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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辞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川大哲学网 点击:18217次 时间:2013-07-27 12:49:39
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颁奖辞
 
李学勤先生不仅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也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学术组织者。
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古文字学家之一,李学勤先生在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研究与简帛研究这四个分支学科里均有重要建树。他参与了殷墟发掘的甲骨文的缀合、整理工作,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提出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并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他还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在甲骨学研究的种属、形制、整治及文字识读等方面多有创获。他于1959年在《文物》杂志上连载的《战国题铭概述》一文打破了战国金文、石刻、陶文、封泥、玺印、钱币、简帛等专门研究的界限,将战国文字划分为秦、齐、燕、三晋两周和楚五系,进行综合考察,从而促使战国文字研究成为古文字学的独立分支学科,堪称中国战国文字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李先生自1974年以后关注于战国文字与简帛研究,利用长沙马王堆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出土文物资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后来他又投身于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简等战国简的研究。在对大量简帛实物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了战国文字学的学科发展。
李先生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是与他重视考古学分不开的。他意识到,“古文字学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学为基础”,“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的联系是最明显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李先生是从考古学开始他的学术生涯。他运用考古学的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方法来判断古文字材料的性质和年代等问题,可谓驾轻就熟。
李先生在考古学上的造诣得益于他有机缘在海内外许多地方近距离实地考察出土文物。他根据历年来众多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作了大量考察;他还提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区域性的研究,并提出了“文化圈”的设想。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态,李先生还主张将中国古代文明当作人类整体文明的一个部分来与世界各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倡导比较考古学和比较文明史的研究。李先生在考古学上的成就还表现在他具有一种世界眼光,善于对中外考古学进行比较研究。基于这种博大的世界眼光,他把比较考古学的范围划分为由近及远的五个层次,从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扩展为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各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
为此,李先生身体力行,出版了《比较考古学随笔》等论著,并主持翻译了《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把世界考古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所有这些学术努力,均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论视野。
在李先生的学术版图里,与汉语古文字研究、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古典文献学研究。他赞同饶宗颐先生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拓展为包括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的“三重证据法”。同时强调“研究古文字一定不能放弃文献方面的功夫”。在古典文献专书整理与研究方面,他早年参加过方以智《东西均》的审校加注工作,后来写过《周易经传溯源》的专著。
李先生对一些先秦典籍的文献学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如孔子与《易》及《春秋》的关系,《老子》的年代、《管子·心术》等篇的学派属性、《鹖冠子》真伪等。李先生研究古典文献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有出土文献的参照,1986年,他根据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比较,概括出古书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的十种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是精到的。
李先生对先秦史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早年研究过殷商的地理问题,后来集中在文明问题上,其中《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表明,他把考古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看作是广义的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重建已被湮没遗忘的古代历史”,因此,他关心的问题是“怎样将考古学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知识结合起来”。这部著作在再版过程中不断增补新材料,在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时,补充了“跨世纪的进展”,把对新材料的补充拓展到2007年。由此可见,李先生是一位极其注重新材料的先秦史专家。由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虽然是集体成果,但他“从总体构架方面,贡献了指导性的意见”。
他还利用金文以及甲骨材料,对于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土地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讨论。此外,李先生还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对许多早期玉器上的刻划符号、图案及作用进行了探讨。他还对各地出土的牙璋作了比较研究,对良诸文化所出土的玉器、安徽含山凌家滩所出土的玉龟玉版等玉器材料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
李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至文革期间,对青铜器著录与出土材料进行整理,提出青铜器研究不能过分偏重铭文,还要考察形制、纹饰、功能、组合、工艺技术等问题,特别是纹饰,堪称青铜器的“语言”。针对上述课题,李先生就国内外所见中国古代青铜器发表了大量卓有见识的论文。
李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正本清源的学术思考还表现在学术史的研究领域,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由于这个提法是直接对晚清至现代“疑古”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所以它产生的影响也很大。李先生一方面认为“晚清以来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另一方面认为:“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李先生既肯定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提出层累的造成古史观,有三点进步作用,即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的传统观点,对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重新审查,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大扫荡,有利于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同时,又批评“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如胡适就曾经说过‘东周以上无史’”。我们认为,李先生对晚清至现代“疑古”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意义重大,他不仅通过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来为很多古书的“冤假错案”平反,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走出疑古时代”来重写更为可靠的中国学术史。
李先生逸出传统的“先秦史”概念主持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项目,是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争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项工程带有“政府行为”的意味,但其追求的总目标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李先生是该工程首席科学家,参与这项工程的专家多达200余位。这项重大工程是多学科交叉的结果,牵涉到前此的历史研究很少联系的天文学、天体力学、核物理与化学(测年技术)等。李先生在领导这项工程中所形成的个人著作如《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和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李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中国文明起源预研究”等科研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走出疑古时代”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的学术重建。而由此开创的集合众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跨学科、全时空综合研究的方法,也必将对人类古文明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学勤先生延续六十年的学术写作在社会动荡的过去和文风不古的今天捍卫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尊严,他的堪称伟大的学术业绩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全世界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二十人学术评议委员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八日
注:颁奖辞为首届汉语人文学术终身成就奖二十人学术评议委员会主席张隆溪先生颁奖典礼致辞,致辞略去了文中引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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