主义方法论的了解。③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在肯定中国历史主义思潮的理论贡献同时，分析了这种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消极理论”的理论缺陷。此外，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辩证法。
（2）关于阶级观点。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由于同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相关连，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论文超过200篇， 其中专门探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有20多篇。这些文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阶级观点理解和运用中的偏差进行了清理，也对阶级观点的内容及其运用范围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涉及内容甚多，难以备述。在认识上获得进展的主要有：

　　①阶级斗争是不是文明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文革前，在论及历史发展动力时，除极少数学者将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并列外，史学界基本上认为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发展唯一的根本动力。戴逸在1979年3 月于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45]的发言，提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是唯一的历史内容，还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因此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他肯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并提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刘泽华、王连升也在会上作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46]的发言，提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并探讨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由此而引发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全国规模的讨论。在讨论中，孙达人、朱绍侯等少数学者仍坚持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唯一的实际动力”，多数学者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动力之一，但不是唯一动力。讨论中有关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多达十余种，与本文题目关系稍远，不及备列。

　　②关于阶级对抗，一般认为便是阶级斗争，是劳动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王学典则提出，阶级对抗主要是指阶级剥削压迫本身。没有剥削压迫就没有进步。因此，私有制社会的历史，一般不是通过反剥削反压迫而主要是通过剥削与压迫而创造的。[47]也有的学者对此表示反对。

　　③关于阶级观点的理论地位。中国大陆史学界50年代将阶级斗争观点视为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之一，60年代更将其视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蒋大椿在80年代提出，唯物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则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文明史中阶级现象总结出来的较之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低一层次的历史理论观点，它不仅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也不属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而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48]

　　④关于阶级分析。文革以前，中国大陆史学界基本上认为阶级分析是研究文明史的唯一科学方法。80年代，刘大年《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49]一文，认为私有制时代历史研究对象的特点内在规定了阶级分析方法“是唯一的科学方法”。绝大多数学者则认为，阶级分析是文明史研究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不能运用阶级分析。阶级社会中的非阶级现象，也难以运用阶级分析。即使文明史中的阶级现象，仅用一个阶级分析方法而不与其它方法相结合，也是不妥善的。[50]

　　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史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史学方法当然并非止此。蒋大椿在1986年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51]一文，除历史主义、阶级分析外，还发掘整理出了如唯物主义的方法即历史研究出发点的选择，历史比较方法，逆向观察方法，假说方法等。这些方法在80年代以来也被较多地探讨。为着叙述的方便，将这些方法的探究也放在这里介绍。

　　3.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方法。

　　文革以前，不少史学家都主张历史研究应从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文革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则更自觉而深入。专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有10多篇，主要探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1）历史研究出发点的选择。

　　这是区别历史研究中唯物主义方法和唯心主义方法的焦点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黎澍指出：“这个研究方法不是按照预先设想的公式剪裁历史资料，使之适应某种主观需要，而是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历史事件的各种发展，从中探寻内在联系，完全从事实出发”[52]。金观涛在《人的哲学》[53]一书中，依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提出微观研究中对象不可能摆脱实验手段干扰而独立存在，以此推论出外部世界并非独立于人的感觉和思维而存在。所以，唯物主义已被“证伪”。这样，研究工作当然只能从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出发。物理学家何祚庥提出，金观涛的推论是对“测不准定律”的歪曲，因为电子位置和能量的不确定性“是来自电子的本性”，而并非出于测量。[54]蒋大椿则提出，在研究宇观世界、微观世界和历史世界时，即使存在中介手段的干扰，也只能促使研究者不断发展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和完善中介手段，以使观察结果更加逼近客观世界。决不能由于中介手段干扰而导致否定被研究的实在事物的客观性。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故研究工作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依然是正确的选择。[55]蒋大椿还进一步提出，史学家在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研究时，大脑当然并非如空白胶卷，而是必然要选择一种认识工具作为研究工作的逻辑起点。人们选择辩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为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又恰好保证了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历史事物。[56]
　　（2）关于相互作用和终极原因。

　　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历史研究工作如何进一步贯彻唯物主义方法？文革前不少史家主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研究历史。文革后多数史家仍坚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认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物质生产及其发展。金观涛等提出，历史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是同一层次的相互作用，只从相互作用便可以理解历史的进展，而追求历史变化的终极原因是“片面”的。[57]1985年4 月上海的史学理论讨论会曾就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关系展开过讨论。蒋大椿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58]等文中提出，自然界各种现象都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规律就存在于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中。只要考察各种物质现象的相互作用，就可以揭示其内在联系，而无须在此之外探索终极原因。因为自然界物质现象的相互作用就是终极原因。由于人类有意识，使得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分为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两大类。只要承认精神是物质的派生物，那么在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相互作用中，揭示出社会物质性因素（生产力及其发展）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就应当是必要的，更加深刻的。他还将相互作用和终极原因的关系归纳为五点加以说明。李振宏认为，“终极原因”回答的是历史运动的内容问题，“相互作用”是指历史运动的形式。终极原因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历史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唯物史观把终极原因和相互作用有机地统一于自己内在的逻辑体系之中，既能理解历史运动的最终根源和真正基础，又能说明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历史力量如何通过相互作用方式以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正是社会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契机。[59]

　　4.历史比较方法研究。

　　没有比较就没有研究。文革以前，中国大陆史学家也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但对历史比较方法的理论研究却几乎没有进行。80年代以来，历史比较方法引起史学界的浓厚兴趣，发表的文章近百篇，其中不少文章紧密地结合历史研究的实践。著作则有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60]，庞卓恒的《比较史学》[61]，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62]。这些论著介绍了国外尤其是20世纪以来历史比较法研究的进展，概述了国内自古及近代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及其特征，探索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比较方法，并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涵义及运用等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1）历史比较方法的涵义、功用及其依据。

　　①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涵义。各家表述不尽一致，然大同小异，综合起来看，大体认为，历史比较主要作为一种宏观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历史现象（事物、概念、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同求异，求常求变，从中寻求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扩大和加深对于历史的认识。

　　②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功用。论者很多，综合庞卓恒、范达人等的见解，大体如下：第一，用比较研究进行宏观观察，可以克服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使思维从封闭型转为开放型，把所研究的事务纳入广阔的历史系统中，为更好地分析、综合、概括、抽象创造前提，有助于发现和认识历史的规律。第二，历史比较提供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开阔历史研究的思路，使得许多长期争论不决的历史问题，有可能通过比较研究获得解决。第三，历史比较研究有助于促进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展，并促进历史研究中理论和史料的科学统一。第四，历史比较有验证假说的作用，一些学者称之为间接实验法。第五，历史比较研究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各个民族的相互了解，消除因相互不了解而造成的偏见。第六，历史比较包括科学的历史类比，可以起预见未来的作用。[63]

　　③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根据。大体一致的看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发展过程的迂回曲折和不平衡性，构成历史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和合理依据。

　　（2）历史比较方法的类型和运用程序。

　　①关于历史比较的类型。论者都强调历史比较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大体说来，有二类型说，分纵向比较（历时性比较）和横向比较（共时性比较），如谢本书的《谈比较历史研究法》等。[64]有三类型说，分历史类型比较、历史渊源比较、历史影响比较，如范达人《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几个问题》[65]等；也有分为时间比较、空间比较、性质比较三类，如孟庆顺《比较研究方法评析》[66]。有四类型说，分为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如赵吉惠《略论比较历史学的几个问题》[67]。有六类型说，分为同上求同、同上求异、异上求同、异上求异、同上求异同、异上求异同，如满永谦《比较史学的六种类型及其功能》[68]。以及多类型说，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比较方式，各种比较方式也可相互结合，交错进行，如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

　　②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程序。分四步、五步、六步之说，涵义大体相同。以范达人见解为例，第一，明确目的性，选择好恰当的比较对象；第二，弄清比较对象的类型，建立比较研究的参照系；第三，提出规律性的假说；第四，在比较中找出同异；第五，分析原因，探求规律；第六，验证比较研究的结论。[69]
（3）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①运用历史比较的条件。大体一致的意见是，应当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第一，遵循可比性原则；第二，应在对被比较的历史事物的每一方都分别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加以具体比较，不能仅凭空洞的历史理论硬套；第三，力戒肤浅的类比。[70]

　　②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不少史家强调，历史比较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不能滥用。如没有可比性的事物就不能比较；它只能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而无法发展新事实，它只适用于两个或更多历史现象之间，而不能代替对单个历史事实的细致研究。故不少史家强调，历史比较方法是有局限的，它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而且任何历史比较只是以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相比，而暂时地有条件撇开其它方面，故其所得的结论是相对的。因此，许多史家强调历史比较方法应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进行。

　　（4）关于历史类比。

　　60年代初， 针对中国史学中曾经简单地使用历史类比，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指出：“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针对“四人帮”史学的庸俗历史类比，以古射今，刘泽华曾提出应“在历史研究中坚决摒弃历史类比的作法”[71]。70年代末以来，中国有些史学家主张对历史类比法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庸俗的历史类比应当否定，而科学的历史类比则是一种可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它能够运用类比推理，启发思路，触类旁通，帮助人们的认识由已知推展到未知，由知之不多推展到知之较多。吴寅华将历史类比划分为性质历史类比、关系历史类比、历史模拟类比三种，阐述这一方法的内涵及其运用。[72]有些学者同时也提出，即使科学的历史类比也有局限，使用时应注意条件，慎重处理。

　　由于近年来对历史比较方法的重视，并初步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比较史学在我国呈现出良好的前景。

5.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研究。

　　逆向考察法是我们历史研究中实际常用的史学方法之一。80年代后，中国大陆史学家才开始对之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论述这个方法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有6篇。黎澍、蒋大椿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73]，亦列有“逆向地考察历史的方法”一节。这些论著对此探索的内容主要有：

　　（1）关于历史逆向考察法的涵义。

　　丁伟志认为， 它是采取与历史时间顺序相反的方向进行考察，是从该事物以后的历史发展考察该事物，亦即从事物的未来、流向、结果，对历史事物进行考察。[74]朱振惠认为，这种方法由对后代历史的解剖理解前代，以对现实的深刻理解考察历史。作为一种治史出发点，它由现实出发治史，以求为社会现实服务。作为思维的出发点，它强调以当代先进的学术理论出发研究过往历史。[75]

　　（2）关于历史逆向考察法的根据。

　　一些文章提出， 历史本身在延续中发展，不可割断，任何历史现象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后代历史保留着前代历史的遗物，并发展了前代历史中的萌芽，故通过后代历史的分析可以加深对前代历史的理解。[76]

　　有些文章还探讨了逆向考察法具有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开拓历史研究范围，既可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又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等功能。一些文章还加强，逆向考察与历史主义的顺向考察具有互补作用，在历史研究中应当结合起来进行。
　　
6.史学假说方法研究。
　　
　　罗尔纲在50年代便提出，考据方法是“先提出假说，然后去求证”，稍后又提出，全部历史考据的过程便是“发现问题，建立假说，寻求证明，检验假说”[77]。1981年，荣孟源撰《论考据》[78]一文，反对在史料考据中运用假说方法，他认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方法，因为考据中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无需假说。但80年代以来有关假说方法的近10篇文章，大多都主张在史料考据、历史研究中应该而且可以运用假说方法。
　　
　　（1）关于历史研究中运用假说方法的依据。
　　
　　高栓来认为， 人类历史是全部事实和全部可能的总和。既然历史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依据一定史实或以一定史实为参照物，经过理性思维形成猜测性认识，便不可避免。另外，人们对历史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种认识探索中，对客观历史事物形成某种猜测，也难以避免。假说是建立科学理论的必经阶段。[79]
　　
　　（2）历史假说方法的内容与运用程序。
　　
　　蒋大椿认为， 假说是人们为着研究工作需要，在一定事实基础上提出，并准备接受事实进一步检验的关于事物现象的因果性或规律性的假定性解释。首先，假说是为了回答历史事实提出的问题而设立的。其次，假说的内容和结构，与其要回答的问题的范围不同而有区别。回答的问题的范围越广，假说的内容结构便越复杂。再次，假说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的研究工作，需不断接受事实检验，证实或修正自己的内容。最后，假设检验的完成，是一个历史过程。[80]李桂海、茅家琦认为，假说方法的运用程序基本有二：一是依据一定事实形成假说的过程，二是搜集更大量材料以检验假说。[81]
　　
　　（3）历史假说方法运用的主客体条件。
　　
　　高栓来前文提出， 建立历史假说的客体条件：①史料记载有分歧或语焉不详。②有新史料发现。③同一史料理解有分歧。④历史问题本身尚无定论，需加探索。⑤历史发展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可能性选择及对未来历史的预测。研究主体要求则有：①具有创新意识。②研究目的明确，善于发现问题。③既有灵感、想象力，又要有逻辑思维能力。④科学的历史理论的指导。
　　
　　（4）对胡适“大胆假说小心求证”方法的再认识。
　　
　　50 年代批判胡适时，对此完全否定。80年代以来，对此进行了再认识，一是继续作为实用主义方法而予以否定，如荣孟源、茅家琦。二是基本肯定，如赵俪生、赵光贤等认为，“小心求证”并没有错。“大胆假说”指读书要有怀疑精神，才能有创造性，从原则上讲，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关键在于用什么世界观指导。[82]三是持分析态度。耿云志认为，这个方法揭示了科学研究中一部分必要的思维过程，鼓吹探讨精神，有积极面。但胡适忽视提出假设需要搜集资料的前提条件，小心求证又简单地归结为寻求例证。故在研究和揭示稍微复杂的历史问题时，每易陷入主观武断。[83]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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