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
1. 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
今日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是中美贸易的失衡。中美两国互为名列前茅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事实上的最大贸易差额来源地。按中方统计，2004年对美贸易顺差803亿美元，2005年1-8月对美贸易顺差700亿美元。按美方统计，中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1-2004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35亿美元和1620亿美元；2005年1-8月逆差总额4831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就有1262亿美元，占美国贸易赤字的26％，估计美国2005年全年对华贸易的逆差会达到2000亿美元，要占到美国贸易赤字的30％左右。(见《商业周刊》2006年1月16日发表的由梅新育撰写的文章和《香港商报》2006年1月12日的新闻报道)。所以，尽管中美双方在贸易差额的统计口径上存在很大的歧义，但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为什么会导致整个世界经济的失衡呢？对此，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如下：假如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不变，那么美国为了平衡其国际收支，就只有让美元贬值，以便通过美元对欧元与日元的贬值来对冲美国对华贸易过程中不断增加的逆差，其结果就有可能导致欧元区经济的衰退，并给经历了长期衰退的日本经济的复苏带来障碍；假如中国迫于美国的压力而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那么不仅是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包括整个东亚地区的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将受到这种调整的冲击，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是整个东亚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在中国出口美国的很多商品中，中国其实处在东亚产业分工链的末端，许多技术和中间品都是来源于东亚工业国家和地区，所以只要中国的出口受阻，那么整个东亚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以上所说的两种调整其实都已经发生了。美国从2002年开始推行弱势美元政策，以便对冲不断增加的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当这样的做法不足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时候，美国政府又于2003年开始不断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要求，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僵持，中国在2005年的下半年调整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小幅升值了两个百分点。但是，即便美国与中国分别对自己的汇率作了调整，然而美国对华贸易的赤字仍然不见下降，反而在2005年出现了更为惊人的增长，这种情况表明，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后有着更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在破坏着世界经济的平衡。
2. 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从1970年代的中期开始的，受1973-74年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美国的经常项目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逆差。在1997年之前，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基本上控制在2％以内，其增加的速度也相对平缓。但是，1997年起，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1997年为1.6％，1999年为3.2％，2002年为4.5％，2004年为5.7％，2005年的数字可能继续增加。美国如此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包括中国、日本、德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可以提供的外部资源的3/4。在美国不愿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国际收支的进一步恶化，美国就只能以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平衡经常项目的逆差。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统计数据，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8年的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国外资产总额一直超过其负债总额，这意味着美国的资本项目一直处在逆差状态，从而美国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是一个资本净流出国。但是自1988年以后，美国的国外净资产迅速地从零左右直线下降到负1.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20％(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这意味着美国需要依靠外部融资来平衡其经常项目的逆差，或者换句话说，美国需要通过资本项目的巨额顺差才能平衡其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逆差。
这样，我们就面临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美国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而且在长期中还是不断趋于增加的；第二，美国为什么有能力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平衡其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逆差。这里实际上遇到的是一个两阶段博弈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妨按照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从博弈的第二个阶段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合适。
从第二阶段的博弈过程来看，就是美国一旦发生经常项目逆差，从而需要依靠资本项目顺差来平衡其经常项目逆差的时候，它总是有能力在与它的贸易伙伴、特别是那些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中取得大规模的资金来实现这样的国际收支平衡。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博弈结果，就是因为在一个世界经济的宏观均衡模型中(见图)，当所有对美进行贸易的国家都试图通过贸易顺差来增加产出的时候，就会导致该模型中的IS曲线向右移动，而这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的失衡，所以，为了恢复世界经济的均衡，就必须让模型中的LM曲线也相应地右移，这也就是说，当世界经济中的实际上商品的供给增加时，整个世界的货币量也必须随之增加。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中，谁拥有源源不断的货币供给能力呢？毫无疑问，在世界以美元为世界货币本位的今天，当然是美国拥有了那种源源不断的世界货币供给能力。
众所周知，在金本位时代，世界货币的供给量取决于世界所拥有的黄金的储备数量，因此，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个已经没有黄金储备的英国还要想以英镑来作为世界本位货币就会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金本位条件下的货币纪律在起着强大的制约作用。同样，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尽管美元被定义为世界公认的国际通货，但是因为受到布雷顿纪律(美元可以自由兑换黄金)的约束，美国在供给世界货币的时候仍然要受到其所拥有的黄金数量的多少的约束。然而，自1970年代中期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随着世界进入管理纸币本位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美国的那种世界货币的国际能力便显著地增强了，因为美元的发行已经不再需要以足值的黄金来作为担保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贸易顺差的国家(特别是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为了防止因为美元增量供给增加而引起的顺差收入(这种收入大部分是美元，其原因就在于美元是世界货币，是国际贸易和结算的主要工具)的贬值，就不得不把作为其出口(实质上是生产)增加而获得的贸易收入再以金融投资的方式返还给美国，借以达到增加美元供给、促使世界宏观模型中的LM曲线右移的目的。考虑到顺差国流向美国的金融与货币资产都是有实际产出的增加作为担保的，所以采取这种方式可以达到让世界实际产品与货币供给同步增加的均衡，且不会带来让人们担忧的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美元的贬值，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这种博弈结果，只要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就总是可以通过来之于顺差国的资本项目的流入来平衡其国际收支，或者控制国际收支赤字的大小。而且，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这种博弈越是不断地重复，美国借助于国际资本流入而进行融资、平衡其经常项目的能力也就越是增强。时至今日，所有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贸易顺差国，几乎都已经成为美国的货币“人质”。
在理解了美国与贸易顺差国家的第二阶段的博弈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之间的发生在第一阶段的博弈就更加容易理解了。正因为美国可以在第二阶段的博弈中获得它所需要的货币资金来平衡其国际收支账户，所以，在第一阶段的博弈中，美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实施贸易入超的策略。美国采取这样的博弈策略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好处：第一，可以增加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维持美国居民高水准的生活水平；第二，可以增加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空间，因为美国可以采取贸易入超策略而无后顾之忧，所以，只要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衰退的迹象，美国政府就可以采取扩张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来加以及时的调控，有扩张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而激发的通货膨胀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贸易入超来加以平衡；第三，可以迫使世界各国不断地增加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而使得美国在与世界各国的贸易竞争与谈判中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美国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根源，即使没有中国，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世界经济仍然会因为美国经济的失衡而失去平衡，因为自从布雷顿体系崩溃后，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是有利于美国维持其一种不均衡的经济体系来过度地占有全世界的资源、商品和货币财富的。所以，今天世界经济的严重失衡状态实际上是因为存在着像美国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的国家而造成的。美国利用这种能力俘获了整个世界，当世界各国在把大量的资源和商品输送到美国去的时候，它们还得共同为维持一个有竞争力的美国货币(当然它同时也是世界货币)而做出不间断的努力。而美国则能借助于这样的世界货币与经济体系，在获取世界资源与商品的同时又获取数量十分可观的“铸币税”，特别是当美国采取货币贬值政策的时候，这种效应会变得更加显著，因为每一次美元贬值都会使得贸易顺差国家的美元资产被迫贬值而蒙受巨大的损失。
3.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尽管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是导致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在分析中国问题之前还是有必要指出，由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长期性，且完全取决于世界经济与货币制度的演进趋向，而由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则具有短期性与非制度性的特征，因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现有世界经济制度的接受者而非领导者，并且，中国目前对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冲击大都是因为其不发达而造成的，一旦中国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工业化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目前这种大规模出口的冲击很有可能会变得烟消云散。
当中国的经济开始高速增长的时候，它至少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第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几乎是无限可以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第二，尽管中国居民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存量资本规模很小，且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地完成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非常落后，所以国民经济具有极为显著的二元结构；第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以人均水平计算的自然资源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第五，由于长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自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因此，中国的企业家资源特别稀缺，企业制度十分落后。
面对以上这些约束，中国在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还正确地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战略。中国借助于对外开放至少获得了以下一些好处：第一，通过参与国际劳动要素密集产业的分工，实现了中国劳动要素及其丰裕的比较优势；第二，通过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大大缓解了中国自然资源紧缺的劣势；第三，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不足和企业家资源高度短缺的问题。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是：
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这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
第二，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的所有制结构(即国有与集体所有)在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冲击下也变得矛盾重重。一方面，具有相对较大的就业创造能力的民营经济部门由于无法得到控制在国家手里的正规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发展迟缓；另一方面，原本就属于资本要素比较密集的国有经济部门则受到来自国家金融系统的各种“补贴”而进一步走向资本要素密集产业发展的道路。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有经济部门失业率趋于上升，全社会就业增长相对缓慢，工资收入因为存在巨大规模的社会失业而难以提高，部分地区甚至还出现了工资率持续下降的趋势，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第三，受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的影响，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
第四，由政府推动的医疗、社会保障与公共教育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过度的市场化与私有化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公共品的短缺与居民为预防各种不测事件的发生、或者能够让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而不断增加的储蓄倾向，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消费的下降，其间接后果则是因为政府大规模地参与具有竞争性的私人消费品的生产而产生在市场中挤出民营企业的后果，而这又会因为控制在政府手中的国有企业倾向于资本要素密集产业的投资而导致就业贡献的下降与内需的下降。
在中国内需、主要是居民私人消费品的需求能力不断地趋于下降(当然是相对意义上的)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便不得不继续推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而且，为了最终出清商品市场，还不得不日甚一日地推行鼓励出口的政策(从1994年的名义汇率大幅贬值直到延续至今的出口退税政策)。于是，投资与出口就成为中国最近1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台发动机。从1981年开始，最终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呈现平缓下降趋势，以最终消费额占名义GDP比重表示的消费率从1981年的67.5％下降到2004年53％；而投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以资本形成总额占名义GDP比重表示的投资率从1981年的32.3％上升到2004年的44.2％。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净出口自1994年人民币贬值以来才保持为正值，其占GDP总额的比重也从未超过4％(1998年净出口占GDP总额的比重最高为3.9％)，但是，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却相当快，继2004年突破1万亿美元后，2005年前11个月就已经达到12822.8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则高达60％，这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中算是很高的一个国家(数据来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毫无疑问，中国目前这种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的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也必然会对世界各国带来乘数效应。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出口，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又会给世界相关国家带来替代效应。至于这两种效应究竟何种为大，则取决于中国净出口额的大小。在1994年以前，中国的净出口额长期为负，所以，在那个时代，世界各国大都赞赏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少有人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取敌视的态度，世界上也很少流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但是，自从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以后，中国的进出口额开始由负值变为正值，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替代效应逐渐变大，而其国际乘数效应则相对变小了，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并且正在迅速地打破着原有的平衡、或者使得原来就已失衡的世界经济变得更加难以恢复均衡了。“中国威胁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际社会迅速地得到传播和扩散。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由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国际乘数效应也是具有两重性的，这是因为，中国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引起的进口既包括技术、装备和中间品，也包括大量的世界稀缺资源，因此，中国的国际乘数效应既能导致世界产出的增加与技术的创新，也会导致稀缺资源的价格上涨。所以，尽管中国自1994年以来的净出口额不算太高，但是由于存在着国际乘数效应的两重性，而且中国的进出口加总以后的贸易依存度又特别高，以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换句话说，不仅是中国的出口，就连中国的部分进口、特别是资源和原材料进口也在影响和冲击着整个世界经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这样的冲击也就越大。
因此，导致近日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原理是，世界有了一个其主权货币(同时也是世界货币)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美国和一个人口众多、从而其劳动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中国。
美国可以利用其世界货币供给者的这种垄断地位，不断地制造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并且利用这两种赤字来显著地改善本国居民的实际经济福利、增加国家的研发和教育投入、吸引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命，来实现其经济的增长、乃至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利用世界各国向美国缴纳的“铸币税”来发动局部战争，以获取外部世界的资源，并强行输出其文化与价值观。
中国则可以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大规模地参与国际低端、劳动要素密集的分工，通过这样的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国内居民的就业机会。在所有中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中国还可以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吸引跨国公司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在满足跨国公司要素套利的同时，增加中国居民的就业和出口。在这样的增长过程中，由于中国存量的过剩劳动实在太多，因此，在短期内我们还看不到中国居民工资率(不过中国稀缺的人力资本的价格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上涨)发生明显的上涨的趋势，但是，中国的就业人数和工资总额则已经有了惊人的增长。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判断和评价中国对外开放的收益时，绝对不能只看工资率是否上涨，重要的是工资总量是否增长了，因为只要中国还存在过剩劳动，那么伴随着开放与经济增长而来的首先增加的肯定不是工资率，而一定是就业总量和工资总量。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当我们把中国与美国的这种增长方式组合到一个世界经济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去以后就会发现，中国的大规模制造导致了模型中IS曲线的右移，而来自美国的大量货币供给则引起了模型中LM曲线的右移，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均衡从表面看是存在的，因为由美国创造的大量货币恰好被中国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所出清，世界并未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在这种总量均衡的后面实际上包含着一系列严重的结构问题，以至于这样的均衡并非是一种稳态。与此相反，整个世界经济正因为美国与中国的结构性失衡而面临着潜在的通货紧缩危机。这是因为，当美国把刻意创造的过剩货币、中国把无法拒绝的过剩商品(其背后则是过剩的劳动)输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而导致一大批既没有货币创造能力、也没有足够技术创造能力、同时又没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国家失去在国际市场中的生存空间，结果当美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世界上则有一大批国家发生了增长衰退的现象，从而使得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通货紧缩危机之冲击的可能性。
最后，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时候，也就是世界宏观经济模型中的、由美国与中国所决定的两条曲线不能对称地移动的时候，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就被启动了，整个世界经济因此而进入真正的失衡状态。
二、中国如何面对全球经济失衡
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概念和原因。其中，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失衡是导致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成因和触发机制。面对这样的局面，世界经济可能重新走向均衡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世界已经被美国所控制，美国借助于它的货币霸权已经把全世界俘获了，而美国自己又是绝对不愿意对现状加以任何改变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太多的“人质”而可以继续妄为。
面对这样一个失衡的世界经济，中国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或者中国又应当如何加以应对呢？根据非对称博弈原理，我们只能去争取所谓的“纳什均衡”，即在认定美国不再可能改变其目前所采取的博弈策略的前提下去寻求中国利益最大化的均衡解。因为只有如此，中国的经济才可持续，世界也才能够容忍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种策略大致可以概述如下：“对内改变增长方式，对外保持稳定汇率”。
中国的崛起必定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但是要使世界经济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冲击，我们就必须采取更多地依靠内需和减少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构建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是简单地提升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就可以做到的，因为这在客观上要受到中国人力资本匮乏和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的约束，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增长方式转型失败的严重后果。
借鉴国际经验、并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我们认为转变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当是在继续工业化的前提下加快城市化的发展。因为只有加快城市化发展才能创造出充足的内需，并导致资源的集约化使用，进而引导中国经济走上主要依靠内需和资源集约化消耗的经济增长道路。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第一，城市化能够显著地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而这对于增加内需是非常有益的；第二，城市居民总是要比农村居民具有更大的消费与交易倾向，因此，城市化发展不仅可以增加国民的消费总额，而且还可以导致居民服务需求的大幅增加，更为重要的是，有相当多的服务本身就属于非贸易品，所以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服务业的发展，困扰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极大的改善；第三，只有当居民被集中到城市的时候，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其消费的规模经济，当政府可以以相对(没有规模经济时)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公共品时，才能有效地挤出居民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过多支付的费用，而广大的城市居民则可以利用这笔被政府挤出的费用去增加对私人消费品的购买，从而导致内需的扩张；第四，当人口在城市规模积聚的时候，还可以实现环境与资源的集约化消费；第五，当中国的人口流动及其在城市的规模积聚更多的是根据市场力量给出的方向而实现的时候，那么中国的东部地区会因为临近国际市场而出现更多的中心城市，而这对于缩小中国开放经济下东西部二元发展的差距又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根据以上的分析，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加快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是有助于中国完成向内源性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赞成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与城市化发展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并且特别不能接受目前还在实施的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至于政府刚刚提出的在中国建设新农村的做法，也应当慎之又慎，因为搞不好就会造成逆城市化发展的可怕后果。总之，只要中国能够坚定不移地走上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行不悖的道路，那么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冲击就会显著地弱化，世界就会容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将变得更大。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中国为什么需要保持汇率稳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世界本位货币的霸权体系，而且，与英镑作为世界本位货币的时代不同，自从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美元已经完全与黄金脱钩，因此美元的供给量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在今天的世界货币体系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汇率，因为世界的汇率水平实际上是操纵在美国的手中。
从这样的货币体系出发，我们可以把汇率决定的过程放到三个不同的层面上来加以讨论：第一，能够真正反映世界经济均衡的、由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汇率；第二，由自由竞争的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反映世界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汇率；第三，由美国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主权均衡汇率”。首先，汇率理论告诉我们，购买力平价与其说是一个货币定价的标准、还不如说是一个进行分析和预测的工具，因为在现实经济中，购买力平价是一个既不可求也不可得的东西，自有世界经济以来，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找到过由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其次，那种由市场供求力量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并不是一种能够保证世界商品和劳务市场出清的均衡汇率，这种所谓的均衡汇率主要是被用来确定外汇风险的价格的，它与世界经济中的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多大的联系，至少没有直接的联系，当然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汇率水平之高低会对各国的实际经济活动产生反馈，从而改变各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和路径。但是，在我们看来，真正决定着世界经济增长轨迹的主要是那种控制在美国手中的“主权均衡汇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美国决定选择强势美元的时候，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得贬值，而不管它们的经济基本面是好还是坏；反之，当美国决定选择弱势美元的时候，不管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是好还是坏，其货币就都得升值。因此，当一个国家在选择其本币的汇率时，与其说它是在与市场力量博弈，还不如说它是在与美国进行博弈，而这就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由于真正的均衡汇率是由美国来决定的，所以中国就不可能制定一个根据购买力平价或者由市场供求力量所决定的均衡汇率来理顺自己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并使得双边或者多边的贸易市场得以出清。相反，中国所应采取的正确的策略则应是一种符合“纳什均衡”之原理的策略，那就是牢牢钉住世界霸权货币美元的策略。采取这样的策略至少有以下好处：第一，从存量角度讲，可以保证中国手中持有的大量国际储备、也就是美元资产不至于受损；第二，从流量的角度来讲，既然中国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还不是一个主导国家，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因此，当中国面对美国进行双边汇率博弈的时候，采取可以搭便车的固定或者钉住汇率制度是比较有利可图的；第三，在钉住美元汇率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中美贸易差额则可以通过贸易谈判或贸易战来加以解决。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汇率谈判所涉及的是全局性的问题，因为汇率调整是一种市场价格的调整，它会对所有的部门与产业产生影响；然而贸易谈判或者贸易战却具有部门与结构性特征。所以，中国若与美国进行汇率谈判，那么美国所需支付的谈判成本就会显著降低，而其通过谈判的收益就会显著地增加。反过来，中国若是迫使美国参与同中国的贸易谈判，那么美国就将为此而支出巨大的谈判与交易成本，而且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收益，这是因为贸易谈判在通常情况下总是按部门或者产业进行的，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可能逐个地按照产品展开贸易谈判。
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中国至少在目前阶段还是一个内需严重不足、仍然需要依赖于出口需求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人民币还应当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低估才是正确的选择。只有到了中国内需得到足够的增长，中国的就业比较充分时，中国才能根据那个时候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合理的汇率水平与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汇率制度。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请所有读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像日本那样放弃贸易战而盲目选择本币汇率升值的国家最后都没有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所以，中国要想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就必须在对内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对外坚持稳定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以便彻底摆脱像日本那样的“经济增长-汇率升值-资产泡沫膨胀-经济衰退”的增长道路，而是应当力争走上“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内需增加-收入增加-人力资本供给增加-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道路，并尽量避免因汇率升值而造成的中国为美国打工、支付高额“铸币税”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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