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施雨华 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陈嘉映，1952年上海出生，6岁迁居北京，16岁插队内蒙。1977年高考恢复，就读北大西语系，不久考上研究生，在北大攻读西方哲学。1984年赴美，1991年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和欧洲作。1993年回到国内，1994年执教北大。2002年转至华东师范大学。翻译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语言哲学》，《无法还原的象》等。
　　陈嘉映是个复杂的人。这复杂中有许多隐而未发，有许多欲言又止，有许多深思熟虑。让你觉得，即使知道了种种信息，他还是“无法还原的”。
　　你把他看作一个哲学家。的确，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沧桑，非常冷静，非常认真，总之非常哲学家。然而一见面，他却穿着T恤衫，趿着凉拖鞋，一点都“不正经”，更喜欢回答“好玩的”问题。表扬我们的摄影记者“谢谢你啊，我们坐着闲聊，只有你在工作。”
　　他开车的样子非常随意，将小臂放在方向盘上打方向。一天抽十几支烟，饭桌上从不将烟平行吐出，而是朝天吐出。酒量是非常大的，两个朋友和他喝三次酒，分别醉一次，他却毫无醉意。还有两个朋友在北大旁听他的课，都听了有一年以上。这是两个生意人，一个在法国有生意，一个在山东有生意。
　　基本不看电视。有意控制跟外界的交往。要不加控制的话，可以天天在外头吃饭。学生、同事、社会上交往、其他的朋友，这个清单是长长的。要是在北京每天见一个朋友，一年365天不一定见得完。
　　喜欢旅行，最羡慕老在旅行的人，甚至考虑过做导游，自己能说那么两三种外语，可以带个外国客人的小团。
　　侦探小说也是一个爱好。书架上有一套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是从小读惯的。觉得《尼罗河上的惨案》那部电影是经典之作，“非常好非常好”，看了至少有3遍。
　　“生活上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呢？要倒退10年还有点，现在实在是……生活非常之单调。”
　　“毛主席派来的人”
　　在内蒙突泉，割地已经是10月份了。大北方10月份天很短，割地虽然非常累，但工作时间不是特别长。陈嘉映白天带本书，只要一歇气儿就翻。“那个时候我们那儿农民干活也不是热火朝天的，只要是队长不在，他们老歇气儿。”至于晚上，年轻人睡得特别少，所以总还是有时间读书。
　　这是1968年，有时候，16岁的陈嘉映也发会儿呆，想想自己怎么来这个地方的。
　　大多数人都要下乡，这是大势所趋。突泉县的人来学校动员报名时，陈嘉映觉得，去内蒙比在北京好多了。“他们跟我们说，那个地方平均每人有40亩地，养马，养牛。那多好呵。”没怎么琢磨，马上报了名。
　　“一看我要去，两个哥哥一起报名都去了。”对陈嘉映来说，这不是一个两难选择，“我就特想去插队。在城里溜达两年多了，就想做点实际的事，锻炼自己，甚至改造自己。”
　　刚去农村的时候，跟老乡干活，有意识“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意识有了，活干得挺欢，手底下却还是笨，人家农民割了一垄地，自己只动了四分之一，磨破手皮还得戴上手套。再教育？农民告诉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你想着自己是去受教育的，然后你一去农民完全把你看作毛主席派来的人，把你当城里人，城里的大学生，就是这么一回事。紧接着，那些跟你熟的农民，就跟你讲农村这几年的景况多么恶劣，干部多么坏，农民本身多么坏。”
　　旧书店里对暗号
　　身在农村，“天下”抱负不曾忘。那些年感觉现实不堪忍受，感觉变化将至，怀抱理想主义，“眼睛看着民族和共同体未来”的年轻人里当然有陈嘉映，而读书是实现抱负的必要条件。
　　哥哥嘉曜是陈嘉映哲学兴趣的激发者，在周围人中间，他是无人望其项背的“理论家”。他周围很快聚集起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陈嘉映就是这时候对思考所藉的概念本身发生兴趣的。那时候他的计划是把天下的知识都学到手里。
　　除了红色经典，翻译过来的书基本上也都能读到，包括一些内部参考材料。一个是因为家长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干部，家里都有一些书。还有就是“拜访大儒”。“比如，我在这个村住，你在那个村住，是那边的‘大儒’，我们就要来拜访，主要任务当然是把你的书箱打开，写个单子把你的书背走。下次你到我这儿来，写个单子把我的书背走。慢慢就有了一个网络，远的不说，附近几个公社，有哪些读书人基本上都知道了。”
　　当时旧书店是一个结识人的地方。“你想，年轻人去旧书店的一共就那么三五个人。”两个人在旧书店碰上了，一聊起来就是罗素、杜威什么的，只要名字提出来，不用再说内容，那就是对上暗号了。这些名字像神秘符码一样，属于那个年代的稀有精神资产。
　　陈嘉映用半年时间自学了4册德文教材。教材学完就搬出歌德、席勒的原著来读。“每行查好几个单词，一句话琢磨好久。”几个月后，勉勉强强能够阅读原著了。
　　真正有点把哲学作志业的意思，是在插队结束和北大读书之间。主要归功于阅读现代哲学。那时北京图书馆外文阅览室没有人去借书，永远是空空荡荡的。尼采等人的中译本还是禁书，外文原版却可以外借。陈嘉映对弗洛伊德的《释梦》着了迷，每天早上醒过来就回想夜里的梦，试着解释一番，再去打听别人的梦。
　　那时西方现代哲学还很少流传，零零星星读了一些，起先并不十分在意。读多了，慢慢觉得现代哲学，比较能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学得比较贴切。初读哲学六七年之后，陈嘉映开始觉得“我的哲学思考上了正道”。
　　结缘海德格尔
　　1977年，陈嘉映待业在家，正打算接受招工安排，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这时传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他为高考做了认真准备，因为觉得大学是“比印刷厂更好的混日子的所在”。报的是北大的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笔试考了第一，面试却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整话。幸亏有位老师力主“收留”：这个考生在农村吭吭哧哧自学，笔试考成那样怪不容易的。
　　进北大没几个星期，报考研究生恢复了。研究生每月有三十几元收入，出于不宜再寄生父母的考虑，陈嘉映参加了考试。笔试顺利通过，面试却被“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策略》中关于矛盾、实践之类的论述”给打懵了。这时有位老师说：学习西方哲学，外语极端重要，这个考生德文几乎满分，还会俄文和英文，弃之可惜。
　　入学不久，陈嘉映投入熊伟门下。熊伟，正是那个觉得他“弃之可惜”的老师。在他的指点下，陈嘉映开始攻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熊伟告诉他，“这书你会不会喜欢我说不定，但可以保证你读完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
　　北大读书期间，陈嘉映一半在用功，一半在玩乐。研究生3年，听课不超过10堂，多数老师只在考试那天见到过他。这期间，学校给研究生提供了一笔访导师、找材料的经费，结果，这笔钱陈嘉映拿来作旅游经费，在大江南北好好转了一圈。
　　毕业分配陈嘉映留在了北大。第一件事情，是到西安参加一个外国哲学会议。会议了无生趣，好在结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结果搞成“小会为主，大会为辅”的格局。回北京的火车上，大家开始商量怎么“可持续性交流”。这些人中只有陈嘉映在颐和园北面的黑山沪有个二十多平米的独立小窝，自然而然成了大家谈玄论道的地方。1981年到1983年，大约每个月聚会一次。这是陈嘉映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朋友带朋友，一拨接一拨。一时间才俊满堂，甚至让人觉得“懂哲学的都在黑山沪了”。
　　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空谈之余，也想做点“着形迹的事儿”。大家商量着组织翻译一套西方现代哲学名著，商量着每人写一部专著。想做事就要有人出头，这人就是甘阳。甘阳对人，对书，对思潮，都有一流的直觉。在他主持下，后来“文化：中国与世界”横空出世，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蜚声海内外，陈嘉映翻译的《存在与时间》成为其中的一部重要译著。
　　1983年，陈嘉映的命运改变了轨迹。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导师熊伟结识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科克尔曼斯，一个“特别特别热爱海德格尔”的重要专家。熊伟告诉他，中国有一个叫陈嘉映的年轻人在翻译《存在与时间》，科克尔曼斯“高兴得不得了”，当场提出，希望陈嘉映到美国去跟他读书。
　　就这样，带着满脑子对于自由民主的想象，陈嘉映到了美国。意外的是，在美国受到的第一个刺激正来自美国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诋毁”。
　　学校聚集了众多反叛美国制度的学生，跟你说美国怎么怎么糟糕，中国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有希望。于是彼此经常倒过来，互相列举大量的事实，为对方的国家制度辩护。争论的结果是双方面的。“肯定是他们被我改变了一些，我也被他们改变了一些。”
　　陈嘉映大学时迷上过桥牌，读牌谱、做专项练习，自撰叫牌体系，打算成为专业棋手。刚到美国的时候还玩，和一个朋友搭档打过大学第一名。后来知道宾大有个桥牌俱乐部，就跑去看，一看基本都是老年人，以老太太为主。马上就戒掉了。
　　呆了好多年经历很多事，离开美国的时候，陈嘉映才觉出这些年的潜移默化——因为亲身的经历，对另外一种历史、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比较具体而细微的体会。
　　归来之后
　　回到北京已经是1993年了，带了将近1万美元回来。当时正是美元比值极高的时候，黑市上1美元能换十一二元人民币，同时也是利率极高的时候。陈嘉映一算，把这钱存银行里头，就是10来万人民币，一年不就有个1万了？一个月就有800。我有房子住，我还用工作？
　　哥哥嘉曜人在国外，在北京空着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陈嘉映住进去，开始“一种极为美好的生活”。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影碟，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书架。门一关，从早到晚工作。楼下是外院，就在外院食堂吃饭，什么人都不认得，跟卖菜的用手指一下这个那个。不用说话，一天24小时不用说一句话。就这么过，觉得特幸福。
　　这幸福没有想象中那么扎实。
　　先是钱被一个哥们骗走了一半，加上一系列花销，转眼就没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你应该去工作。朋友王炜当时在北大外哲所，一直非常想让陈嘉映回北大。陈嘉映后来就去北大看了看，一去发现北大把自己除名了。据说1980年代末什么时候，教育部曾经下过一个文件，说留学生出国几年未归的先除名，回来重新办，就除名了。刚除了没几个月又下来一个文件，不除了，就挂着。陈嘉映前后脚出国的，全都没除名，单单把他给除名了。
　　费了一点周折，王炜帮忙办了所有手续。过了一年多，陈嘉映就回到了北大。“告诉我什么时候上课，我就到教室去上课。北大几乎所有的教学人员都不认识，直到现在也不认识。”
　　现在？现在陈嘉映已经离开北大来到上海好几年了。这里，更清静些。
　　一个人还活着，就谈不上幸福
　　人物周刊：一个哲学家为什么要做哲学研究？
　　陈嘉映：我相信，一个哲学家之所以对哲学、对概念逻辑感兴趣，是因为有一个根一直连在他要解决的问题上，把它叫作生活态度的问题也好，灵魂的问题也好，随你。这是一件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做哲学就是仍然努力地保护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心灵之间的联系。说到底，还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嘛，就是人应当怎么生活。
　　人物周刊：中国人所说的哲学和西方人所说的有没有什么差异？
　　陈嘉映：我觉得中国的青年对哲学的理解流于浪漫主义。西方主要是从科学方面展开的，中国主要是跟诗连在一起。他们理解的哲学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中国青年主要从诗的角度切入哲学。逻辑的和概念的东西是有生命的。我就怕学生单走禅的那路，太轻易地“得道”了。中国好哲学的人是最容易上这个路的。
　　人物周刊：哲学家应该怎么承担社会责任？
　　陈嘉映：我觉得哲学家在读书人意义上的责任感之外，不特别需要有其他责任感。读书人的社会责任就是，天然应该关心公众的事情，思考社会的问题作为对社会的酬劳。观念批评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在80年代非常明显。现在社会责任感被理解为相当狭隘的、固定模式的，好像不断对流行的事情发表见解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把承担社会责任简化为——关心生态是社会关怀，关心别的，比如关心维特根斯坦就不是社会关怀。
　　人物周刊：看不看新闻？怎么了解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陈嘉映：很少主动去了解新闻，尽管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呆着，几乎不可能完全信息封闭。我看过一位作家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事儿。他在西伯利亚流放，那个地方很闭塞。一次他在刮胡子的时候拿着一张报纸，不经意间看到报纸上有一则讣告，是他的一个老朋友死了。再一看，那报纸是两三年前的。然后他就做了一个comment，他说当时突然意识到，我们平时那么地渴望信息，其实这些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为什么每天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我有时候也这么想，其实更多的是习惯而不是需要。
　　人物周刊：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一生命运坎坷，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我想到他的悲观主义，想到他精神上和道义上遭受的强烈痛苦，想到他无情地驱使自己的心智，想到他需要爱而他的苛刻生硬又排斥了爱，我总以为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而维特根斯坦在临死时却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其美好的一生！”怎么理解这种美好，或者幸福？您幸福吗？
　　陈嘉映：吕底亚王问过梭伦幸福问题。梭伦的回答是，对活着的人，没法用幸福这个词。不知道维特根斯坦是读过梭伦还是碰巧这么说的。
　　梭伦的说法，像希腊人喜欢的那样，说得比较外在。意思是说，在你死之前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你头上。我完全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真是谈不上有什么幸福。也许，一个有德的人——能够生活在自己所信仰的生活里面的人，是幸福的。
　　人物周刊：但维特根斯坦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幸福不是你说的那种“有德的幸福”。
　　陈嘉映：我觉得他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做了你那一份儿。“你生活过来，就像你应该生活过来那样。”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你总是觉得你那么地没有做到你应当做的。这是那么明显。但我能想象，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也许真的敢对自己那么说：反正，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维特根斯坦做了他应该做的，他能够做的。但是我不觉得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敢说这话。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是“向死而生”。人在向死而生的时候总是有所亏欠的。 （图/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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