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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米奇尼克的意见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文倩 点击:38954次 时间:2013-02-24 22:56:08
 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认知,有种种思路迥异的表述。不同的认知角度和表述方式,反映着不同的心态和诉求。在这种种表述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处于艰难的转型期。这里的“转型”,粗略说来,有这样两个面向:一从大传统来看,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已历经百年沧桑;二从小传统来看,是走出后极权主义,通往公民社会。三十余年来,人们围绕转型问题,有过不少讨论,参考过许多方案。而在种种方案之中,东欧转型因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而受到较多关注。 
   
  在这样的思想境遇中,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关于转型问题的种种意见,引起中国知识人的关注和共鸣,当是可以理解的。崔卫平编译的亚当·米奇尼克文集,书名为“通往公民社会”,标识出其思考的大致方向。有关思想与实践,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某一历史时刻,这一说法,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将此看作“真理”,则不过是另一种教条。因此,本文写作的目的,是尝试对亚当·米奇尼克的思考,有一个大致的理解。至于是否可行,则并非我所能回答。 
   
  波兰跟中国的一个相似点,是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即使在共产党员中间,已丧失其魅力。但是,意识形态的威力在于,它在少有真诚信仰者的情况下,仍能发挥效力。而且,长期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们,即使早已不相信这一套说辞,但其思维方式,仍受其制约。意识形态的幽灵,笼罩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共产主义作为一套意识形态,有其迷人的外装,它承诺一个童话般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人平等而自由。为实现这种绝对的平等,人民必须让渡出很大权力,让党来打击自私的资产者,进行资源再分配。但权力的过度集中,不仅没实现早先承诺的平等,反而走向极权主义。而在极权主义秩序中,人们只能按伟大领袖的教导,甘当小学生。亚当·米奇尼克就此写道:“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一个教师而社会是学校里的学生,而有时候它就转变为一座监狱和一个军营。”但与此“相反,在一个公民社会,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者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国家,人民被当作毫无自由意志的未成年人或奴隶。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毫无责任感。而“一种剥夺了责任感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制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即可理解,为什么六十余年来,无论在哪个领域,中国人都鲜有创造性的成就。 
   
  党的领袖维持权力的一个手段,是不断制造敌人,将反对者逐出“人民”的队伍。共产主义的维系,必定基于某种隔离制度。正如亚当·米奇尼克所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特殊形式的种族隔离之上的一种制度。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因为有色人种而存在着歧视。在共产主义制度之内,歧视是因为政治观点、宗教和党派所属所造成。”在共产中国,政治异见者、宗教徒和一些其他党派的人,不仅被隔离在“人民”之外、遭受制度性歧视,甚至遭肉体消灭者,亦有数十万之众。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任何自主性。 
   
  极权主义的逻辑,以严密而高强度的社会控制为其特征,以种种不同方式运动群众,是其基本的统治方式。极权主义统治的方式,在根本上是不能持久的。群众被当作傻子,但总有不满或觉醒的一天。一旦到这一天,之前那种严酷的统治方式,就不得不有所调整。文革之后,中国社会有限觉醒,因此而步入后极权时代。参照亚当·米奇尼克的分析,他说:“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但在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强大的权力不让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官方有意将民众视线引向金钱。私人生活领域的相对进步,和公共领域的极度萎缩和封闭,成为后极权中国的鲜明标识。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的心灵极度扭曲,道德感极度败坏。亚当·米奇尼克说:“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要求对于道德的一种有意识呼吁,以及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照此说来,就个人而言,反对后极权制度的有效方式,是在重建社会的行动中,成长为一个公民。从一个市民或农民,成为一个公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的内容,则包括话语,行为方式等。更进一步,成为一个公民,也就意味着一个自由人的责任和担当;因为公民社会的诞生,一定是理性抗争的结果。 
   
  从社会-政治制度的角度讲,公民社会的诞生,意味着议会民主制度的确立。而在经济领域,则是建成健全的市场经济。但无论哪一方面,都面临着激烈的反对。亚当·米奇尼克在《灰色是美丽的》(1996)一文中指出,反对的力量来自两方面: 
   
  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有着强劲的对手。我们可以用“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象征性的词来为之命名。对保守派来说,民主的秩序是传统的负面——是由贪得无厌的虚无主义所导致的基督教精神的溃退:是相对主义战胜了经过考验的和绝对的价值世界。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产生永久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制度,并富有伪装性。保守派视人为野兽般的存在,不可能由理性的呼唤所支配。只有强有力的制度才能将其约束。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视人为善良的存在,是非人道的社会条件将其憋为动物般的举止。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上的自由运作,反对建立在财富和金钱的统治之上的自由秩序。 
   
  保守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主义解放了人内在动物性的贪婪,而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呼唤一种动物性的挑衅,于是就建立起了两种宏伟的乌托邦:一种是回溯性的,一种是展望性的;保守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和谐上面,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平等的社会和谐上面。 
   
  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进步有限。与亚当·米奇尼克所言相似,在此期间,种种保守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正如郑永年所言:“中共一方面拒绝进口一些现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产品,如民主和法治,另一方面反讽性地回归中国传统,即儒家、法家的大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党的领导人试图从中找到困扰着党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此维持党对权力的掌控。近年来,提倡回归美德和道德价值,已经成为领导人复兴党的最重要方法。包括江泽民执政后期,渐渐把重心从法治转向德治。也是从2000年起至今,中共掀起了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不言而喻,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掌权力的合法性,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求助于传统价值。” 
   
  上述说法,跟亚当·米奇尼克的分析,相当接近。亚当·米奇尼克说的“保守派”和“社会主义”,则对应于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大传统方面,“国学热”及各项“盛世修典”的巨大工程,以及官方宣传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类的修辞,极具迷惑性;一些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亦迫不及待地加入这一“声浪”之中。在小传统方面,“国进民退”已成事实,更有“新左派”为其提供正当性辩护。陈子明指出:“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 
   
  将社会变革诉诸于传统价值,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幻想。中国政治的大传统,从制度层面讲,早在一百年前已经崩溃。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因其显而易见的反人类特征,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东西。理查德·皮普斯(Richard Pipes)分析说:“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达成一片的缘故。” 
   
  针对上述分析,对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而言,明智的选择,是彻底抛弃它。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面对历史真相。亚当·米奇尼克告诫说:“现在还在对历史撒谎的人是可悲的。他们的谎言将以同样的方法再次纠缠他们自身,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和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从这一角度看,虽然公民社会的建设指向未来,但一定以对历史真相的充分认知为条件。 
   
  作为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强调抗争者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充当权势者的策士,他就此说:“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对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这样一套方案必须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在他看来,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选择:“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 
   
  从下往上看,这一看待问题的视角,表明亚当·米奇尼克们最为关切的,始终是公民社会自身的成长。这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以给高级领导人讲课为荣的心态,截然不同。从公民社会着眼,意味着一种更为深长的视角,而不在于个人一时一地的荣耀或得失。亚当·米奇尼克坚持知识分子独立言说的立场,意味着既不屈从于权力,亦不去讨好民众;针对后一种“诱惑”,他这样反思道:“道德很容易转变成一种狂热和变成一种手段,凭借它虽能达到目的却并非高贵。”“群众语言是一种民粹主义话语的语言。”于此可见,警惕因道德狂热和民粹话语而丧失独立性,亚当·米奇尼克相当自觉。而在《革命散记》(1990)一文中,他对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有这样的批判: 
   
  民族主义是地方主义、个别主义的结合,是盲目仇外和不宽容异己的根源。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方法,用于自我辩护:一种途径,以逃避某种责任感的窒息,即感到要为多年的卑怯及所有的侮辱与羞耻负责。 
   
  民族主义总是导向自我中心和自我欺骗。所谓自我中心,在于它可以让一个人无视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漠然对待他人的价值观和理解方式。所谓自我欺骗,在于它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和保留那些创痛的记忆,却无视同时也被伤害的其他人。 
   
  在亚当·米奇尼克,民族主义不仅意味着盲目仇恨和封闭,更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不负责任。这与建设一个自由、开放、负责和有创造力的公民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想想中国的情况,过剩的民族主义激情,其所带给民众的,无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虚脱,而鲜有机会转化为正能量。着手重建社会,充实社会的力量,是摆脱恶性民族主义的基本途径。 
   
  建设公民社会,亦意味着自由公民自身的成长。人们在行动中,学习与他人交流、合作,学会独立思考。而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不仅意味着理智上的成熟,甚至在情感上,亦应有能力摆脱他人意志的操控,哪怕对方是以和蔼可亲的方式。亚当·米奇尼克本人,就曾投票反对瓦文萨,他为此解释道:“什么叫做个人魅力?魅力是一种控制人的情感的能力。在情感上的从属以及对于领袖特殊能力、天赋的认同,在领袖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关系。普通人对领袖的盲信导致了他的顺从。在普通人看来,领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最好。领袖的权力是无节制、无规定的,他个人的条件与能力不再重要,法律也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有魅力的领袖随意作出的决定。”由此可见,在亚当·米奇尼克,屈从于领袖的权威或魅力,哪怕他是瓦文萨,亦无异于纵容独裁。想想中国的情况,人们曾对独裁者的狂热崇拜,最终证明不过是愚忠。 
   
  拒绝这种魅力,意味着特别的困难。正如托马斯·麦克里在《诺克斯传》一书中所写:“事实上,极少有人能够完全抵制位高权重者放下架子、亲切随和的姿态所产生的良好印象。在那样的场合下,我们的理智和判断力所做出的冷峻质疑,往往会被我们的情感责备为缺乏爱心的表现。”不过即使如此,亚当·米奇尼克的选择仍然是,硬心肠地站在理智一边。 
   
  就普通人而言,亚当·米奇尼克在这一点上的做法和强调,值得深思。独立人格的养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人类逃避自由的倾向,是如此之强烈。而在现代社会,因为美德的丧失,“有魅力”成了一门基本的化妆术。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写道:“因为魅力是现代特有的性质,那些缺乏或假冒美德的人常常靠魅力而在独特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境遇中蒙混过关。加缪曾把魅力界定为那种在任何问题被提出之前就已得到肯定回答的才能。”而克服这种迷人的诱惑,要求我们在面对公众人物时,多想想其人其言其行是否经得起推敲,这是成就独立人格的必要素养。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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