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邓小平效应”和中国的复兴
西欧从公元1500年以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到了公元1800年经济加速度增长，英国与美国从公元1700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中国在公元1000—1250年期间（宋朝）曾经有过经济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长期的停滞。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长，其增长的速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见过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8] 由于当今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所以，不妨将其称为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宋朝时出现的经济增长绝对先于欧洲国家。那么宋朝的经济增长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呢？费正清认为中国宋朝出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应归功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地域的分工，因此也刺激了生产的全面发展。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贸易不仅促进了生产大发展，而且也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且迎来了世界历史上首度海外贸易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费正清认为，中国实际上早于欧洲国家就已发动了“商业革命”。[21]
现在的问题是：宋朝为什么会出现世界上罕见的贸易发展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北宋战败并向南迁都有关。随着宋朝迁都，大量人口向南方移民，中国南方人口密度骤增，“马尔萨斯制约”凸现，从而需要通过贸易来加以打破。但可惜的是，宋朝这种可喜的增长趋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原因在于两宋时期的经济结构虽然因为经济增长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能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反，占据着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保持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千方百计地要把社会的经济活动置于传统儒家学说的伦理框架之中。宋代士大夫阶层为之努力的结果便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宋代理学，宋代理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到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理学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格外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其余都是权威或者服从关系；其次，则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国家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后，强调治理这个国家的应该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德才兼备的士大夫，他们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21] 从宋代理学的以上内容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体会：第一，宋代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朝经济增长与即将形成的市民社会的一种反动，因为宋代理学把传统的儒学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从而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第二，宋代理学尽管也有一个“理”字，但是，它要阐述和发展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伦理观，而不是那种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理性。因此，打着新儒学旗号的宋代理学并没有把中国人民引向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仍然把中国人民禁锢在传统的伦理社会；第三，宋代理学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只是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分利集团。
发生在宋朝的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对于宋朝以后的中国来说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当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同明、清时代的超乎寻常的疆土扩张结合在一起时，就使得宋朝以后的中国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与技术落后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现象并存的悖论。首先是在明朝光复中华以后，为了消除元朝“异族”统治留下的影响，明朝的统治者更加崇奉、也更加依恋中国的传统文化。此外，为了防御中国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再次入侵，明朝政府解散了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会产生任何收益的海军，而倾其国力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用于巩固北方的国防。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海军解散以后可能发生的海疆安全问题，明朝最后实行了禁海政策。这样，明朝以后的中国就与对外开放的宋朝大相径庭，完全走上了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道路。当然，明朝之所以会采取“禁海政策”，可能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得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特别是在明朝以后疆土呈现不断扩张的情况下，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资源的风险远远要比通过海外探险来获取资源小得多。[22] 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思想不仅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海外贸易采取了淡漠态度，[21] 而且也导致了政府对于商业和贸易活动的百般阻挠，因为在国家的统治阶层看来，关心和从事商业活动会有失尊严。[22]
在明朝之后，中国的统治权又一次落到了“异族”人的手中。但是与以往的“异族”不同，满族是一个特别愿意汉化、并且也是汉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这正是满族人可以统治中国300年以上的秘密所在。中国在清朝期间成功地完成了三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民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伴随着清朝军事扩张不断取得胜利而来的，既有国家疆土面积的不断扩大，又有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在从1700年到1850年的150年间，中国的人口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从1亿3千8百多万增加到了4亿1千2百多万。[8] 尽管食物增长由于从美洲引进了粮食作物而得以实现，然而空前规模的人口增长还是导致了中国农村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和自然环境的破坏。[22] 为什么在疆土面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国会发生人口规模迅速膨胀的现象呢？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偏好农业的国家，中国社会传统上分为由高到低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就足以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官僚政治为中心、并且对农业高度偏好的国家。[21] 然而，与工业生产相比，农业生产劳动是严重依赖于人力的，特别是中国南方的水稻生产绝对是劳动要素密集型的。正是因为农业生产劳动需要大量的、并且是密集的劳动投入，所以伴随着疆土扩张而来的可耕地面积的扩大便需要由人口的迅速增长来解决劳动力供应紧张的问题。但是，疆土扩张与人口增长的规律是完全不同的，疆土的扩大是外生的。从存量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疆土是固定的、不具有扩大再生产属性的；而人口的增长是内生的，一个国家的存量人口可通过生育而实现人口的扩大再生产。结果，当中国的领土扩张达到极限以后，人口就按照其自身独特的规律在继续增长，从而导致了以上悖论的发生。
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当时的政府并不支持民间的商业活动。直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时，乾隆皇帝仍向英国的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22] 在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宁可以兴办公共工程的方法来增加被浇灌的土地面积，借以达到增加农业产量的目的，甚至破天荒地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国家粮食仓储体系来缓解不间断发生的饥荒，也不愿意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人口压力。[23] 这样的做法，就把整个近代中国引到了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上，那就是通过土地上的密集劳动与精耕细作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不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因此，伴随着18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而来的便是愈演愈烈的“马尔萨斯危机”。[21]
但是中国在当时并无能力来解决这样的危机，这是因为中国遇到了文明发展中的“棘轮效应”，[24] 或者如同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文明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演进过程一样，其在发展中的某个关键阶段所做出的某些特定的决定或者选择，在随后的生涯中要对这些前期的选择或者决定加以纠正是极为困难的。中国文明发展中的这种“棘轮效应”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社会的主流思想来看，世界其他文明考虑的是个人的解放，而中国文明考虑的一直是“社会性”的政治统治（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要分析的那样，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在主流思想上的这种差异可能与国家的形成方式与时代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就导致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和南亚文明的分道扬镳。[21] 为了实现个人的解放，首先就需要思想的解放，于是在欧洲社会便有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这样的改革，欧洲国家迅速完成了从伦理社会到理性社会的转型，并在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的基础上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基于个人理性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是，注重“社会性”的中国却难以发生这样的变革。因为中国为了保持统治的稳定（而不是个人的解放），就必须建立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而且，为了使得基于等级管理的政治统治能够合法化，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会利用“天命论”来制约被统治者。虽然在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天命论也对维护专制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自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欧洲国家的发展就与中国的发展截然不同。在欧洲，我们看到的是宪法对于君主专制控制的逐步增大，然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则是政治权利的持有者在援引天命论时所出现的那种逐渐扩大君主专制权力的倾向。从宋朝开始，到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统治已经达到接近专制暴虐的地步。为什么在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发展中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差异？简单地讲，就是因为欧洲是从分散的部落文明走向大一统的现代国家的，欧洲国家作为不同文化背景部落（公国）之整合的产物，平等地谈判和公平地进行权益的交换是唯一可取的方法，于是宪法就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是与欧洲不同，大一统的中国形成于公元前，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的文明解体或者崩溃，因此，除了统治之外是不可能有政治谈判和权益交换的。这样，中国就不可能发生结构性的社会变革，而只有周期性的政权更替，并且在每一次政权的周期更替中，人们并不愿意摒弃陈规，而只是倾向于在陈规中加入少许新的含义和做法。[25] 这种可以通过周期性更替而延续下去的统治模式强化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因为中国的文明要比周边落后国家的文明成熟得更早所致），它不仅导致了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而且当西方国家发达起来以后，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还造成了中国人极端的排外思想。[21] 结果，在内部缺乏改革动力、从外部来看又拒绝与西方交流或向西方学习有益经验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就很难被新的思想学说所取代并使中国有机会从文明发展的传统路径中走出来。
第二，从社会的经济制度来看，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就不能提倡个人产权，以及建立在个人产权基础上的市场交换制度。因为基于个人产权和市场交换的经营活动不仅会引起社会等级次序上的混乱，并且极有可能导致财富分配上的“不公”，进而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一种替代，中国选择的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广义的“家产制”财产制度：这种制度在国家层面上可以界定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土地的国家所有，当然国家是被一个最大的氏族所控制的，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家天下”；在基层则是无所不在的家族（氏族）组织。无论是作为统治者的皇室，还是作为社会之基层组织的家族（氏族），它们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或者是以血缘性关系为纽带的，从而不同于基于法律的契约关系。[26] 这种“家产制”的产权制度完全窒息了社会的商业活动。尽管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发明了货币，但是商业性的交换活动通常只是发生在组织和区域的“边缘地带”，而在“家产制”有效作用的空间里，普遍盛行的则是分配经济，而不是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不仅如此，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决策也就越来越走向非理性化了，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真正的封建会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而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则会导致经济政策的理性化。[26] 毫无疑问，在一个既没有个人产权、又没有市场和理性经济政策的社会里，几乎所有创造财富的活动都会失去意义。正因为如此，旨在增加个人和社会财富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也就难以发生了。
第三，从中国社会的政治构架上看，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之所以非常缓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排斥革新的官僚体系。如果我们把以氏族组织为基础、以“家产制”为特征的中国比作一个巨大无比的“股份公司”，那么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像现代股份公司中的职业经理阶层，即公司治理理论中所说的“代理人”。因此，与世界其他的文明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不是源于战争，而是源于集中制国家进行公共管理的需要，这种公共管理最初是与解决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水资源开发及其分配有关。中国的官员在很多朝代里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而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是一条成本很高的晋升之路。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巨大的中举和晋升成本使得官僚集团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保守的利益集团，他们绝对不会容忍非官方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能工巧匠通过思想创新与技术创新来分享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者从根本上颠覆他们的官僚统治。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科举与文官制度是具有两重性的：它可能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但也会导致思想僵化；[21] 二是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中举者一旦为官，为了弥补读书做官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费用（包括金钱的和时间的），必定会大肆敛财，于是官场就会逐渐盛行贪污腐败之风，当这种风气弥漫于整个官僚体系时，一次具有廉政意义的改朝换代就会发生。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变革的目的只是在于降低社会运行的代理（政治）成本，而不是为了改变基本的制度安排。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大多具有重组的性质，而不是演进的性质。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关心的是制度的修补，而不是制度创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内部便缺乏变革的动力。
第四，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极其迟钝。古代中国历来是个强调农耕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因此，长期缺乏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力，与世界各国交流甚少。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上的优越主义还使得中国一直自认为是唯一的文明国家而把周围的人称之为“四夷”。[21] 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根本就无法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及时而又准确的反应。到了近代，虽然中国也慢慢地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回应，比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等。但是，在中国，思想启蒙并没有能够获得成功，因为这种启蒙遇到了文字和文化的技术上的障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文盲率远远高于其余经济水平相仿的、但文字比较简单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汉字比较复杂，[21] 比如严复的许多翻译作品都是用只有少数知识阶层才能掌握的文言文写成的。[21] 既然中国人的思想不能得到启蒙，那么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结果，外部的影响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相反，中国却成为一个不断遭受外部入侵的国家。
中国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失败的戊戌变法并不是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起点，中国社会的变革开始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因为这一革命终结了中国历时2000多年的“家产制”、以及以这一制度为基础的帝制或家天下制。但是，由于中国积弱太久，中国的这一变革不被世界列强所认同，因为它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世界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至少是成为西方世界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主权条件，但是由于中国追随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崛起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尚不具备，结果在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高潮中，中国再一次落伍了。中国的真正崛起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并且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给中国带来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换句话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究竟改变了什么？总结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有效地突破了中国的传统，从而打开了通向经济增长的大门，迈出了打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坚定步伐。具体说来，中国在不到1/4世纪的时间里大致完成了以下这些主要的变革：第一，尊重个人价值，张扬私人产权，民生而不是“社稷”成为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这一变革为调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建设分散决策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且激发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生产财富的热情和欲望；第二，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这一变革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把传统的分配（命令）经济变成了交换经济。这样的变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而且还为所有的行为主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那就是不受行政权力管理边界约束的市场，从而造就了生产力的涌流；第三，在经济决策权由行政转向市场的同时，行政权力配置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分权改革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因为中央集权而造成的下层权力过小、上层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的缺陷，并且因此而激活了区域间竞争，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里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第四，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方法就是对外开放，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大规模引进外资，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对外开放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对外开放首先为中国带来了改革的动力，与前苏联和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转型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通过对外开放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资源，从而保证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帕雷托改进。对外开放又使得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骤然倍增，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对外开放还使得中国人逐渐具备了全球眼光和全球思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一个反对全球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国家，中国因此而成为当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制度条件和发展空间，它们就是：私人产权、自由决策、市场竞争与国际合作。所有这些恰好是任何一个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具有的共同要素，但是，中国的特点就在于创造这些制度条件和发展空间的方法有别于其他国家，从而提供了制度演进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新模式。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并且创造了令世界感到震惊的中国奇迹，在中国少数最为发达的地区，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所有这些事实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制约中国社会进步、导致中国社会贫困恶性循环的“马尔萨斯瓶颈”即将被突破。
但是，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一个令人担忧的新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当改革开放导致经济增长，并且使得中国的传统几乎完全被颠覆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的价值取向究竟在哪里？要回答这样一个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所以我们就只能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来结束本文的讨论。
西欧从公元1500年以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到了公元1800年经济加速度增长，英国与美国从公元1700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中国在公元1000—1250年期间（宋朝）曾经有过经济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长期的停滞。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长，其增长的速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见过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8] 由于当今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所以，不妨将其称为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宋朝时出现的经济增长绝对先于欧洲国家。那么宋朝的经济增长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呢？费正清认为中国宋朝出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应归功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地域的分工，因此也刺激了生产的全面发展。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贸易不仅促进了生产大发展，而且也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且迎来了世界历史上首度海外贸易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费正清认为，中国实际上早于欧洲国家就已发动了“商业革命”。[21]
现在的问题是：宋朝为什么会出现世界上罕见的贸易发展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北宋战败并向南迁都有关。随着宋朝迁都，大量人口向南方移民，中国南方人口密度骤增，“马尔萨斯制约”凸现，从而需要通过贸易来加以打破。但可惜的是，宋朝这种可喜的增长趋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原因在于两宋时期的经济结构虽然因为经济增长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能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反，占据着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保持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千方百计地要把社会的经济活动置于传统儒家学说的伦理框架之中。宋代士大夫阶层为之努力的结果便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宋代理学，宋代理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到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理学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格外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其余都是权威或者服从关系；其次，则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国家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后，强调治理这个国家的应该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德才兼备的士大夫，他们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21] 从宋代理学的以上内容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体会：第一，宋代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朝经济增长与即将形成的市民社会的一种反动，因为宋代理学把传统的儒学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从而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第二，宋代理学尽管也有一个“理”字，但是，它要阐述和发展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伦理观，而不是那种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理性。因此，打着新儒学旗号的宋代理学并没有把中国人民引向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仍然把中国人民禁锢在传统的伦理社会；第三，宋代理学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只是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分利集团。
发生在宋朝的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对于宋朝以后的中国来说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当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同明、清时代的超乎寻常的疆土扩张结合在一起时，就使得宋朝以后的中国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与技术落后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现象并存的悖论。首先是在明朝光复中华以后，为了消除元朝“异族”统治留下的影响，明朝的统治者更加崇奉、也更加依恋中国的传统文化。此外，为了防御中国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再次入侵，明朝政府解散了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会产生任何收益的海军，而倾其国力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用于巩固北方的国防。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海军解散以后可能发生的海疆安全问题，明朝最后实行了禁海政策。这样，明朝以后的中国就与对外开放的宋朝大相径庭，完全走上了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道路。当然，明朝之所以会采取“禁海政策”，可能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得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特别是在明朝以后疆土呈现不断扩张的情况下，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资源的风险远远要比通过海外探险来获取资源小得多。[22] 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思想不仅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海外贸易采取了淡漠态度，[21] 而且也导致了政府对于商业和贸易活动的百般阻挠，因为在国家的统治阶层看来，关心和从事商业活动会有失尊严。[22]
在明朝之后，中国的统治权又一次落到了“异族”人的手中。但是与以往的“异族”不同，满族是一个特别愿意汉化、并且也是汉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这正是满族人可以统治中国300年以上的秘密所在。中国在清朝期间成功地完成了三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民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伴随着清朝军事扩张不断取得胜利而来的，既有国家疆土面积的不断扩大，又有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在从1700年到1850年的150年间，中国的人口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从1亿3千8百多万增加到了4亿1千2百多万。[8] 尽管食物增长由于从美洲引进了粮食作物而得以实现，然而空前规模的人口增长还是导致了中国农村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和自然环境的破坏。[22] 为什么在疆土面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国会发生人口规模迅速膨胀的现象呢？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偏好农业的国家，中国社会传统上分为由高到低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就足以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官僚政治为中心、并且对农业高度偏好的国家。[21] 然而，与工业生产相比，农业生产劳动是严重依赖于人力的，特别是中国南方的水稻生产绝对是劳动要素密集型的。正是因为农业生产劳动需要大量的、并且是密集的劳动投入，所以伴随着疆土扩张而来的可耕地面积的扩大便需要由人口的迅速增长来解决劳动力供应紧张的问题。但是，疆土扩张与人口增长的规律是完全不同的，疆土的扩大是外生的。从存量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疆土是固定的、不具有扩大再生产属性的；而人口的增长是内生的，一个国家的存量人口可通过生育而实现人口的扩大再生产。结果，当中国的领土扩张达到极限以后，人口就按照其自身独特的规律在继续增长，从而导致了以上悖论的发生。
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当时的政府并不支持民间的商业活动。直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时，乾隆皇帝仍向英国的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22] 在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宁可以兴办公共工程的方法来增加被浇灌的土地面积，借以达到增加农业产量的目的，甚至破天荒地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国家粮食仓储体系来缓解不间断发生的饥荒，也不愿意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人口压力。[23] 这样的做法，就把整个近代中国引到了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上，那就是通过土地上的密集劳动与精耕细作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不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因此，伴随着18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而来的便是愈演愈烈的“马尔萨斯危机”。[21]
但是中国在当时并无能力来解决这样的危机，这是因为中国遇到了文明发展中的“棘轮效应”，[24] 或者如同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文明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演进过程一样，其在发展中的某个关键阶段所做出的某些特定的决定或者选择，在随后的生涯中要对这些前期的选择或者决定加以纠正是极为困难的。中国文明发展中的这种“棘轮效应”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社会的主流思想来看，世界其他文明考虑的是个人的解放，而中国文明考虑的一直是“社会性”的政治统治（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要分析的那样，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在主流思想上的这种差异可能与国家的形成方式与时代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就导致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和南亚文明的分道扬镳。[21] 为了实现个人的解放，首先就需要思想的解放，于是在欧洲社会便有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这样的改革，欧洲国家迅速完成了从伦理社会到理性社会的转型，并在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的基础上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基于个人理性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是，注重“社会性”的中国却难以发生这样的变革。因为中国为了保持统治的稳定（而不是个人的解放），就必须建立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而且，为了使得基于等级管理的政治统治能够合法化，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会利用“天命论”来制约被统治者。虽然在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天命论也对维护专制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自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欧洲国家的发展就与中国的发展截然不同。在欧洲，我们看到的是宪法对于君主专制控制的逐步增大，然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则是政治权利的持有者在援引天命论时所出现的那种逐渐扩大君主专制权力的倾向。从宋朝开始，到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统治已经达到接近专制暴虐的地步。为什么在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发展中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差异？简单地讲，就是因为欧洲是从分散的部落文明走向大一统的现代国家的，欧洲国家作为不同文化背景部落（公国）之整合的产物，平等地谈判和公平地进行权益的交换是唯一可取的方法，于是宪法就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是与欧洲不同，大一统的中国形成于公元前，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的文明解体或者崩溃，因此，除了统治之外是不可能有政治谈判和权益交换的。这样，中国就不可能发生结构性的社会变革，而只有周期性的政权更替，并且在每一次政权的周期更替中，人们并不愿意摒弃陈规，而只是倾向于在陈规中加入少许新的含义和做法。[25] 这种可以通过周期性更替而延续下去的统治模式强化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因为中国的文明要比周边落后国家的文明成熟得更早所致），它不仅导致了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而且当西方国家发达起来以后，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还造成了中国人极端的排外思想。[21] 结果，在内部缺乏改革动力、从外部来看又拒绝与西方交流或向西方学习有益经验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就很难被新的思想学说所取代并使中国有机会从文明发展的传统路径中走出来。
第二，从社会的经济制度来看，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就不能提倡个人产权，以及建立在个人产权基础上的市场交换制度。因为基于个人产权和市场交换的经营活动不仅会引起社会等级次序上的混乱，并且极有可能导致财富分配上的“不公”，进而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一种替代，中国选择的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广义的“家产制”财产制度：这种制度在国家层面上可以界定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土地的国家所有，当然国家是被一个最大的氏族所控制的，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家天下”；在基层则是无所不在的家族（氏族）组织。无论是作为统治者的皇室，还是作为社会之基层组织的家族（氏族），它们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或者是以血缘性关系为纽带的，从而不同于基于法律的契约关系。[26] 这种“家产制”的产权制度完全窒息了社会的商业活动。尽管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发明了货币，但是商业性的交换活动通常只是发生在组织和区域的“边缘地带”，而在“家产制”有效作用的空间里，普遍盛行的则是分配经济，而不是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不仅如此，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决策也就越来越走向非理性化了，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真正的封建会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而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则会导致经济政策的理性化。[26] 毫无疑问，在一个既没有个人产权、又没有市场和理性经济政策的社会里，几乎所有创造财富的活动都会失去意义。正因为如此，旨在增加个人和社会财富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也就难以发生了。
第三，从中国社会的政治构架上看，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之所以非常缓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排斥革新的官僚体系。如果我们把以氏族组织为基础、以“家产制”为特征的中国比作一个巨大无比的“股份公司”，那么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像现代股份公司中的职业经理阶层，即公司治理理论中所说的“代理人”。因此，与世界其他的文明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不是源于战争，而是源于集中制国家进行公共管理的需要，这种公共管理最初是与解决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水资源开发及其分配有关。中国的官员在很多朝代里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而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是一条成本很高的晋升之路。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巨大的中举和晋升成本使得官僚集团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保守的利益集团，他们绝对不会容忍非官方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能工巧匠通过思想创新与技术创新来分享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者从根本上颠覆他们的官僚统治。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科举与文官制度是具有两重性的：它可能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但也会导致思想僵化；[21] 二是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中举者一旦为官，为了弥补读书做官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费用（包括金钱的和时间的），必定会大肆敛财，于是官场就会逐渐盛行贪污腐败之风，当这种风气弥漫于整个官僚体系时，一次具有廉政意义的改朝换代就会发生。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变革的目的只是在于降低社会运行的代理（政治）成本，而不是为了改变基本的制度安排。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大多具有重组的性质，而不是演进的性质。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关心的是制度的修补，而不是制度创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内部便缺乏变革的动力。
第四，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极其迟钝。古代中国历来是个强调农耕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因此，长期缺乏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力，与世界各国交流甚少。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上的优越主义还使得中国一直自认为是唯一的文明国家而把周围的人称之为“四夷”。[21] 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根本就无法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及时而又准确的反应。到了近代，虽然中国也慢慢地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回应，比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等。但是，在中国，思想启蒙并没有能够获得成功，因为这种启蒙遇到了文字和文化的技术上的障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文盲率远远高于其余经济水平相仿的、但文字比较简单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汉字比较复杂，[21] 比如严复的许多翻译作品都是用只有少数知识阶层才能掌握的文言文写成的。[21] 既然中国人的思想不能得到启蒙，那么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结果，外部的影响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相反，中国却成为一个不断遭受外部入侵的国家。
中国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失败的戊戌变法并不是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起点，中国社会的变革开始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因为这一革命终结了中国历时2000多年的“家产制”、以及以这一制度为基础的帝制或家天下制。但是，由于中国积弱太久，中国的这一变革不被世界列强所认同，因为它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世界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至少是成为西方世界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主权条件，但是由于中国追随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崛起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尚不具备，结果在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高潮中，中国再一次落伍了。中国的真正崛起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并且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给中国带来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换句话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究竟改变了什么？总结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有效地突破了中国的传统，从而打开了通向经济增长的大门，迈出了打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坚定步伐。具体说来，中国在不到1/4世纪的时间里大致完成了以下这些主要的变革：第一，尊重个人价值，张扬私人产权，民生而不是“社稷”成为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这一变革为调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建设分散决策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且激发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生产财富的热情和欲望；第二，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这一变革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把传统的分配（命令）经济变成了交换经济。这样的变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而且还为所有的行为主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那就是不受行政权力管理边界约束的市场，从而造就了生产力的涌流；第三，在经济决策权由行政转向市场的同时，行政权力配置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分权改革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因为中央集权而造成的下层权力过小、上层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的缺陷，并且因此而激活了区域间竞争，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里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第四，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方法就是对外开放，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大规模引进外资，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对外开放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对外开放首先为中国带来了改革的动力，与前苏联和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转型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通过对外开放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资源，从而保证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帕雷托改进。对外开放又使得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骤然倍增，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对外开放还使得中国人逐渐具备了全球眼光和全球思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一个反对全球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国家，中国因此而成为当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制度条件和发展空间，它们就是：私人产权、自由决策、市场竞争与国际合作。所有这些恰好是任何一个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具有的共同要素，但是，中国的特点就在于创造这些制度条件和发展空间的方法有别于其他国家，从而提供了制度演进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新模式。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并且创造了令世界感到震惊的中国奇迹，在中国少数最为发达的地区，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所有这些事实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制约中国社会进步、导致中国社会贫困恶性循环的“马尔萨斯瓶颈”即将被突破。
但是，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一个令人担忧的新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当改革开放导致经济增长，并且使得中国的传统几乎完全被颠覆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的价值取向究竟在哪里？要回答这样一个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所以我们就只能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来结束本文的讨论。
|
|
|
共[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