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三圣：老子、墨子和孔子，是开创了中华文明真、善、美三个方面最初精神境界的伟人。

　　老子是中国第一个把真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正是因此，尽管他只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然而中华民族历史号称五千年，却惟一只在老子的著作中具有关于真理的最完备的表述。只有他能说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样可为真假判断做出第一奠基的箴言。也只有他，敢于大胆地劝诫人们，包括一切统治者，“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令人非常遗憾，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说真话、讲真理的人全都已死绝，后来的中国人甚至连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正是因此，中国历史上，直到今天，歌功颂德、自吹自擂的无耻之声不绝于耳，专事吹捧的人们有福了。汉代之后的儒家文人能把好话说尽，而专制统治者则能把坏事做绝，惟独苦了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没有真理的世界即是如此。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把善（实用的）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正是因此，中国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惟一只有在【墨经】之中可以找到关于逻辑的论述。逻辑是什么？逻辑是人类讲理的工具，只有讲理的人才需要有逻辑；不讲理，动辄使用暴力和诅咒来对待他人的人是根本不需要有逻辑的。不仅如此，希望做好实事的人，比如工匠，也同样需要有逻辑，因为逻辑实际上也反映了物质世界、生命世界的规律。中国过去的儒家文人，既不需要讲理，也不需要做实事，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有逻辑，当然也根本不会去研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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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把美（好听的）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说美好的话也是需要的，因为这反映了人类的理想和愿望。“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同”之世“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梦想等等，的确非常诱人。可惜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缺乏真实性，几乎是人们永远的愿望，或伪君子用来作自我表白的幌子。可是孔子的确有他真正的价值，他的真价值在于，他为中华民族的家庭奠定了“亲亲尊尊”的私德。“孝悌忠恕”中的“孝”、“悌”二字，事实上构成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几乎惟一的生存价值或生命意义。朱熹赞美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把孔子比作阳光，较真起来，这不恰当。阳光应是真理，用阳光来比喻老子或墨子还有点影子，但这二位实际上却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应有的作用，虽然这不怪他们本人，是后来的“独尊儒术”遮蔽了他们。我倒觉得把“夜”字改成“冬”字比较恰当。孔子的“孝为仁之本”的确在中国人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整个极权专制的社会中，到处充满着暴力、诈骗、谎言，世道冷酷，然而家庭中的“孝悌”所赋予中国人的亲情，却给予了中国人“相嘘以湿，相濡以沫。”的最后一点温暖。在漫长的中国中世纪中，中国人活一辈子，也不就只指望这一点点亲情的温暖吗？那种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赏心乐事”，真有那么“乐”吗？“洞房花烛夜”是人生的历程，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人类的精神追求，“金榜题名时”呢？“金榜题名”为谁题名？题的什么名？这样的“名”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有什么“真理”的价值？不过是做他人的鹰犬罢了。可怜的中国人，明明被极权统治者耍了，他还自以为“乐”哩。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然而，就是这样一点可怜的乐趣，让中国人度过了两千多年。这明明是极其寒冷的“严冬”，而中国人正是靠了孔夫子所主张的“孝悌”的亲情给他们带来了一点点温暖，一点点生命的意义。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得感谢孔夫子，尊他为伟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冬。”可惜，汉代以后的孔子的自命的继承人，汉儒、宋、明儒等等，他们把中国人的另外两项重大的生命意义给遮蔽了，这就是把老子所主张的真理（常道）的光明和墨子所主张的善（实）用的逻辑的价值给消灭了。

　　关于中国的三圣他们各自的价值，我的归纳如下：

　　老子是真圣，是真话真说的圣人，他的常道（真理）的思想，本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光明，还可以促使我们去发现更大的哲学、科学的光明。

　　墨子是善圣，是实话实说的圣人，他的重实践的逻辑理论思想，本来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惬意，还可以促使我们去发明更多科学、技术的价值。

　　孔子是美圣，是好话好说的圣人，他的重情感的仁爱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家庭内在亲情的温暖，也本可以促使我们去创造更丰富的艺术的温馨。

　　非常遗憾，汉代的“独尊儒术”之后，老子、墨子二圣归天，也即真圣、善圣二者趋于寂灭，独留美圣在人间，孤独的美圣事实上也不过是一具木偶，丧失了一切作为“圣”的生气。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指出，不真，不善，不美。缺乏真假判断和善恶判断的前提，美丑判断将一定会出现伪判断。正是因此，汉代的儒家变成了伪神学家，他们不能不借“天”来说话：“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宋、明代的儒家变成了伪哲学家，他们不能不借“理”来说话，而且“礼即理”，或“性即理”、“心即理”。失去了老子的宇宙的“真”理，只有孔子的梦想的“仁义”，何来“理”？所以他们只能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僭称为“天理”。汉代之后的两千多年，完全可称为伪学的时代。这就是中国丧失了老子“真”圣和墨子“善”圣，而只惟一留下孔子“美”圣的必然的历史结局。

　　老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正的人，墨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实的人，孔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诚的人。一个人如果能同时做这三种人，他将绝对是一个成功的人。

　　可惜在中国，老子的真，墨子的善，在汉代之后尽皆丧失，惟独孔子的美，也只能变成伪美。这很容易理解，做不成真正的人、真实的人，必然也做不成真诚的人。

　　谁想做真诚的人，谁必死无疑。君不见历代有多少冤死的忠臣？即使近代，又有多少“真诚的人”中了“阳谋”，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

　　剩下的就只有，或者伪真诚，或者索性只干活吃饭做哑巴，做莫谈国事的“良民”。

　　说到底，我赞美三位圣人，但坚决反对“独尊儒术”，坚决否定汉代以后所有的打着儒学招牌的伪学家们的伪学，无论他是董仲舒，朱熹，还是王阳明。后面，我将具体来分析这些伪学之所以“伪”的根源。

（待续）

2006,1,21.