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他直接主持了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扩大了对外开放。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一）1991年4月，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就着手清理三角债工作。当时企业间连环拖欠货款形成巨额债务链，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所进行的清欠工作主要是清理流动资金，收效不大，甚至出现前清后欠、边清边欠、越欠越多的情况。朱镕基同志通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指出：三角债的主要源头是部门、地方和企业为追求增长速度而盲目上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大，造成对生产企业设备、材料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的大量拖欠。因此，他提出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入手清理三角债、顺次解开债务链的新思路。实践证明，抓住这个源头，收到了投入1元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使经济运转恢复正常。
（二）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同志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朱镕基同志及时察觉并指出了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1992年3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唱反调。朱镕基同志感到有很大压力。不久，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篇发言的录音整理稿，予以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决定将这篇发言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并刊载江泽民同志在发言记录稿上的批示：“朱镕基同志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有内容、有重点、有分析、有办法，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使人很开脑筋，值得一读。”
（三）199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同时也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较猛，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压力增大，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交通运输紧张，产成品库存增加，以及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问题。特别是199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15.1%，3月、4月物价涨幅突破了10%。1992年10月20日和1993年4月1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两次经济情况通报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注意防止经济过热，指出：“当前各种矛盾集中表现为金融形势紧张，究其根源是投资规模过大，问题在于经济结构没有改善，隐患是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993年6月9日，朱镕基同志受李鹏同志委托，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总理办公会议，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严峻形势，研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他经过反复考虑，在会上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应急措施，同时又指示国家计委补充几条行政性措施。会后，国家计委补充了三条意见，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十六条”）初稿，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于6月24日以中央6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对当时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扭转金融和经济紧张形势的关键，是整顿金融秩序。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朱镕基同志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7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就认真贯彻中央6号文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作了具体部署，特别是明确提出对银行系统领导干部“约法三章”的严格要求：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这些措施对扭转货币供应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产生了重大作用。
1993年7月20日至2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的任务，同时提出财税部门干部职工要严格遵守的“约法三章”：第一，严格控制税收减免；第二，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账；第三，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
1993年7月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部门贯彻中央6号文件精神，收回违章拆借资金迅速取得成效，但也出现了银行只收不贷，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生产困难的问题。为摸清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对策，朱镕基同志于7月29日在南京市主持召开有江苏、浙江、安徽省政府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解决三省资金紧张问题。他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解决资金困难要堵邪门，开正路。讲话提出了解决资金紧张的八条措施，并决定中央银行贷给苏、浙、皖三省专业银行50亿元，由它们有重点地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朱镕基同志随后从8月初到11月末，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了八次资金调度会议，研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银根松紧的程度，具体调整贷款规模，解决各地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五）根据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决定从1994年开始加快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针对原有税制税目繁多、征管混乱、企业难以公平竞争的弊端，1994年全面实施了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营业税、消费税为辅的流转税体系，并对所得税进行了归并整合。这一改革为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分税制改革是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难度很大的一项改革。为顺利实施分税制改革，1993年三、四季度，朱镕基同志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地方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广东省在此前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时地方财政留成比例较大，因而对实行分税制有很大顾虑。1993年9月12日至16日，朱镕基同志在广东省就实行分税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座谈，深入交换意见。他在广东调研时指出：“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适当地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力，日子就过不下去，最终全国都要受害，都搞不下去。”“必须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财税改革。”他回到北京后，致信江泽民、李鹏同志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与海南、广东两省负责同志商谈的情况，反映广东省希望中央在税收返还基数年、企业减免税的处理等问题上给予照顾。为减少新体制出台的阻力，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朱镕基同志建议对这些作出让步，并提出了妥善解决的方案。由于这样做既坚持改革的原则，又采取适当让步等灵活办法，从而化解了矛盾，为在全国顺利实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1993年12月3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金融改革作为1994年改革的第一项任务。他指出：“金融改革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把人民银行总行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二是现在专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同时，另行建立政策性银行。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1994年8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改革跨出关键性的一步，并对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的改革进行具体部署。1994年还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朱镕基同志一直关心证券期货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他在肯定证券期货市场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一再强调要防止它脱离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出现过度投机。在1992年8月13日召开的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要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工作，保证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1992年10月，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初步确立了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监管体制。1995年12月19日，朱镕基同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考察时，提出了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
（七）1993年11月，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突然暴涨。当时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粮价暴涨主要是受到群众对通货膨胀心理预期的影响，粮食市场有人乘机炒作，哄抬粮价。粮价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朱镕基同志在12月12日，就调运和抛售粮食以平抑粮价问题一天之内连续三次作出批示。12月18日，朱镕基同志正在安徽省作调查研究，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粮食价格的紧急请示，当即下决心动用国家专储粮，向市场抛售，要求国有粮店挂牌降价，尽快将粮食价格降到合理水平。12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作了全面部署，很快扭转了粮食市场的形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朱镕基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以后，始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和供应，他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上下了很大功夫。《实录》中有多篇文章是围绕这个问题的。1994年5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粮食价格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放而有管、管而不死、购销方便、调度灵活的现代化的粮食市场；不能把放开价格理解为放开不管。1995年2月27日，他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它的灵魂，就是粮食的定价要符合价值规律。”“定购粮的定价原则有三条：一是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要有利于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三是要让城市人民能够承受得了。”实行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后，粮食形势好转，产量连创新高，1996年突破了1万亿斤大关。1997年1月13日，他在《粮食丰收之后怎么办》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价粮，保护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朱镕基同志根据在安徽等地的调查研究，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概括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1998年6月3日，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的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步伐。”直到2000年3月19日关于“粮食保护价必须高于种粮成本”的批语，朱镕基同志仍然强调“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00年5月25日，他在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1995年以后我国粮食连续五年丰收，一些地方出现农民卖粮难、市场粮价下跌、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减少农业投入等新情况、新问题，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关于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强调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
（八）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朱镕基同志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气力。1994年，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这一年11月4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强调深化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搞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995年3月9日，朱镕基同志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辽宁省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中强调，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在产权上做文章，并要纠正企业为把银行债务冲掉而假破产的做法，企业破产拍卖所得要首先用于安置企业职工。1996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到山东省诸城市考察。他在讲话中肯定诸城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精神，同时也强调小型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一卖就灵”。关于“卖企业”问题，朱镕基同志在1997年9月26日，1998年4月25日、6月6日又作了三次批示，精神都是一致的。
（九）1997年11月和200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两次对金融改革和发展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997年11月18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当时金融领域隐患和风险不断积累的突出问题，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对深化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作了全面部署，宣布国有银行和人民银行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布置了清理整顿金融市场的任务。2002年2月5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根本原因是银行体制陈旧，经营机制落后，内部管理松懈。他提出，要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十）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朱镕基同志为国务院总理。新一届政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此前，朱镕基同志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改革力度比较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后组织实施。经过改革，撤销了9个工业部门，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到29个，机关工作人员减少近50%。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与会人员提出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等“五条要求”。并且对与会人员国内考察、出席会议和参加事务性活动提出了“约法三章”。1999年3月5日，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
（十一）1998年上半年，正在蔓延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逐渐加大。中央果断地把宏观调控重点从治理通货膨胀转向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并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相应增加银行贷款，用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1999年3月以后，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消费需求不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通货紧缩的趋势。1999年7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制止经济增长下滑趋势》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重点是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增加社会需求，还要努力扩大出口，积极利用外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改革，确保社会稳定，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1998年到2002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共发行长期国债6600亿元，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了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使水利、交通、通信等建设显著加强，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多渠道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了消费需求，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对此，朱镕基同志在2002年12月25日接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作了全面的总结。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纷纷大幅度贬值，对中国出口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1998年5月以后，中国出口持续负增长，国外舆论普遍预测人民币将大幅度贬值。1998年6月26日，朱镕基同志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无论贬值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们也不能那样做。对别人损害太大，最后也会损害我们自己。”在随后继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几年间，中国一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赢得了亚洲和全球舆论的广泛赞誉。事实也证明，这个决策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和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
（十二）1998年7月至8月，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九江长江大堤溃决。朱镕基同志多次亲临抗洪一线视察并指导防汛工作。8月8日至9日，朱镕基同志到湖北省直接指挥防汛抗洪工作。他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长江抗洪工作的决定精神，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大灾过后，8月28日至9月12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到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湖北、江西、湖南、四川、重庆等省区市考察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提出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三十二字工作思路，并且作出了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决策。1999年8月6日，朱镕基同志到延安等地考察，提出为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要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
（十三）1998年7月，针对走私活动猖獗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深入开展反走私斗争。7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在全国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作了部署，强调要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要深化改革，建立反走私新体制，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建立以海关为主，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联合缉私，对查获的走私案件由海关统一处理的制度。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走私问题，朱镕基同志指出要“着重打击法人走私，特别是要打击那些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党政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是吃‘皇粮’的，绝不能经商办公司”，“各地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都要坚决清理所办公司及其挂靠公司，并限期同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十四）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是朱镕基同志在新一届政府成立时提出的五项改革中的一项。早在1991年，朱镕基同志在东北地区调研时，看到居民住房十分困难，就提出要研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此后，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国家、集体、个人一起拿钱，来解决住房问题。1994年8月4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根据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2日关于房改政策的谈话和上海市在1990年至1991年搞房改的经验，强调了城镇住房商品化和建设“安居工程”等政策。同时，他指出实行住房商品化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要多建普通住宅，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项目。在三年多的改革实践基础上，1998年上半年，朱镕基同志主持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于1998年7月3日下发。《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同时提出，要调整住房投资结构，重点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工程”），加快解决城镇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出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
2002年1月9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研究加强城乡规划管理问题，针对当时在城市建设方面存在的浮夸、铺张和不顾实际情况之风,指出要制止城市建设盲目扩大的势头,城市建设要先规划后建设，“工作重点要放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像修上下水道、解决城市交通等。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重点，不是去盖那些高楼大厦”。2003年2月1日，他到北京市看望工作在一线的公安民警和公交职工时，指出改善城市交通“一定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不要放在发展小汽车上面去”。
（十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锐减，加上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国内产能过剩，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供大于求。这种状况使历史包袱沉重而且经营机制转换又未到位的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大批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上千万职工下岗。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朱镕基同志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大有希望》等讲话中，对当时国有企业面临困难的原因作了全面分析，强调在国家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国内需求的同时，要坚决制止重复建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强调必须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使企业富余人员能够分流；强调办好企业的关键在领导班子，不要由行业主管部门管企业，要通过稽察特派员等制度加强国家对企业的监督。朱镕基同志指出：“整个这一套办法，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搞好国有企业的道路。”1999年7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支持国有企业脱困的三项重大措施，即“债转股”、用国债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企业上市融资。在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和改革目标的同时，朱镕基同志力推打破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的改革，通过改革政府机构以实现政企分开，并在电力、电信、石油石化、航空、军工等系统推动分拆重组，打破这些领域独家垄断的局面，推动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十六）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建设，也是一个具有开拓创新性的重大改革任务。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擅自破产、兼并和下岗职工无人管等问题，1997年1月6日至8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朱镕基同志在到会讲话时指出，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就没法分离和安置富余人员，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搞再就业工程。1998年3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东北地区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进行调研时强调，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一定要保障其基本生活。从1998年开始，为保障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我国逐步建立了“三条保障线”，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1月13日，朱镕基同志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把“两个确保”落到实处，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2000年5月26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座谈会，他在讲话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重点、范围、目标和要求。
（十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历经十多年的曲折历程，其中与美国的谈判最重要也最艰难。朱镕基同志1999年4月访问美国期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直接谈判，充分阐明我方的立场和诚意。1999年11月13日和11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关键时刻，两次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团。《实录》收入了他与巴尔舍夫斯基等人的这两次谈话，生动记录了朱镕基同志亲自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具体情节。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十八）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的问题。2000年3月13日，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安徽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农村实行“费改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根本性政策；为慎重行事，先在安徽省搞试点。农村“费改税”以后，只要是收费都一律不允许。为避免把收费转移到税负上，朱镕基同志提出要下大力气抓精简机构、抓转变干部作风，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
（十九）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战略部署。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朱镕基同志任组长。在2000年1月22日召开的西部地区开发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西部地区大开发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科技教育。力争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已经决定对西部地区实行重点的倾斜政策，在建设资金投入、项目安排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制定了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先后决定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一批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工程项目。
（二十）进一步完善财税改革，是朱镕基同志提出的新一届政府五项改革任务之一。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个人所得税全部划分为地方税，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或地方收入。这种划分方法，不利于制止重复建设和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也不利于中央调剂地区之间财力差距。2001年11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经过反复考虑，并经中央同意，决定企业所得税不再按隶属关系划分，全部和个人所得税合在一起，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中央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支援西部地区开发。这项改革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延伸和完善。
（二十一）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他多次强调“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问题始终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001年，为解决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泛滥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整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国家新闻出版署调整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这三个市场监管部门升格为正部级。同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办市场彻底脱钩。2001年7月13日、7月27日和12月13日，朱镕基同志分别参加这三个部门的干部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强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能，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大举措。
（二十二）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审计和舆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1998年12月15日，他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时的讲话中指出，审计部门要站在国家和法律的立场上，对外公布和报告审计结果，谁干预就处理谁。2002年1月4日，他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后指出，要建立审计公告制度，使审计工作发挥效果，起到威慑作用。为表示对舆论监督的支持，1998年10月7日，他专程到中央电视台，看望了《焦点访谈》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并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001年12月6日，朱镕基同志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各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对不良现象要进行揭露，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才能使人民群众看到信心。
（二十三）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五年总理任期的工作时说：“这五年，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好，但是绝不可以盲目地乐观，然后就浮夸，就折腾。我们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形势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这就是我留给同志们的一句话。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毛病，其他问题上就好办了，就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可收拾的问题。”
《实录》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文风朴实，充分体现了朱镕基同志讲真话，办实事的风格。《实录》的出版，对于了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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